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左）與胡適（右）（資料圖）
《陳獨秀全傳》是陳獨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回答了人們關於陳獨秀的種種問題和疑惑，也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觀點和視角。作者以珍貴秘檔，詳盡梳理了陳獨秀一生思想發展的脈絡，並展現了他與國共兩黨、與中國革命複雜糾結的歷史關係。主要內容包括：一、家世、早年經歷及感情生活；二、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在任中共領導人期間的貢獻與錯誤及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三、與托派的關係，相關主張和活動；四、與國民黨的關係；五、文字學等純學術研究。
關於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主張、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對大革命失敗所應承擔的責任，書中都有充分的討論，並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判，既不栽贓，也不開脫。有關陳獨秀後期與托派結合的問題，本書做了清晰梳理。8月12日，該書出版座談會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舉行，唐寶林談及了自己的研究，著名黨史專家陳鐵健等人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與康有為、孫中山不一樣的陳獨秀
唐寶林
大家知道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已經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人民受到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嚴重的壓迫、剝削、困難深重，於是就出現了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努力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但是我感覺到陳獨秀和這些人比較起來有一些特殊性。簡單來說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想走日本和英國的強國道路，孫中山發動革命走向共和，但他們都失敗了。孫中山由於1925年正在高潮的時候出師未捷身先死，所以由蔣介石來繼承他的遺志，蔣介石適應了歷史潮流，北伐統一了中國，他們的強國，主要都圍繞著使中國強大起來的奮鬥和探索。
但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問題還是應當要富民，使得民眾幸福起來。陳獨秀的特殊性就在於他從參加革命開始就強調人權和富民的問題。
大家知道他探索的特殊途徑有三個特點，一是他把國家和人民聯繫起來。他在1904-1905年主編了《安徽俗話報》，認為中國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國民性落後，每個人只知有家，不知道有國。
二是把強國和保護人權、富民聯繫起來。陳獨秀提出來一個新觀念，近代國家是為個人謀幸福的團體，國家應該為人民謀幸福，而不是剝削、壓迫和鎮壓人民，這樣的國家才是進步的國家。他從第二年開始就把這個具體化了。陳獨秀提出，國家如果不能為人民的幸福而建立的話，這樣的國家只會鎮壓剝削人民。
後來，陳獨秀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開始建立共產黨，然後就開始領導革命，胡適就和他決裂了。但是很遺憾，他領導的共產黨完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他必須絕對服從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服從斯大林。在黨內和共產國際內部，他沒有體會到任何的民主，他在大革命過程中和共產國際發生過許多衝突，後來證明他不一定對，但共產國際都是完全錯誤的。他幾次表示反對都被壓制了，最後失敗，還必須讓他承擔責任，他也不得不忍下來了。
還有一個問題他看到和親身體驗到了——這個共產國際和他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黨內也缺少民主，他本身以為共產國際有民主，但他一次次被壓服了。黨內有不同意見，說他家長主義，他其實也很難受，他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
到晚年，1934年12月蘇聯基洛夫被刺殺以後，斯大林開始大批屠殺列寧時期的領導。陳獨秀從1936年又開始思考這個制度。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究竟能不能給人民帶來人權和幸福。陳獨秀明確說，托洛茨基當了斯大林的反對派反對斯大林，如果不從制度上改變這個國家，僅僅反對斯大林一個人，那麼斯大林倒了，無數個斯大林就會從蘇聯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後來的歷史完全證明了他的思想多麼正確。他又重新把原來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想，要求人權和保衛人民幸福的思想做了提高。總之，陳獨秀的思想和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和前面幾個先進分子的探索完全不一樣。
陳獨秀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
陳鐵健
1920年，陳獨秀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的民主，相信列寧主義。1929年又相信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內民主相結合的托洛茨基主義。從最初的民主主義到列寧主義，從列寧主義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最後成為一個終身的反對派，陳獨秀沒有自己的理論。他晚年形成的民主觀點，可以說是他經過一次次的相信，一次次的經歷，然後從沉痛的經驗當中的升華。他晚年對民主、對人權、對蘇聯斯大林主義明晰的認識，非常了不起。
另外我感覺到最深刻的一點，就是陳獨秀講到腐敗的問題。他說，遊民無產階級奪權之後，必然是採取報復性的專政，無法無天，專制獨裁，缺乏人道主義，背離馬克思主義。他說這種強勢的專政很可能最後是由腐敗導致它的潰亡——蘇聯不就是這樣嗎？黎澍先生生前我問過他，他說兩個字，內潰。這個觀點和陳獨秀的觀點是一樣的，陳獨秀遠在半個世紀前就說了。
