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毛澤東點名批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暗示根子在林彪，並以黨內歷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引導與會人員，進一步提高認識，講清各自的問題，跟林彪劃清界限。
程世清
「九一三」前程世清對毛澤東一語驚天:"林彪可能要逃跑"
程世清，1918年生，河南新縣人，建國後曾任軍委裝甲兵司令部幹部部部長、政治部主任、第26軍政委、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江西省委書記、江西革委會主任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見證人：鄧小平、陳雲等被“流放”江西時，他正任江西省革委會主任，與鄧、陳有過來往；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他曾斡旋於毛澤東與林彪之間；九一三事件之前，他曾向毛澤東報告「林彪可能要逃跑」。他因“上了賊船”受到審查和逮捕，而後又被免予起訴，在孤獨和落寞中度過了晚年。2008年4月29日病逝，訃告寥寥數語無評價。
廬山會議——毛澤東語「炸平廬山」及林彪的變卦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九屆二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55人，候補中央委員100人。為了確保此次會議的安全，程世清很是下了一番工夫。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還是出了紕漏，引出了當代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
為做好大會安全保衛和接待服務工作，成立接待委員會，由程世清、楊棟樑、文道宏、陳昌奉、馬志勇組成。下設6個組，交通組、警衛組、物資組、秘書組、醫療組、通信組。
根據程世清要求，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時，一般提前兩個小時戒嚴，並在45分鐘前派出一輛檢查車，巡邏檢查哨位，實行單線行車。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上下山時分段戒嚴，實行半單線行車。毛澤東上山時，從九江火車站到威家一線全長20多公里，定了350個哨位，布上406名戰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100個哨位，布上200名戰士。此外，為加強上山車輛和人員的控制，上山汽車一律由交通組發放統一通行證。山下人員確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一律到九江南湖賓館由九江地區保衛部開具證明，方可到車站購票上山。由南昌運往大會的物資，指定運到威家，然後由物資組派生活專用車到威家轉運上山。凡家庭、社會關係和個人歷史複雜的人員，統統舉家遷往山下安置，牯嶺東谷機關單位和居民全部搬遷到西谷，定點、定時、定人設立哨卡，確保大會絕對安全。
對於程世清這一親自設計並監工、幾乎一隻野兔也溜不過去的無形巨網，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卻看出了一個天大的漏洞。廬山會議前幾天，汪東興到廬山，看到安排給毛澤東的住房上邊，正轟隆隆地炸石頭。汪東興當即問程世清，這是在搞什麼？程世清回答說，在修飛機場。汪東興不解，怎麼能在這裏修飛機場？程世清解釋道：這塊地方大，直升機降落比較安全。汪東興又問：你們在這裏修機場，經過哪裏批准的？程世清說，是軍委批准的。汪東興緊追不捨：什麼時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
汪東興馬上到現場去看了一下，飛機場已經快修好了。他告訴程世清，這個機場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會影響主席休息和辦公。程世清問：那怎麼辦？汪東興當時沒有答覆。
回到杭州後，汪東興將修機場的事報告了暫住在此的毛澤東。毛澤東馬上問道：誰下的命令呀？汪東興說不知道。毛澤東說你打電話問問總理，看他知不知道。周恩來也不知道。汪東興在這頭電話上感嘆：這可就麻煩了，你也不知道！
周恩來馬上詢問已調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黃永勝說：因為有些老同志要上廬山，坐汽車走盤山路身體受不了，坐飛機又快又安全，空軍就準備了幾架直升機。周恩來問，你這麼決定，報告中央了嗎？黃回答，報告了林副主席。於是，周恩來給汪東興回電話，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東興當即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沒再說什麼，只是點了一下頭。
