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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周恩來總理一生有驚人「六無」(組圖)

博客文章

揭周恩來總理一生有驚人「六無」(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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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周恩來總理一生有驚人「六無」(組圖)

2020年11月27日 17:31

1912年,在瀋陽東關模範學校讀書時的周恩來(資料圖)

一、死不留灰中國歷史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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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後不留骨灰的人。當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雲變幻的日子。19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會結束後,鄧穎超就把家屬召集到一起,說總理在十幾年前就與她約定死後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當晚,鄧穎超找來總理生前黨小組的幾個成員幫忙,一架農用飛機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飛,飛臨天津,這個總理少年時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著渤海灣飛臨黃河入海口,將那一捧銀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許就是這一撒,總理的魂魄就永遠充滿人間,貫通天地。

1914年,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時的周恩來(資料圖)

揭秘周恩來「無墓無碑」所為何?

沒有灰,當然也談不上埋灰之處,也就沒有碑和墓,欲哭無淚,欲祭無碑,魂兮何在,無限相思寄何處?於是人們難免生出一絲絲的猜測,有的說是總理英明;有的說是總理節儉,不願為自己的身後事再破費國家錢財。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個乾淨:生時鞠躬盡瘁,死後不留麻煩。他是一個只講奉獻,獻完轉身就走的人,不求什麼紀念的回報和香火的饋餉。也許隱隱還有另一層意思。以他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君,他更不願在身後出現什麼「僭越」式的悼念。

周恩來與鄧穎超(資料圖)

二:總理為何「生而無後」?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紀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後人,後人為大。雖然後人不能盡續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對世人來說,有一條血緣的根傳下來,總比無聲的遺物更惹人懷舊。

周恩來與鄧穎超(資料圖)

卻要為烈士存孤續後

我在他的紹興祖居,親眼見過抗戰時期他和鄧穎超回鄉動員抗日時,恭恭敬敬地續寫在家譜上的名字。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說:「不這樣,我怎麼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蘇聯好生教育、看護,並親自到蘇聯去與斯大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議:這批子弟在蘇聯只求學,不上前線(而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在戰爭中上前線共犧牲了21名)。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總理何等苦心,他是要為烈士存孤續後啊。

周恩來與鄧穎超(資料圖)

鄧穎超為何放棄生兒育女?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間友好往來,日本著名女運動員松崎君代,多次受到總理接見。當總理知道她婚後無子時,便關切地留她在京治病,並說有了孩子可要告訴一聲啊。1976年總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們已經有了孩子,但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您!」確實,子孫的繁衍是人類最實際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輪到總理卻偏偏無後,這怎麼能不使人遺憾呢?是殘酷的地下鬥爭和戰爭奪去鄧穎超同志腹中的嬰兒,以後又摧殘了她的健康。

三、「官而不顯」?做最平民化總理

千百年來,官和權是連在一起的。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但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則只求不顯。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準甚至不夠標準的平民。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

周恩來總理的西裝照(資料圖)

出國訪問機密文件箱裏藏「寒酸行頭」

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補,去洗。當大使夫人抱著這一團衣服回來時,傷心得淚水盈眶,她怒指著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白領子和袖口是換過幾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後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隻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級的賓館,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員將這一套行頭收入箱內鎖好,才許賓館服務生進去整理房間。人家一直以為這是一個最高機密的文件箱呢。這專用箱裏鎖著一個貧民的靈魂。而當總理在國內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醜”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那樣子就像一個坐在包裝台前的工人。許多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文件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在這藍袖套下寫出的啊。只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

周恩來在西花廳辦公室伏案疾書(資料圖)

周恩來一生不回故鄉之謎:平生最恨「衣錦還鄉」

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一直住了25年。這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多次請示總理都不准維修。終於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來年譜》記載:1960年3月6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台,要求將房內的舊傢具(含舊窗帘)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只得從命。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現,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並命令折價寄錢去。一次,總理在洛陽視察,見到一冊碑帖,問秘書身上帶錢沒有;沒有錢,總理搖搖頭走了。總理從小隨伯父求學,伯父的墳遷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臨行前又改派侄兒去,為的是盡量不驚動地方。