我認為《陳獨秀全傳》最大的特色，就是講托派的問題，所謂的托陳取消派。中國托派的形成、從它的演變到結局，托派極左理論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危害，陳獨秀和他們之間的鬥爭，這是別人寫不出來的。
另外，唐寶林講到陳獨秀自身的弱點，一是認識不徹底，理論的缺失，另外還有性格的軟弱。有時候他走極端，這也是感情性格方面的影響。在蔣介石北伐軍兵臨城下的時候，他準備發動群眾衝擊英租界，引起國際關係的擴大，最後被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制止，說這樣如果把蘇聯牽扯進來是不可以的，所以把這個事情給取消了。如果鬧起來絕對不是一個好結局，這是一種沒有理智的拚命主義。總的來說，我們共產黨在建黨初期，一直到大革命，甚至1927年以後瞿秋白主持中央的時候，都有一種過激的、急功近利的極端行為。
大革命為什麼失敗？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原因，我們的工農運動超過了孫中山所限定的扶助農工的界限。你可以實行耕地農有，耕者有其田，但要採取和平的辦法，從減租減息過渡，慢慢地主的土地採取和平贖買的辦法交給農民，而不是鼓動農民的自發性、報復性和破壞性，特別是遊民掌控著農會之後，它這種平分的觀念具有巨大的破壞性，特別是對前方作戰的北伐軍中下級軍官的影響極其嚴重。《陳獨秀全傳》里已經說到這一點，陳獨秀向共產國際報告，北伐軍很多的軍官都是兩湖地區地主子弟，你在後面殺他的家人，抄他的家，截流他的匯款，自然影響前線作戰，這是非常有道理的。1947年5月30號毛澤東有這樣一個報告，他自己就否定了當時打土豪分田地過激的做法，後來越來越穩當，才取得了三年戰爭的勝利。
另外講到陳獨秀和瞿秋白的分歧我完全贊成，過去我們為了給瞿秋白平反說他的好話過多，而對他的缺點、錯誤、不足說得很少。現在來看有很多左的東西，所以他後來盲動的錯誤和他自身的悲劇，和他自身過於激進有關係。書中專門有一個篇目，就是講陳獨秀和瞿秋白的分歧，這很對，評價也很平實。
【延伸閱讀】
《獨秀文存》原樣再版
《獨秀文存》共三卷四冊，1922年8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先後多次再版。內容包括論文、隨感錄、書信。其中論文主要為發表在《新青年》上的作品，如《敬告青年》、《法蘭西與近世文明》等。《隨感錄》多為數十字，乃至百餘字的雜感，涉及社會問題、思想問題、學術問題等。書信部分為主創《新青年》時期學生、教授、學者、文化保守主義者，《新青年》同僚寫給陳氏的信件（不少為公開信），陳獨秀針對來信的內容，或駁斥，或贊同，或辨析，內容精闢、深刻。對新文化運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蔡元培評價此書說：「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陳君在《新青年》上發表過的文章，大抵取推翻舊習慣創造新生命的態度，而文章廉悍，足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沒有失掉青年模範的資格。」
魯迅在評價陳獨秀其人時說：「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是開著的，裏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
《獨秀文存》在當時有著極大的影響力。但因時光久遠，這一珍貴文獻逐漸消失，存世量很少，有很高的收藏價值。外文出版社此次全本推出《獨秀文存》，為新中國成立後首次獨家出版此書足本，本次出版以1922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原樣，原封面，原版式影印出版，與原本高度一致。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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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1947年3月7日，第二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蔣介石關死一切談判之門，將內戰進行到底。然而，最終的結局卻是以共產黨勝利收場。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90多年的風雨歷程，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回望這90多年，值得總結、回憶、探討和深思的事情，可謂數不勝數，但有一個話題，長期以來海內外政界和學術界聚論不已，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蔣介石
本文摘自《百年潮》，
張學良曾經雖然說自己的生命到36歲就結束了，但他從1925年認識孫中山起，就開始和國民黨打交道；從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開始，就和共產黨打仗，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都有較深的了解。他和國共兩黨領袖人物也都有過較深的交往，支持過蔣介石也扣押過蔣介石，又和周恩來親密接觸過，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難以磨滅。正因張學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地位，決定他談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有其特殊的價值和重要意義。國民黨缺乏信仰，共產黨甚至每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
歷史證明，一個信仰堅定的黨，一定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統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標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統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從此不再分開，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斷地被影響、吸納，從而使這個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而一個沒有共同目標和缺乏統一信仰的政黨終究是沒有前途的，它會使已經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暫時是強大的，也會因共同目標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統一而由大變小，由強變弱。張學良在分析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時，對此有著深刻的論述。
