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康生站起身，有些憤怒：「總司令，你這不是把主席向死路上推么？」林伯渠也不解：“朱老總？”劉少奇擺擺手：“聽總司令仔細說完。”
報邀請毛澤東赴重慶「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他們估計毛澤東是不會到重慶去的。蔣介石心想：如果毛澤東不來，就可以宣傳是共產黨拒絕和平談判，把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如果來了，就可以利用“和平談判”來麻痹共產黨，取得時間，調兵遣將，部署內戰。
報匆匆進來，毛澤東神情嚴肅地問：「重慶方面又有什麼新名堂？」周恩來說：“蔣介石又發來了第三封電報，一定要主席去重慶談判。”毛澤東氣憤地說：“不是已經通知了他們，你去談嗎？怎麼還來電報？”
「人家點名要你主席去。」周恩來說完，毛澤東接過電報說：“委員長下了請帖，這是將我毛澤東的軍，看我敢不敢赴他的鴻門宴喲！在座諸公，如何是好？”於是一陣沉默，大家深思著……
彭德懷打破沉寂，說：「跟國民黨有什麼好談的？要打，就打！」劉少奇講：“如果不去，他們一定要大造輿論，說共產黨打內戰。”林伯渠大聲說：“蔣介石根本就沒有和談的誠意，他是在擺鴻門宴，主席絕不能去！”劉少奇說：“可是——”
康生搶白說：「在這個情況上，不該有什麼可是。主席是我們的領袖，絕不能冒任何危險！」毛澤東對劉少奇說：“少奇同志，你接著說吧。”
劉少奇猶豫了一下，看著毛澤東，說：「經過8年抗戰，人民大眾都希望和平安定。我們去談，順應人心，說明我們在盡量地去爭取和平。當然……我也不同意主席去——我們要好好研究一下。」毛澤東搖搖頭，轉向周恩來，問：“你，怎麼說？”
周恩來掃了在座的人一眼後，說：「蔣介石這個人，是從來不講信義的。西安事變，我們力主放了他，然而好意送他回去的張學良，直到今天，八九年啦，還被蔣介石關押，沒有自由。當然，他現在提出談判，我們是不能拒絕的。……所以，主席到底去，還是不去，一定要慎重決定。」周恩來對局勢有著清醒的判斷，他說：“從抗戰轉到和平，實現這個方針的後盾，一個是力量，一個是人心。我們是爭取主動，迫蔣妥協。也有可能一面談，一面打，我吃虧，他理虧。”
「到底是你恩來去，還是我去啊？」毛澤東問。周恩來還在思忖。朱德坐不住了，說：“我同意主席去！”一時間，大家把目光全投向朱德。朱德說：“你們看我什麼？我又不能代主席去見老蔣。不過，在主席去的同時，我們則要準備打、大打！”此言一出，滿座駭然。
康生站起身，有些憤怒：「總司令，你這不是把主席向死路上推么？」林伯渠也不解：“朱老總？”劉少奇擺擺手：“聽總司令仔細說完。”
朱德站起來，嚴肅地說：「談，是一定要去談。但是，我們必須立足於打！劉邦和項羽談過，還划了什麼楚河漢界，最後還不是打了起來！劉項從不相融，三國分立終須打！不打而求和平，從來沒有。主席一去，輿論就會站在我們這一邊，蔣介石就會尷尬不堪。這樣一來，無論最後打與不打，大打還是小打，正義和主動就都在我們這一邊。前兩天，斯大林也致電我們，說中國應該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也不是建議毛主席去重慶同蔣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嗎？」
康生質問：「可是，主席會有危險！」朱德說：“和平對中國人民是有利的，這次去談判是必要的，蔣介石可能做些讓步。毛主席去談判是有利的。有無危險？看來比過去保險得多了。我們要保持軍隊，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勝利果實。只要我們有了充分的準備，談判桌上與戰場上互相配合，我看他蔣介石在目前形勢下，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說到這裏，毛澤東擊掌：“好！總司令已經下令，就這麼決定了！我毛澤東去重慶赴宴，總司令在家備戰！同志們不是擔心我去談判的安全嗎？蔣介石這個人我們是了解的，你們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險一些。”
毛澤東接著指出，一段時間內可能出現國內和平的局面，我們現在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要學會在和平的條件下進行鬥爭，準備走曲折的道路。經過討論，確定同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是依靠人民力量，同蔣介石的反動方針做針鋒相對，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爭取以和平途徑實現一定的政治改革；並決定在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黨中央主席職務。這次會議還決定了中央各部委負責人選，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
為了準備談判，周恩來草擬了對國民黨政府的緊急要求12條。內容包括：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撤退包圍和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劃定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的地區；解放區抗日軍隊有權派代表參加處置日本投降後的一切重要工作；嚴懲漢奸，解散偽軍；釋放愛國政治犯；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務機關；取消一切妨礙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對新聞出版的檢查條例；召開政治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後的緊急措施，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等。毛澤東看後，增加了兩條：救濟被難同胞；公平合理地整編軍隊，辦理複員。這14條，經過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後，改寫成《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的宣言》中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實施的6項緊急措施。