程世清沒有料到，這個直升機場本是由中央首長專機師師長時念堂和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兩位一起勘察地形後定下的，江西方面不過是組織施工而已，但經汪東興這一報告，卻在毛澤東心裏刻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作為全會文件，印發與會人員和高級幹部。文章指出，陳伯達搞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這個材料，「沒有馬克思的話」，“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因此，“欺騙了不少同志”；批評陳伯達和他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從來沒有配合過”，而且這一次“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在9月6日全會的閉幕式上，講到廬山會議的這場鬥爭，毛澤東又提到他們「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毛澤東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藉助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就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
次年毛澤東南巡，在長沙時對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華國鋒等人談話，提到廬山上有人搞突然襲擊時，又再度點到：有幾位大將，起先那麼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忙收回記錄……
本打算修建好後由幾架伊爾—14和雲雀直升機來值班的廬山小機場，對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說「炸平廬山」的影響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說出這句話，肯定是受了修建小機場炸山的影響。
1970年廬山會議，沒有像希望的那樣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毛澤東和林彪的矛盾開始公開化。作為東道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程世清的壓力非常大。廬山會議最後一天晚上，程世清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主席彙報了有關疑問，特別是他對葉群的一些疑惑：葉群常以為林立果找對象的名義，派人在各大軍區亂竄，實則是與各大軍區拉攏關係。程世清特別向毛澤東講到林立衡在1969年同游井岡山時告訴他，林彪家裏有三派——林立衡說自己屬於中間派，林立果和葉群是右派，林彪是左派。最後，程世清建議毛澤東留下，到南昌住幾天，再和林彪談談。毛澤東聽後對他說：“林彪啊，還是要保的。”並同意在南昌住下來，找機會和林彪再談談。
程世清當晚立即就去了林彪下榻的304別墅。想不到在304別墅先遇見葉群，她正在手忙腳亂指揮著工作人員清理東西。林彪靜靜地坐在自己的卧室里，看見程世清進來，點點頭。程世清焦急又耿直地對林彪說：「林副主席，廬山問題沒有完，搞不好會涉及黨內一大批人。主席同意在南昌休息休息，江西已經將主席和您住的地方都搞好了，是不是在南昌休息兩天，和主席談一談？」林彪點頭表示同意。程世清立刻把這個情況連夜彙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說：“那好。”
可是翌日（9月7日）一清早，秘書就火急報告，林副主席馬上下山，要回北京。程世清帶著夫人劉秋萍趕緊前去，一見到林彪，就問道：「林副主席，什麼事情急著回北京，昨晚不是講好到南昌去休息休息嗎？」葉群聽到說話聲，從隔壁的房間走進來，把門一摔，說：“林副主席要馬上走，不能在南昌停留。”程世清啞口無言，只好再次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說：“變化這麼快？”
上午8點30分，林彪離開廬山。林彪從防彈車中探出頭來，頻頻向人們揮手致意，濃眉肅目，臉白得沒有一點兒血色。後來，程世清一直為當初沒有留住林彪感到惋惜，他對採訪他的人說：「如果那天林彪留下來就好了！」
九一三事件前對毛澤東一語驚天：「林彪可能要逃跑」
程世清和林彪蜜月關係的結束始於九一三事件前夕。
1971年8月30日晚9時許，毛澤東南巡從長沙到達南昌，駐八二八招待所。
毛澤東這次南巡，意在為最終解決廬山會議問題（實質是林彪問題），繼續做各地黨政軍主要負責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當時毛澤東把南昌作為這次巡視途中的一個節點，召許世友（南京）、韓先楚（福州）趕到南昌，對許、韓、程一起進行談話教育。
當天（8月30日）在車上，毛澤東就找程世清等人談了話。會談直指廬山會議問題，點名批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暗示根子在林彪，並以黨內歷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引導與會人員，進一步提高認識，講清各自的問題，跟林彪劃清界限。在與程世清談話時，毛澤東問他：「去年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向華東空軍系統的王維國、陳勵耘、韋祖珍這幾個人打了招呼，有沒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趕忙對毛主席說：“我有錯誤，吳法憲對我有影響。主要的錯誤是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毛澤東並未繼續深問，接著就把話頭轉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毛澤東的談話極大地觸動了程世清，當晚他徹夜難眠，聯繫種種情況，反覆思考，決心講清自己的問題，並突發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決定冒死向毛主席報告。第二天下午，程世清先面見了汪東興，說：“我有些很重要的問題，要親自報告主席，但怕主席沒有時間，是否先同你談談，而由你轉告主席。”接著便對汪東興談了他自己的問題和對林彪問題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並請汪東興代為向主席報告。汪東興聽後說：“你說的這些，應當親自去向主席講，我不替你轉達。我剛從主席那裏來，他還沒有休息，你現在就可以去。”
