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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情史:四個丈夫都是中共黨員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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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情史:四個丈夫都是中共黨員

2020年12月31日 18:46

1952年12月23日,唐納與陳潤瓊結婚。(圖片來自網路)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3年第11期,

重聽27年前的採訪錄音

子郵件--

郭小姐:看到貴刊關於江青前夫唐納中共黨員的考證文章。其實,唐納雖然生前名義上是巴黎天橋飯店老闆,實際上不僅是中共特別黨員,而且還是國家安全部情報人員。正因為這樣,唐納回國時參加接見的有羅青長、葉選基,他們都是國家安全部情報部門的負責人。作者顯然不知唐納的「底細」。我因寫《江青傳》,曾經“考證”過唐納的真實身份。葉永烈2012-10-24

關於唐納是中共黨員,我在《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中已經很明確寫及,1936年4月26日唐納和藍蘋(江青)在杭州舉行婚禮,「唐納那時其實已加入共青團。後來,他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還在論及江青是一個左翼文化工作者時,曾提及,江青先後嫁過的四個丈夫,即俞啟威(黃敬)、唐納、章泯、毛澤東,都是中共黨員。

至於唐納晚年,「不僅是中共特別黨員,而且還是國家安全部情報人員」,這一敏感身份,我在寫《江青傳》時就知道,只是在當時尚屬於機密,所以沒有寫進《江青傳》。現在時過境遷,到了可以說的時候了。

關於唐納的真實身份,我是在1986年8月7日採訪唐納摯友夏其言時得知的。當時的採訪錄音帶,後來我轉成數碼,刻在光碟上。寫這篇文章時,我又聽了一下,27年前他的談話聲仍相當清晰。

夏其言跟唐納、江青同齡,都屬虎,生於1914年。夏其言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黨委副書記、副總編輯。2002年10月23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享年88歲。

記得,在27年前,當我得悉唐納摯友夏其言在滬工作,便於1986年8月4日下午前往拜訪。炎夏酷暑,柏油馬路都有點酥軟了,我叩響一幢小樓的房門。我以為,倘若夏老不去黃山、青島避暑的話,定然在家午睡。出乎我的意料,夏師母告知,夏老上班去了!他和唐納同歲,也屬虎,當時已是七十有二了,照樣天天去報社上班,工作日程表排得滿滿的。

幾次打電話跟夏老約時間,他不是接待外賓,便忙於業務。總算他有了空餘,在1986年8月7日與他得以長談。除了聽覺差一點之外,夏老身體甚健,記憶清晰。此後,我得以多次向他請教。

史枚深刻影響了唐納和夏其言

夏其言說,他跟唐納相識,說來純屬偶然:夏其言是浙江定海人。1927年就讀於舟山中學。高中畢業之後,1934年正值劉鴻生開辦的中國企業銀行招收練習生。夏其言考上了。跟他一起考上的,有個青年名叫馬驥善,意氣相投,遂結為好友。

馬驥善之兄,即馬驥良,也就是如今人們所稱的唐納。馬驥良常到銀行宿舍看望弟弟,跟夏其言結識了。夏其言也隨著馬驥善喊馬驥良為「大哥」,雖然他跟馬驥良同齡。

那時候,馬驥良參加了「C.Y」,亦即共青團。夏其言呢?正追求進步,悄悄地在讀馬列著作。正因為這樣,他跟馬驥良相見恨晚,非常投機。

夏其言說,馬驥良當朋友有難,就會挺身而出。夏其言當時正與一位姑娘相愛,而姑娘因家庭窮困曾被迫與一位大資本家之子訂婚。當唐納得知夏其言的困境,竟化裝成一個律師,夾著一個公文皮包,來到那資本家家裏,陳說利害。憑他的三寸不爛之舌,居然使那資本家的兒子不得不放棄了訂婚婚約……年逾古稀的夏其言回憶往事,指著他的夫人笑道:「她便是當年的那位姑娘!我們都很感謝唐納熱情相助……」

馬驥良再度為朋友挺身而出,那朋友非同尋常。夏其言記得,有一天,馬驥良神秘地對他說:「我有一個朋友,很有學問,可以教你懂得許多革命道理。不過……」說到這裏,嘎然而止,馬驥良用雙眼看著夏其言。夏其言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說道:“我不怕風險。”馬驥良這才輕聲地說:“他沒地方落腳,你敢不敢收容他?”夏其言一口答應下來。

當時,馬驥良租房居住,房間很小,而夏其言的父親在「十三層樓」(今上海錦江飯店)掌廚,他家住離「十三層樓」不遠的長樂路怡安坊17號,石庫門房子,獨門進出。

過了幾天,夏其言家多了一位青年「房客」。那青年「房客」跟夏其言住一間小屋。他跟馬驥良、夏其言同庚,所以很談得來。此人足不出戶,終日閉門幽居,鄰居從不知馬家有「房客」。所謂「房客」,只不過夏其言對親友的遮掩之詞罷了。

「房客」叫小琳,常用的筆名為史枚,真名佘其越、佘增濤。此人跟馬驥良同鄉、同學,馬驥良用“總角之交”來形容。所謂“總角之交”,即少年朋友。總角,少時所梳之小髻也。

日子久了,夏其言才明白,佘其越乃中共地下黨員。他在上海楊樹浦活動時,被國民黨警察逮捕,押往蘇州反省院。那時,蘇州反省院有所謂「假釋放」制度:如果有兩家鋪保,“犯人”可以「假釋放」兩個月,屆時自回反省院,仍舊關押。「假釋放」的本意,是讓“犯人”體驗一下“自由”是何等舒坦,以促使“犯人”早日“反省”。然而,佘其越卻趁「假釋放」之際出逃了!