蔣介石：「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為了表明自己爭取和平民主的誠意，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5日正式決定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為同國民党進行和平談判的代表，一起前往重慶。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也做了應付局勢萬一惡化的準備。臨行時，毛澤東讓朱德謀劃全盤軍事工作，把各根據地的鬥爭同重慶談判桌結合在一起，為爭取和平、民主而努力。
同一天，一架綠色的DC型美國運輸機從延安東關機場起飛，飛機上坐滿了中共高級軍事將領，共有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薄一波、陳賡、蕭勁光、李天佑、鄧華、陳錫聯、陳再道、滕代遠、宋時輪、楊得志等20多人，他們將分赴各解放區戰場，準備在遭受對方武裝進攻時以軍事鬥爭來保衛人民的抗戰勝利果實。行前，朱德對時任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教導一旅旅長楊得志說：「中央決定你離開陝北，回冀魯豫去。……毛主席在七大閉幕時講過，把中國引向黑暗還是把中國引向光明在互相鬥爭著。這個鬥爭今天更現實更尖銳了。日本人願意到蔣介石那裏去，而不願意向我們投降的！蔣介石已經行動了，殺氣騰騰的。他是決心要奪取人民的勝利果實的，我們當然不答應。所以，你們的任務很急。冀魯豫的地理位置你是知道的，很重要呀！」
台收到延安來的AAAA急電，機要科立即翻譯出來，是周恩來給辦事處處長錢之光的電報，要求辦事處做好一切準備，特別就對毛澤東的安全警衛、住房安排、飯食習慣等做了具體的指示。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不過是想撈一點政治資本，沒想到弄假成真，毛澤東複電表示真的要來了。說出去的話，如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了。8月26日，蔣介石只好再次致電毛澤東：「頃聞先生可偕同周恩來先生同時來渝，至為欣慰。茲派張部長文白偕同赫爾利將軍於明日乘專機來延速駕，特電先聞。」
8月28日清早，延安東門外機場聚集了上千人。他們大都是聽說毛澤東去重慶，自發前來送行的。毛澤東登機前，周恩來要警衛人員到機上檢查毛澤東的座位和安全帶，後來自己又檢查一遍。他交代警衛人員：「到重慶後，要機警細緻，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確保主席的安全，不許有任何一點疏忽。」
當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和隨員胡喬木、陳龍、警衛員龍飛虎及秘書童小鵬等一行9人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從容踏上476650號軍用飛機舷梯時，朱德與劉少奇上前一步，不約而同喊：「主席！」毛澤東默默注視著他們，說：“家裏的事，拜託了……”朱德眼睛有些濕潤：“主席，請保重！”看到這情景，身著一套淺藍布制服的周恩來雙眼也濕潤了。
毛澤東望著所有送行的人，舉起他那頂深色的盔式帽，用力向大家揮別。飛機起飛後，在延安上空盤旋了一圈，向灰濛濛的南方天際飛去……
下午3時45分，專機降落在重慶九龍坡機場。到機場迎接的有蔣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和夫人傅學文、參政會副秘書長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張瀾以及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陳銘樞、黃炎培、譚平山、冷御秋、郭沫若等，中外記者幾十人，還有中共方面的南方局、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的負責人、工作人員錢之光、熊瑾玎、徐冰、王炳南等。周恩來第一個出現在機艙門口，隨後毛澤東亮相在舷梯上，頻頻揮手向歡迎者致意。這時，人群中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正當前來歡迎的各黨各派代表彬彬有禮地向毛澤東走去時，中外記者蜂擁而至，把毛澤東團團圍住，有的遞名片，有的報姓名，有的提問題，有的搶著同毛澤東握手。而各黨各派代表被擋在人牆之外，無法同毛澤東接近。機敏的周恩來見此情形，心生一計，立刻把一個紙包高舉在空中，說：「新聞界的朋友們，我從延安為你們帶來了禮物，請到這兒來拿吧！」一下子把大群的記者吸引過去。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已能同各黨派代表握手交談，才微笑著打開紙包，向記者一一分發“禮物”，原來是從延安帶來的毛澤東的書面談話。談話中說：“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
晚8時，蔣介石在林園官邸舉行歡迎宴會。這是自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時隔18年後，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再度見面。蔣介石邊走邊說：「潤之，一起干吧，不要另立爐灶了。」毛澤東點上一支煙：“如果蔣先生給人民飯吃，還立爐灶幹什麼？”這時，周恩來過來招呼入席……
當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住在蔣介石的別墅林園。後來出於安全考慮，毛澤東、周恩來住在紅岩八路軍辦事處。張治中看到紅岩地處郊區，同各界人士交往不便，主動騰出自己在曾家岩的住所「桂園」供毛澤東使用。毛澤東以桂園作為他在市內的辦公地點，每天上午8時從紅岩乘車到桂園，下午6時從桂園回到紅岩。在重慶，他除會客和處理談判問題外，還繼續領導全黨和解放區的工作。具體的談判，由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的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進行。
在重慶，毛澤東外出時，周恩來都同車陪同。有一次，毛澤東和周恩來應蔣介石的邀請，在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館裏住了一天。一到那裏，周恩來又囑咐警衛人員：要仔細檢查，各個角落都要查到，看有沒有爆炸品和燃燒品等。警衛人員檢查後，他仍不放心，又親自檢查，床上、床下、枕頭都看過，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然後才讓毛澤東進去。毛澤東住下後，他又囑咐警衛人員：保證房內不能離人，不要讓別人進來。在宴會上，人們擁上來，爭著向毛澤東敬酒。周恩來都接過來，替毛澤東喝完那一杯又一杯的酒。白天，他幫助毛澤東處理繁重的工作。深夜，當毛澤東休息後，他又繼續召集會議，檢查和佈置第二天的工作，度過多少不眠之夜。