隨後，程世清即到毛澤東處，向毛澤東講了以下內容：
一、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電話叫我到他住處，要我跟他去見了葉群，談了華東組討論的情況。我覺得葉群對黃、吳、李、邱四員「大將」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麼把柄。因此，要解決四員「大將」的問題，還得從葉群著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專機將一輛蘇制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要我們仿製一輛，說是為林彪、葉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製成後，又來專機把原車和仿製車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馳親自駕駛法制雲雀直升機到南昌。當時，我們省委正在梅嶺開會，周要見我，由空8軍（駐南昌）副政委李登雲帶他到梅嶺，我在午睡前和李登雲一起見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約半小時，他就走了。後來聽李登雲講，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到了廬山和井岡山，再飛往廣東。我覺得周宇馳獨自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不知要幹什麼。
四、林豆豆曾兩次來南昌採訪，到過我家裏，她跟我愛人交談時，流露過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裏的情況很複雜，請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會殺頭的。林豆豆為什麼把她家裏的事情看得這麼嚴重，難以理解。
最後程世清對毛澤東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韓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程世清講完後，毛澤東說：「程世清呀，你說的這些只能跟總理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講。」
程世清在回憶錄中（秦城監獄中所寫）記述了他彙報完後的心情：「當時我覺得壓在我心裏將近一年之久的大石頭，終於掉下來了，我感到非常的輕鬆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當夜我睡得非常好。一個共產黨員總算是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聽了程世清的彙報後，9月1日毛澤東因病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見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吃過中飯，大家剛躺下午睡，突然傳來命令，主席現在就要走，立刻啟動警衛和護路等工作。不一會兒，毛澤東在汪東興和程世清的陪同下，從一號樓的內室來到門廳，招招手，登車而去。
過去，毛澤東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規律的，保障工作依預案進行，這次卻很反常，突然決定離開南昌，經杭、滬返京。這是為什麼？從邏輯上判斷，應當是9月2日毛澤東聽了程世清的彙報，對林彪和四員「大將」的問題及動向，作出了新的判斷和決策，必須緊急返京，搶得先機，從容應對。程世清在關鍵時刻，一語驚天，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為毛主席和黨中央及時、果斷地解決林彪問題，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論，茲人茲事，歷史應當書寫一筆，以示公正。
此事還有一些後續情況：
話給文道宏（江西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政委）說：「這個事情搞清楚了，沒有問題，就好了。此事是韓先楚同志（時為福州軍區司令員，江西省當時歸福州軍區管轄）向我提出來的，我不得不親自過問，望你們理解，不要有什麼壓力。這次解決林彪問題，你們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電話轉告程世清同志（總理的電話原本是打給程世清的，因程下鄉，經總理同意由文接聽）。」總理說的“起了作用”，無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澤東的彙報。