佘其越請求馬驥良幫忙。神不知,鬼不曉,他隱居在夏其言家裏。國民黨警察局急得跳腳,卻也不會查到夏家,因為在此之前,佘其越跟夏家毫無瓜葛。

佘其越擅長寫作。在隱居中,寫了不少文章,署名唐納,由馬驥良送出去發表。馬驥良自己寫的文章,也署名唐納。於是,唐納成了佘其越和馬驥良合用的筆名。馬驥良本來以「羅平」為筆名,在常用“唐納”之後,漸漸地,人們以“唐納”相稱,以致後來變成“唐納=馬驥良”。佘其越隱居夏家,唯一的常客是馬驥良。以下按照人們現今的習慣,稱馬驥良為“唐納”,而稱佘其越為“史枚”,因為他的真名已被國民黨政府上海警察局記錄在案,他改名史枚,直至解放後一直用史枚為名。

史枚跟夏其言朝夕相處,教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引導他走上革命之路。在佘其越的影響下,夏其言於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夏其言告訴筆者,他的入黨介紹人是張承宗。張承宗在解放後曾任上海市副市長。在夏其言之前,唐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唐納跟藍蘋相愛之後,藍蘋也成為夏家的常客。藍蘋曾經送她主演的話劇的戲票,給夏其言的弟妹以及父母親。此外,電影導演鄭君里的夫人黃晨(筆者於1986年6月16日採訪)、藍蘋所住環龍路許家房東的保姆秦桂貞(筆者從1986年7月26日起多次採訪),是藍蘋的密友,也來夏家。正巧,唐納、藍蘋、史枚、夏其言、黃晨、秦桂貞是同齡人,然而不約而同以史枚為長。因為他是「C.P」(共產黨),而且學者風度,老成持重,唐納、夏其言尊敬他理所當然,藍蘋在他面前也頗恭敬。就連她跟唐納吵了架,也常常要到怡安坊來,在史枚面前告狀,請史枚“仲裁”。

夏其言記得:當藍蘋跟唐納在史枚面前吵鬧時,甚至動手打架--居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夏其言記得:有一次,天還沒亮,他跟史枚還在睡覺,突然,藍蘋披頭散髮,前來敲門。藍蘋剛進來,唐納也來了,又是一場大吵大鬧。

夏其言還記得:有一次,在他的家裏,當著史枚和他的面,藍蘋抓住唐納的頭髮,把唐納的頭往牆上撞……

夏其言告訴筆者,一天,當藍蘋跟史枚、唐納、他一起閑聊,藍蘋隨口說了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層板。”這,大抵就是藍蘋為人處世的“訣竅”。正是這句「名言」,她征服一個又一個男人,朝著“高居人上”的目標走了一步又一步棋。

藍蘋還有一句「名言」:“英雄人物創造歷史,我如果不能成為英雄,也要成為英雄的終身伴侶。”大約正是出於這一“行為準則”,她最後選擇了毛澤東。

在孤島上海從事秘密活動

唐納與藍蘋分手之後,日軍進逼上海。藍蘋經濟南、西安,於1937年8月進入延安,改名江青。唐納則在1937年底前往武漢,然後來到「陪都」重慶。

看到唐納在山城孤身一人,趙丹有意把18歲的女演員陳璐介紹給唐納,便對陳璐說:「我有個好朋友,想見一見你。」陳璐問他,這位好朋友是誰?趙丹便向她介紹了唐納的身世、為人……

的速度結婚。為了紀念他們的相識之處,婚禮也是在冠生園舉行。

1938年10月,唐納與陳璐經越南河內,到達香港。在香港住了一個多月,乘船返回上海。當時上海處於所謂「孤島時期」:自從1937年8月13日的“8·13”淞滬會戰之後,日軍佔領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半部,即今虹口、楊浦兩區,還佔領了上海四周,只剩下上海法租界和蘇州河以南的半個上海公共租界,稱為“華界”。“華界”成為日軍包圍下的孤島。

唐納和陳璐住在法租界海格路(今華山路)、江蘇路口。唐納改用筆名「蔣旗」,發表多幕話劇《陳圓圓》,又寫出多幕話劇《生路》。陳璐在上海當演員。唐納為陳璐取了個藝名叫“紅葉”。據云,“紅葉”的含義是與“藍蘋”相對。

1940年5月1日,陳璐生下兒子,唐納非常高興,為兒子取名「馬均實」,意即“均分勞動果實”--出生那天的勞動節。唐納還為兒子取了奶名,叫“紅兒”,這奶名顯然來自。陳璐的藝名“紅葉”。

筆者於1998年2月21日在漢口採訪了當時已經78歲的陳璐以及58歲的紅兒。據陳璐告訴筆者,當時,陳璐並不知道唐納的政治身份,只知道他常常行蹤機密。有一回,唐納對她說:「如果我被捕,牽連了你,你就說‘我早就跟唐納離婚了’!」陳璐聽了愕然。

後來,突如其來的事情,果然發生了。記得,那是一天清早,她所住的三樓忽然響起了敲門聲。那時,唐納不在家,他離滬秘密前往重慶了。陳璐和紅兒以及保姆留在上海。保姆開了門,門外站著的竟是法國巡捕。巡捕問:「陳小姐在家嗎?」陳璐應聲而出。巡捕說,要她去巡捕房一趟。陳璐吃了一驚,就故意改用武漢話說:“孩子還沒有‘過早’呢!”所謂“過早”,是道地的武漢話,意即“吃早飯”。巡捕卻堅持一定要她馬上就走。

陳璐下了樓,見到巡捕房的汽車停在樓下。她被帶到法租界盧家灣巡捕房。到了那裏,巡捕倒顯得很客氣,一邊給她喝咖啡、吃三明治,一邊說希望她能好好合作。陳璐「過完早」,巡捕帶她到另一個房間去。一個大塊頭巡捕開始對陳璐進行審問:“你是唐納太太嗎?”陳璐知道事情不妙,就按唐納的囑咐用武漢話說道:“我跟唐納已經離婚了,不再是唐納太太了。”「大塊頭」接著問:“你知道,唐納在哪裏?”陳璐答道:“我跟唐納已經離婚好幾年,我不知道他在哪裏。”「大塊頭」面對這位一問三不知的陳小姐,只好放她回去。

陳璐慶幸唐納事先為她編好對付巡捕的「台詞」,所以也就順利“過關”。她來到上海蘭心大戲院,全身心地投入《天羅地網》的排練。她萬萬沒有想到,過了幾天,巡捕又來找她。

這一回,她來到巡捕房,「大塊頭」扳起了面孔。原來,巡捕經過暗中調查,得知她根本沒有跟唐納離婚。所以,當她又一次聲稱自己跟唐納已經離婚,「大塊頭」也就不客氣了。她被關押在巡捕房。她說,唐納不在上海,到底在哪裏,她不知道。她強調自己正在“上戲”。她如果被關押在巡捕房,不去劇院,戲沒法上演,劇團的經濟損失誰負責?