四、周總理「黨而不私」 拖病體看望康生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療。周恩來這時也有絕症在身,還是拖著病體常去看康。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和,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後罵。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恩壽解放前經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解放後安排工作到內務部,總理指示職務要安排得盡量低些,因為他是自己的弟弟。後恩壽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總理又指示要辦退休,說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曾山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

1950年6月,周恩來和朱德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資料圖)

他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50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

1943年,延安「整風運動」時的周恩來(資料圖)

紅軍長征時,當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後),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不給權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一,得以繼續北上,紮根陝北。

抗戰初期的周恩來(資料圖)

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他藏而不露地將「15年趕上英國」,改為“15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後10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後,經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雲,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了三年餘地。”

周恩來十年風雨苦撐危局(資料圖)

五、周總理一生「勞而無怨」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義,「八一」起義,萬里長征,三大戰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爭,國統區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後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干。

臨終仍佩徽章「為人民服務」 工作量黨內之最

他一生的最後一些年頭,直到臨終,身上一直佩著的一塊徽章是:「為人民服務。」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周恩來是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的,而據資料統計,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時有9天;14~18小時有74天;19~23小時有38天;連續24小時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時之內。而從3月中旬到5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

周恩來面對嚴峻的形勢,力挽狂瀾,竭盡全力維繫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運轉。(資料圖)

他像一頭牛,只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1934年,因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和洋顧問李德的指揮之誤,紅軍丟了蘇區,血染湘江,長征北上。這時周恩來是軍事三人團之一,他既要負失敗之責,又要說服博古恢復毛澤東的指揮權,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勸了金枝,回過頭來又勸駙馬。1938年,他右臂受傷,兩次治療不愈,只好赴蘇聯求醫。醫生說為了徹底好,治療時間就要長一些。他卻說時局危急,不能長離國內,只短住了6個月,最後還是落下個臂伸不直的殘疾。

病痛中的周恩來總理(資料圖)

由於他的自我犧牲,他的厚道寬容,他的任勞任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關頭,每一次進退兩難,都離不開他。許多時候他都左右逢源,穩定時局,但許多時候,他又只能被人們作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歷史上向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產黨的領導人換了多少,卻人人要用周恩來。他的過人才幹「害」了他,他的任勞任怨的品質「害」了他,多苦、多難、多累、多險的活,都由他去頂。

1975年,在全國四屆人大會議上作報告的周恩來(資料圖)

六、周總理為何「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後總理已經到了彌留之際。這時中央領導對總理病情已是一日一問,鄧穎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當真是總理肚中無話嗎?當然不是。在會場上,在向領袖彙報時,在與同志談心時,該說的都說過了,他覺得不該說的,平時不多說一字,現在並不因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負責任,隨心所欲。總理的辦公室和卧室同處一棟,鄧穎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幹,但總理工作上的事鄧穎超自動迴避,總理也不與她多講一字。總理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一把,秘書一把,警衛一把,鄧穎超沒有,她要進辦公室必須先敲門。

周總理把自己一劈兩半,一半是公家的人,黨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個人豐富的內心世界,但是這兩部分涇渭分明,決不相混。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可謂至純至誠,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們兩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給妻子,但決不能搭上公家的一點東西;反過來,妻子對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關心,但決不能關心到公事裏去。總理與鄧大姐這對權高德重的伴侶堪稱是正確處理家事國事的楷模。詩言志,為說心裏話而寫。

周恩來(資料圖)

工作人員回憶,總理工作之餘也寫詩,用毛筆寫在信箋上,反覆改。但寫好後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紙簍,宛如一群夢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黨的決定和紀律所做的事,他不願再表白什麼,留下什麼。

(本文文字來源:摘自《紅色經典》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76年9月,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在毛澤東追悼會上

1976年10月6日,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這一挽狂瀾於既倒的重大行動,因用異常方式事實上結束了“文革”十年的歷程而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改變了當代中國歷史的進程,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具有不可估量影響的重大歷史性事件之一。

但關於這一重大事件的內幕,多年來處於模糊狀態,許多談論大概都依賴於范碩的《葉劍英在1976》和《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兩書所提供的內容。近年來,隨著一些高層知情者、尤其是高層親歷者的披露,使我們對粉碎「四人幫」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整個過程,有了越來越多、越來越清和越來越細的了解。

誰是第一時間的首倡者?

