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江青罵賀子珍：她是什麼東西

1本文摘自《庭院深深釣魚台：我給江青當秘書》，楊銀祿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1971年7月29日，鄔吉成和我為要到青島休息的江青打前站，聽當地的負責同志說，毛主席的前妻賀子珍也在青島避暑療養。

我們知道，江青特別忌諱和賀子珍同時在一個城市居住，更怕碰面。我們感到這個問題很棘手。如果把賀子珍住在青島的事告訴江青，江青會把賀子珍趕走的，這樣會惹出麻煩。如果瞞著江青，到了青島以後，萬一江青知道了賀子珍也在青島，問題就更大了，她非給我扣上「欺君之罪」的帽子不可。回到北京以後，經過反覆考慮和研究，決定由我向周總理請示報告，聽聽總理的意見。

我叫通了總理的電話，簡明扼要地把我們到青島給江青打前站的情況以及賀子珍在青島休養的事向總理作了彙報。

總理聽完我的彙報之後說：「賀子珍同志在青島休息是個問題，我的意見是這件事不能瞞著江青同志，必須叫她知道，她去不去她自己決定。此事你就不用管了，讓我跟她說。」總理把這件難辦的事，主動攬了過去，我們從內心對總理非常感激。

然而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當江青知道賀子珍在青島休息的消息以後，對我說：「一個姓賀的在青島怕什麼？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當然啰，盡量避開就是了，我告訴你們：誰也不能阻止我想要去的地方。」

江青既然表示了堅決去青島的態度，我們只好積極作出發前的各項準備工作。但是，有一件東西需要作詳細說明，因為它和本題有關。

江青有一把特製的能移動的專門外出用的馬桶椅子。其形狀似一把靠背扶手椅，在坐板中間挖了一個橢圓形的洞，在洞下25厘米處釘有木板，木板上放上便盆，便盆的外面用三合板包起來。為了防止歪倒，四條腿的底部釘了一塊金屬片，每塊金屬片各打了兩個眼，用螺釘固定在地板上（江青住的房子地板大都是木製的）。江青每次到外地，這把不起眼的馬桶椅子是必帶之物。不知為什麼，這次外出，江青特意提出不讓帶它。護士趙柳恩再三請求，江青堅持不讓帶。她說：「我覺得我現在身體不錯，有勁兒，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用你擔心。」

江青白天開心地遊玩，時間過得很快，可是，晚上的時間過得就慢了，最難辦的是她上床前的大小便。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這個困難，她在痰盂上蹲了不到一分鐘就堅持不住了，於是，就直接坐到了痰盂上，坐了一分鐘，就喊叫屁股硌得疼，叫護士找了一個小游泳圈放在痰盂上，屁股坐在小游泳圈上。由於游泳圈是充了氣的，所以，坐上去特別不穩，前後左右搖晃，護士左扶右扶，好不容易幫助她解完了這次大小便。

第二天，我們給她找了一個小方凳，方凳的面是用藤條編織的，我們把藤面剪掉，改成了一個便凳，周圍靠上軟沙發，江青看了比較滿意。前幾天晚上，她坐在便凳上注意保持平衡，沒有出什麼事，時間一長思想就麻痹了。

8月12日晚上，江青上床前，三次安眠藥下肚，由護士攙扶著解大小便也算順利。當她睡了一覺，自己從床上起來，迷迷糊糊地坐在便凳上解小便時，一不小心歪倒了，左鎖骨撞在便凳上，疼痛不已。

13日，她起床以後，打鈴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一進門，就看見她在沙發上，披頭散髮，兩眼無神，右手托著左臂。

她見我進去，慢條斯理地對我說：「小楊啊，我估計我的鎖骨壞啦，疼呀！我覺得這裏有鬼，沒有安全感呀！你趕快給總理打電話，說我想馬上回北京，在這裏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多待一分鐘就多一分鐘的危險。」

話，同意江青回京。並派了吳階平大夫到達青島。

16日，江青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催我們趕快給她請骨科醫生檢查鎖骨是不是骨折了。當時，我們請了北京最有名的骨科專家，把診斷醫療器械搬到釣魚台17號樓。經過反覆拍片，檢查分析，診斷為鎖骨輕微骨折。