一是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缺乏統一的信仰。他說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國民黨雖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採取各種方法灌輸，而張學良認為：“所謂信仰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屬於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輸是不能使黨員樹立起信仰的。
二是沒有國家思想。國民黨的軍隊沒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麼來維繫呢？張學良指出，國民黨的軍隊靠「彼此的感情」維繫。“彼此的感情並不是指兵啊，是指那軍官吶。兵都是招來、募來的。那勇敢點的，就是帶兵的，就是軍官。”“等於義氣用事，你是好漢，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還可以跟別人。”國民黨的軍隊“都是自保，他投靠誰，也不是對誰傾心……換句話，有奶便是娘。誰給他奶，誰就是娘。誰拉他一把，給他倆錢，給他個官，他就跑誰那去了。今天他幫著你，明天假如那邊給他拉一拉，他就跑那邊去了。”“根本沒有什麼國家的思想。”所以國民黨軍隊，包括中央軍“都是僱傭兵，少數的人是團結的，多數人是僱傭兵，今天我可以在你這當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別處去當兵。”
三是蔣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人家批評他（蔣介石），說他是買辦政治。他確實是這樣，投機，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說他有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麼能得這個權益，我就得。原來我對蔣先生很尊重的，後來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義。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與國民黨正好相反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著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共產黨，紅軍，他們確實有他們的信仰，共產黨信仰他的主義。信仰就是力量啊。”
張學良非常佩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所謂的二萬里長征，幾萬里長征，（紅軍士兵）被包圍，沒有吃的，那麼苦哇，可是他（們）還在一塊，被打散了，他（們）還回來。當然了，他（們）的領導是共產黨啊……那是共產黨成功了。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途疲憊，還能擊敗東北軍，是值得深思的。」
張學良經常和他部下討論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他的結論是：「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他的主義，甚至於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里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哪，可以說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當共產黨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千古鐵律，張學良對此體會極深。他說：「九一八以後，無論是學生，還是老百姓，抗日情緒都很高哇。有人說這是受共產黨的鼓動，這話我聽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緒不能說是共產黨鼓動的，這得反過來說，是人民自動，共產黨順應。」
張學良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共產黨順應了民意，並且說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贊成抗日，那我共產黨就去做。共產黨的厲害，就是共產黨能夠看清這事情的趨勢，知道民眾往哪走，他知道了民眾的意思，他就能夠真正去那麼做。」
張學良是個軍人，一生軍事生涯雖短，但他和日本打過仗，又是中國高級將領中跟蘇聯紅軍打過仗的，和北洋軍閥打得更加激烈，和國民黨新軍閥也交過手。他說，打了那麼多的仗，勝敗不論，最不值得的是和紅軍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戰爭，就感到傷心：“那所謂‘剿匪’，真讓人傷心啊，‘剿匪’的軍隊都實行堅壁清野，這可不是胡說八道。我是在後頭，前頭的軍隊呀，我也出去視察了，歸我管嘛，我一看傷心透了，那房子都給人家燒了，堅壁清野呀！”“事實用不著燒房子，為什麼燒？因為燒了，軍隊可以佔便宜，可以把好東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對內戰，那內戰真是沒有人性啊。連我到前線去都沒有地方睡覺，房子都被燒了。”
共產黨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過於殘忍，將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時政府真叫不講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麼能把人民當成俘虜看待呢？你是中國軍隊，怎麼能那樣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著老百姓上山當共產黨嗎？”“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當共產黨了，跟共產黨一塊兒和我們鬥爭。那雜牌軍沒有軍餉咱不說，正規軍也是一樣，連燒帶搶啊。老百姓被逼得沒辦法了，只好投奔共產黨，和我們對打，我承認，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產黨站在了一起，國民黨就陷入了被動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張學良說：「‘剿匪’的事歸我管之後，我去各部隊巡察，那才知道，共產黨真厲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來襲擊你了。我一個部下，帶著一個營的人，讓共產黨給襲擊了。是這樣的，他出去，好像為什麼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門口縫鞋呢，她是共產黨的偵探、眼線。我們的軍隊來了，她怎麼辦？在那地上立有一個杆子，她那個門上有個繩子，她一拉門上的繩拴，杆子就倒下來了，共產黨看到了，就知道有軍隊來了。」