在粉碎「四人幫」的偉大鬥爭中,誰是首倡者?對於這個重大而關鍵的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說法,一說是葉劍英,一說是華國鋒。那麼,哪種說法可靠呢?

依照前面所提的范碩的說法:毛澤東9月9日逝世後,葉劍英有意識地主動接近和靠攏華國鋒,逐漸說服了處於猶豫不決、彷徨不定的華國鋒,並幫助和促使華國鋒下定決心,與葉劍英一道結成聯盟,指揮其他參與者,粉碎了「四人幫」。例如,范碩寫為毛澤東弔唁期間,葉劍英發現華國鋒正為「四人幫」而苦惱,便勸華國鋒要敢於起來鬥爭時,這樣記述:

葉劍英懇切地說:「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會支持你的!」並且勸他多到老同志那裏走走,還告訴他,想找誰先打個招呼。

聽了這些話,華國鋒情緒高起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撐腰,有軍隊撐腰,就好辦。最後說:「不過,事情很複雜,究競怎麼辦?讓我再考慮考慮。」

華國鋒表明了態度。葉劍英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從以上記述看,葉劍英是主動,華國鋒是被動;葉劍英態度堅決而明朗,而華國鋒則決心未定。

可是,依照一些親歷者的說法,華國鋒才是真正的首倡者。《炎黃春秋》2004年第7期發表了原吉林省省長張根生的《華國鋒談粉碎「四人幫」》,文中寫,1999年3月9日上午,華國鋒詳細地向他介紹了當時的經過情況。華國鋒口述:

我於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

請看,在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華國鋒也是急不可待地開始主動出擊了。沒有任何人的勸說,他就下定決心要搞掉「四人幫」。

鄧小平(右)、華國鋒(中)、葉劍英(左)在一起

《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l期刊登了程振聲的文章,叫《李先念與粉碎「四人幫」》。該文從一個側面支持了華國鋒本人的說法。該文說:9月11日,華國鋒以到醫院檢查身體為由,突然來西皇城根9號李先念臨時住處,華向李表示:解決「四人幫」的時候到了。李問:“你下決心了嗎?”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好,採用什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他的意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李先念以驚喜的心情接受了華國鋒交辦的任務。兩人談話不到十分鐘。

新近出版的《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也證實了確有此事,時間、事情經過、談話內容與程振聲一文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吳德回憶錄說,華國鋒去李先念家不是突然造訪,而是事前給李先念去過電話約定。

從以上華國鋒本人的口述、吳德本人的口述和程振聲的文章看,華國鋒是粉碎「四人幫」的首倡者,態度是積極而主動、鮮明而堅決的,甚至可以說顯得有些迫不及待。同時,我們還注意到,這裏面還有兩個細節不一致。一是,華國鋒本人說是他請李先念來家中密談,而吳德和李先念卻說是華去李家密談的;二是,華國鋒說的時間是10日即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二天,而吳德和李先念說的時間是11日,相差一天。雖然有人曾經在《黨的文獻》2001年3期撰文認定是11日,但這些細節恐怕還是有必要進一步核准。

《吳忠傳》也提到華國鋒找李先念之事,寫道:「華國鋒秘密走訪李先念,請李先念找葉劍英談兩個問題:要不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該書證實了有此事,但未提到時間。