江青在青島時，鎖骨是不是骨折尚不清楚，她的精神並不怎麼緊張，當她聽說真的骨折了，頓時變得面色蒼白，渾身發抖，坐卧不寧起來，此時，她想發火，但是又不敢發大火。她很清楚，發脾氣會影響治療，會影響癒合，雖然心裏煩躁，沒完沒了地嘮嘮叨叨，心中有火也發不出來。

幾十天過去了，摔傷的部位基本上好了，也不用治療和鍛煉了。

江青的鎖骨完全癒合後，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大客廳，她正在看一冊線裝本《紅樓夢》，見我進去，她把那冊書狠狠摔在地上，質問我：「你明明知道賀子珍在青島，為什麼不直接向我報告，還叫我到那個鬼地方？我到那個鬼地方以後，為什麼不把她給我趕走？叫我們兩個水火不相容的人住在同個城市裏，這不是有意捉弄我，出我的洋相嗎？你居心何在？賀子珍是什麼東西，她有什麼資格在青島休息？我是政治局委員，一直在文化大革命中衝鋒陷陣，叫她和我平起平坐，是你楊銀祿有意安排的吧？你在這裏面扮演了一個什麼角色？」

她說到這裏，稍微停頓了一下，她可能覺得這樣說我有點過分，又補充說：「當然啰，你安排我們兩個同時住在一個城市裏沒有這種能力，我懷疑這種巧妙的安排是一個大人物搞的鬼。」

江青雖然自己解釋說我沒有能力安排她和賀子珍同時住在一個城市裏，但是為發泄她的不滿情緒，還是追問道：「你難道不知道我和姓賀的是什麼關係嗎？我再問你一次，她在那裏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你這樣做究竟想達到什麼目的，難道不是想出我的丑嗎？這件事被外國記者知道了，會被當成醜聞傳播的，你知道嗎？」

面對江青突如其來的一連串的質問，我一時沒有想好如何回答，悶著不說話。

江青見我不回答她的質問就急了：「你怎麼不說話？啞巴啦？說到你的心裏了吧！」

我看江青如此逼迫我，不說話已經不行了，也只有實話實說了。我說：「賀子珍在青島的事，我們從青島打前站回來就報告了總理，總理說此事由他向你說明，去不去青島由你決定。」

江青更加生氣地說：「總理跟我說是說了，當時我是表示過姓賀的在那裏沒有什麼關係，因為那時我沒有想到那麼多。你當秘書的為什麼不提醒我，勸阻我不要到那個鬼地方去？你的責任可大啦。此事如果傳出去，當成特大新聞傳到國外，不僅有損於我，也有損於主席呀！這裏的利害關係你懂不懂？」

「你當時想到青島去休息的心情比較急切，我不好勸阻你，怕掃你的興。考慮你在北京住久了，換一個環境，到外地鬆弛一下，對你的身體有好處。」我解釋說。

「這件事說輕了你是幫倒忙，說重了是有意製造矛盾。你還解釋什麼？你越想說清楚，越說不清楚。我看你心裏的確是有鬼，究竟有什麼鬼，你自己清楚！」

江青越說越有氣，從沙發上猛地站起來，就往外走，頭也不回地說：「你再想想，此事我還要問你，你要徹底交待清楚。」她走出門又說："今天我累了，這件事不算完，我不能叫你隨便說說就善罷甘休！"

我心想，江青又要借題發揮整人了。每當這個時候，我們越解釋後果越糟，她想怎樣說就怎麼去說吧，反正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實在不行了我再報告總理。

江青節外生枝的第二個問題就更沒有道理了。

有一天，她質問我們說：「你們明明知道我晚上吃了安眠藥以後站不穩，大小便時坐不穩，我去青島，你們為什麼不給我帶上馬桶？你們是合計好了把我摔傷的呀！」她質問護士小趙："把游泳圈放在痰盂上的辦法是那個周淑英教你這樣做的吧？"

我聽了以後實在憋不住，忍不下去了，就解釋說：「你到青島之前，你說你覺得身體不錯，有勁了，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叫我們帶馬桶。我們尊重你的意見，才沒有堅持帶上它，結果你被摔了，我們也後悔沒有帶上馬桶，今後，我們一定會接受教訓。」

