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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舞會上親近女色搞「按摩」惹怒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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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舞會上親近女色搞「按摩」惹怒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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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舞會上親近女色搞「按摩」惹怒周恩來

2020年12月26日 18:45

[導讀]舞一旦跳起來了,高崗便漸漸有點「原形畢露」,目光像獵手一樣搜尋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線部位的美,調情的話多起來,有些甚至講得很粗俗。他又加上了“按摩”動作,並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高崗(資料圖)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來》,權延赤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第一次發脾氣

總理愛跳舞。他難得休息和娛樂,有點寶貴的休息時間他首先是選擇跳舞,因為跳舞可以集運動、放鬆和工作為一體,這些在後面章節里將詳細介紹。

50年代的舞會是比較多的。那時沒有迪斯科、霹靂舞、太空舞這些名堂,那時只是交誼舞,並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主要在春藕齋跳,總理去得不多,總理主要是在紫光閣和北京飯店跳舞。因為國務院領導、各部委辦負責人及部分在京的軍隊領導人,主要都是在這兩個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來自部隊。那時階級鬥爭還激烈,政治審查嚴,部隊的人可靠。也有文藝團體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員。

千人千性,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對於高級領導幹部也不例外,表現在舞場上也必然「氣象萬千」了。

比如總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脫又禮貌,風度翩翩又絕無輕浮。

比如陳老總,與總理風格相異,或輕鬆隨便,或熱烈活潑,或漫不經心,但絕無輕浮越軌。

不過,也確實有領導幹部熱烈至過頭、隨便到越軌。怎麼說呢?講好聽了叫解放、叫超前,講難聽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來第一次為跳舞發脾氣是在北京飯店。舞會一般是8點開始,總理往往是10點到,象徵性跳幾圈,同大家見見面,向舞伴問些部隊或社會上的情況,同各部門負責人簡單交流一下工作意見就退席。

記得那天舞會,趙燕俠、新鳳霞、馬玉濤這些著名女演員也參加了,間場時還組織幾個唱段。總理本來就喜歡聽她們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時,輕捷瀟洒,像一股春風;聽歌時,頭稍稍後仰,嘴角漾著靜溫無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輕輕打拍子。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來。

然而,跳過三場後,總理臉色忽然變了。笑容被一隻無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臉脹紅起來,彷彿為什麼事感到羞恥,眉頭微蹙,目光朝某一個目標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況下,我們身邊工作人員跟隨總理去跳舞時,都是可以跟著下場的。我注意到總理的變色變態,順他的目光尋找,發現了問題所在。

那是位相當一級的負責幹部,他的跳舞,用我們當時的話講,叫做「很不嚴肅」。我們對首長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講「很不嚴肅」,不會講更過分的話。他的舞蹈動作越軌了。現在的舞場上,這種“鏡頭”可能不少見,那時可不然,有點“觸目驚心”。怎麼說呢?比如現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與那個年輕的女文工團員,即便說不到磨肚皮,也摟得夠緊,貼上去了。比如現在有人跳“貼面舞”,他那不叫貼面也是時觸時離,若離若即。隨著舞會漸漸熱烈,他跟那個年輕女團員也漸漸熾烈,他的手也開始不老實,上下輕移,摸摸捏捏……

總理的臉色由紅漸漸轉蒼白,他的感情從羞恥而變成惱火義憤;他的目光開始還犀利地朝那位幹部掃射,後來終於黯淡下來,傷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幹部一眼。

他已經跳到了門口的方向,雖然舞曲未終,他也不再繼續旋轉,彬彬有禮地脫離舞伴,點點頭,歉意地說:「對不起,我有事,該走了。」

我們雖然正年輕,想跳舞,但是不敢離開他,一見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隨。一名衛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時沒有現在的講究,現在高級飯店的舞場都有存放衣物處,當然也有失竊嚴重的原因。那時沒有這種服務,也沒有失竊的憂慮。參加舞會的人,多餘衣物都是往椅子沙發上一丟,摞一大堆;不分職務高低,不分衣物高檔低檔乾淨不幹凈,全堆一起。總理在門口站住腳,看衛士取大衣。衛士手忙腳亂,翻出總理的大衣,往出拿時,把壓在上面的別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當衛士將大衣交給總理時,胸脯正在起伏的總理忽然脾氣大發。他生來不會罵人。毛澤東偶爾發火還會說個「屁話」,吼一聲“滾”。總理連這些話也從不會講。他最嚴厲的話是:“這是不允許的!”他激烈時也不過兩句典型語言:“滑稽!”或“胡鬧台!”