華國鋒之所以主動出擊,是被「四人幫」逼出來的。根據吳德、鄔吉成等人的回憶和一些可靠文獻的記載:9月10日,即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經中央授權,便指示秘書米士奇以中辦名義通知各省、市、自治區發生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重要問題不好解決的,要及時請示;凡報告和請示,均與米士奇直接聯繫。

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接到電話通知後,滿腹狐疑,立即報告了華國鋒。華國鋒獲悉後,即找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進行商議,繼而以中央名義正式向全國通知:立即關閉未經中央同意開設的中辦值班室;各地發生重大問題,一律直接向華國鋒報告。

這件事給予華國鋒觸動極大,他萬萬沒想到「四人幫」如此急不可待。華國鋒清楚地看出:其一,王洪文這個動作,是企圖架空他華國鋒本人,進而染指和謀取中央最高權力;其二,「四人幫」沒把他華國鋒放在眼裏,雖然王洪文的圖謀遭到挫敗,但他們還會繼續使招,他華國鋒與「四人幫」的較量只是剛剛開了一個頭而已!「四人幫」的急不可待,逼使華國鋒也急不可待,於是他立即委託李先念聯繫葉劍英。所以,是王洪文的出擊動作之因,結出了華國鋒的反擊動作之果。

現在的問題在於:是葉劍英首倡說可信,還是華國鋒首倡說可信?華國鋒首倡說可信。理由是:首先,華國鋒本人是親歷者,且有多方證據支持;其次,根據吳德口述:華國鋒曾親口告訴吳,當時葉劍英為了商議解決「四人幫」問題,曾先後兩次去華家。據我查證,實際上有三次,一次是在9月21日,另一次是在10月2日,還有一次是在10月5日,這三個時間表明,葉劍英已不具備在最高層首倡的機會和條件了。再者,密商粉碎「四人幫」之事,直接關係到每位參與者的生死存亡。在沒有摸清和了解對方政治態度之前,誰也不會、也不敢張

口,誰都會小心翼翼,謹慎行事,否則就會搭上身家性命。因此,這種生死攸關的大事,除了華國鋒有資格、有本錢首倡之外,還無第二人能做。歷史選擇了華國鋒首倡粉碎「四人幫」。

《你辦事我放心》宣傳畫

華國鋒親自出面尋找政治局層面的同盟者

華國鋒動作迅捷,給李先念佈置完任務後,馬上又於9月11日親自出面找汪東興談話。汪東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警衛團團長、中央辦公廳主任,地位顯赫,大權在握。華國鋒要解決「四人幫」,非得依靠關鍵人物之一的汪東興不可。汪東興與「四人幫」關係緊張,曾多次被他們刁難和傷害,故當華國鋒徵詢意見時,汪東興態度明確,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

9月13日,經過兩天的深思熟慮後,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園的名義,在未見異常情況下,突然轉往西山,到葉劍英處傳達華國鋒的委託。華國鋒後來回憶說:當時葉、李兩人由於有一段時間沒交談了,互不摸底,相見時先是寒暄問好,又到院中走走,經過一段交談之後,才轉入正題,正式交換了對當前時局和對「四人幫」的看法。李向葉轉達了華的意見和華派他來的意思,兩人都表明了態度,但並未深談。吳德口述歷史中也說:當時葉劍英非常謹慎,沒有與李先念商量如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回來當天,李先念即向華國鋒彙報了葉、李談話內容和葉的態度。摸准葉劍英的態度,對華國鋒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葉劍英是政治局常委、長期主持軍委工作的老帥,在軍隊享有極高威望。有了葉帥的支持,就差不多等於有了整個軍隊的支持,並且在政治局常委開會和政治局開會時,又有了一個堅定而可靠的支持力量。葉、李的明朗態度,使華國鋒心裏有了底,幫助和推動了華國鋒進一步擴大動作的範圍。

9月16日,華國鋒召集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人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其間,華國鋒提問:「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話音剛落,紀登奎就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紀這樣一表態,別人就不好再說下去了。因為大家互不摸底。本來華國鋒是想了解這些政治局委員們的態度,以便尋求更多更大的支持力量,做好粉碎「四人幫」的準備工作。可是,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在這麼大的範圍談論如此敏感的問題,顯然是不行的。華國鋒決定改變工作方法,搞“個別串連”,同信得過的人士密商。