江青用手推了一下鏡框說：「接受教訓？你倒說得輕鬆。教訓，這可是血的教訓啊！我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受到的痛苦和折磨誰來賠償？這是一件政治事件。不是你們如何接受教訓的問題，而是要把這次事件的後台揪出來的問題。只是一個小小的小周，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是有後台指揮的呀！既有現場指揮，又有遙控指揮，裏應外合配合得不錯呀！我看在青島是有人把你們給收買了。」

我們說：「你被摔傷的事，絕對沒有什麼現場和後台作指揮，是我們的工作想得不周到，不細緻，今後一定把工作做到周到、細緻。」

江青的鎖骨摔壞了的問題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不讓我們帶馬桶是她的意見，在痰盂上放游泳圈是她出的主意。她為了整人，不顧事實，尋找借口，三番五次地逼迫我們說出所謂的「幕後指揮者」。

關於查出幕後指揮者的問題，她對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都講遍了，但是，沒有一個中央領導同意她的說法，他們聽了只是一笑了之。她看沒有人同情、支持她的說法，也就冷了下來，以後一遇機會，又舊話重提。

「九一三」事件以後，有一天，江青把我叫去，對我說："我總覺得我在青島摔壞鎖骨有問題。你小楊是這裏的黨支部書記，又是組織上派到我這裏來的秘書，你的政治立場可要站穩呀，在階級鬥爭尖銳複雜的情況下，不要迷失方向，放走一個壞人。我問你，我被摔壞鎖骨的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的時候，李作鵬是不是到我住的那棟樓里去了？"

「他是去了。」我實事求是地回答。

「他在那個時候幹什麼去了？」江青進一步追問。

「他那天早晨問我：江青同志今天有什麼活動，我們好作準備。」我說。

「不對吧，哪有那麼巧合？我剛剛被摔壞，他就跑去了，他顯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要出事，我懷疑是他親自指揮你們把我摔壞的，我身邊的工作人員中肯定有內奸和特務，我要把他們揪出來！這件事，我要請總理出面調查清楚。你知道內情不說也沒有關係，等我調查清楚了連你一鍋端。要麼你是直接參与者，要麼你是知情不報。在我身邊的人員中，無論哪一位有問題，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江青狠狠地說。

「九一三」事件以後，李作鵬已經變成了死老虎，再怎麼打也沒有什麼意義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江青的用心，不僅要揪出"內奸"，更要揪出李作鵬背後的那個所謂的遙控者，來個一箭雙鵰。

在這件事上，江青對我採取了引誘、逼迫和恫嚇的手段。我是任你風浪起，穩坐釣魚台，對江青的質問，除了實事求是地簡單作一點點回答以外，不發表任何看法，因為我對她太了解了，如果表示同意她的看法，她會對我的話如獲至寶，立即命令我寫出證明材料，可我沒有證據，不能陷害任何人，缺德的事我不能幹，害人必害己。如果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她會說對她不忠，罵你個狗血淋頭，甚至說你包庇壞人，懷疑和誰誰有什麼關係，後果不堪設想。最好的辦法是保持沉默。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總理遺言」案主要當事人中學畢業後的第一次合影(左四，蛐蛐兒；左六，瓜子)

1976年春節過後不久一個寒冷的晚上，當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兒家聚會時，蛐蛐兒在昏黃的燈光下，拿出了兩張薄薄的紙。那就是他精心炮製的「總理遺言」。但他沒有將真相告訴他的這些夥伴們，只說他是抄來的。

很多年以後，蛐蛐兒告訴我，當他看到連我哥哥這樣一個在他看來很有政治頭腦的人都不問一字，埋頭就抄這份「總理遺言」時，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接下來的事情就一發不可收拾了，當時在場抄錄這份「總理遺言」的有我哥瓜子、阿斗、晨光，他們無一例外地都將這份抄錄的「總理遺言」拿給周圍的親人、朋友、同學看了，而每一個看的人也都無一例外地埋頭就抄。我是在兩天之後從我哥哥手裏看到「總理遺言」的，也是看了以後埋頭就抄。一個多月後參加《浙江文藝》召開的筆會，我還把它背給了和我同住一個房間的巴金先生的女兒李小林，小林也把它記錄了下來。為此，後來追查「總理遺言」製造者時，李小林還受到了傳訊。

