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鄧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園奇花共欣賞（資料圖）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
1980年10月25日，鄧小平就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問題，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對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功過和毛澤東思想，講了十分中肯、十分深刻的意見：
關於毛澤東同志功過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寫不寫、怎麼寫，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找警衛局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說，把我前些日子和義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向戰士們宣讀了，還組織了討論，幹部、戰士都覺得這樣講好，能接受。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總的來說，我們黨的歷史還是光輝的歷史。雖然我們黨在歷史上，包括建國以後的三十年中，犯過一些大錯誤，甚至犯過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但是我們黨終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使我們這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還是毛澤東同志那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國內的人民也罷，國外的華僑也罷，對這點都有親身感受。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們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了解。
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是我們從決議起草工作開始的時候就反覆強調的。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當然，究竟怎麼個寫法好，還要認真研究大家的意見。
不管怎麼寫，還是要把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把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把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當前及今後工作的指導作用寫清楚。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
七大規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但是我們黨還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發展到今天。這些事情，還不是毛澤東思想教育的一代人乾的？我們現在講撥亂反正，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現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紅軍時代中央革命根據地打AB團，打AB團的人品質都不好？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的時候就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在那種異常緊張的戰爭環境中，內部發現壞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腦子發熱，分析不清，聽到一個口供就相信了，這樣就難於避免犯錯誤。從客觀上說，環境的確緊張。從主觀上講，當然也有個沒有經驗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幹部都整倒。如對賀龍同志，林彪從一開頭就是要整的，毛澤東同志確實想過要保。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至於後來愈整愈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乾的。不管怎樣，一大批幹部被打倒，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一個最大悲劇。
毛澤東同志到了晚年，確實是思想不那麼一貫了，有些話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評價「文化大革命」，說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這八個字和七分成績怎麼能聯繫起來呢？
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專門寫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這一部分，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歷史地位，對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指導作用，都進行了高度評價和全面闡述。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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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澤東和彭德懷
1955年，周恩來、彭德懷在中南海同工作人員交談
楊漢勤， 1939年6月生，1966年畢業於中山醫科大學（現廣州中山大學）醫療系。原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消化系主任醫師兼門診部主任。先後在武漢、北京及廣州等地醫院從事臨床工作40餘年，曾負責國家和軍隊各級領導人的具體醫療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懷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醫生。
在生命最後的兩個月，癌症已轉移，他周身疼痛難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單；
對疾病，他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卻時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見毛澤東！」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裏露出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已完全不能說話，佈滿著血絲的眼睛，卻從早到晚一直睜著，渾濁的眸子裏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
「145號」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調令，從武漢軍區總醫院調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領導安排我到該院南樓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當時南樓設在外科樓的唯一一個高幹病區，坐落在外科樓的四層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隊副軍職幹部和少數當時所謂有問題的軍隊及地方領導。
那時，我是住院醫師，分管六七個病人，其中5床的那個病人叫「145號」。經科室領導介紹，「145號」就是廬山上“跌下馬來”的彭德懷。因彭德懷在政法幹校時的代號為“5號”，來醫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專案組定為「145號」。