現在,總理顯得那麼嚴厲,目光和聲音一樣尖銳:「你是怎麼搞的?為什麼把別人的衣服弄掉地?這是不尊重人,是不禮貌,不文明!」

總理前兩句話聲音還不大,說到「不尊重人」,“不禮貌,不文明”時,聲音放得很大,傳向舞場。衛士何曾見過這樣的脾氣大發,默默地低下頭。總理卻繼續大聲訓斥著:“不要以為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時機一樣能鬧出大事。這是不允許的!”

衛士知道「這是不允許的」分量,他哭了。

總理板著面孔走了,登車而去。他批評人無論多麼嚴厲,事後總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釋安慰一番。

「唉,發脾氣是一種無能表現。」總理事後這樣解釋:“對不起了,請你原諒。我那天心情不好,這不是對著你來的……”

我們都明白,總理大聲訓斥的那些話,是說給放肆舞場的極少數負責幹部的。

第二次發脾氣

還是那句話,千人千性,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呢。我們經常跟隨總理去參加舞會,他又常常是在舞會進行一段時間後到場,正是熱烈起來的時候,有時難免遇到不嚴肅的場面。遇到了他就生氣。記得第二次遇到時,他當場就不跳了,就在舞場中間氣憤地喊了一聲:「不跳了!走!」隨著這一聲,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就都停下舞,追著總理往出走。有名衛士跳舞中沒聽見,等發現追出去時,總理已經甩下他坐車走了。

可是,這種含蓄的批評、抗議和警告,有時並不能解決問題。總理在場,那個別幹部注意些,總理不在,他們還是不肯放棄這種「放鬆」和“愉快”。總理參加舞會沒有準點,有時仍然要碰上。他終於忍無可忍,開始了當面的嚴厲批評。我們這些跟隨左右的人,見他批評過不少次,對有些人很不滿,不留情面地表達了義憤。記得有次一位幹部“不嚴肅”,見總理來到,跳舞“放”不開了,就想帶著結識的年輕舞伴一起登車走。總理攔住了他,嚴厲訓斥:“你年紀也不小了,連這一點自我約束也做不到?你這樣胡鬧台,不覺得羞恥嗎?……”

公開的舞場上,氣氛總的說是健康而朝氣蓬勃;偶爾也只是個別人有所越軌,在總理的影響下還漸漸改正收斂了。真正氣氛不夠好的還是「家庭舞會」。

第三次發脾氣

所謂家庭舞會,好像是改革開放以後才聽得多了,其實建國之初就有。當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裏的資本家另當別論,以共產黨的幹部講,就是那些司令、部長也沒有搞的條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見所聞,似乎只有高崗搞過。

那時,高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說身處權力的頂層。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強幹,在過去的革命鬥爭中作出較大貢獻和成績,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獻,受到過毛澤東的表揚。

不過,這個人也有弱點,就是喜歡親近女色,並且不大在意人們對這種事的議論。用林彪一句名言來講,就是認為「小節無害」。他在東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崗不點頭,老天爺也不敢下雨。就是東北軍區某些身經百戰的紅軍將領,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樣表個態度就能將其拿下來免職。這原因很簡單。歷朝歷代,開國之初都必然經歷一個“英雄治國”的階段。這是鞏固政權時所不可免的,各方「諸侯」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歷史使命。

大權在握的「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黨紀、軍紀、政紀約束自己,規範自己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決於其自身的人品和修養了。高崗的長處不應否認,抗美援朝時,東北處於特殊地位,高崗自然也負有特殊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朝鮮是彭德懷總攬,東北是高崗總攬,北京是總理總攬,這三個人接觸頻繁,共商共事,一道奮鬥,不能說沒有感情。所以高崗到北京後,在他家組織舞會,總要讓秘書通知我們,請總理務必光臨。

但高崗的短處也無須遮掩。他的親近女色有時簡直「坦蕩」得無所顧忌。在東北時,他喜歡白俄姑娘,一旦被纏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給東北軍區或東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打電話,叫送“招待費”去“救駕”,打發那些愛錢不怕官的姑娘。辦理過這類“救駕”事宜的老同志已經有過回憶文章,這裏不多講。可是高崗的不在乎也太過了,他就沒想想北京不是東北。東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許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請,總理興緻勃勃地趕去參加了。剛見面時當然都很熱烈禮貌,還免不了互相客氣一番。一個是總理,一個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來了,高崗便漸漸有點「原形畢露」,目光像獵手一樣搜尋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線部位的美,調情的話多起來,有些甚至講得很粗俗。