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賀龍，說明毛澤東赴渝談判是必要的，蔣介石不敢不保障毛澤東的安全，「目前在前線上最能配合與幫助談判的事情，就是在頑軍向我解放區進攻時，在自衛原則下打幾個勝利的殲滅戰」。
會談的最初四天，是就政治、軍事問題先做一般性商談，隨便交換意見。由於國民黨對這次談判並沒有真正的誠意，而且也沒有估計到毛澤東真會這樣快地應邀來到重慶，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準備好談判方案。為了便於談判進行，使談判能取得具體的成果，只好由中共方面先提出意見。9月3日，中共方面將擬訂的兩黨談判方案11項交給國民黨代表轉蔣介石。
這11項內容，是從實現和平、團結、民主的願望出發，以國共兩黨現有政治軍事力量的實際狀況為基礎，並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讓步（包括軍隊的大批裁減和南方解放區的撤出）的條件下提出的。但是，國民黨方面卻連把這11項作為討論的基礎也不願接受。9月4日上午，蔣介石召集張群、王世傑、邵力子、張治中4人開會，把他在毛澤東到重慶一星期後才倉促擬出的《對中共談判要點》交給他們。
當天晚上，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代表開始就實質性問題進行商談。國民黨代表張群等一開口就表示：「兄等此次所提條件，距離尚遠」，“有數點根本無從討論”。他們提出：現“亟須確定者尚是談判之態度與精神”。
周恩來接著做了一個長篇發言，指出：具體問題的解決，不免遭遇困難，這自在我人意料之中。為了求得問題的解決，我方已做了儘可能的讓步：「第一，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並不提出，而只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第二，召開黨派會議產生聯合政府之方式，國民黨既認為有推翻政府之顧慮，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黨派會議。第三，國民大會之代表，中共主張普選，但雪艇先生（王世傑）與毛先生談話時既認為不可能，中共雖不能放棄主張然亦不反對參加，現在亦不在北方另行召開會議。凡此讓步皆為此次談話之政治基礎」，“可保證此次談判之成功”。
由於國民黨沒有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其代表無言以對。於是，自5日起談判中斷了3天。
9月8日、10日、11日、12日、15日、19日、21日，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談判代表進行了7次談判。商談中，雙方的主要爭執點仍在軍隊問題和解放區問題。
3個星期的談判，中共一再讓步，表現出謀求和平的誠意和願望。國民黨則是軟硬兼施，企圖迫使中共就範。中共代表感到無法再談下去，為了使外界了解情況，周恩來向各黨派如民盟、國民黨內的民主派以及文化、新聞、產業界人士解釋中共的主張，說明談判陷入僵局的原因。許多人對中共表示同情。
當時，國民黨當局加緊調兵遣將向解放區進攻，從8月中旬開始一個多月內，調集了37個軍73個師的兵力，其中大部分用於向華北解放區進犯，企圖控制整個華北，分割、壓縮各解放區，並打開它進軍東北的通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劉少奇、朱德的主持下，密切注視對方的動向，指示各解放區對從平漢、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綏等鐵路幹線推進的國民黨軍隊給予堅決的打擊和阻滯，在各鐵路沿線開展交通破擊戰，集中力量組織幾個戰役。
戰場的形勢決定談判桌上的形勢。蔣介石自恃武力強大，蠻橫地說：「要和，就照我所列諸條件和，不然回延安帶兵來打好了。」蔣介石之所以如此蠻橫，意在拖延談判時間，等待各戰區的“捷報”。
9月27日、28日，10月2日、5日，雙方就軍事問題、解放區問題和國民大會問題又進行了4次會談。
周恩來建議：將一個月來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其中總的方針、軍事問題、政治會議問題等，或已雙方同意，或彼此意見接近，擇其能發表者發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國民黨代表表示同意。
上黨戰役從9月10日開始，至10月12日獲得全勝，晉冀魯豫軍區部隊共殲閻錫山部13個師35000多人。正因為上黨打得好，重慶的蔣介石不得不回到談判桌上來。
一開始，蔣介石對上黨戰事抱著極大的希望，希望閻錫山能打個好仗，一是摸摸共產黨軍隊的戰鬥實力；二是藉此壓共產黨再做讓步，所以當國共雙方的會談紀要定稿後，中共代表催蔣介石簽字時，他遲遲不肯簽字。閻軍在上黨的慘敗無異於給蔣介石當頭一悶棍，他只得派人到紅岩村與周恩來聯繫，表示要儘快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上簽字。
10月8日，張治中在軍事委員會大禮堂舉行盛大宴會招待毛澤東、周恩來等，並邀請了國民党參政員、黨政軍要員和重慶文化界、新聞界各方人士500多人參加，盛況空前。
宴會後，舉行文藝晚會，觀看演員的精彩表演。毛澤東、周恩來、張治中等正在為演員熱烈鼓掌時，一件震驚重慶的突然事件發生了：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秘書李少石（共產黨員、廖仲愷女婿）自曾家岩乘坐小汽車送國民黨左派柳亞子回沙坪壩，歸來途中遭到國民黨士兵的槍擊，傷勢嚴重，送入市民醫院後搶救無效而去世。周恩來接到新華日報社營業部來人的報告後，為之一震，但他沒有立刻驚動毛澤東，只是對他輕輕說了聲：「有點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來立刻找來國民黨的憲兵司令張鎮，同他一起趕到市民醫院。周恩來悲痛地說：「20年前，在同樣的情況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愷先後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猶歷歷在目，不料如今我又看到你遭到凶殺……」他責令張鎮要嚴加偵察，緝凶歸案。
周恩來考慮到毛澤東的安全，立即對張鎮說：「晚會結束後，請你負責毛主席的安全，他坐在你的車上，你親自送到紅岩八路軍辦事處。」張鎮立即答應照辦。
隨後，周恩來又輕輕地走進軍事委員會大禮堂，仍然回到原來的座位上，一直默默地坐到散場。毛澤東始終坐著看演出，不知道曾經發生什麼。
散會後，張鎮按照周恩來的要求，用他的汽車親自護送毛澤東回紅岩。毛澤東上車後，周恩來把李少石被殺一事告訴張治中，張治中表示調查。
由於環境十分險惡，事實真相又不明，於是有了種種猜測，都把它同毛澤東的安全聯繫起來，認為這是一起嚴重的政治暗殺事件，是國民黨下的手！對此，周恩來沉著應付，一面交代錢之光、陳龍、龍飛虎等加強對毛澤東的安全保衛，以防萬一；一面催促國民黨當局迅速破案，並派人到出事地點向在場群眾調查。