審了幾回,從陳璐嘴裏得不到關於唐納的線索,巡捕房把陳璐關押了三天之後,只得又一次把她放了。

回到家中,陳璐很快就發現,家門口有人盯著,直到夜裏熄燈之後,盯梢的人才離去。白沉(後來在1955年擔任電影《南島風雲》導演)來看望她,勸她趕緊把唐納放在家中的進步書籍轉移。陳璐找唐納的「把兄弟」張靜林商量,悄悄把這些書籍轉移到他家。

過了半個多月,大約沒有發現唐納回家,樓下那盯梢者這才消失了……

唐納從重慶回來了。陳璐把那場虛驚告訴唐納。唐納笑道,他事先替她擬好的「台詞」,還是派上了用場呢!他並沒有把巡捕房為什麼這樣“關注”他的原因說出來。直到好多年之後,她才知道唐納當時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活動,這才使巡捕房對他格外注意。

有國難回定居巴黎

陳璐跟唐納的婚姻只維持了8年。唐納在重慶,愛上另一個演員康健,開始同居。這一同居關係維持不了多久,唐納與康健因性格不合,終於分手了。

抗戰勝利後,唐納從重慶回到上海。應《文匯報》總經理嚴寶禮以及總主筆徐鑄成之邀,進入《文匯報》,擔任副總編。徐鑄成原在《大公報》,與唐納有過同事之誼。這時,唐納改用「馬季良」這名字。

唐納來到陳璐家,陳璐已經與一位鹽商結婚。但是唐納常常看望紅兒。

此後,唐納在上海又傳出新的戀情:1947年8月唐納出席美國總統特使魏德邁在上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見到《自由論壇報》女記者陳潤瓊年輕、俏麗,能操一口純正英語。才華出眾的陳小姐,頓時使唐納為之傾倒。用唐納的話來說,那就是「驚為天人」!

唐納熱戀著陳小姐,不斷地給她寄一封封用蠅頭小楷寫成的情書。最初,一頭熱,一頭涼。唐納有情,陳小姐無意。陳小姐乃名家閨秀,福州人。陳小姐是原駐法公使陳籙的第三個女兒,自幼受家庭薰陶,精通英語、法語。

1949年2月,陳小姐調往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工作。已經在香港擔任《文匯報》總編輯的唐納,向報社提交辭呈,也飛往紐約,先在紐約日報工作,後在聯合國一家中文印刷廠工作,為的是能夠與陳小姐在一起。

唐納看似是為「追」陳潤瓊而遠赴美國,其實那是隨著中共在解放戰爭中節節勝利,唐納雖然滿心歡喜,卻決定離開。他深知,藍蘋是一個報復之心極重的女人,她已經成為“第一夫人”。當年她在上海,敢於當著夏其言的面,抓住唐納的頭髮把唐納的頭往牆上撞。倘若唐納留在中國,那位心狠手辣的“第一夫人”不知會怎樣折騰他!

正因為這樣,唐納「追」陳潤瓊小姐,從美國紐約「追」到法國巴黎,在那裏與陳潤瓊小姐結為伉儷,並開設天橋飯店。為了遠避江青之勢,唐納更名“馬紹章”,而陳潤瓊則用英文名字安娜。最初,在巴黎華人之中,人們只知馬紹章先生乃國民黨政府原駐法公使陳籙之“駙馬”,並不知道他是中共“第一夫人”之前夫。

唐納有國難回,心中記掛著紅兒。據紅兒告訴筆者,1953年紅兒收到父親從法國寄來的四百八十萬法郎(舊法郎),給他買自行車。另外,唐納還托他在上海的老朋友夏其言、許懷沙等照料紅兒。後來葉露茜自告奮勇,挑起照料紅兒的擔子。當時,葉露茜照料著她和趙丹所生的兩個孩子以及她和杜宣所生的七個孩子,加上紅兒,總共有十個孩子。紅兒在上海長寧中學上學。葉露茜擔心他年紀小,不會管理自己的生活,每月把三十元生活費交給學校的教導主任。紅兒要錢用,寫「條子」向教導主任領取。紅兒成人後,到上海《文匯報》社工作。唐納曾擔任《文匯報》總編輯。所以,紅兒在《文匯報》社,得到唐納的老朋友們的多方照料。紅兒說,在《文匯報》,上從總編輯,下至排字工人,一說起唐納,都很尊敬。後來,紅兒轉到安徽、湖北工作。

在「文革」歲月,幸虧唐納身居海外,“旗手”鞭長莫及,他才免遭毒手。

中共中央調查部安排他回國探訪

一直到1976年中國爆發「十月革命」,江青成了階下囚,唐納終於可以回國探望了。

夏其言告訴我,1979年初,他正出差北京,突然接到報社黨委電話,要他立即回滬。

夏其言趕回上海,這才得知「中調部」找他。

「中調部」,亦即中共中央調查部的簡稱。如今,很多人只知道國家安全部,而不知道中共中央調查部。如同名稱所示,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中共中央,是1955-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對外情報的最高級別的情報機構。「中調部」的前身為中央軍委總參謀部聯絡部。1955年6月20日,中央中央調查部正式成立,首任部長為李克農(兼任),秘書長為羅青長。從1983年7月1日起,以中央中央調查部為主體,與公安部的反間諜部門及其他部分相關單位合併,組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

「中調部」為什麼突然找夏其言呢?原來,唐納從1948年離開中國大陸之後,首次從巴黎回國。儘管唐納在法國已經用馬紹章之名多年,但「中調部」對夏其言還是稱他為唐納。唐納回國,“接待單位”便是中共中央調查部,他在法國的秘密身份不言而喻。

其實,唐納是1978年冬日從巴黎來到北京。唐納在北京的時候,夏其言也正出差北京,但是「中調部」並不在北京找夏其言,而是讓他回到上海,通過組織關係找他,讓他在上海接待唐納。

當夏其言正在為唐納由「中調部」出面接待感到驚訝的時候,「中調部」的幹部告訴他,唐納此行,對外嚴格保密,所以要求他不能透露唐納的消息,尤其是他在新聞界工作,尤要注意。由於夏其言是唐納要求回國時要見的摯友,所以「中調部」通過上海《解放日報》黨委事先約見夏其言。「中調部」的幹部還輕輕地告訴夏其言,“唐納又入黨了!”這個“又”字,表示唐納過去是中共黨員,中間曾經脫黨,如今“又入黨了”!「中調部」的幹部說,見面時對於唐納的稱呼,用“馬先生”。

夏其言在把這些情況告訴筆者時,唐納尚健在,所以他再三關照,「讓你知道這些情況,是為了使你寫《江青傳》時把握好唐納的政治分寸,不能把他寫成朝三暮四追求女性的人,他有著革命理想。但是你不能對外透露唐納的真實身份。」正因為這樣,我在《江青傳》里,只在寫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唐納時,提及他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另外,在《江青傳》寫及唐納的後來時,提及他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曾回到中國大陸:“不過,他幾度回來,行蹤保密,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我隻字未提唐納的特別身份以及與「中調部」的特殊關係。

