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的許智峯去了丹麥，宣布將流亡海外，並退出香港民主黨。而青年新政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數日前已離開香港，目前身處美國。香港流亡海外的反對派人士，多一兩個絕不為奇。
從許智峯身上，我們見到香港政治巨嬰的身影。在這裏順帶一提本地政治激進化的歷史。本來，香港的反對派全部都是泛民主派，隨著直選議席增加，開始出現黃毓民、長毛那些激進民主派。激進民主派不但攻擊建制派，也攻擊傳統泛民主派，從泛民身上搶位。2014年非法佔中之後，再衍生出號稱本土派的港獨派。一代比一代激進。
傳統泛民如民主黨深受壓力，結果其新生代也學習激進民主派甚至本土派行事方式，靠激上位，許智峯就是其中一員。當他還是中西區區議員的時候，就經常製造激烈的肢體衝突，藉此吸引傳媒的眼球。民主黨的眾多新生代要爭取黨內支持去取得立法會的參選資格，許智峯靠激出線，成為立法會議員。這一切都順風順水，由一個民主黨內寂寂無名的新生代，變成了區議員，再晉身成為立法會議員，享有每月十萬元月薪的豐厚待遇。過去幾年，也是激進派議員最風光的年代。
然而，香港的激進政治，其實只投射出一個政治巨嬰的世界。
巨嬰症其實是一個成年人的自戀型人格障礙，外表是一個成年人，但心理就如6個月大的嬰兒一樣，不斷提出「我要、我要…」的要求。他生活在一個自我世界中，對外界視覺模糊，但自覺就如神一樣，是全能的，他會把萬事萬物都當成棋子看待，完全要按其主觀意願指揮，不把對方視為獨立個體，也不會考慮對方的要求和感受。
一言以蔽之，巨嬰將想像世界等同現實，要什麼就要有什麼，他要吃東西，就伸出手來，拿得到，欲望得到滿足，就極度亢奮；拿不到，就會暴怒大哭，透過哭鬧去取得想要的東西，甚至只是發洩怒氣。巨嬰的情緒相當極端化，背後是兩種感覺的對立，一種是全能的自我、得到神一樣的滿足，從而產生優越感；另一種是極度的無助，當滿足不到慾望時，就會產生失落感，暴怒，情緒失控，甚至訴諸暴力來得到滿足，或者完全避世。
你可能會好奇地問，為什麼香港政治會出現這種巨嬰現象？原因其實很簡單，也是心理學的一個基本原理：positive reinforcement（正向鼓勵）。當你是以最原始的巨嬰的方式行事，隨時要滿足自己完美的政治欲望，採取激進行為，大吵大鬧地吸引注意，結果不斷獲取成功，正如嬰孩越哭鬧反而越能得到獎賞之後，就會事無大小都透過哭鬧去尋求滿足。你看許智峯平步青雲的經歷，就知道他的哭鬧行為，成為民主黨少壯派成功的樣板，變成「你不激，就會輸」。
從2014年的違法佔中，提出有違《基本法》的完美普選訴求(否定了《基本法》規定的特首選舉提名委員會)，爭取不到所謂「真普選」就上街佔路 ; 到2019年的黑暴運動更進一步，借反修訂提出攬炒中央，以達成其民主甚至港獨的訴求，公然大叫「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口號，大搞政變。
這是香港巨嬰政治的爆發點，巨嬰去到不達目的就要殺爸媽的境界，最後爸媽也不能視而不見了。香港的巨嬰政治，觸發了中央全面反制，從訂立《港區國安法》，到人大常委會定出DQ框架的決定，都是對香港的巨嬰行為的徹底否定。你要什麼，不但不會給你，並且還要制止你、懲罰你。
那些政治巨嬰過去隨意犯法，根本從沒有想過有什麼後果，沒有想過要付出代價。如今遠走他方，逃避刑責，繼續發他的巨嬰美夢，也許一輩子不會醒過來。
2020年是香港巨嬰政治破產的元年，但巨嬰政治文化的消失，可能要5年、10年，甚至更長時間。香港還是太富裕，可以容許很多人長期沉醉夢中。
無視他人，從不妥協，日日去挑戰阿爺這個政治巨人，要和他玩割喉遊戲，下場將會很悲慘。無論監獄生涯或流亡生活，一點也不浪漫，特別是一日不回頭，這種生活永無止境。
到巨嬰文化消退後，才是了解現實的開始。在香港搞政治，那能不理阿爺想什麼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