紀登奎的這一表態,使華國鋒和其他積极參与者不得不與他保持一定距離。這樣一來,在粉碎「四人幫」這場偉大鬥爭中,紀登奎沒有起到和發揮任何作用。這對於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來說,是非常遺憾的。雖然紀登奎被邊緣化,但他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沒有出賣華國鋒等人,也沒有向「四人幫」集團透露有關「9·16」會議的任何情況。

「9·16」會議的歷史意義在於,以華國鋒為首的反對「四人幫」的政治聯盟已初步形成,並且這個聯盟在第二天即9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經歷了一次嚴峻考驗。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召開。這次會議主要有兩個議題:一是關於毛澤東手稿如何處理,二是毛遠新要不要回遼寧。江青帶頭髮難,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跟著起鬨。華國鋒、葉劍英聯手迎擊,汪東興配合默契,在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支持下,「四人幫」的陰謀再次受挫。鬥爭考驗著人,也幫助華國鋒認識了人,認清了人。

為了爭取更多的同盟者,華國鋒曾先後4次與政治局委員、代葉帥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上將商談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國鋒還同政治局候補委員蘇振華上將商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這兩位上將均表示支持華國鋒的意見。華國鋒親自出面做工作,收到了很好成效,爭取到了政治局的多數同志。所以,華國鋒後來回憶說:在政治局委員中,除「四人幫」外,大都是反對他們的。

晚年毛澤東與華國鋒在一起

華國鋒敲定粉碎「四人幫」的最後方案

華國鋒與政治局多數同志溝通思想後,便開始進入實質性階段,著手解決「四人幫」的具體實施方案。

9月21日,葉劍英來到華國鋒住處。從9月13日收到華國鋒的信息,至親到華家拜訪,中間隔了整整9天。對於葉劍英來說,這是漫長的9天。因為他在這9天中一直苦苦思考要不要回答華國鋒?怎樣回答華國鋒?葉帥一生謹慎,對解決「四人幫」這樣的大事,他絕對不敢掉以輕心。稍有不慎,可能就會遭受滅頂之災!他反覆權衡利弊得失,暗中仔細觀察華國鋒。經過9天的痛苦思考,他認定:華國鋒是可以託付大事的人,信得過,靠得住!他應當堅決支持和大力輔佐華國鋒粉碎「四人幫」。在這樣一種信念的推動下,他與華國鋒進行了歷史性的晤談。在商量如何處理「四人幫」的方式問題上,兩人初步確定採取隔離審查的方案,並決定把這個方案在可靠的高層同盟者中秘密徵詢意見。

影放完後,華國鋒留下李先念和吳德,商量解決「四人幫」的最佳實施方案。吳德支持華國鋒的決心,說:解決「四人幫」的辦法,無非是兩種,一是抓起來再說,二是開會投票罷免。開會又分兩種方式:一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投票決定,「四人幫」頂多有4張半票,這半票指的是跟「四人幫」跑的吳桂賢,時吳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沒有表決權,而華國鋒這一派佔有多數;二是召開中央全會投票決定。華國鋒與李先念、吳德全面分析和權衡了各種情況,認為: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政治局開會投票,我們有把握;中央全會開會投票,我們無把握。反覆掂量,“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

這天晚上,華國鋒、李先念、吳德三人還討論了什麼時候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問題。在這次密會上,華國鋒提出了“早比晚好,越早越好”的行動方針,李先念、吳德均表示贊同。考慮到毛澤東主席的治喪活動剛剛結束,全國人民的悲痛情緒還未調整過來,三人初步議定:國慶節後,準備10天,然後再動手。三人討論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5點才結束。華國鋒再次委託李先念將他們三人的密商結果通報葉劍英,葉劍英獲悉後,表示完全同意。