夏其言記得,當時「中調部」安排唐納住在上海東湖招待所。東湖招待所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東湖路,離上海繁華的商業街淮海路只百米之遙,最初是上海大亨杜月笙住宅,後來成為中共中央華東局招待所。記得,我就是在這家東湖招待所,採訪從北京來的任弼時夫人陳琮英。陳雲夫人于若木、張聞天夫人劉英來上海,也住那裏。如今那裏改為東湖賓館。

夏其言說,他終於與闊別整整30年的老朋友唐納見面,異常興奮。唐納夫人陳潤瓊也一起來了,他跟陳潤瓊是初次見面,她果真是名媛風度,大家閨秀。夏其言稱唐納為「老馬」,而稱陳潤瓊為“馬太太”。

夏其言說,他發覺,唐納彷彿變了一個人,他不像當年豪爽直率,而是變得謹言慎行。唐納跟夏其言談話,只談往事舊誼,極少涉及在法國的生活。唐納在上海電影界、新聞界朋友眾多,他只會見了鄭君里夫人黃晨等極少數老朋友。

筆者在採訪鄭君里夫人黃晨時,她說,鄭君里在「文革」中受盡折磨,被投入監獄,於1969年4月23日病逝。

鄭君里是唐納、藍蘋的好友。1936年4月26日,22歲的唐納、藍蘋,與趙丹、葉露茜以及顧而已、杜小鵑,三對明星伉儷一起在杭州六和塔舉行婚禮。證婚人為上海法學院院長沈鈞儒(後來成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主持人便是鄭君里。黃晨回憶說,當時她與藍蘋互以“阿黃”、“阿藍”相稱。看到一塊合意的料子,一起買來,做成一色的兩件衣服,黃晨和藍蘋同時穿了出來。

1936年4月26日三對新人在杭州六和塔前舉行婚禮。前排左起為葉露茜、趙丹、藍蘋、唐納、杜小鵑、顧而已,後排左起為主持人鄭君里、證婚人沈鈞如、儐相李清

黃晨告訴筆者,當年在上海電影界,袁牧之、鄭君里、唐納、趙丹四人志同道合,曾結為把兄弟,依照年齡稱袁牧之為大哥,鄭君里為二哥,唐納為三哥,趙丹為小弟。

黃晨說,在「文革」中,江青委託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上海市副市長梁國斌在場),要他交出了江青去延安後寫給他的幾封信以及她的兩張照片。1966年10月9日凌晨,位於上海淮海路的武康大廈3樓的鄭君里家,遭到喬扮為紅衛兵的空四軍教導隊的大抄家,抄走日記、書信、手稿、相冊等資料。不久,鄭君里被捕入獄。鄭君里心知肚明,這一切皆因他對“旗手”江青往日的歷史知道太多……

黃晨說,唐納對鄭君里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感嘆說,倘若他在國內,會比君里更慘!

在黃晨的陪同之下,唐納和夫人前往鄭君里墓,虔誠地獻上鮮花。

夏其言記得,唐納和夫人在滬期間,從未在公眾場合露面。唐納依然對中國電影保持濃厚的興趣,但是「中調部」規定他不能去電影院觀看(儘管東湖電影院近在咫尺),只能在東湖招待所的內部小放映室為他和夫人專門放映。

唐納在滬期間,宴請老朋友。夏其言和妻子當然在邀請之列。在那次宴會上,夏其言見到的只是唐納在上海的幾位老朋友,七、八個人而已,其中有著名電影演員趙丹,也有黃晨。他們一起喝啤酒。趙丹是當年介紹唐納與陳璐結合的「月老」,當然當著陳潤瓊的面就不提那段往事。夏其言的妻子則說起當年唐納飾演“大律師”、為她解除婚約的往事,唐納哈哈大笑起來了。

夏其言的妻子還邀請唐納夫婦來家做客。這原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令夏其言驚訝的是,唐納竟然面有難色,沒有爽快地答應下來。夏其言馬上意識到這可能與唐納此行的保密規定有關。大約是唐納請示了「中調部」,這才答應回訪,和夫人一起來到夏其言家中。

葉劍英元帥接見唐納意味著什麼

就在這次唐納回國,1978年12月在北京受到葉劍英元帥的接見。

有了夏其言和黃晨的回憶,就為葉劍英元帥為什麼會接見「旅法華僑」唐納,做出了順理成章的解讀。

在那張歷史性的照片上,站在葉劍英元帥一側的羅青長,曾經任中共中央調查部秘書長、副部長,而在1978年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站在葉劍英元帥另一側的是葉選寧和葉選基。葉選寧乃葉劍英之子,當時任國務院經濟委員會辦公廳康世恩秘書。葉選基乃葉劍英之侄,筆者多次採訪他。葉選基在「中調部」工作多年。2009年5月31日筆者在國家安全部上海某處賓館拜晤葉選基時,在座的多位是葉選基當年在「中調部」工作時的老同事。至於葉劍英元帥,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並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於他領導。「旅法華僑」唐納,其實是中共特別黨員,「中調部」在法國的重要幹部,他的歸回,受到葉劍英元帥的接見就在情理之中。陪同接見的人員有「中調部」部長羅青長以及在「中調部」工作的葉選基,清楚地點明了這次接見的“主題”。

另外,請注意,這張照片上沒有唐納夫人陳潤瓊。這表明,葉劍英元帥接見唐納,唐納的政治身份並非「旅法華僑」。倘若是「旅法華僑」,必定攜夫人一起參加接見。這表明,葉劍英的接見,是「中調部」的內部會晤。

也正因為這樣,這次重要的接見在當時秘而不宣,照片也沒有見諸報端。直至整整30年之後,在介紹葉劍英生平時,才「順便」刊登了這張接見唐納的照片,而照片說明詞仍稱唐納是「旅法華僑」,似乎與「中調部」毫不沾邊。

應當說,唐納在法國巴黎開設天橋飯店,而飯店乃名流匯聚之處,而唐納又有老丈人的國民黨招牌做掩護,不論是職業或者身份,都是從事情報工作的最佳選項,誰都不會懷疑唐納是「中調部」的高級情報幹部,頂多拿他與藍蘋的往事“開涮”而已。