張學良舉了許多親身經歷的例子，來說明國民黨軍隊大失民心：「我們的軍隊在那駐紮，一個小孩，十五六歲的小孩跑來玩兒，一邊玩兒，一邊他把我們的軍隊都數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給你數了，然後，他跑去向共產黨報告。那共產黨的玩意兒可多了。」“那個劉殿華的軍隊，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給他擺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歡迎，但老百姓在鞭炮裏面藏著炸彈，鞭炮一響，引燃了炸彈，把劉殿華炸死了，軍隊首長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怎麼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簡單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什麼都要，房子、女人、錢，這幫壞蛋。真讓人傷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失敗，都有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我跟蔣先生言語衝突，就是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想剿滅共產黨，你剿滅不了他們。蔣先生不承認我這個話，他們共產黨怎麼能這樣？怎麼能這樣？因為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多數支持他。”
國民政府內部的高官們只是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但他因軍務在身、下野出洋和身體等原因較少出席會議。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段經歷。在此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他說：「我不會外交辭令。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後，大失所望，看得更多，體會更深，不滿更強烈。國民政府軍隊的作風比老式軍隊還壞，政治比原來的老政客更腐敗。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在南京期間，發生了中央黨部事件，即汪精衛遇刺事件，這件事對張學良刺激尤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幕式那天，與會人員集體照相，「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蔣先生出來照相，後來說他不來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開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離開時，剛轉身，槍響了。這一打槍，大家‘嘩’的一下子都散了。」
「都嚇跑了，連警察都跑了，什麼警衛，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張繼）兩個人了。那真是醜態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警察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說算了吧，現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幹嘛？」“那事兒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現場，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個人啊。警察看見一個人在廁所坐著呢，警察就問他：‘你在這幹什麼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問：‘解手你怎麼坐在地上啊？’那都嚇得……警察又問：‘你是幹什麼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員。’‘你叫什麼名字？你怎麼不帶證件呢？’那人說：‘我證件扔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員啊。”
張學良從這件事當中，看到了國民黨失敗的影子。
國民黨政策不公，軍隊分成親兒子和乾兒子，把雜牌軍都擠到共產黨那邊去了
眾所周知，在整個民國絕大多數時間裡，國民黨軍隊從人數、裝備、控制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等方面來看，都遠遠優於共產黨的軍隊，蔣介石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可就是消滅不了。原因在哪裏？除了國民黨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還喪失了軍心。
國民黨是怎麼喪失軍心的？張學良以自己為例，他說：「當年我開始時，我現在可以說，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說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後來我發現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麼回事啊！」
第一，當東北軍在「剿共」戰場上被吃掉兩個師之後，張學良發現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的政策是不一樣的。1935年末，張學良在南京參加會議期間，陝西前線傳來一個令他震驚的消息，他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那兩個師整個被共產黨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麼多人的撫恤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恤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恤，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剿共’時受了傷，他說一句話，把我傷心透了。他說：‘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只能流亡要飯去了。’”“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後來，我也公開說了，那個時候中央啊，實在是處置事情不太恰當，完全是一種推諉。