彭德懷，那個身經百戰、威震敵膽、戰功顯赫的元帥？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讚頌過他，此時卻成了專政對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務，我心裏不免一陣緊張。然而，無條件地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不能推辭。
科室領導及專案組人員反覆對我強調：你是一名醫生，任務就是治療病人。對彭德懷的治療，該怎麼治就怎麼治，該用什麼葯就用什麼葯，有問題按級請示報告；醫護人員進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談話，不應回答與診療無關的事情；除有關醫務人員及專案組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該病房；5床的房間裏有看守人員24小時晝夜值班，非醫療需要，不讓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看不出他曾指揮千軍萬馬
接班後，我認真地聽了交班醫生的介紹，又仔細地複習彭德懷住院以來的病歷，得知他的詳細病情：
彭德懷是因便血十餘天，且越來越嚴重，上廁所都起不來，於1973年4月12日晚8時許，被監護人員攙扶著走進南樓14病室的。初診為直腸癌。4月18日，醫院正式通知中央專案組，「145號」必須儘快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
專案組只好打報告請示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批示：「彭德懷同志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手術不要受到影響，一定要做好。」醫院落實周總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術前的準備工作。
4月26日，醫院為彭德懷做直腸癌手術，術中發現癌症已轉移，隨即切除腫瘤，並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門。
我第一次進「145號」的病房，是和病區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時進去的。彭德懷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髮，那倔強的消瘦的鐵青的方形臉龐，那深沉有力且蘊含著幾分憂鬱的眼睛，那寬厚的總是緊閉著的微微向下彎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結，獃滯而憂鬱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的黑棉襖、黑棉褲。顯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絲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英雄。
我也沒有想到，這位叱吒風雲的元帥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
「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彭德懷的病房是病區西邊的最後一間，這間十餘平方米的病房裏，門窗緊閉著。靠近床尾佇立著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著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著他。房間裏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陰冷。
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
也許看到我是新來的醫生，他指著床頭病歷卡片對我們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裏呀？我寫信給主席，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內容而寫的，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麼陰謀，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麼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此後，我時時刻刻感到肩上的責任和壓力，所以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時，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症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身體每況愈下，受盡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對自己的病總是置之度外。
「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他仍每天數次到衛生間裏，自行清洗大便，為假肛換熬料。醫生、護士要幫忙，他揮手拒絕，說：「太臭，你們走開！」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滿肚子的話傾吐出來。
他激憤難平地說：「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為反革命集團的總頭目，根據是什麼呢？就是在廬山，我以私人名義給主席寫了一封信。還有就是在上廬山之前，我出訪了東歐一些國家，因此說我‘裏通外國’，搞什麼‘軍事俱樂部’，這完全是強加於我，我絕不承認，因為本來就是子虛烏有嘛！」
他不停地說：「說假話，搞浮誇吃香；說實話，講真話有罪。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他有時大聲反問：“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麼看到黨受損失不應當說真話？我是政治局委員，有權向主席反映情況嘛！” 他不時流露出有話無處訴說的心態，情不自禁地流著眼淚，念叨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名字，傾訴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鬱悶。
每次查房，總聽見他喃喃自語：「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懷一生最敬佩的人。我倆在一起三十多載，歷經多少風風雨雨，坎坷磨難，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說我像猛張飛，既有其粗，亦有其細，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幾段發言，為什麼竟惹出你這麼大的火氣？你是不是‘萬歲’聲聽得多了，聽不進一點兒逆耳忠言了？這樣就太可悲了，後果不堪設想啊！」
「人們有時喊你一聲‘萬歲’，是出於對你的敬仰和熱愛，如果張口閉口高喚‘萬歲，萬萬歲！’這就讓人懷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還是別有用心。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長命百歲！」
在最後的日子裡，這些話他反反覆復地說，醫護人員雖然不便與他交談，但這些話大部分都記錄在病歷上。
夢中大喊：「沖啊！同志們……」
有時，他會突然變得很沮喪，獃獃地望著窗口投射進來的一束光線發愣；有時，他會痛苦地閉上眼睛，或許是沉浸在回憶里；有時，他會獨自流下眼淚，嘴裏不停地念叨著舊事。
「主席，你什麼時候變得聽不得不同意見了呢？你以前可不是這樣啊！你過去的寬宏大量到哪兒去了呢？你被左傾路線排擠的滋味難道不記得了？你批評王明搞‘無情鬥爭，殘酷打擊’，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譏諷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難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變了！」
我們醫務人員想盡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緩解，他就會不停地說下去：「如果我的罪大於功，就乾脆把我處決了，或讓我解甲歸田，回家當農民吧！這裏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懷有錯，可也有功，功一面，錯一面，總可以吧？但不能說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樣說，我不服！」
「否定我彭德懷事小，否定歷史，否定事實，否定真理，否定黨的原則事大啊！」