夏其言記得,1985年9月,唐納再度回國時,則是由國家安全部安排。前已述及,1983年7月1日起中共中央調查部改為國家安全部,「中調部」是中共情報機構,而國家安全部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情報機構。

這一回,唐納帶著夫人、女兒回國,被國家安全部安排住在上海五星級的新錦江飯店南樓。夏其言見到唐納女兒馬憶華,她在醫科大學畢業,男朋友是土耳其人。當時,趙丹已經去世,唐納在上海只見了黃晨。

唐納這次回來,似乎在北京住了相當長的時間。夏其言記得,當時他作為中國新聞代表團的成員去北歐四國訪問,從上海來到北京,在北京飯店看望了唐納。當時,唐納一個人住在那裏。當他從北歐回國,國家安全部正安排唐納到承德休養。他又與唐納見面,正是秋高蟹肥,他們一起吃大閘蟹。唐納說起自己打算寫回憶錄,所以請夏其言託人為他找散失的歷史資料。

夏其言回滬之後,托毛羽、徐懷沙替唐納找資料,也托筆者為他尋找解放前所寫的《祖國萬歲》、《陳圓圓》等劇本。

不料,唐納的回憶錄尚在收集資料時,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在巴黎病逝。

2013-7-13寫於上海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杜修賢拍攝下來的當晚唯一一張「正副統帥」在同一畫面的照片。

本文摘自《共和國紅鏡頭:中南海攝影師鏡頭中的國事風雲》,顧保孜撰文,杜修賢攝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和林彪一直沒有見面,我也沒有接到拍攝他們會見外賓的任務。直到1970年10月1日,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大節日之一,每年這個節日,中央領導人都要上城樓和全國人民一道慶賀共和國的生日。

這天,周恩來把斯諾領上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一同出現在觀禮台上。

城樓下的廣場早已人山人海,喧聲如潮。周恩來早早地來到了天安門城樓。按慣例毛澤東如果要出席某一個大的活動,周恩來總是要提前來到,對毛澤東所要經過的路線、現場都要仔細認真地檢查一遍,包括毛澤東要坐的椅子。

天安門城樓上那個專供領導人使用的電梯一次一次地升上來,把能夠上天安門城樓的黨、政、軍領導人和一些貴賓陸續送到。葉劍英來了,林彪、葉群以及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等林彪的四員「大將」也來了。

當斯諾帶著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走出電梯時,周恩來迎上前去,向他們夫婦問好。

「我真是第一個應邀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嗎?」斯諾棕色的眼睛閃著興奮的亮光。

「毛主席讓我請你來的。你是中國人民真誠的朋友。」周恩來熱情地說。

「34年前,我穿過封鎖線去找紅軍,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就是你。你當時用英語跟我講話,使我很吃驚。」

「我還記得我替你草擬了92天旅程,還找了一匹馬讓你騎去保安找毛主席。」周恩來也接著回憶說。

「你安排我見毛主席,採訪紅軍,當時對西方新聞界來說是獨一無二的,今天,讓我上天安門……」

周恩來接過斯諾的話,說:「在中美兩國相互隔絕的情況下,你三次訪問新中國,今天還上天安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慶典,對一個美國人來說,這也是一件獨一無二的事。」

斯諾興奮地說:「我又有獨家新聞了。」

電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門城樓。身著銀灰色中山裝、身材魁梧高大的毛澤東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緩緩走出電梯。

周恩來趕忙上前迎接,並將斯諾夫婦領到毛澤東跟前。

毛澤東一見斯諾,非常高興。他親切地握著斯諾的手,風趣地說:「斯諾先生,老天保佑你,我們又見面了。」

周恩來又向斯諾介紹林彪。斯諾向林彪問好,並打量著這位被寫進黨章的「接班人」。

「斯諾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當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林彪不自然地笑著回應斯諾。

對周恩來為尋求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努力,林彪是不贊成的。他曾私下對人說:「周恩來與美國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毛澤東握住斯諾的一隻手,走向城樓正當中的欄杆邊,向廣場上的人海揮手致意。我安排城樓下的記者用長鏡頭拍攝下這一歷史的瞬間。

周恩來對第二天《人民日報》的版面做了精心安排。他將城樓下記者拍攝的毛澤東與斯諾夫婦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發表在頭版的顯著位置。這張向美國發出了含蓄而饒有深義的信息的照片,震動了整個世界。可是一向精明的美國人卻忽視了中國發出的信號,直到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他們才意識到中國對美的態度。中美關係才開始有了起點。

如果說林彪那次在城樓隱藏了自己內心的不快,那麼到了197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他就撕去唯唯諾諾的面紗,公然在高層人士面前表現出他與毛澤東劍拔弩張的關係。

可當時人們對寫在黨章里的接班人,不敢有任何聯想和猜測。包括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儘管察覺有些不對頭,但絕然不敢多說半句。

爭權、暗殺、叛逃、摔死……誰也不會料到的。

難怪中央向全國人民傳達林彪叛黨叛國摔死在溫都爾汗時,會場上竟有人嚇瘋了。有人還把尿撒在褲襠里。

「五一」那天,我和過去一樣,隨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拍攝中央領導和首都人民歡度節日的鏡頭。毛澤東也來了。當然,只要有毛澤東在場林彪也一定會在場,這已成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既定模式。我站在城樓的露天檯子上,靠著大殿的門口靜靜等候,第一個從大殿門出來的是毛澤東,身後緊跟著搖“紅寶書”的林彪。我按下快門時,鏡頭裏瘦小的林彪貼在毛澤東高大身軀後面,讓人感到滑稽,禁不住掠過一種遺憾:林副主席的形象太單薄了,根本就不上照,站在毛澤東身邊,反差更大!

鏡頭裏第三個出來的是周恩來,他仍然從容自如……這是屬於他特有的風度。

後面是康生、江青、董必武……

活動時間很短,毛澤東先向城樓上各單位軍管會的頭頭們招手致意,然後來到城樓欄杆前向城樓下歡聲如雷的群眾遊行隊伍招手致意,和1966年毛主席登城樓相比,主席的精力和神采都不如那時了,或許這次沒穿綠軍裝而是灰色中山裝的緣故吧?

