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和江青會見外賓（資料圖）
姚文元在被抓前的最後幾小時，才把兩封奇怪的信告訴張春橋，然而，卻沒有引起張春橋的注意
姚文元看到華國鋒的批示後，心中明白，華國鋒這個批示是針對「四人幫」的，特別是針對他的。他感到，華國鋒已經站到了老幹部一邊。他接到的兩封信中，對此也有預言。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將面臨的政治抉擇：是就此罷手，聽華國鋒的，還是繼續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搞「四人幫」？他選擇了後者。於是，他根本不理睬華國鋒的批示，照樣宣傳「按既定方針辦」。
話給劉湘屏（當時任衛生部部長）核對，同時派人專門調查華國鋒在計劃會議上是怎麼講的。對此，《人民日報》總負責人在他寫的交代材料中說得很清楚：我們調查華國鋒同志在計劃會議上傳達的毛主席的原話，是「陰謀嫁禍於華國鋒同志」。
但是，姚文元沒有想到，正是在「按既定方針辦」問題上，華國鋒更加認清了「四人幫」的本質和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他於10月4日已經下定了把「四人幫」抓起來的決心，並且確定了抓捕「四人幫」的方案，指定汪東興具體落實。
10月6日，姚文元一整天都心神不寧。他總有一種不祥的感覺，但卻又說不出來。於是，他去找張春橋談心。這是他與張春橋最後一次秘密談話。談話中，張春橋攻擊華國鋒對批鄧不積極，攻擊葉劍英打算與美國人合作發展海軍。張春橋談話時，姚文元一直在靜靜地聽著，他以往也是如此。等張春橋說得差不多了，姚文元猶豫再三後，還是決定把他收到的兩封奇怪的信告訴張春橋。姚文元說：「我接到了兩封信，裏邊說毛主席逝世後，可能立即宣佈某某某是叛徒。這種問題並不一定是真的，但應提高警惕。」姚文元向張春橋說這兩封信時，並沒有明確告訴張春橋信中寫的就是張春橋的名字，而是用「某某某」來代替。姚文元這樣欲言又止的態度，如果是在過去，早就會引起張春橋的警覺，他就會追問事情的原委。但這一次卻是一個例外，張春橋居然沒有什麼反應。
得不到要領的姚文元從張春橋那裏回來，總覺得心驚肉跳。他自己後來交代說，回到家裏，「心情很不好，總有一種恍惚不安的感覺。吃晚飯時，我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你們不要難過。’當時孩子嚇壞了，不懂我這話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說：‘活著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說：‘你思想反動了。’我當時也沒有多做解釋。今天回憶起來，我的這些話，我的這種不安的想法，雖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響，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堅決相信黨，相信人民，同‘四人幫’徹底決裂，就不會說這種話的。由於我沒有徹底決裂，所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險，生命也不行了」。
10月6日下午，姚文元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根據華國鋒同志的建議，茲定於10月6日晚8時在懷仁堂一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議程：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志列席會議。」
當姚文元來到懷仁堂時，被工作人員引到東廊大休息室。姚文元一進大休息室，中央警衛團的一位副團長就迎上前來，站在姚文元面前，從衣服口袋裏掏出一張紙，向他宣讀了中央關於對他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姚文元目瞪口呆地聽著。聽後，他沒有做任何反抗，也沒有爭辯，只說了兩個字：「走吧。」
姚文元的政治生命到此結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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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賀子珍在延安窯洞前（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先鋒國家歷史》2007年第21期
1937年1月底，美國人史沫特萊來到延安。延安交際舞就是由其傳授，並作為向封建勢力的挑戰，而逐漸時興起來的。