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很短的時間內，這份出自一個23歲小工人之手的「總理遺言」 卻冠以周恩來的名字在短時間內像滾雪球一樣傳遍了整個中國，很快全世界130多家廣播電台和通訊社開始24小時滾動式播放「總理遺言」。

受「總理遺言」案直接牽連入獄11人

幾乎所有看到「總理遺言」的人都毫不猶豫地相信其真實性，因為「遺言」中的內容迎合了人們的心理渴望。許多人含著熱淚反覆誦讀，特別是那句發自肺腑的“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點工作而感到內疚”，讓無數人唏噓。還有那句“骨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八個字，更讓多少人潸然淚下。人們心中無以言說的悲愴情緒和隱隱期盼，都在這樣一份從天而降的「總理遺言」中找到了最妥帖的寄託。

話通知，通知宣佈：「總理遺言」是偽造的，是一份蓄謀的“反革命謠言”，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國家公安部為此專門發了文件。

事實上，憑著公安部門傑出的偵破手段和蛐蛐兒先將偽造的「總理遺言」傳給身邊好友這種極端幼稚的做法，追查通知發出不到一周，「遺言」製造者蛐蛐兒就被公安局囊入網中。事情至此本來可以迅速結案，然而，案情上報後，有關方面沒有人相信這樣一份轟動全國乃至世界的「總理遺言」居然會出自一個年僅23歲的青年工人之手。上面下令繼續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隱藏在幕後的策劃者揪出來。

對蛐蛐兒的疲勞審訊開始了，他們整天用100支光的電燈泡照著蛐蛐兒的腦袋，有好幾撥人輪流問他同一個問題：「遺言」的真正製造者是誰？終於，蛐蛐兒說出了那一幫“狗肉聚會”的哥們的名字。那次“狗肉聚會”被公安部定性為“炮製‘總理遺言’的反革命聚會”。很快，先是瓜子在上海被抓，接下來，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他們的部分家人悉數入獄，許多人的命運被從此改變。

蛐蛐兒和所有受「總理遺言」案牽連的11個當事人分別被關押在北京和浙江西天目山，粉碎“四人幫”以後，其他當事人都被放出來，並被先後平反，只有蛐蛐兒和我哥哥瓜子作為此案的核心案犯又被繼續關押了大半年。因為公安部門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所謂的「總理遺言」是瓜子的腦袋蛐蛐兒的筆。

「總理遺言」的匕首意義

如今再去琢磨公安部門當時因何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已經沒有意義，但我哥哥瓜子和李君旭出獄後最終因此案得到的結果卻完全不同：我哥哥瓜子最後由中共浙江省委和公安部先後下文徹底平反，但蛐蛐兒最終拿到手裏的卻是《公安部關於李君旭同志的複查結論》。紅頭文件上的標題對我哥哥是「平反決定」，對蛐蛐兒則是“複查結論”。“複查結論”中雖然肯定了蛐蛐兒“是積極反四人幫的，製造所謂‘總理遺言’系出於悼念周總理，”但同時也指出“其做法是錯誤的”。「總理遺言」在那個歷史時期起到的像一把投向四人幫匕首的作用，正式的文件中是不會提的，那樣的社會意義只能留在老百姓心裏。

我在拙著《重返1976》中對於蛐蛐兒、瓜子，包括其他當事人因此案身體受損曾經有過非常詳細的描寫。蛐蛐兒逝世後，《文學報》就此書對我做了一個專訪，記者直截了當地問我：書里充滿了種種玄機。比如，你書中提到的蛐蛐兒和瓜子之間的很多奇妙的重合，還有瓜子大病初癒，救他性命的沈醫生卻跳樓身亡。發生在生活中的這些玄機，總讓人發出命運無常的慨嘆。你對命運一說持何種見解？我當時的回答是：經歷了人生旅途中的種種，走進知天命的年輪，大概可以對命運說點見解了。我從來都以為這個世界背後有許多看不見的我們不了解的東西，這種東西並不因為我們看不見或者不了解它就不存在了。這種東西是和每一個人的命運有關聯的，它是不可抗拒的。命運是一條長河，人是長河上漂蕩的一隻小船。長河流向哪裏，天地間有著一定之規。就像一個人生下來就註定要走向死亡，每一個生命的盡頭都是一座寂寞的墳塋。