下午,部分領導人又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和群眾一道遊園。

毛澤東、林彪沒有去。

我整整跟在後面奔波了一天,拍了十幾卷膠捲,派社裏的記者送回照片製作車間沖洗印製,要趕當天上機印刷,明天就能見報。

離開勞動人民文化宮,我又立即趕到天安門城樓。晚上還有更大的盛會,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放焰火。中央領導人都要出席晚上盛會,這之前我要檢查一下拍攝的燈具,防止曝光不足,因為有主席出場,不能多用手燈。

我到城樓時,工作人員已開始佈置城樓的座席,座席排列一般是按照職位大小嚴格劃分的,檯子正中放了一張圓桌,圍了幾把椅子,兩邊各又有幾張圓桌。正中的那張不用說就是毛澤東和林彪坐的,是張主桌。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坐兩邊的桌子。中央各部門的領導站在桌子的後面。

我仰頭看了看天,似乎不作美嘛。陰沉沉的一團烏雲好像托著雨水,隨時可能從天而落。剛才我給領導人拍照片時還為有這樣的天氣暗暗欣喜,拍人就需要光線柔和的天氣,而現在卻擔憂起來,晚上的觀禮活動可別叫老天爺攪黃了!

晚上的活動往往時間長,場面大,準備不好就會出「洋相」。素以“嚴”著稱的總理,絕對不允許我們記者,特別是他身邊工作的記者在公開場合出半點差錯。跟了總理10多年,沒少受批評,也沒少受表揚。他的嚴要求我是熟知的。我覺得我應該做些應付下雨的準備。到大殿的休息室打電話,讓社裏備些雨具。我的手剛觸到話筒,驀然,一道淡黃色的光射在我的手背上,像個吻印。一抬頭,烏雲不知移到什麼地方去了,窗外一片晴朗。

晚霞在長安街的盡頭露出了痛快淋漓的笑容!

微風徐徐,夕陽已快沉墜到高樓的底層,落在地平線上。

街道,華燈初上,在沒燃盡的晚霞里像一團團小黃球,灑出微弱卻很頑強的光。紅霞愈來愈深沉,愈來愈熱烈……

我異想天開,想永久留住熱烈絢麗的晚霞,舉起相機描向紅彤彤的世界……剎那間,我的希望受到致命的一擊。相機里的膠捲全是黑白膠捲!

晚霞像嘲笑我的「色盲膠捲」,將最後的餘暉塗抹得更加肆無忌憚。

這幾年,外國趁中國「祖國山河一片紅」的時候,彩色膠捲將他們的生活曝光得有聲有色的。黑白?黑白膠捲連小孩也不玩,可我們這些堂堂的中國攝影記者,拍攝中國的最高領袖,用的竟是黑白膠捲!就這還前呼後擁,威風得不行。

記不得是哪個國家的,好像是比較發達國家的來賓,他們到游泳池拜會毛澤東後,我將他們每人和主席握手的照片,交給外交部禮賓司,由他們轉交給外賓。

外賓一看照片,皺起了眉:怎麼是黑白照片?為什麼不給我們彩色的?他們還以為彩色照片讓我們中國自己留下了。

禮賓司的人打電話問我是不是有彩色照片。

當時我心裏真酸澀!完全可以想像外國人瞪著藍眼睛看我們中國偉人的黑白照片,心裏是個怎樣的驚詫。可我能和他們說什麼呢?說我們只有黑白膠捲,那不是給中國人丟面子嗎?我只好說:「黑白照片拍出來層次豐富,立體效果好,而且便於長時間保存。一般拍這樣永久性照片都是黑白膠捲。」

誰都知道蛋糕好吃,卻硬說窩窩頭養人!

我簡直是閉著眼睛說瞎話,與其說糊弄莫名其妙的老外還不如說是安慰自己酸楚的情緒。

我一想到晚上天空里五彩繽紛的禮花,而手裏只有黑白膠捲,情緒頓時一落千丈。

這時警衛局的人也來城樓,見我就說:「今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要來看焰火。就你一個攝影記者到前台。」

「我知道。」主席一出場,別的攝影記者一般不能隨便到跟前,這早已是一條大家都知道的不成文的規矩。

「林副主席身體不好,上午才參加活動的,晚上還能來嗎?」我心裏琢磨著,似乎有種預感,林彪會不會不來?

去年8月,林彪從廬山回北京後,好像精神狀態不佳,幾乎都在北戴河養病。我們工作人員私下裏悄悄嘀咕,說林彪其實沒什麼病,主要是和主席鬧意見。主席不同意設國家主席,他就有情緒。幹嗎呀!黨的副主席都拴在了老牛樁上,還急什麼國家主席呀,真是的。

夜幕終於落下。夜沉沉的。

天安門廣場上人聲鼎沸,鑼鼓喧天。廣場四周的建築物穿上彩色燈裝,光線像筆生動真實地勾畫出人民大會堂、英雄紀念碑、歷史博物館交錯重疊、跌落起伏的層次和輪廓。「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全世界各民族大團結萬歲!”的巨幅霓虹牌聳立在廣場上,閃爍光芒。

中央領導人陸陸續續來到城樓上,他們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會,毛澤東也到了,他還是上午的灰色中山裝,連帽子也是灰色的。他微笑地到屏風後面坐下休息。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被安排坐到主席的身邊。

1970年10月1日,全國各大報紙上就發了一張毛主席和美國友人斯諾在城樓上的合影。似乎毛澤東更願意和外國人在一起。

突然,門口一陣涌動,周恩來大步流星走了進來,大家隨著他的手勢,一看,哦——陳老總大大咧咧地跟著總理身後走進人們驚訝的視線里。

久違了,大家好不親切喲!關切地詢問他手術後的恢復情況。老總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後來總理又將陳毅帶到屏風後面見毛澤東。

毛澤東迅速抬起眼帘,凝目細望,咧開嘴笑了,忙站起身握住老總的手。

剛開刀不久的陳毅,一點兒也不像身患絕症的人,除比以前消瘦了些,還和以前一樣精神飽滿,瀟洒爽朗。當主席問他身體怎樣時,他用大巴掌有力地在胸口上拍了幾下,「一切正常!主席。」

主席望著老詩友由衷地笑了。

總理則雙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發,欣賞似地望著這對老詩友風趣地一問一答,臉上露出沉思的神色。他在想什麼?過去炮火紛飛的年代還是眼前微妙複雜的局勢?

城樓上,碘鎢燈發出耀眼的亮光。

毛澤東坐在中間圓桌的東首,緊挨著的是西哈努克親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側……最西側的位子怎麼空著?哎,這不是林彪的位子嗎?這時我才發現林彪還沒來。我左右環顧了一下,總理的目光也在尋找林彪。

毛澤東略略地抬了抬頭,朝對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側過臉和西哈努克談話,彷彿根本就沒看見那座位還空著!