對此,總理開始雖然有些感覺,有些意外,但還能寬容。他並不要求別人都像自己一樣高雅,參加到革命隊伍里的人本來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經歷及所受教育,怎麼能不允許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懷見了高崗可以直呼:「哎,高大麻子!」高崗聽著很親切。總理如果這樣叫,高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樣,總理在舞場上仍然保持高潔文雅,如果要求高崗也高雅,那就虛假不成其為高崗了。倒是逗幾句粗話來得本色。若走到這一步而止,總理不會發脾氣。過去在工作的接觸中,總理就知道高崗的性格中有著粗獷熱烈,大大咧咧,不修邊幅的一面。可是,高崗並沒到此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動作,並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還動真格的了?這位東北來的陝西漢子令總理吃驚。他後來在不同場合曾多次向我們感慨「山高皇帝遠」,有些地方官“胡鬧台”,中央難於很快都查明。

這一次跳舞,總理後來是生氣了。雖然強忍住沒發作,但是告辭時態度已經明顯地冷淡下來。

第四次發脾氣

此後,高崗又連續幾次邀請總理去跳舞,總理拒絕了兩次。考慮到高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東北人民政府和東北軍區一把手的重要職務,特別是在國務院兼任著計劃委員會主任,今後還要在許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鬧得太僵,就勉強又接受邀請去了一次。

這一次高崗不但沒收斂,反而更「開放」“搞活”了。以高崗的身份,總理不適合在這樣的場合對其公開發脾氣訓斥,所以總理在跳到門口時,仍然是朝舞伴點頭,禮貌地說聲:“對不起,我有事。”便轉身退場了。

這一次其實發脾氣更大,因為對高崗是不辭而別,並且上車就走,又把衛士們丟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崗這才發現北京不是東北,總理是真發脾氣了。他有些尷尬,有些不安。後來又多次讓秘書來電話請總理“光臨”,總理之光卻再也不曾照臨高崗之家。總理向我們吩咐:“告訴他,不去。他的舞會我再不要參加!”

你問50年代的老部長:你最怕誰?我保證他們回答:周恩來。

如果你再問一句:你最不怕誰?我保證他們還是回答:周恩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江青早年照片

孫維世不但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女兒,同時也是許多革命前輩的女兒。在延河邊那一排排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家裏,她一有時間就會去串門,由於天性活潑,所到之處必帶去歡聲笑語,大家都很喜歡她。

這天孫維世走近毛澤東家的窯洞,門是開著的,她不敢打擾,就跟警衛員在外面說話。

說話聲音被毛澤東聽見了,他放下手中的文件,問道:「外面是不是維世在說話呀?」

警衛員答:「是的。」

毛澤東說:「這小孩子有什麼事嗎?讓她進來吧。」

孫維世說:「毛伯伯,沒什麼事,只是隨便來走走。」

毛澤東說:「好吧,那你就隨便進來吧。」

孫維世說:「不打擾你呀?」

毛澤東說:「不打擾,我正有事要找你呢。」

孫維世走進窯洞,坐在毛澤東的對面,開口就問:「賀(子珍)阿姨呢,怎麼不在家?」

毛澤東說:「你的賀阿姨啊,到國外留學讀書去了。」

孫維世大吃一驚:「出國留學?」

毛澤東說:「你想不想留學?到時也可以送你去呀!」

孫維世雖然經常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家裏去,不過大都是串串門,與這些領導人的家屬和孩子們說說話,有興趣的時候大家在一起玩耍一下,然後吃上一頓飯就走了。對於這些領導人工作和家裏的事情,她遵照周恩來夫婦的教導,從來不過問。  

毛澤東見孫維世這個平時活潑的孩子一下沉默了,就說:「好了,我們談談別的事情吧。我正想問你呢,聽說你最近參加演出了一部很好的劇,在裏面演了個資本家的大小姐,是真的嗎?」