經過反覆查證，到10日案情已經清楚：8日下午，司機熊國華先把柳亞子先生送到沙坪壩中央大學附近他的住宅後，拉著李少石急速往回返。車抵紅岩嘴下土灣，不慎撞傷陸軍重迫擊炮第一團第三營第七連士兵吳應堂。班長田開福見汽車肇事後沒有停下來，就朝汽車開槍。子彈從車後的工具箱穿過，打中李少石的肺部。李少石被送重慶市民醫院後因流血過多、搶救無效，於當晚7時45分犧牲，時年29歲。
事情弄清後，《新華日報》發表錢之光的談話，說明這個悲痛的偶然事件的經過，表示願擔負那個受傷士兵的醫療費用，萬一傷重去世，願負責殮葬與撫恤。周恩來在安葬李少石後，也親往醫院看望那個受傷士兵，重申願負擔一切醫療費用。
10月10日，蔣介石在國民政府舉行慶祝國慶招待外賓的雞尾酒會。下午4時半，蔣介石到桂園張治中公館回訪毛澤東，會談10多分鐘後，一同回到國民政府參加酒會。
約5時半，酒會結束，毛澤東回到曾家岩桂園樓上休息。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和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離開會場到桂園。
6時，在張治中公館的會客室南牆「天下為公」的橫幅下橫擺著一張條桌，覆以桌布，擺上簽字用的筆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史稱《雙十協定》）簽字儀式在這裏舉行。會場簡樸、肅穆、莊嚴。
一切準備就緒，雙方代表先後到場，互相致意，並審閱了事先謄寫好的《雙十協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後簽上自己的名字。他們雖然沒有說話，但從臉上表情看，顯得既嚴肅又高興。全體代表中，只有張群因公外出，不在重慶，他的名字是事後補簽的。協議全文於同月12日在報上公佈。
簽字完成後，邵力子向雙方代表建議：「這次商談，所以能夠獲得初步成功，達成協議，多有賴於毛潤之先生的不辭勞苦奔波，應請他下樓相見。」大家欣然同意，於是毛澤東自樓上下來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賀。
11日上午，由張治中陪同毛澤東同赴九龍坡機場，乘蔣介石的專機「美齡號」飛返延安。蔣介石特派陳誠代表他到機場送行。到機場送行的還有各階層、各方面人士數百人。下午1時30分，毛澤東安返延安，機場上一片歡聲笑語。
本文摘自：中國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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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39年前的今天，1974年3月27日，中共領導人王明在莫斯科病死。王明作為1931年至1943年間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與中共中央的關係是很特殊的，其地位和作用的變化也很大。
縱觀王明的一生，可謂大起大落。他不到27周歲就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掌握實際大權，但不到一年就離開鬥爭第一線。33歲時作為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回國風光一時，也是不到一年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失去實權，並在37歲時受到批判，實際上離開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很快成為左、右傾錯誤的代表人物受到全黨的批判……
王明
米夫的「得意弟子」
王明與中共中央的關係，是從反對中共中央開始的。
王明原是武昌商科大學預科的一名青年學生，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裏，他成了校長米夫的得意弟子，成了一個教條主義者，並積极參加了學校里的派別鬥爭，形成了以他為首的一個小宗派。由於以瞿秋白、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不同意他們的做法，王明於1928年帶頭開展了反對中共代表團的活動，「這就是後來延安整風時博古所說的王明宗派‘反對中國黨的第一戰’」。（《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1929年3月，在莫斯科呆了5年多的王明回到上海。有的回憶說，當時中共中央提出讓王明到革命根據地去工作，但他不願意，也「不願到基層工作，堅持要留在中央機關，一心一意想當領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艱苦細緻的群眾工作」。（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但據王明自己回憶，開始時他的工作很不順利。直到“五一”節前，他才和中央機關接上頭。李立三對他說：“你雖然在莫斯科學習過，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要到最下層、最艱苦、最困難的地方去。”於是派王明到中共滬西區委，做《紅旗報》的通訊員。但王明到達後，才知道那裏已經有了通訊員，於是只能做候補通訊員，每天只是領來報紙，送發報紙。直到7月27日，才被調到滬東區委宣傳部。10月中旬，又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紅旗報》編輯。1930年1月12日王明被捕後，雇了一個印度巡捕到中央秘密機關送信，請求營救，致使黨的許多機關不得不立即轉移。所以2月18日王明剛被交保釋放，黨中央就批評了他，給了他黨內警告處分，改派到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做《勞動》三日刊的編輯。6月初，又調任中宣部秘書。這期間，王明寫了幾十篇文章，極力宣傳共產國際的左傾錯誤主張，在很多問題上的觀點比李立三更「左」。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代表「立三路線」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當王明聽說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上海代表羅伯特反對這個決議，共產國際也一直未批准這個決議時，便揣摩其意圖，在7月9日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與博古一起對這個決議提出不同意見。當時，李立三、向忠發等很惱火，立即給他們扣上“右派”、“小組織者”等帽子，又給了王明留黨察看的處分。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又給中央寫信，重申他在會上講的意見。8月，中央又給他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並調出中共中央宣傳部，下放到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王明提出的一些意見雖然是對的，但更多的是站在更「左」的立場上反對李立三的。