1972年3—4月，中央為解決江西問題（主要是程世清問題）舉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上，程世清在檢討自己的問題時，講了當時在南昌向毛澤東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懷疑，並說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證。汪東興當即插話說：「這個事是這樣的，你當時是把這些問題對我講了，我可以作證，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轉達，我說我不轉達，你應當直接向主席講，你是不是跟主席講了呢？我不知道，這個我不能作證。」程世清接著說：我講了，當時離開你以後，我就到主席那裏講了。對於程世清講的這些情況，在場的十幾位中央領導及有關人員，都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就連張春橋也沒有吭聲。
曾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的張耀祠在《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一書中，也證實了程世清向毛澤東彙報一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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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谷牧說，上海是「四人幫」長期把持的地方，現在我們對上海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所以派你們八個人先去上海，執行秘密任務：了解上海深層情況，幫派的動態，每天把上海的情況告訴北京。
審判「四人幫」（資料圖）
1977年5月13日，新華社的《內部參考》發表國家建委辦公廳原副主任曹大澄所寫的《餘黨末日》時，編者按評價：這篇文章「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揭批‘四人幫’的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和必要性的認識」。
另外，國家計委原副主任袁寶華的秘書王守家至今保存著當年被派遣到上海時的工作日記。
如今，曹大澄、王守家已是耄耋之年，回想起當時的情景仍然記憶猶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李海文長期研究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彭真，研究「文革」歷史，對這段歷史比較熟悉。三人合作，如實記錄下這段令人難忘的歷史，以饗讀者。
八人小組赴上海名為「抓革命促生產建設調研和督促組」，實際肩負深入虎穴的秘密使命
話：「守家嗎？你明天上班時先到我辦公室來一下。」
王守家多年擔任袁寶華的秘書，對這樣的電話習以為常。10月8日8點，他一進計委大樓就直接來到袁寶華的辦公室，看到除袁寶華外，還有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王守家心中一驚，谷牧副總理親自過來，出了什麼大事？很快，又進來七位同志，這些都是王守家熟悉的。他們是：
徐良圖，國家計委生產組副組長，「文革」期間負責北煤南運、南糧北調和海運石油，解決瀕臨停產的鋼廠、電廠等企業和人民生活問題。自封為“救火隊”隊長。
李景昭，國家建委核心小組成員。
周力，物資部調度局局長。
曹大澄，國家建委辦公廳原副主任，國務院計划起草小組運輸處處長，「文革」期間歷屆計劃會議、經濟工作務虛會簡報組組長。
干志堅，國家計委幹部，石油鑽探鑽頭工程師，地下鑽管、鑽頭專家。
王德瑛，國家建委燃料動力局負責人。
陳斐章，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負責人。
9時，谷牧宣佈：昨天，黨中央採取斷然措施，把禍國殃民的四個大壞蛋抓起來了！把「四人幫」抓起來了！
其實是10月6日晚把「四人幫」抓起來的。7日上午，谷牧到玉泉山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知道了這個消息。這時，他仍然沿用玉泉山會議宣佈的“昨天”。
大家先是愣了一下，接著使勁鼓掌，叫好。
谷牧等大家安靜下來後，繼續說，上海是「四人幫」長期把持的地方，現在我們對上海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所以派你們八個人先去上海，執行秘密任務：了解上海深層情況，幫派的動態，每天把上海的情況告訴北京。你們到上海以後，先做秘密串聯工作，通過熟人、親戚、朋友了解上海動態。你們要做好經受殘酷考驗的準備。這件事要高度保密，不許對任何人講，甚至對老婆也不能講，只能說到上海出差。你們向外公開的任務是了解上海生產情況，了解計劃完成情況。他宣佈，派遣小組的名義是「抓革命促生產建設調研和督促組」，組長徐良圖。
谷牧對曹大澄說，你到了上海去找王一平同志。
兵貴神速，此時距粉碎「四人幫」僅僅過了36個小時，「四人幫」上海餘黨還沒有摸清北京的動向。
曹大澄、李景昭、王德瑛這三位國家建委的同志是谷牧提名的。國家計委的徐良圖、干志堅、陳斐章、王守家四位同志是袁寶華提名的。物資部的周力也是袁寶華提名的，袁擔任過物資部部長。為什麼挑選這八個人呢？意圖很明顯：在當時，各省區市的計委（上海稱計劃組）、經委（上海市稱工交組）、建委和物資系統對這八個管業務的幹部都很熟悉。每年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都是這八個人和各省區市打交道，平時也經常聯繫，所以他們到上海出差，別人都會相信是真來抓計劃、生產、建設業務工作的，不會懷疑另有秘密使命。