帶有部分印第安血統，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萊，時年45歲，曾經遊歷過大半個世界，飽嘗了生活的磨難。但苦難並沒有磨滅她擁抱生活的熱情，更沒有消損她的正義感。她對朱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五十多歲了，相貌和藹可親，額角佈滿皺紋。他看起來確像紅軍之父。他滿面春風，連連對我說歡迎，並向我伸出了雙手；我用雙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臉頰左右親了一下」。然後，她在這個結實的人物旁邊走來走去，直爽地說：「讓我好好瞧瞧你！」（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在延安，甚至在中國革命隊伍里，這種見面禮是從來沒有過的。因為在男女授受不親的國度里，握手在當時已經是非常革命的舉止了，當眾擁抱親吻怎麼敢看呀？所以，這兩個響亮的熱吻，在當時和以後的許多文章里，都被說成是史沫特萊抱住朱德的臉狠狠地「啃」了兩口。但是，此時此地，對待這樣的客人，不是客隨主便，而是主隨客便。
正是這樣一位自稱「大地的女兒」的史沫特萊，不僅在延安採訪寫作，聯繫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華，而且還倡導組織了滅鼠運動、節育運動，以及聲噪一時的交際舞潮流。
據史沫特萊回憶，毛澤東剛開始「由於自尊心強，他不學跳舞，生理上也沒有節奏感」，但卻經常光顧客人們的住處。「有時候，我給毛澤東寫一個‘請即來一談’的便條，他很快就來了，手裏提著一袋花生米。於是請外國友人唱一支歌，外國朋友引吭高歌，中國主人拍掌擊節，歌罷由中國主人們或唱歌或講古，窯洞滿座，談笑風生，一時稱為樂事。」
慢慢地，交際舞逐漸出現在公開舉行的晚會上。當時延安古城裏的鐘樓東側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闢為中共中央大禮堂後，幾乎每個周末的晚上，這裏都舉行晚會或舞會。史沫特萊和她的「學生們」成了舞會上的“明星”。
此事，毛澤東後來曾經風趣地回憶說：「在延安我們也經常舉辦舞會，我也算是舞場中的常客了。那時候，不僅我喜歡跳舞，恩來、弼時也都喜歡跳呀，連朱老總也去下幾盤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樣）。但是我那貴夫人賀子珍就對跳舞不喜歡，她尤其對我跳舞這件事很討厭……」（轉引自尹緯斌、左招祥《賀子珍和她的兄妹》）這場矛盾的結果，是導致延安離婚率的普遍上升，以及賀子珍的負氣出走。
據史沫特萊回憶：「毛澤東常到我和我的翻譯同住在一起的窯洞裏來，於是我們三人一起吃便飯，縱談幾個小時。因為他從來沒有出過國，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問題。我們談到印度，談到文藝。有時他朗誦中國古代詩人的名句，有時他低吟自己寫的律詩。他有一首懷念他第一個夫人的悼亡詩，因為她被國民黨殺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試著跟我的女秘書學北京官話，跟我學英語，學唱英文歌子。」（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另據埃德加·斯諾根據史沫特萊介紹所作的記錄說：“毛澤東常常會在太陽剛一落山和開始工作之前，帶一名警衛，來到史沫特萊的窯洞。他們一邊喝茶或喝米酒，一邊談天說地。他對外國的情況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和艾格妮絲同歲。他詳細詢問她的生活經歷，包括她的愛情生活。
長時間頻繁的接觸，使賀子珍產生了疑心。賀子珍自己晚年對來訪者說，有一天，她找到史沫特萊住的窯洞，發現毛澤東與吳光偉坐得很近，面對面地正在談話，很是火熱，眉開眼笑。她一腔怒氣地沖了進去，毛澤東仍然坐在那裏，吳光偉起身招呼，讓座：「賀子珍，請坐，來，來！」
而賀子珍卻厲聲厲色地回道：「還來呢！我就是為你才來的！我不是為你，我也不來這裏了。」
窯洞裏的氣氛頓然緊張起來，毛澤東愣住了，吳光偉也不知所措。賀子珍馬上轉向毛澤東發火，說著說著，手就揮舞起來，手指划到吳光偉的耳朵和臉頰上。
「怎麼，你打人？還了得！」吳光偉也很厲害地吵開了。
這時，史沫特萊聞聲出來勸架。毛澤東既掃興又尷尬，趕緊把賀子珍拉回家。（尹緯斌、左招祥《賀子珍和她的兄妹》）事後，吳光偉向有關部門反應賀子珍打人，小範圍內稱之為「吳光偉事件」，但有關部門並沒有對此給予一個什麼處理意見。
這樣，一時間延安因為交際舞而鬧得沸沸揚揚。先是吳光偉大約在1937年7月底「被禮送」悄然離開延安。稍後，賀子珍於8月間離開延安，經西安轉道赴蘇聯。
史沫特萊因為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時間，到9月初「毛澤東斷然命令她離開延安」，便與斯諾夫人一道，素然寡味地告別了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