從一般幹部到掌控中央大權
為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7月23日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的精神，在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下於9月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雖然沒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線錯誤」，但實際上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對於六屆三中全會，王明也曾表示擁護，並表示服從黨的分配，到農村革命根據地去工作。
但共產國際看到中共中央報去的材料以後，改變了原來的看法，認為李立三犯了「路線錯誤」，並於1930年10月發出《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來信”，實際上否定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王明在離開上海以前，從蘇聯回國的學生那裏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立即改變態度，從擁護三中全會變為反對三中全會，並以未撤銷對他的處分為借口，賴在上海不走。11月13日，他和博古聯名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用激烈、尖銳的詞句反對三中全會和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四天之後他們又向中央寫了第二封信，提出撤銷對他們的處分等三條要求。
中共中央於11月16日接到共產國際來信後，中央政治局接連召開會議進行研究，認為不宜擴大討論，以免妨礙正在進行的工作轉變並造成黨的分裂，指出王明等人的活動是為了反對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但王明根本不聽勸告，進一步展開宗派活動。他一方面加緊撰寫、修改他的《兩條路線》，即後來改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一方面進行串聯，與羅章龍等人聯名寫信要求召開緊急會議，解決黨內的政治、組織問題。於是，中共中央不得不於12月9日作出《關於召集中央緊急會議的決議》。
但正在這時，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來到上海。他認為召開緊急會議並沒有把握把瞿秋白趕下台，把王明扶上台，於是提議召開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米夫的一手把持下，中共中央撤銷了對王明等人的處分，並任命他為江南省委（習慣上稱江蘇省委）書記。在1931年1月7日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樣，王明作為一個剛回國不久的不到27周歲的青年學生，一個原來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一般黨員幹部，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一躍登上了中央的領導崗位。從2月開始，他又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楊奎松《王明上台記》）
有個問題有些讀者一直有疑問，即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只是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也只排名第四，前面還有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張國燾於這年4月到了鄂豫皖根據地以後，王明也只排名第三。那麼，為什麼從六屆四中全會開始的錯誤叫做「王明路線」呢? 我想這裏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王明雖不是中央主要領導人，但操有實權，並且最受共產國際的信任。毛澤東在批判王明的時候也說：王明在四中全會上實際上是“奪了權”，他“實際上做了總書記”。這就像李立三犯錯誤時不叫“向忠發路線”，而叫“李立三路線”一樣；二是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工作，實際上是以王明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為綱領的，當時的各項方針政策不過是這本小冊子的內容的體現和具體化。以後王明雖然到了國外，但新成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貫徹執行的還是王明走前制定的那條路線，即“國際路線”。在延安整風時，中央曾把博古和王明並稱，將這條路線稱為“王明、博古的機會主義路線”。後來博古不幸犧牲，加上認錯態度又較好，所以以後就只稱王明的左傾路線了。當然，王明的這本小冊子也是貫徹共產國際的決議的。
從堅持左傾錯誤到較早提出一些正確主張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秘密乘船離開上海，11月7日到達莫斯科，開始就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並在共產國際領導機關負責處理中國黨的事務。後來他擔任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書記處候補書記，是中共在共產國際里職務最高的人。
過去很多著作認為，王明到共產國際以後，仍在遙控中共中央，貫徹他的左傾主張。我認為，這隻講了一個方面，說他遙控中共中央，似乎有些誇大。因為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蘇區相隔萬里，電訊、交通都十分不便，王明即使要遙控，也鞭長莫及。況且，王明和博古後來也發生了分歧。