王守家在派遣小組中負責總務工作。徐良圖要王守家立即到計委接待處訂八張飛機票，越快越好。
話，告訴接電話的甲某：明天我們八個人到上海出差。7點4分起飛，8點半到上海。請你們到飛機場接機，並安排住宿。
谷牧為什麼派曹大澄去找王一平「接頭」呢？王一平和谷牧本是山東榮成同鄉，青少年時代同學，1931年兩人同時參加革命。王一平1935年底組織膠東起義失敗後，到北平找谷牧接上組織關係，當晚住在西城辟才衚衕谷牧租的公寓。1936年4月30日深夜，兩人同時被宋哲元的軍警督察處逮捕，關押在府右街軍警督察處看守所。出獄後，兩人一起到東北軍學兵隊。抗日戰爭時期，兩人同在山東根據地。新中國成立後，同在上海市委工作。1955年，谷牧調國務院任第三辦公室副主任兼建委副主任。建委撤銷後，谷牧任經委副主任。王一平在上海市委做組織工作，後任書記處書記，「文革」開始後就靠邊站了，以後又作為團結對象被結合到上海市革委會。
王一平和曹大澄都愛好書畫。每逢王一平到北京辦事，必邀曹大澄陪同去拜訪黃胄、吳作人、李可染、李苦禪等老畫家，因而王一平、曹大澄成為書畫朋友。谷牧要曹大澄到上海先找王一平，就是私下以書畫往來，掩護此行的秘密活動。
曹大澄想，這次到上海既然以以畫會友為掩護，就要帶上一幅畫才好。晚上，他和夫人一起來到黃胄家。
黃胄已通過其他渠道，知道了「四人幫」被抓的消息。曹大澄一進來看見畫案上擺著幾幅畫，上面畫有四隻螃蟹，有的題詩句：“蟹肥酒香秋光好，看爾橫行到幾時。”有的題詩句：“人心大快喜若狂，除盡四害共舉觴，神州歡呼新勝利，鶯歌燕舞菊花香。”曹大澄說明來意後，黃胄非常爽快地將案子上的一幅《四蟹圖》捲起來交給他，說：“你給他帶去，保你平安。”
10月9日一早，徐良圖、曹大澄、王守家等八人準時在首都機場登機。
自1967年「一月風暴」奪權後，上海建立革命委員會，1971年建立市委，十年來人員一直穩定：張春橋任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姚文元任第二書記、革委會副主任，王洪文任書記、革委會副主任。王洪文當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後，在上海也是這樣排名。另外，馬天水任書記、革委會副主任；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任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但周純麟一直受到打擊、排擠。
徐景賢任書記、革委會副主任。徐景賢雖然居第六位，但是在上海號稱徐老三。他的地位僅次於張春橋、姚文元，深受張春橋、姚文元的信任。
王秀珍任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常委、革委會副主任有：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黃濤、金祖敏。列席常委有：陳阿大（工交組）、葉昌明（工會）、陳新發（團市委書記）。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三人是新中國成立前的老幹部。金祖敏1975年調北京任全國總工會籌備組負責人。黃濤、陳阿大、葉昌明是和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的小兄弟，握有實權。
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金祖敏都已於10月6日被抓起來，馬天水、周純麟7日被中央召去北京開會。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黃濤、陳阿大、葉昌明這些人都在上海，他們如果知道「四人幫」被抓，決不甘心束手就擒。
從機場到市區，一路觀察，上海呈現出一種大戰前的緊張氣氛
話，告訴他：「我們八人已經到上海虹橋機場，怎麼沒來接站？」
甲某說：「已經寫電話記錄，報告工交組組長陳阿大了，他至今還沒批下來。」
王守家反問：「難道安排住宿還要批准嗎？」
甲某在電話里支支吾吾，沒有正面回答，又說：「上海的旅館全都滿了，沒地方住了。」
王守家說：「我們已經到上海了，我們不能回北京了。實在沒地方，就住在你們辦公室吧！」這時，機場一名值班同志說了一句：“最近根本沒有什麼人來上海，旅館怎麼可能都住滿了呢？”
甲某又說：「機場有車子吧？」他是想將徐良圖一行拒之門外。
王守家斬釘截鐵地說：「你們必須來接我們。」
甲某說，等我再聯繫一下。過了一個多小時，甲某來電話，說火車站可能還有旅館，等他聯繫一下。又過了一個半小時，甲某來電話說：「真是對不起，一會兒我們處長去機場接你們。」
甲某所說的那名處長是上海市工交組下屬的生產組負責人之一。生產組是工交組最重要的單位。
徐良圖一行又在機場等了很長時間，那名處長才坐一輛小麵包車過來。一見面都是熟人，那名處長忙說：「真是對不起，值班員沒有交接好，讓你們久等了。」
大家上車後，那名處長第一句話就問：「春橋同志好吧？」
大家不動聲色，回答：「都很好。」
從機場到市區的路上，路口設了哨卡，荷槍實彈的民兵檢查過往的行人，大家頓時感到形勢不同一般。一路觀察，上海呈現出一種大戰前的緊張氣氛，猶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麵包車把大家拉到距離錦江飯店不遠的一座三層小樓，那名處長說：「工交組領導都出去開會了，現在我來安排一下，暫時先住在這裏吧！」
事後知道，那名處長所說「工交組領導都出去開會了」，就是繼續研究武裝叛亂的會。
