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國完成了「星星，月亮，太陽」三大科學技術項目，未來我們很多事要做，首先說好中國故事，把攔路的古老大山——「李約瑟問題」、「中國創新落後」等論——好好的搬走。
中國的「人造太陽」HL-2M首次發電成功。(新華社圖片)
星星︰北斗衛星提前半年於6月23日完成最後部署，中國的導航系統自主了，英國軍事專家對BBC說︰「（中國）擁有自己的系統的主要優勢是使用安全，不需依賴他國提供服務。」
月亮︰嫦娥五號探月器剛完成高難度航天技術，帶同月壤返回，打開太空競賽新一頁，中國航天科技闖進世界前列，影響觸及科學與軍事領域。
太陽︰「人造太陽」（HL-2M）本月首次發電試驗成功，這座裝置仿製太陽的核聚變過，讓中國領先擁有更安全、更強大的新能源技術，未來可望取代石油，改變世界格局。
中國「星星，月亮，太陽」都是自主研發的成果，並確立「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的全新科學觀，怎麼解釋這句話？我們在探索過程中，突破了科技大國強國的一時封鎖，令國界無法阻撓科學技術發展。不過，主導技術進步的科學家，必須靠舉國之力支援，若國之不強，其餘免談。習近平9月與中國科學家座談，表示︰「我國科技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報國的科學家前赴後繼、接續奮鬥的結果。」科學家都為他人效力，我們難道要等外國的技術轉移和分享嗎？看看美國對科技的獨佔態度，中國奢望與人合作的話，不單只中國沒有「星星，月亮，太陽」，世界也因而缺失這三大突破成就。
西方評論沒有低估中國的進步，但中文的評論更多提醒「中國缺乏科學精神」、「中國只是技術應用，不是創新科學大國」。關於「李約瑟問題」（何以傳統中國沒有科學）你還說是醍醐灌頂嗎？不是一早定論中國基礎科學受限於大陸小農經濟體系，知識以經驗和實用為主；而西方面對大海洋需要探索不可知與不確定性，讓天文、物理牽引早期科學發展嗎？
以上問題不簡單，但都邁進2021年了，問題也不複雜。身處全球化的科技時代，沒有地理隔絕造成什麼的文明差異，互聯網、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科技、航天工程，都是所有國家面對的不可知、不確定的星辰大海。基於競爭的現實，中國已經致力尋求由0到1突破的科學技術研究，原創科學論文、技術專利數量年年增加。當然，中國還存在改進空間。
航天工程出現很多年輕人臉孔，這是中國的希望。(新華社圖片)
習近平强调︰「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的出發點往往是科學家探究自然奧秘的好奇心。」這方面我們以往落後了，因此培養年青人科學精神方最重要，座談會的資深科學家紛紛回應，提出「少年強則科技強，科技強則中國強」、「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每個孩子心中都有科學的夢想。」、「全社會都要營造良好的氛圍，保護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等等，有建設有前瞻的解決方案。
留意到今次嫦娥五號工程計劃的科技人員，不少是20多歲到30歲的年輕人，中國需要更多擁有好奇心、對科學有興趣的青少年接棒。塑造精神抖擻的社會氣氛很重要，我們需要自信和驕傲，我們需要做出更多的「星星，月亮，太陽」，跟古老大山說再見！
深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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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只有少數因瘟疫死亡的案例，後來死亡人數開始節節攀升，直到消息瞞不住了，瘟疫正式宣告爆發。」這是對年初武漢封城的評論報導嗎？不是。再看下文︰「富人一個個率先舉家搬遷，然而對小市民來說，這場瘟疫才剛丟出第一道艱難的選擇題：要放棄所有財產，孑然一身離開這座城市嗎？窮人則是根本走不了，只能留在原地聽天由命。」猜一猜是哪？
英國首相約翰遜宣佈國內疫情上升至最高級別。(AP圖片)
以上是對瘟疫下倫敦市的描寫，執筆者很有名氣——歐洲小說之父笛福（Daniel Defoe），除了《魯濱遜漂流記》之外，他另一巨著是《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剛才節錄是中譯本的簡介，接下來要介紹書中主人翁︰17世紀挽救倫敦於瘟疫，並開啟現代衛生防疫的倫敦市長羅倫斯（Sir John Lawrence）。
倫敦於1664至1665年爆發大瘟疫，情況很糟糕。正如前述，市內知情者有「隱瞞」疫情之嫌，導致「延誤」防疫措施，疫情失控便「逃跑」。最應留下來領導市民抗疫的英王查理二世，帶同家人出走倫敦到牛津郡避疫，其他權貴富人隨後。不過，羅倫斯選擇留下組織抗疫。
BBC《歷史雜誌》把羅倫斯列為倫敦七大令人難忘市長之一，褒揚他「不畏瘟疫席捲倫敦的恐怖，表明不離倫敦的決心。」更重要的是他在艱難疫過程中，從零開始摸索建立出一套科學化的抗疫政策，為現代文明作出貢獻。事實上，經過黑死病橫掃歐洲的教訓（7500萬人死亡），英國15世紀開始以封鎖市鎮、強制隔離作為抗疫措施，不過，羅倫斯市長還做不到把倫敦封城，好在疫情在1665年末自然消失，否則規模難以估計。
今年1月23日武漢因應新冠疫情封城，應為史上最大規模，也最成功的一次封城措施，不過，《紐約時報》批評道︰「封閉城市幾乎肯定會導致侵犯人權，在美國顯然是違反憲法的。」《紐時》也懷疑封城效果，3月評論︰「為了抗擊冠狀病毒，中國將近6000萬人置於封鎖之下，並對數億人實施了嚴格的檢疫和旅行限制。這場行動給人們的生計和自由帶來了沉重的代價。」美國輿論對中國抗疫作出抨擊至今不息。
不過，英國是一個有歷史感的國家，經過對疫情的觀察，開始放下跟美國一起針對中國的成見。BBC今年4月重提《大疫年紀事》，引述書中所言︰「一個人，可能真的已經受到感染，而不自知，卻又出國，作為一個健康無事的人去往各處，可能將瘟疫傳給一千個人。然後無論是將感染傳出去的人還是被感染的人，都毫不知情。」笛福的抗疫封城見解，與今天中國應並無二致。
英國邊境仍然緊張，大量國民要求出國避疫。(AP圖片)
英國上周末宣佈疫情警報升至最高級別，倫敦市長簡世德宣佈封城，即時引起大批倫敦人「逃城」，不過，英國主要官員沒有提人權自由之言，反譴責他們「不負責任」。《每日郵報》形容倫敦的場面有如「越南逃亡」，記者寫道：「身在『西貢最後列車』的每個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做一個愚蠢和不負責任的決定，儘管這是在法律範圍之內。」英國傳媒的醒覺也很徹底，了解到在不適合情景，不適合時光之下，拿出人權保障之類說詞，是違背常理。
羅倫斯市長為城市抗疫立下榜樣，三百多年之後，只要英國人不忘記，他的精神將會引領英國度過難關。疫後，倫敦與武漢不妨結為友誼城市，合力宣傳防疫抗疫，應可成為佳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