總理不停地看錶,濃濃的眉頭凝了結,他派秘書去打聽林彪的下落。

終於,林彪慢條斯理地走進大家焦急萬分的視線里。

話再三請他出席晚上的活動,他才不得不來,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樣。

他冷僻地落座後,一句話沒說。和近在咫尺的毛澤東沒有握手,沒有說話,甚至沒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著焦黃的臉……微妙拍攝一般要等正副統帥交談時才開始。

拍電影的人還在對著毛澤東的方向調試鏡頭。不知怎的,我被眼前的瞬間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側面,拍了一張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別是林彪的表情沒有進入我們所需要的歡樂情緒,只好放下相機,慢慢地踱到旁邊,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渾身的血一下子沉到了腳後跟——林彪不在了!

大驚失色後,我又感到自己非常可笑,是不是有點兒神經質?好像非要證實自己的預感似的。林彪能到哪兒呢?還不是去衛生間了!

時間一點點地過去了,林彪還沒出現。我開始著急起來,會不會林彪走了?想到這,我心裏惶惶的,希望不是這樣。因為拍攝還沒開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們拿什麼見明天的報紙?直到這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我那個鬼使神差的「瞬間」已成為今晚絕無僅有的獨家新聞,仍不失信心地望著衛生間的方向,以為林彪還會出現在我的鏡頭裏。

這時,人們目光開始注意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大家似乎在猜測,我心裏滾過一陣陣的不安和驚恐,林彪究竟上哪兒去啦?他怎麼可以當著主席的面不辭而別,他這是什麼意思?我簡直無法想像「一貫緊跟,無限忠於」的林彪怎麼會做出今天這令人費解的舉動來。

人們中間要說最著急的是周恩來,他目光頻頻望向那個空座位,喉結上下滾動著。他想說什麼,又沒有說出來,只是將警衛員叫到跟前,耳語了幾句。警衛員飛快地跑向城樓大廳……毛澤東不動聲色,和西哈努克親王繼續談話。

「嘭——嘩」,第一束禮花騰空而炸。

城樓上的人們忘記了那張剛才還議論紛紛的空座位,目光刷地被禮花拽到了五光十色的天幕上。

毛澤東的頭由右側扭向左側,目光掃過對面的空座位,沒有停留,沒有疑問,沒有尋究……是否以為那空位子就應該空著?

警衛員一溜小跑到總理跟前,總理的濃眉疙瘩打得更緊,神色非同尋常地嚴峻。我一見,心裏暗暗叫到:不好!連忙跑去問林彪哪兒去了。林彪早就回家了!我驚恐地倒吸一口冷氣:他為什麼要先走?為什麼不跟主席和總理講一聲?

「我們也不知道啊。」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背脊上直冒冷汗。

拍攝電影、電視的記者還在茫然地四下里張望,等林彪來了好開機拍攝。這可糟了!他們手裏還空空的,明天晚上電視不就都砸了嗎?我又想起我的相機里那張毫無把握的照片,心裏更加地著急。電影、電視、報紙……唉!史無前例的窩囊,窩囊透了!

我茫然地回到主桌旁,毛澤東望著絢麗多彩的天幕,微微張著嘴,露出親切和善還帶有童趣的笑容,眼前變化無窮的畫面,使他忘記煩惱,愉快地沉浸在色澤、光束、跳躍的遐想中。

閃爍的光束投在空落的椅子上,那樣地剜目!

毛澤東對林彪的不辭而別,表示了毫無介意的大度。

「身體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和董必武詢問了幾句,一聽,也就釋然了。

這是對林彪突然離去最好的解釋。否則人們無法理解林彪的奇怪行為。

當時城樓上還有大報的文字記者,他們聽到林彪回去了,不再來城樓的消息,個個驚恐地面面相覷,茫然不知所措,嘰嘰喳喳議論個不停……一切還沒有開始,就這樣結束了?記者圍著大殿的圓柱,雪亮的燈光下,由於驚詫、惶恐、憤然,他們的汗顏由蒼白向通紅變化。

「這不是在開國際玩笑嗎?黨的副主席怎麼能這樣隨便,想走就走,想來就來?我們還沒有開機子,他的座位就空了,這片子怎麼拍?」

「林彪今天是怎麼了,他來的時候就一臉不高興的樣子,最多只坐了幾分鐘就走了,連個招呼也不打,真讓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們連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早知道這樣,他一來我們就拍。」

「他不辭而別,肯定是賭氣。」

敏感、膽大、刨根問底是記者要命的職業習慣。馬上就有人問:「和誰賭氣?和誰?」

「還不是和主席唄!」

「噓——」立即有人制止嘴上沒門檻的記者。

我不由得望了望手裏的相機,裏面裝著毛澤東和林彪惟一同桌的照片,或許能填補這個驚詫的空位,從而挽救今天晚上這離奇事情給老百姓「意識空間」帶來的不良影響。

禮花仍在不斷地「噌噌」地往天上躥,漆黑的天幕猶如堅硬無比的鋼板,一撞上去,禮花就粉身碎骨,飛散著自己多姿多色的肢體。

天安門廣場,金水橋,天安門城樓……大地彷彿置身在瞬息萬變的彩色光環中。

夜色多華麗!

毛澤東忘情地瞅著一個又一個轟然而炸的巨大「花朵」……周恩來卻煩躁不安,不時地望望這邊的空位子……我也受了影響似的,一邊拍攝照片,一邊擔驚受怕望著空落許久的椅子。其實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擔驚受怕,就好像看別人爭吵,爭吵的人並不害怕而在一邊看的人卻在擔驚受怕。

在禮花和禮花相銜接的霎時,我突然發現天空怎麼這樣漆黑幽深,沒有月亮,沒有星辰,沒有一點亮點,我可從沒有覺得天空有這麼黑,像潑灑了一整版的濃墨!

大概這是對比、反差、光激引起的視覺效果吧!