話通知馬天水、周純麟到北京開會。行前，馬天水和徐景賢、王秀珍商議，感到中央這次開會通知的程序不同尋常，過去是中辦通知上海市委，由上海市委通知警備區周純麟，而這次是中辦直接通知周純麟。
話報平安，如果三天聯繫不上就要做出反應。隨著飛機起飛，馬天水一去無消息。
話說：「春橋的兒子原定8號去北京，昨晚我打了一夜電話也沒打通，不知出了什麼事情。」
王秀珍用保密電話找王洪文想問個究竟，王洪文不接電話。連王洪文的秘書、護士、警衛也都不接電話。王秀珍犯了嘀咕。她找徐景賢商量，安排廖祖康、肖木、何秀文這幾個手眼通天的「首長」貼身秘書分頭給張春橋、王洪文打電話，也都無人接聽。
話，存一線希望想問個明白。不料，魯英嘟嘟嚷嚷說：「什麼春橋秋橋的，我堅決和他劃清界限；什麼文元武元的，我根本不認識……」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文化部部長於會泳來電話，說他本來要率團出國演出《紅色娘子軍》的，中辦突然通知他不出國了。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電話，劉湘屏說：「沒有發現異常。」
上海警備區作戰處通知：總政首長指示，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工作現場會不開了。這個通知有些突然。
在關鍵時刻，上海市委警衛處長接到公安部一位領導的電話，只講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徐景賢、王秀珍分析北京確實發生了情況，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都被“鎖起來了”，立即決定召開上海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商討應變對策。
8日晚8時，上海市委常委擴大會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常委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還有朱永嘉、何秀文、肖木、廖祖康、康寧一。會議決定上海要與中央「決一死戰」。
徐景賢寫了上海進入臨戰狀態的命令：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兩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名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
徐景賢寫好後，當面交給王秀珍，囑咐按命令行事。同時決定，徐景賢、王少庸、張家龍等轉移到丁香花園，王秀珍、馮國柱、廖祖康等轉移到民兵指揮部。確定由張敬標留守市委（康平路），觀察動靜。
台一些人到康平路市委學習室開會，決定上海要造輿論，中央發生反革命政變，修正主義上台了。徐景賢強調不刊登新華社發來的稿子，報上要多登自己的東西，上海廣播電台要繼續播放《按既定方針辦》等歌曲。「不要聽北京的，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上海要造反。動刀動槍，在所不惜，流血犧牲，無所畏懼。」
當晚11點半，王秀珍率領一班「武將」聚集在市民兵指揮部召開大戰前夜的動員會，成立作戰指揮部。
9日上午，這些人見一夜無事，中央並沒有派人來抓他們，又離開丁香花園、民兵指揮部回到康平路。
10點，徐景賢、王秀珍及王洪文的小兄弟集中到康平路市委大院內開會研究對策，忙於武裝叛亂，對抗中央。就在此時，徐良圖一行八人突然到達上海，雖然說是來抓革命、促生產，但早不來晚不來偏偏此時來，徐景賢、王秀珍等對北京充滿戒備，當然不歡迎北京來的任何人。
王洪文的小兄弟如臨大敵，派人監視。徐良圖針鋒相對，指揮大家智取情報
10月9日，徐良圖一行八人被送到地方後，那名處長就走了。這座三層小樓十分簡陋，單人房間，一桌一凳一張床，一個熱水瓶，一個茶杯。還沒有坐穩，生產組另一個副組長坐著車來了。因為工作關係，他與徐良圖很熟悉。他一來就說，怎麼能住在這兒，太簡陋了，又讓大家搬到衡山飯店。
衡山飯店位於徐匯區，離康平路市委大院很近，是上海有名的飯店，設備條件不錯，但是大家很快發現情況不對頭。曹大澄、王守家、徐良圖、李景昭、王德瑛和陳斐章六人在四樓，干志堅、周力在三樓。但是樓梯被封死了，上下樓只能走電梯。更令人驚詫的是，樓道里的「服務員」凶神惡煞一般，雖然一身白褲褂，但每人腰間卻斜挎一把套管大扳子，監視著北京來人的一舉一動。北京的同志在屋裏開會，發現有人趴在門上偷聽。從樓上向下看，賓館兩旁的街道衡山路、宛平路上也有三三兩兩的人正在巡邏。
王守家先到走廊巡視一番，發現有三個「服務員」在走廊里巡邏，再加一個把住樓梯口，總共四個人。王守家外出給大家買早飯，一個尾巴緊隨其後。
徐良圖立即召集緊急會議，安排工作。他說：「我們的任務是來觀察上海餘黨動向，現在卻先被軟禁起來。我們唯有針鋒相對，主動出擊。」商定派王守家、陳斐章到工交組找黃濤、陳阿大正面談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問題，派曹大澄去拜訪王一平探聽“內幕”消息。
徐良圖說：「去工交組拜訪陳阿大，被他們盯梢緊跟，還算是一個保鏢。去王一平家的一定要甩掉尾巴，保證一平同志安全。」
於是，先安排干志堅出門快走。此公膀大腰圓，原是上海復旦大學的高才生，後留蘇學石油鑽探，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他疾步走出門去，「服務員」緊盯不放。過了五分鐘，王德瑛慌慌張張地跑出去，追干志堅。「服務員」見狀，不容分說尾隨其後。稍後，周力下樓買煙，跟上一個尾巴。李景昭逛南京路，又跟上一個尾巴。四個「服務員」都走了。這時，曹大澄最後下樓，和看門的「服務員」打招呼：“阿拉，吃飯去！”守門的「服務員」不敢擅離門崗，眼巴巴看著他消失在人群中。