由於王明在共產國際工作，能夠比較早地了解共產國際及蘇聯政策的變化，因此，隨著蘇聯對外政策及共產國際主張的轉變，他的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他與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發生了分歧。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國蘇維埃區域底經濟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對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左傾錯誤的意見，指出當時不能從蘇區經濟中剷除資本主義，而應利用它振興蘇區的經濟；不能消滅富農和頻繁地重新分配土地，應當保護、發展工商業和允許自由貿易等。這與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認識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8月3日，王明和康生在給中共中央寫的一封長信中，對博古主持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中關於粉碎六次「圍剿」（這裏說的第六次「圍剿」，即通常說的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作者注）的鬥爭“是阻止中國走殖民地道路的鬥爭”，“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要擴大百萬紅軍，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等提法提出了批評，認為中國革命是一種長期性的堅(艱)苦鬥爭，六次「圍剿」不僅不是最後決定中國命運的鬥爭，並且也不是決定勝負的鬥爭；把擴大百萬紅軍的口號作為目前實際行動的口號，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許多難以解決的困難（像武裝、幹部、供給等），同時還會發生把地方武裝都集中到紅軍來的現象，因之不能不減弱在敵人後方兩翼的廣大的游擊戰爭。目前必須首先提出“反日反蔣”的口號。在這口號之下，團結一切有可能參加這個運動的力量，來反對目前革命的最主要最兇惡的敵人。
儘管王明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自己所犯的左傾錯誤，他的思想轉變並不徹底，但對於他的思想轉變和他對博古等人的批評，是應該肯定的。
從宣傳抗日統一戰線到犯下「嚴重錯誤」
1937年11月，王明與康生等啟程回國，11月29日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4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被補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並決定由他與周恩來等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12月18日，他與周恩來、博古等到了武漢。在12月2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代表團與長江中央局聯席會議上，他被確定為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在長江局工作期間，王明在一些大的問題上與中央是一致的。第一，他也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第二，他也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合作，反對分裂的；第三，他也是主張保持中國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反對取消中國共產黨的。他在長江局期間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長江局的成績，有王明的一份功勞。
給中央與前總，有些是帶指示性的電報。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義發表了許多文件。這些都是極不對的。”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肯定了劉少奇對「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口號的批評，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並因武漢失守撤銷長江局，結束了王明對南部中國黨的領導，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
長期以來，一直把王明在抗戰初期的錯誤稱為「右傾投降主義」。直到2002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才改變了這種提法，只說王明在抗戰初期犯了“右傾錯誤”，沒有再提「右傾投降主義」。
近年來，不少學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不能再把王明抗戰初期的錯誤看作右傾錯誤。 看清這個問題的關鍵，我認為是站在什麼角度來分析。如果站在中共黨史的角度，王明的一些做法當然可以認為是右的；但如果站在中國現代史的角度，就不能認為王明在抗戰初期是右傾的。王明回國的時候，第二次國共合作已經建立。既然是合作，就應該互諒互讓，不能一味地強調鬥爭。特別是他回國不久，就到武漢與國民党進行談判，並主持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工作，直接在那裏同國民黨打交道。在這種情況下，他更多地強調聯合、團結與合作，強調有些事情要經過國民黨同意，並沒有什麼錯誤。