我負責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衝擊的老帥，但別人都比較安靜，只有彭德懷的病房裏，常常響起他的吼聲。
他不願答應醫生查房時的詢問，對如何給他治療，用什麼葯，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他有時雙眉緊鎖，沉默無言。夜深時，我們曾聽到他夢中大喊：「消滅敵人！沖啊！同志們……」接著，便是很長一陣無休止的咳嗽。
總感覺他有一肚子的話要跟毛澤東訴說，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見毛澤東！」我們醫生、護士愛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說什麼，只好這般安慰他：“情緒不要過於激動，思想不要考慮太多，以免影響身體。”
他反倒把聲音提得很高，兩眼直盯著專案人員及看守戰士手裏的筆記本，「你們記吧！就說我有意見，有氣。要是把我現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裏，我真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們才是！」
腳趾從鞋的破洞裏露出來
他陷入了極度的激憤和悲傷之中，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一個人默默地凝視著昊昊蒼穹，默默地承受著痛楚和厄運……
彭德懷依然十分關注政治舞台上的風雨陰晴。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後，從人們的言談話語之間，他隱隱約約地得知林彪叛逃摔死了。他義憤填膺地說：“林彪居心叵測，他的許多話是別有用心的，他提出什麼‘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不是什麼創造，是製造混亂。”“他還說什麼毛澤東思想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政治，這簡直是糟蹋毛澤東思想！不知毛主席聽了有何感想？”
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時候卻又欲哭無淚，欲喊無聲。他的聲音哽咽了，太陽穴邊曲張的血管搏動著，眼睛濕潤，兩道混濁的淚水流過微顯浮腫的臉頰，兩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顫抖。他渴望向自己的親人傾訴衷腸，卻說不出一句話。
他受盡病痛折磨，經常痛苦呻吟，但醫生查房時，他很少訴說身體狀況，總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絕地說與病情無關的事情。但我們有規定，聽到不回答，不外傳。
冤屈長期得不到申訴，他孤立無援，束手無策。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腳上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裏露出來；他面色鐵青，獃獃地坐在椅子上，雙手插在袖筒里，渾身瑟瑟顫抖，目光獃滯而無奈。
這種萬念俱灰的樣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顯然力不從心，知道命運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時常怒火中燒，不停地和看守戰士大聲爭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這裏坐以待斃！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對著戰士吼叫：「我要見毛主席，不然你們也把我開除出黨吧！拉出去槍決好了！好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說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可戰士沖他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他縱然千呼萬喚，縱然大發雷霆，中南海是絕對聽不到的。
彭德懷體內的癌腫已侵犯到全身多個部位，肩膀腫得厲害，痛得不能動彈。他那寬闊微駝的脊背，彷彿又被重荷壓駝了許多。他已疲憊不堪，比平時更顯得蒼老了。
經醫院及科室有關人員研究，擬給他進行「放射」治療，並報專案組及他唯一的一個親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後著手實施。這時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盡，情緒低落。
在最後的日子裡，他的情緒變得更加起伏不定。時而消沉煩躁，時而獃獃地凝視思索，時而扼腕長嘆暗自垂淚，時而又破口大罵。當我詢問他病情時，他常常答非所問，只顧訴說自己的心事；看守戰士干涉他時，他也根本不加理會。
比如，我問：「你感覺怎麼樣？」“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堅持放療。肩膀和腰部的疼痛減輕些了吧？”他回答說：“我頂得住。肩是壓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為什麼遲遲不給我定案？我彭德懷有什麼罪？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側過頭去，眼淚流在枕頭上
醫務人員推著他，通過人來人往、昏暗陰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療」。他身穿黑棉襖，腳蹬圓口布鞋，頭上戴著鴨舌帽，一個大口罩幾乎遮蓋了整個臉。他已經步履維艱，只能坐在輪椅上，更加顯得老態龍鍾，沒有人能認得出這就是曾經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
他常常自言自語：「我還是那句老話，‘是非有公斷，事久自然明’，主席說叫歷史去做結論吧，我等著歷史做結論。」
彭德懷因癌症轉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拚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當看守戰士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葯！」
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煩躁不安，脈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發紺。醫務人員竭盡全力搶救，不分晝夜地觀察著他的各項生命指征。他終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漸進入半昏迷狀態。
11月4日，醫院徵得專案組及他侄女的同意，給他做氣管切開術，以維持最後的生命。此後，他完全不能說話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頭腦依然是清醒的。無人的時候，他常常側過頭去，眼淚默默地流淌在枕頭上。
他那瘀腫的佈滿著血絲的眼睛，從早到晚總是睜開著，渾濁的眸子裏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時常能聽到咕嚕的聲音，彷彿是從他胸腔里發出的撕裂聲，從氣管套筒里傳出。
就這樣默默地走了
在生命的最後一天，當醫護人員給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著，張著嘴「啊、啊」地想叫喊。死神正在向他猛撲過來，他不願意、不甘心就這樣離開人間！或者，他心裏有無窮無盡的遺憾，他有滿肚子話要對決定他命運的人訴說，他還想多看一眼他為之奮鬥終生的共和國的大地和天空！
他頑強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極限堅持著，可是，他已經筋疲力盡。他的元氣、精力已經耗費殆盡。他掙扎不起來了。他孑然一身。睜大眼睛注視著這個世界。
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這顆跳動了76年的頑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從此，他把怨恨、痛苦、憂慮、困惑、遺憾和希冀，留給了這個世間，永遠地撒手而去。
在那個數九寒天的苦澀歲月，沒有任何人為他送行。護士像對待每一位逝者一樣，常規地為他做最後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條潔白的床單嚴嚴實實地遮蓋著遺體。
一位指揮千軍萬馬鏖戰大江南北，為民族解放事業縱橫捭闔，為人民利益剛正不阿犯顏直諫的共和國元帥，就這樣默默地走了，共和國毫無動靜。
他的名字將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