曹大澄出門後，三拐兩拐匆匆來到武康路4號上海市委宿舍。進門看見王一平和一位同志坐在桌邊談話。王一平說，谷牧同志在今天8點半，你們所乘飛機落地之後來過電話。我本想把10月8日晚，上海市委宣佈全市進入一級備戰的情況向谷牧反映。他阻止我，說電話里什麼都不要講，已派曹大澄來接頭。王一平聽到谷牧用山東榮成家鄉話拖腔說的接頭，明白一定發生了重要的事情。
曹大澄拿出黃胄所作的《四蟹圖》，王一平看罷此畫，笑笑說：「我明白了。」曹大澄扼要地介紹了谷牧委派的任務。王一平介紹屋裏的那位同志：“自己人。”那位同志自我介紹，名叫李庸夫。
王一平介紹，李庸夫長期在上海市委秘書處工作，是原上海市委分管政法的書記梁國斌的秘書，上海市委辦公廳秘書處處長。
王一平、李庸夫向曹大澄提供了10月7、8兩日，徐景賢、王秀珍陰謀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內容及行動細節。這距離徐景賢、王秀珍下令準備武裝叛亂不到24個小時。這是徐景賢、王秀珍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王一平對曹大澄說：「我這裏目標太大，你以後和李庸夫聯繫。」當即，李庸夫和曹大澄商定了下次接頭地點。
事不宜遲，曹大澄馬上趕回衡山飯店，向徐良圖彙報。李景昭在座，大家一起研究。形勢嚴峻，間不容髮，徐良圖對曹大澄說：「你今天就坐飛機回北京，當面向谷牧同志報告。」
李景昭說：「我回北京。曹大澄對上海人熟，繼續了解情況。」
王守家買好票，當晚送李景昭上飛機。
李景昭回北京的事情引起「服務員」注意。第二天，他們就問王守家：“你們剛來就回北京？上午來，晚上走，他回北京幹什麼去了？”王守家回答：“他回去拿東西。來時落了東西。”
李景昭乘晚上飛機回到北京，將王一平、李庸夫收集到的情報交給谷牧，由谷牧的秘書胡光寶迅速編寫成《上海來信》第一號，連夜送交華國鋒、葉劍英等中央領導。華國鋒、葉劍英得到上海小組的報告，知道「四人幫」餘黨已下令武裝叛亂的消息，當晚決定速叫徐景賢、王秀珍到北京來。為了不引起他們的懷疑，華國鋒決定由馬天水打電話通知他倆。
話，說「可能出事」。經請示同意後，徐景賢打電話給上海的馮國柱，說：第一，我和王秀珍已經安全到達北京。第二，一切要等我們回來再定。
因谷牧派出的八人小組，及時掌握了上海動向，華國鋒、葉劍英不費一槍一彈，一個電話，調走徐景賢、王秀珍兩人，使上海群龍無首，打亂了「四人幫」餘黨武裝叛亂的部署。
12日，中央政治局決定派蘇振華、倪志福、彭衝到上海來接管。12日晚，中央政治局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談話。經過幾日教育，馬天水表示堅決擁護中央的果斷措施。徐景賢、王秀珍交代在上海調動了民兵，準備決一死戰。現在了解了這幾個人原來是篡黨奪權的「四人幫」，表示堅決和他們劃清界限，決心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華國鋒決定讓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第二天回上海，但是沒有告訴他們起飛的具體時間，這要看上海的情況而定。
王洪文小兄弟決定發動叛亂，王一平、李庸夫冒險登門，曹大澄用紅機子報告谷牧
10月9日晚，李景昭走後，留在上海的同志不顧危險，外出訪親問友，但都沒有得到有用的情報。
曹大澄膽大心細，又熟悉王一平、李庸夫，便繼續與他們聯繫。和李庸夫的接頭地點都是雙方臨時約定。為了保證曹大澄的安全，徐良圖派王守家、陳斐章保護。他們三人坐一輛汽車，快到接頭的路口，提前下車。曹大澄膽子大，走在最前面，中間是陳斐章，王守家隨後，每人相隔十幾米。就這樣，曹大澄一趟一趟出去和李庸夫聯繫。中央派人到上海來一事極大地鼓舞了李庸夫和上海市委反對「四人幫」的同志，他們將收集到的材料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曹大澄。
取情報不容易，送情報也頗費周折。曹大澄、王守家等在衡山飯店試驗密寫。用糨糊在紙上寫出來，幹了以後，什麼都看不出來。到了北京那邊用碘酒一抹就出來了。聽說上海四個市區輪流檢查郵件，徐良圖派王守家、陳斐章坐火車到蘇州寄信。王守家、陳斐章剛到火車站，王德瑛趕來叫他倆回去，說不送了。大家回到衡山飯店才知道時間來不及，已另想辦法，找老幹部或軍區打電話。
同時，大家認真執行「抓革命促生產建設調研和督促組」的任務，分頭到各個工廠了解生產情況。這樣一來，一方面掩護秘密工作，麻痹、迷惑對方：另一方面突破「四人幫」餘黨的封鎖、監視，外出更廣泛地接觸幹部、群眾，直接觀察社會動向，了解更多政治情況。
10月13日8點，王一平、李庸夫突然來到衡山飯店。這是十分危險的，因為「服務員」仍然在監視。徐良圖急忙將他們迎進屋內。王一平、李庸夫告訴徐良圖，王洪文的小兄弟決定今天下午5點發動武裝叛亂。
了「毛的遺孀被捕」的消息。黃濤、陳阿大證實「四人幫」被打倒的消息，極為震驚，要行動了。12日下午，陳阿大、葉昌明、施尚英、馬振龍、戴立清、黃金海、王明龍、廖祖康等人情緒激動，在市工人文化宮五樓會議室召開秘密會議。
10月12日晚，黃濤、陳阿大一夥召開緊急會議。出席會議的王洪文的小兄弟決心大幹一場，決定10月13日下午5點下班時間打響第一槍，原因是那時街上行人多，部隊難以開槍還擊。
在同一個午夜，上海民兵總指揮施尚英召開了十個區指揮部和五個民兵師的緊急戰備會議，部署兵力，研究作戰計劃。
經過一番緊張的討論，最後決定總指揮點設在江南造船廠，中國紡織機械廠為預備指揮點。在指揮點設立電台，並確定楊浦、徐匯、普陀為三個重點區。在各指揮點，派人架設15部電台，擬定了通信呼頻表、通信暗語，組成兩個通信網，晝夜不間斷地進行通信聯絡。