因為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恤？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恤，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第二，張學良發現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張學良說：“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麼？這話我今天可以說，但我不希望記錄下來，他就是借刀殺人嘛。”“事情明擺著，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於是讓共軍消滅我們，借刀殺人。那為什麼還打？沒起來反抗，已經很客氣了。”“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所以這種待人的法子不會成功，只會失敗。”
第三，張學良發現不僅他發現了，幾乎所有雜牌軍，包括共產黨都發現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那時中央不是我說，不公平啊！對人家不公平，誰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時兩廣是陳濟棠，青海是馬步芳，寧夏是馬鴻逵，新疆那會兒是盛世才，華北是宋哲元、韓復榘，陝西是楊虎城。他們都不打呀！誰也不打，我打什麼？誰都明白了，這等於用外頭的力量來消滅我們。打，你不給我錢，你也不給我彈藥；人打沒了，你也不給我補充，又不許我自個兒招兵，這幹什麼呢？”“誰也不是傻瓜。中央軍可以招兵，我們不可以，槍械損失也不給補充。你政府用這種手段，等於讓雜牌軍自消自滅，一箭射三鳥，他怎麼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咧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黨中央政策不公，導致「剿共」內戰誰也不真打。“我一想起這內戰，就難過呀。所以西安內戰，我不幹了，說什麼我也不幹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不幹，我不打了，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於叛變，那就是叛變吶。”
蔣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產黨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國民黨的失敗，在張學良看來，敗於黨員信仰的缺失，也敗於民心和軍心的喪失，更敗於黨內的腐化及蔣介石的獨裁。
張學良在晚年做口述歷史時，數次引用王新衡對蔣介石的評價：「他不使喚人才，他使喚奴才。」王新衡對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聽他話的，讓他高興的人。”張學良對奴才的理解與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說什麼叫奴才？什麼叫人才？怎麼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懷，這種人不一定你說什麼，他就聽什麼，他不一定給你當奴才。奴才最大特點就是我要你怎麼的，你就怎麼的，只要能得到好處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處，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沒有人格，不僅聽話，更關鍵的他是為了滿足個人利益才聽話。
「蔣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聽奴才的。我舉個例子，那時我們開會，研究一個什麼事，陳誠他不咋發言，那我們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蔣先生也不吱聲，這個事情不就等於決定了嘛。顧祝同跟我說：‘張先生，你信不信？今天這個會議決定的事，明天就會推翻。’我當時還不信。他說：‘會後啊，他（陳誠）一定到蔣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這個事情一定不是這個樣。」會開完以後，我就去關內去了，有人告訴我說陳誠去蔣先生那了。這我就明白了，顧祝同說得對呀。“我評論蔣先生，用我們北方話說，蔣先生願意聽小話。你正式跟他說的話，當然他也聽，不是不聽，但抵不過底下嘀嘀咕咕。”
蔣介石喜歡這種會說小話的人，「所以他用陳誠啊，戴笠啊，他喜歡這種人。」這種人圍在蔣介石身邊，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們中國不是沒有人才，這些人才都無處投奔吶。社會上的賢哲，都不在政府裏面做事，沒有被運用。”
張學良說蔣介石心胸狹窄，不僅用人專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權力看得過重。西安事變前，「我和蔣先生我們倆吵得最厲害的一個問題，就是‘安內攘外’的問題。要說西安事變有什麼秘密的話，最大的秘密就是這幾個字。他是先安內後攘外，我是先攘外後安內。……他和我的出發點不同，從個人出發點說，先說我啦，我主要的敵人是日本人，即使共產黨跟我們爭，他還是中國人。他（蔣）認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產黨是他真正的敵人。……我認為共產黨是中國人，他認為在中國能夠奪取他政權的人，只有共產黨。那我就不同了，奪取政權也好，不奪取政權也罷，他（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都是中國人。換句話，這是我說，你的政權就算共產黨不奪，也許被旁人奪去呢，你能防得了？」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和周恩來在膚施（今延安）會談，「周恩來有一段話說得特別有意思，他說呀，固然蔣中正他有他的短處，我們對他不是十分贊成，但是我們為抗日非擁護他不行。所以共產黨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為了大局呀。他說，蔣先生如果不‘剿共’，領導全國抗日，還得是他。」
抗日戰爭一結束，「蔣先生還是要消滅共產黨。那時候蔣先生手裏有好多的軍隊，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裝備呀。我後來聽張治中跟我講，他說，那時候到東北呀，本來內定是讓他去，可後來陳誠不知在裏面咋鼓搗的，陳誠去了。張治中說，如果我去，不會落到那樣。」張學良的意思是說，蔣介石沒有大局觀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
本文摘自《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