即使從中共黨史的角度，也很難說原來批判王明的那些問題都是右傾錯誤。例如毛澤東批判的那幾條：第一條是「對形勢估計問題——主要表現樂觀」，以及“以速勝論反對持久戰”，這隻能說是認識問題，如果一定要說傾向的話，那不僅不是“右”，而且是「左」；能夠說“右”的問題只有第二條，即“國共關係問題——忽視在統戰下的獨立性與鬥爭性”。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王明也不是一概錯誤，要作具體分析。第一，王明並不是不要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獨立性。他在提出“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口號的同時，對這個問題是強調的。第二，王明並不是沒有開展對國民黨錯誤思想及行動的鬥爭。第三，王明講的很多話，毛澤東也講過。當然，王明在很多問題上與毛澤東的看法還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毛澤東與國民黨殊死鬥爭了10年，對於如何反對國民黨的限制和打擊，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考慮得更多一些。而王明是帶著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關於加強國共合作的使命回國的，因而對於怎麼和國民黨合作抗日考慮得更多一些。所以後來毛澤東批評王明是“對自己的事（指中國革命問題）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1945年6月毛澤東同師哲的談話，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
很多著作認為王明這次回國是來奪毛澤東的權的。但從現有的材料看，沒什麼材料可以說明斯大林曾想過以王明取代毛澤東。相反，王明回國前，季米特洛夫曾一再告誡他回國後不要爭權：「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係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徐則浩《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
從討好毛澤東到對抗整風運動
自從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受到批評以後，王明為了扭轉被動局面，開始極力吹捧毛澤東。
1940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開學典禮上作了《學習毛澤東》的講演，說要學習毛澤東“始終一貫地忠於革命的精神”、“勤於學習的精神”、“勇於創造的精神”、“長於工作的精神”、“善於團結的精神”，說黨的一大以後毛澤東“便是我們黨的主要的領導人，便是中國革命一個優秀的領導者”，大革命失敗後毛“如鶴立雞群一樣英勇堅決地繼續革命工作”，不僅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而且是偉大的理論家”，“在農民工作中，他是一個有名的農民工作大王；在軍事工作中，他是偉大的戰略家；在民權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黨的工作中，他是公認的領袖。不管什麼工作，只要放在他手裏，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請教，他都能告訴你經驗和方法”。所以，“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學生以及全國的優秀青年，應該以毛澤東為模範，應該學習毛澤東”。對於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王明說是馬列主義的“新發展”。在這篇講演中，一切好聽的名詞幾乎都用上了，和林彪、康生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吹捧相比，毫不遜色。對毛澤東做出這麼高的評價，王明是第一個。
可是在王明的心裏，在另外的場合，對毛澤東就不那麼「尊重」和“贊成”了。例如1941年5月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後，王明在女大傳達報告時便說，理論聯繫實際要反對這也聯繫那也聯繫，變成“亂聯繫”，並說“不要怕說教條，教條就教條”，學它幾百條，學會了，記住了，碰見實際自然會運用。
報，說應與大資產階級蔣介石搞好關係，中央的方針太「左」了。在10月8日的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他說“我們與國民黨的關係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未說要聯合大資產階級，“這是缺點”。王明發言後與會同志對他進行了批評，他幾乎逐條進行了反駁和解釋。可是當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提出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王明提出的這些政治問題，希望王明對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會議上說明時，王明突然於10月12日宣佈有病，不能參加政治局會議，並說他同意毛澤東關於他在武漢時期所犯錯誤的結論。從此，他就以生病作為拒不檢查錯誤的擋箭牌。
從1941年10月12日至1945年，王明就一直在醫院或家裏養病、治病。在治病過程中，他又抓住對他用藥不當的「技術事故」大做文章，說是毛澤東通過李富春指使醫生“謀害”他，並說給他治病的金茂岳醫生有政治問題甚至特務嫌疑。
1943年3月中央機構調整以後，王明不再是中央書記處成員。從此，他退出了中共中央的權力核心。
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以後，為進一步清算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創造了有利條件。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了王明在抗戰初期的錯誤。11月29日，李富春與王明談話，說很快就要召開七大，希望他認真作出檢討。在這種情況下，王明感到靠山已去，不得不於12月1日讓妻子孟慶樹代筆，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信，再一次聲明「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對於1941年10月間毛澤東等同志的批評，他“很感謝”，說這些批評“使我有可能和我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作鬥爭”。信的最後，他說：“我願意盡我力之所能，對自己過去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檢討，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領導與教育之下，我願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但是，這只不過是一個“表示”而已，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裡，他並沒有對自己的錯誤進行檢查。