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9月26日的小型會議最終確定了粉碎「四人幫」的解決方案和初步確定了粉碎「四人幫」的解決時間。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曾對李先念、吳德二人說:正是由於這次會議,他才下了把「四人幫」抓起來進行隔離審查的最後決心。一旦定了這個決心,華國鋒等人就再也沒有猶豫過和動搖過。

「9·26」會議還意味著,華國鋒實際上已獲得政治局多數的支持。這就為華國鋒等人在爾後的“9·29”政治局會議上又一次挫敗「四人幫」的政治陰謀奠定了敢於鬥爭和善於鬥爭的共同基礎。

華國鋒主抓方案的落實及具體措施

此時,「四人幫」也在抓緊活動,抓緊準備。張春橋曾兩次到中南海江青住處長談。9月28日,江青在遲群等人陪同下去了昌平駐軍某部,王洪文去了河北保定駐軍某部,張春橋去了通縣駐軍某部。「四人幫」抓“槍杆子”的活動,不能不引起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高度重視和警惕。

1978年9月3日,華國鋒(左3)、紀登奎(左2)一行視察新疆農八師一四五團

影,看完電影,三人又在小禮堂旁邊的小會議室再次商談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

10月2日下午3時許,葉劍英來到汪東興在中南海南樓的辦公室。由於9月29日晚「四人幫」大鬧政治局,雙方鬥爭激烈,陣線已基本明朗,所以葉帥與汪東興已經清楚彼此在同一戰壕,故談話直接進入主題。葉劍英指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形勢逼人,不能再拖了,要以快打慢。這次葉、汪會面,有可能是他們之間為粉碎「四人幫」而進行的第一次直奔主題的敞開心扉的談話。接著,葉劍英又馬不停蹄地再次造訪華國鋒商談,希望華儘快下手解決「四人幫」。

當晚,汪東興來到華國鋒在東交民巷的住地。倆人溝通了相互與葉帥的談話內容後,華要求汪趕快拿出一個具體執行措施,汪答應第二天拿出後再來向華彙報。

據吳德回憶:也是在l0月2日這天,華國鋒來到吳德住處。華國鋒、吳德、汪東興向來過從甚密,且吳德與華國鋒同住東交民巷,來往也方便。華國鋒要求北京市委積極配合中央解決「四人幫」的行動,吳德提出「四人幫」在北京市的爪牙如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也應隔離,華國鋒表示同意。

要徹底粉碎「四人幫」,還必須保證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戍區這兩支武裝力量掌握在正義一方,因為勝負的砝碼在很大程度上就押在這兩支武裝力量身上。動用這兩支武裝力量,則直接牽涉到兩個關鍵人物,一是中央警衛團團長汪東興,二是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在華國鋒看來,汪東興絕對可靠,但吳忠還不了解。吳德向華國鋒保證:吳忠是絕對可以信任的。於是,華國鋒秘密召見了吳忠,並向他進行了政治交底,吳忠當即表示:絕對聽從黨中央、華總理指揮,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實際上,在華國鋒之前,葉劍英已通過吳忠的老上司政治局候補委員、海軍政委蘇振華這條渠道,做通了吳忠的工作。吳忠請蘇振華轉告葉帥:只要我吳忠在,除了來自華總理和葉帥這個渠道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調動衛戍區的一兵一卒。

話又要他再去。吳德急忙趕去,見汪東興也在華國鋒家。汪東興向華國鋒、吳德通報了他和葉劍英商量的行動方案,三人商定:由華國鋒、葉劍英坐鎮中南海懷仁堂指揮,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問題的名義,通知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到會,屆時由汪東興負責抓捕「四人幫」;同時,由吳德和吳忠負責抓捕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並派衛戍區部隊迅即控制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媒體以及中央機關、北大、清華等單位和學校,堅決杜絕一切意外發生。吳德後來說,這是粉碎「四人幫」前的最後一次會議了。

首都軍民慶祝大會上的華國鋒和葉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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