一說起演戲,孫維世就有說不完的話:「是的,這個劇叫《血祭上海》,演了好幾場了,很受延安軍民的歡迎。」

毛澤東說:「那好呀,什麼時候我也去看一看。」

孫維世搖著頭說:「你那麼忙,哪有時間來看我們的戲。」

毛澤東一邊伸手從桌上的煙盒裏抽出一支香煙來,一邊對孫維世說:「這孩子,難道不相信毛伯伯的話?」

孫維世拿過桌子上的火柴,將火柴劃燃,湊過去幫毛澤東點煙。

毛澤東一邊幸福地吸著香煙,一邊直誇孫維世:「多好的孩子,多好的孩子。」

藍藍的煙霧在窯洞裏輕輕地飄散著,毛澤東十分認真地說:「吸了你點的煙,我再告訴你,再忙,時間總會有的嘛,到時我和你爸爸一起去看你們的戲。」

聽說毛澤東要去看戲,孫維世一下子跳起來,高興地說:「歡迎毛伯伯來看我們的演出。」

提到延安上演的《血祭上海》這部戲,當然得談到江青。

對於當時的延安來說,首先需要的是軍事人才,可是江青不懂軍事,也不懂種地,更不懂工業與貿易,她只會演戲,這是她唯一能依靠的一把利劍,她要用它開闢出一條路來。

令江青沒有想到的是,她竟然獲得了一個跟孫維世同台演出的機會。

孫維世這次與江青同台演出,完全是來自於那場紀念上海淞滬抗戰六周年的紀念活動。

1937年11月,江青被分配到中共中央黨校第12期班學習。當時,中共中央黨校設在延安城以東數里的橋兒溝一座天主教堂里。

這年年底,延安各界都在積極準備即將到來的紀念「一·二八」淞滬抗戰六周年的活動,文藝界更是特別忙碌,準備了一個話劇《血祭上海》,講的是上海軍民同心抗日的故事。裏面的幾位男演員很快便找到了,可是女演員卻讓人為難,特別是劇中扮演資本家小老婆和大小姐的演員,找了好幾個都感到不合適。

有人知道江青和孫維世在上海時當過演員,便推薦了她們倆。

就這樣,因為「革命的需要」,到了延安後的孫維世和江青再次登上舞台。江青扮演劇中的姨太太,孫維世扮演劇中的大小姐。  

1938年1月28日,《血祭上海》在延安公演,立刻引起轟動。除了感人的劇情之外,人們最難忘記的是劇中演資本家姨太太和大小姐的兩個演員,在舞台上她們扮相清麗,步履輕盈,舉手投足都充滿令人神往的韻味。

江、孫二人在解放區一劇成名,成了當時紅都延安最靚麗的兩朵花。人們不再叫她們的名字,都叫她們「姨太太」和“大小姐”。

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提出要看這部話劇,孫維世當然非常高興,便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劇組。

毛澤東說話算數,幾天後便與張聞天、凱豐、羅瑞卿等去觀看演出,感到非常滿意。

《血祭上海》在延安公演了整整二十天,盛況空前,場場都是人山人海,四周的樹榦上都爬滿了看演出的鄉親。

《血祭上海》在延安演出所引起的巨大反響,說明這部話劇在反映全民抗戰方面取得了勝利,特別是毛澤東等人觀看演出,更是對這部話劇的肯定,這立刻驚動了中共中央宣傳部。

為了慶祝演出的成功,中共中央宣傳部專門在延安「中央飯店」設宴招待該劇所有演職員。說是「中央飯店」,其實就是幾間不起眼的舊瓦房。房子雖破舊,但宴請的氣氛卻很熱烈,毛澤東、張聞天、凱豐等中共領導人親臨宴會,並舉“杯”(說是酒杯,實則是土碗)向演職員祝酒。

毛澤東舉著盛酒的土碗,一桌一桌地給演職人員敬酒,並提議乘這次演出成功的東風,成立魯迅藝術學院,為全民抗戰培養文藝人才,提議由張聞天來擔任院長—因為「聞天同志是文學家嘛」!

張聞天一聽,立刻放下手中的酒碗,大聲提議,要毛澤東來親自兼任這個院長。

慶功宴會上立刻一片歡呼。

江青從人群中擠到毛澤東的面前,起勁地對此表示贊同:「我同意由毛主席來兼任這個院長!」不知是誰大聲說了一句:"姨太太’的話代表了我們大家的心愿啊!”立刻引起一片笑聲。

其實,江青也明白日理萬機的毛澤東根本不可能來當這個校長。事實也是這樣,1938年3月14日,「魯藝」首屆學員到校。4月10日舉行「魯藝」開學典禮即學校的成立大會,校長還沒有定下來,只是任命沙可夫為副校長,負責主持日常工作直到1939年3月,國共合作出現緊張局勢,中央在討論「魯藝」的工作時,羅邁(李維漢)曾提出由洛甫(張聞天)來任校長,這與毛澤東開始時提出的人選相同,但後來卻決定由康生來任這個校長。但康生一天也沒有到校去上任。到了1939年5月15日,重新任命趙毅敏、沙可夫為副校長,校長人選仍是空著。後來到了1939年11月28日,中央才任命德高望重的吳玉章任校長,周揚任副校長,主持主常工作,宋侃夫為黨總支書記兼政治處處長。

吳玉章自任命後也很少到校,具體工作均由周揚負責。何以這所解放區的著名藝術學院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裡沒有任命一名正式的校長,成了一個謎。對於演這個戲,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原重慶市委書記任白戈時曾說過,就是這個任白戈寫了這個戲,讓我在延安出醜,於是任白戈便倒台了。

與「姨太太」江青不同的是,“大小姐”孫維世繼承了父親的遺風,性情剛烈,疾惡如仇,習慣於埋頭做事,不喜張揚,她沒想到江青會在慶功宴會上這樣出風頭,感到很不高興。

摘自:《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作者:沈國凡,出版:當代中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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