從「願意做個驢子」到拒絕繼續認錯
在1945年黨的七大前夕，毛澤東把六屆七中全會準備討論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送給王明看，並派人同他談話，建議他寫一個承認錯誤的聲明書。王明迫不得已，於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同一天，給六屆七中全會寫了一封長信，表示贊同這一決議，並高度讚揚了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與功績，檢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在此信的最後王明說，中央對他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結論，「我都服從接受」，並認為應撤銷他黨內外的一切職務，讓他作最接近廣大群眾的下層群眾工作。
在這封長信中，雖然有些問題檢查得還不夠全面、不夠深刻，但這是王明一生中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所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一次最系統的檢查，態度似乎也是沉痛的、誠懇的。但是，在後來的《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79年版）一書中，王明卻說這次檢查是被迫的，並不是真心真意的，並攻擊《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毛澤東偽造中共黨史的第一個文件」。
因為王明檢查了自己的一些錯誤，毛澤東在七大上做了工作，七大仍然選舉王明為中央委員。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王明在發言中從各個方面吹捧毛澤東和《新民主主義論》，但毫不檢查自己的錯誤。對於他的發言大家提出了批評，他不得已在3月10日的第二次發言中作了一些檢查。他對有的問題進行了檢討，對有的問題進行了反駁或解釋，說他從未反對過新民主主義，從未反過毛，只是「不知道他如此偉大」，“心裏也沒有想過當總書記”，等等。在大家的批評幫助下，他表示“願意做個驢子，慢慢走，跟毛走”。毛澤東在會議的結論中，指出要幫助王明改正錯誤，並要求王明寫一份檢查錯誤的聲明書。但是，王明一直沒有寫這個聲明書。
1950年6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王明因病請假。由於他遲遲不寫檢查錯誤的聲明書，會議作出了《關於王明同志的決定》，要求王明將「聲明書寫好後，應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審閱，並在必要時，由政治局提交以後的中央全會討論」。可是到9月上旬，王明便提出“請求到蘇聯醫治”，10月25日動身到蘇聯去了。他雖於1953年12月回國，但1956年1月30日，又再次到蘇聯去了。
晚年以反毛為業
自1956年去蘇聯，王明再也沒有回國。他去蘇聯固然是為了治病，但毫無疑問也是為了躲避檢查。1960年以前，他一方面養病，一方面寫了很多詩歌，有些是讚揚國內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世界人民的勝利的，有些是懷念家鄉、親人及戰友的。在抒發個人情感的另外一些詩歌里，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毛澤東的不滿。對於國內的政治運動，他做了很多指責。其中一些指責，不能說沒有道理，因為這些運動確實搞錯了，如他批評的「反右運動」和“三面紅旗”等。但他在這些詩中竭盡嘲諷和挖苦之能事，而且把責任歸咎於毛澤東一人。從1960年以後，王明寫的一些詩則明顯地是對毛澤東的攻擊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王明寫了一系列詩歌和文章，從各個方面反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這個時期王明的“代表作”共三部。一部題為《論中國事件》，1969年3月19日首先刊登在加拿大共產黨黨報《加拿大論壇報》上，隨後由蘇聯政治書籍出版社印成小冊子。第二部“代表作”是他於1970年4月借紀念列寧誕辰100周年寫的《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一書，繼續攻擊毛澤東。第三部“代表作”是1971年以來所寫的一些文章拼湊成的《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一書（現代史料編刊社和東方出版社在國內出版時，名字改為《中共五十年》），這可說是他反對毛澤東的“登峰造極”之作。這本書剛編完，王明就於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去世。
還在1968年12月8日，王明便在一首題為《生死鬥爭》的七律中寫道：「坐行都苦睡眠苦，何不飛升到太玄?爭取生存為黨業，力求述作反毛篇。」由此可見，王明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反對毛澤東身上。
縱觀王明的一生，可謂大起大落。他不到27周歲就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掌握實際大權，但不到一年就離開鬥爭第一線。33歲時作為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回國風光一時，也是不到一年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失去實權，並在37歲時受到批判，實際上離開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很快成為左、右傾錯誤的代表人物受到全黨的批判。
王明的一生貫穿了一條線，那就是教條主義。他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著作，但由於堅持教條主義，接連犯了「左」的和右的兩次錯誤，並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是他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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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同舟共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