蛐蛐兒、瓜子後來的命運

蛐蛐兒和瓜子是前後腳發病的。瓜子先被查出得了肝炎，在家隔離休養了兩個多月，覺得自己癥狀基本消失，差不多病癒時，他首先想到去看蛐蛐兒。那是在1989年夏天，夏時制實行的第一天。正是這一天，蛐蛐兒在家中突然發病，口吐鮮血躺在地上；正好去看他的瓜子見狀趕緊背起人高馬大的蛐蛐兒，將他送到醫院搶救。自己得肝炎還在休養的瓜子背著200多斤的蛐蛐兒跑上跑下，搶救時他又一直守在門外，等蛐蛐兒做完開顱手術搶救回來時，瓜子只覺得兩腿一軟，虛脫了一般。低頭一看，兩腿腫得像透明的棒槌，做了生化全套，指標很嚇人，結論更殘酷：肝腎綜合征。醫生說，我哥哥瓜子得了肝炎，本身就像一張薄紙，一綳，破了。肝腎綜合征，幾乎可以說是不治絕症。

蛐蛐兒住的浙二醫院和瓜子住的浙一醫院中間隔了一條河，但卻沒有隔斷彼此。兩條逃脫牢獄的年輕生命又因為疾病再次糾纏在一起。瓜子這場病一生就是六年，其間生生死死，三次病危。瓜子很堅強，幾次重大的、逆轉性的冒險治療全部自己做出決定，最終起死回生，至今仍活躍在工作崗位上。而蛐蛐兒手術後基本卧床，腦子清一陣，糊一陣，已經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

關於這一切的種種人生故事我在《重返1976》這本書里已經寫得很詳盡，在此我不想再贅述細節，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雖然我對《文學報》記者提問的回答，是自己心中真實的所想，但我知道，我心中其實還有另一個答案，天地間確實有許多未解的玄機，蛐蛐兒和瓜子之間有許多奇妙的重合，但命運的韁繩有一個頭還是拽在自己手裏的。生活很多元，並不是非此即彼的。

遺體告別儀式後，所有「總理遺言案」的當事人不約而同地都沒有離開，大家都想再送蛐蛐兒最後一程。在遺體火化室外面排隊等候了很長時間，天空一直凄涼地下著瀟瀟冷雨。有人問了一句，怎麼沒看到J(蛐蛐兒的前女友，她的人生命運曾因蛐蛐兒和「總理遺言」而徹底改變，她和蛐蛐兒的愛情故事恐怕是《重返1976》中最柔軟和浪漫，同時也是最凄涼的一章)，她來了嗎？馬上有人回答，來了，告別儀式後就悄悄走了。

又有人說，看到蛐蛐兒前妻送的花圈了，沒有放在醒目的位置，而是混在眾多友人送的花圈中(蛐蛐兒的前妻優雅、美麗，我相信她的人生也有很多無奈)。而我沒有說出來的是，我看到了發短訊問我追悼會具體時間的那位前省委宣傳部領導送的花圈，一看就是專門定製的，是用很少見的一種白色鮮花紮成的花圈，花圈不大，但輓聯上的悼詞讓人心酸落淚。

我知道，一段歷史從此徹底結束了。一個小人物做出過的大事情，即便曾經撼動過中國，影響過一代人，但當你化作一縷青煙從這個世界上消失時，有誰還會記得呢？

走出火化室時，冷雨中站著一個留著披肩發戴眼鏡的女孩，她手裏拿著一本《重返1976》問我，你是袁敏嗎？我說是。她說，能給我簽個名嗎？我問她你怎麼會看這樣的書？我以為20多歲的年輕人不會對那段遙遠陌生的歷史感興趣。女孩告訴我，她是南京財經大學的學生，《重返1976》這本書，她看了好幾遍，每次看都要落淚。她早就想來看蛐蛐兒了，覺得他們這一代年輕人活得太豐富太精彩了，與他們相比，她活得太蒼白了。從報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直後悔自己沒有早點來，為了趕上見蛐蛐兒最後一面，她前一天就坐長途汽車趕來了。

我在女孩的書上籤了名，心裏有一絲安慰，我想告訴蛐蛐兒，除了物慾、拜金、娛樂等等之外，今天還有這樣的年輕人為你當年的熱血而來。 （文/圖 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