周恩來用心良苦,努力維護黨中央在全國人民面前的團結的形象,想法彌補正副統帥之間顯而易見的裂痕,他向新聞負責人發了少有的大火。

終於,禮花結束了她千折百回的變化和重複。

月亮、星辰漸漸地從濃墨底層浮了出來,鋪在大海般的天幕上。我又尋回了我所熟悉的星光月色,心靈的震動和害怕似乎平淡了許多。

「老杜。」

我又一震,是總理叫我。我原地轉了個圈,也找不著他在哪兒叫我。

「老杜,你過來!」

在哪兒?眼前儘是穿梭不停的人影,好容易透過人影縫看見總理在大殿前的柱子旁叫我。

他著急地朝我招手,「過來過來,快點。」

人這麼多,我怎麼知道你在哪兒?我嘴上嘰嘰咕咕,腳卻大步地跨了過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攝了沒有?」總理劈頭就問。

「啊呀,我哪兒知道他坐幾分鐘就走?來不及……」

「我問你照了沒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張。」

「電影電視呢?」

我剛想說沒有,見總理著急的樣子,話到嘴邊變成了「不知道!」

周恩來思索片刻,說:「老杜,你去把分管新聞宣傳的負責人叫來,都叫來!」

我見總理神色嚴峻,不敢多問,拔腿就朝外走。

我在大平台上東尋西找找到了七八個分管新聞宣傳的負責人,有幾個是軍管會的。他們隨我走進休息室,總理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過來。我悄悄地擦著總理背後,隱到旁邊的屏風後面。當時見總理氣惱的樣子,心裏發虛,就萌生了個小小的「計策」:先躲在總理的身後,如果他點到我的名,我可以立即投入他的視線中,如果不點我的名,他又可以不看到我。

我在屏風後面聽到總理一個個挨著點名,心怦怦差點從嘴巴里蹦出來,好像下一個就會點我的名似的。最後他沒有點我的名字。是忘了還是沒叫我?

「電影拍攝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鏡頭嗎?」

「沒有……」回答聲音很小。

「那麼電視呢?」

「沒來得及拍,林……」

「沒有拍到,對不對?」

周恩來講話不像毛澤東愛講反話。他講話一是一,二是二,開門見山,一針見血。

「林副主席身體不好,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參加了活動,晚上講身體不好不能來。我親自請他參加晚上的活動,這樣的活動面對人民群眾,面對全國的觀眾。最後他來了。你們是新聞宣傳的負責人,你們記者手裏拿著攝影機,拍呀!可為什麼不拍攝呢?」

不知誰這時小聲嘀咕了一句:「我們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講話的鏡頭。」

總理火了,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舞了個弧形。「林副主席來了沒有?他畢竟還坐了一會。你們都看見的,你們等什麼,等他們講話?什麼時候新聞拍攝規定要等領導人講話才能開機?你們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應當開機拍攝,記者就是要眼快手快,會搶拍。新聞就是時間,新聞等得來嗎?」

痛失良機的記者和失職的「頭頭」們一聲不吭,後悔地用鞋尖在厚厚的地毯上碾著坑,在自己的褲縫上摩挲出皺褶。

……屏氣凝吸中似乎連出氣的聲音都能聽到。此時的沉默需要有特別的承受力!

我跟總理這麼多年,頭遭見他發這麼大火。嚇得窩在屏風後面一動不動。

周恩來沉重地嘆了口氣,口氣也緩了些:「人民希望黨中央團結,國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樓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歡度節日的夜晚,這是多麼重要的宣傳主題,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組織指揮新聞宣傳的領導要充分重視。如果人民問,城樓上觀看焰火,怎麼沒有林副主席啊?你們回答說林副主席只來了幾分鐘。行嗎?黨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們宣傳,不是靠解釋。」

這時總理的目光落在站在最前排的新聞宣傳的負責人的身上。

「是!總理,我們回去一定要好好整頓記者隊伍,從思想上找原因。以此為戒,杜絕類似事情發生。」

「對,要好好從思想上查一查,還有沒有政治頭腦?有沒有工作職責?」

「是的,總理。」

周恩來雙手抱胸,來回踱了幾步。他揚起疲憊的臉,嗓音有點嘶啞,清咳了一聲:「今天的活動有些特殊,有難度。這一點我清楚。但同志們都是有經驗的新聞工作者,要想到隨時會出現意外情況,有應付各種變化的思想準備,不能老想辦現成事吃現成飯。今天你們不要怪我對你們嚴厲,嚴厲一點有好處!你們回去總結經驗教訓,下不為例!」

總理一字一頓說完最後四個字,戛然而止。

大家垂著頭散開去。我也輕輕地從屏風後面出來,隨著人群往外走。

「老杜,你等一下。」

我的天,心裏一哆嗦:總理髮現我了!

「你快去沖洗照片,一個小時內送來,西花廳。」

「噯!」我鬆了口氣,旋即走進深沉的夜色里。

一路上,我為機子裏的照片禱告,千萬千萬要成功啊!

暗房裏,紅色燈光中,我目不轉睛地盯著白色相紙在透明顯影藥水里,一點一點地顯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變化。我喜出望外地將顯影好的照片浸在定影水裏,細細觀看,此時我終於可以吐出一口氣了——

說實話,這張照片作為資料照片或許比當作新聞照片用更為合適些。

——毛澤東側著臉,凝神在聽西哈努克親王講話,顯而易見,他沉著臉不太愉快。

——林彪裹著呢大衣,像農民那樣雙手操在袖筒里,他躬著背,也側著臉和董必武交談,那臉上說不清是愁容還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緒痕迹太明顯,取景的角度也有點偏……可僅此一張,不用它又用哪張呢?

別無選擇!

車燈又一次劃破夜幕,在寧靜的馬路上疾駛。沙沙……偶爾一個顛簸,我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皮,睏倦迅速席捲全身……漸漸地我走進另一個世界。

「醒醒,醒醒,杜主任。」司機把我從夢中推醒。

下了車,雙腳像踩在棉絮上,走了幾步才完全清醒過來,一看,已站在西花廳的院子裏。走到後院,總理辦公室的燈還亮著,我輕輕推開門走進去,總理沒有發覺我,正埋頭在比頭頂還高的一疊文件里。我喚了一聲,總理才停下筆,手揚了揚叫我坐,我沒坐,把照片交給他,不想多佔用他寶貴的時間。

他戴著老花鏡,逐一審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問:「就這一張?」

「嗯。」

「就這一張呵,就這一張。」總理捏著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撐下巴,凝眉自言自語。過了一會兒他問我,這張照片能不能在電影電視上用?

我不好回答,因為我並不滿意這張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後總理說:「電視電影就用這張照片,你去辦一下。」

我離去時,總理又將自己埋進了「文件大山」里。

這時已是午夜時分。

5月2日,報紙出來了,僅此一張的照片登在頭版頭條,標題用醒目的黑體字壓著:「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國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主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起觀看焰火」。

我拿著密密麻麻堆滿革命辭彙的報紙,心裏卻空蕩蕩的。腦海里老是出現那張空著的椅子……

當晚,這張照片也定格在電視新聞里,誰也沒有發現這只是一張瞬間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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