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察在社交平台發佈了「警隊2020年度大事回顧」，回顧2020年警隊經歷的大事。
今年2月，疫情湧現，警方一方面要應付暴亂，同時也要負責抗疫工作，不單要協助執行「隔離令」，上門突擊檢查家居檢疫人士行蹤，亦要就「限聚令」等規例執法。回顧指出，為有效追蹤病源及超級帶菌者，警方更抽調人手，以「超級電腦」協助辨識超過60個感染群組及超過3500名隱藏接觸者，協助當局控制疫情。
警方利用超電腦追蹤病毒源頭助抗疫。
疫情一度令市面口罩緊絀，騙徒乘機犯案，訛稱有口罩出售騙財。警方數字顯示，自疫情爆發至今，警方錄得至少2500宗相關騙案，涉及總金額超過7400萬元。警方全力追緝，至今已拘捕135人。
雖然疫情嚴峻，但依然有人不顧病毒傳播風險，堅持聚集，更有人拒絕戴上口罩。警方為保障公共健康安全，一直嚴正執法。回顧引述警方數字，截至今年底，警方一共發出超過8000張告票。
警隊不僅要應付暴亂，參與抗疫，還要承受諸如立法會議員對外訛稱警方派出臥底探員破壞商舖、有人指控警隊囤積口罩、區議員虛構自己被警察拘捕、污衊警隊剝奪人權的失實無理的抹黑攻擊。面對大量惡意指控，警隊應該如何應對呢？
在回顧中，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表示，其實很多對警隊的惡意指控都是來自那些犯法、想犯法、支持犯法，甚至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目的都是想動搖市民對警隊的信心，打擊我們警隊的執法能力。但是，一哥强調，警隊的信念從無改變，就是服務市民，維護法紀和守護香港。
一哥指出，隨著社會回復穩定，前線警務人員已經從防暴大隊調返各警區原有工作崗位，重新聚焦社區警政，努力應對市民關注的治安問題。
一哥透露，警方未來工作，首要是要協助市民認清事實，主動澄清不正確的消息。警方亦需要增加警隊透明度，加強市民對警務工作的了解，從而爭取他們的支持。一哥還勉勵所有同袍，繼續自強不息，專業執行職務，做好自己，從而贏取市民的信任。
一哥透露警方未來工作首要協助市民認清事實，主動澄清不正確消息。
一哥仲話，如今止暴制亂初見成效，警隊會積極加强警民關係，做好社區警政及社區聯繫的工作，專注處理民生相關的事情。例如解決地區的交通安全問題、協助處理道路擠塞、加強街道巡邏和防止罪案等。希望可以透過以上工作讓市民知道，警察並非只關心公眾活動。
回顧表示，踏入2021年，無論順境、「疫」境，警方依然會緊守崗位，致力維持治安，讓香港繼續成為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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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