同時，擬出了代號為「捍一」、“方二”的作戰計劃，具體部署上海市區第一、第二、第三道防線兵力，共計3.3萬多人，兵力相對集中，人員配套，槍彈配套。具體落實了十大橋樑、過江隧道及機場、碼頭、電台、報社等重點目標的兵力部署方案，規定了標記、口令、暗號……
召集各區縣公安、民兵和市公安局各處召開聯席會議，進一步加強了在戰備非常時期的公安工作：要把重點對象嚴密監視起來：要逮捕100名上海老幹部和過去反對過「四人幫」的人，加上北京派來的徐良圖一行八人。打響第一槍後，先槍斃這108人，血祭上海無產階級革命紅旗！以後繼續鎮壓、殺人。如果失敗就退守到上海小三線（在安徽的山區）負隅頑抗。
徐良圖考慮距離王洪文小兄弟打響第一槍只有八九個小時，情況緊急，如何將這份重要情報送到北京？飛機航班已過，坐火車也來不及。王一平在上海工作時間長，和各方面聯繫廣泛，提出可以借用部隊備戰的紅色電話機，用電話傳往谷牧辦公室。於是，由王一平跟江灣路一號總後勤部駐滬辦事處領導聯繫。就在徐良圖與王一平商議傳送辦法時，曹大澄、陳斐章將情報整理成簡報。隨後，李庸夫陪曹大澄一起去江灣路。曹大澄在電話這邊念，谷牧秘書胡光寶在北京那邊記。
話打來的，四號是密碼來的，五號是（王）西萍親自跑回來的。李伯寧（水利電力部副部長）也坐飛機回來了，談的情況和西萍談的一樣，沒有另寫報告。
中央只派回周純麟、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四個人，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
中央接到三號緊急《上海來信》後，於10月13日上午9點，派專機將周純麟、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四人送回上海。10點多，飛機在上海虹橋機場降落，只有張敬標、馮國柱、王少庸迎接。
到丁香花園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向張敬標、馮國柱、王少庸傳達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馮國柱邊哭邊說：「自從你們走後，各路情況摸下來都是傳四個人被抓起來了，總工會、寫作組的人都要起來干，逼著市委表態，而你們在北京不斷來電話要家裏穩住，一切等你們回來再說。弄得幾個在家的人兩頭受夾，度日如年啊！」
最後決定下午召開常委會，傳達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
黃濤沒有到機場接馬天水等人。他在工交組打電話下令通知區、局工會，按上午總工會吹風方式和口徑迅速擴散到基層工會去。
下午，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在錦江飯店召開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會議。馬天水、徐景賢通報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的情況。
13日晚8時，馬天水在錦江飯店小禮堂向市總工會、市婦聯、團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揮部頭頭傳達中央打招呼會議主要精神。會場內議論紛紛。王洪文的小兄弟知道大勢已去，發動武裝叛亂無異於以卵擊石，只好認輸。
因為及時掌握上海的動向，中央只派回周純麟、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四個人，王洪文小兄弟策劃的武裝叛亂便胎死腹中。
就在10月10日，谷牧曾派出第二批人員，他們於12日晚到上海，住在國際飯店。他們中有人到衡山飯店來找徐良圖。徐良圖不見，讓王守家下樓接待。王守家告訴來者，徐良圖外出不在。徐良圖這麼謹慎，一來他沒有接到谷牧的通知，二來大家一直處於被監視狀態，環境險惡，不能貿然行事。
當時，每個人的心每天都是懸著的，這種緊張情形一直持續到14日。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如同春風傳遍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列隊從衡山飯店兩邊經過向康平路進發。大家站在樓上看到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知道上海的群眾起來了，感到無比的高興、欣慰，心裏踏實了。
話。曾經在陰謀策劃武裝叛亂中發號施令的市民兵指揮部，不得不在報紙上發表公開聲明，上海民兵的「槍杆子永遠聽從黨中央指揮」。被定為武裝叛亂一號據點的江南造船廠的工人群眾起來了，將這夥人搞叛亂的電台等設備端出來“示眾”。陳阿大、黃金海、王知常等成了“過街老鼠”，連門也出不去了。
這時，衡山飯店監視徐良圖等人的「服務員」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為了應付群眾的巨大衝擊，10月15日下午，馬天水在文化廣場召開了萬人大會，傳達中央精神。徐景賢仍然執迷不悟，稱姚文元為同志。徐景賢的話激起廣大群眾的憤怒，大家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轟下台，會議由周純麟主持。周純麟傳達完中央精神，要求廣大幹部、群眾堅決聽中央的話，按中央的指示辦事。從此，上海遊行、集會，規模越來越大。
鼓勵、肯定了上海人民的鬥爭。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通知，即中央16號文件，宣佈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隔離審查的決定，列舉了他們反黨篡權的罪行和毛澤東1974年以來對他們的批評。
19日下午，交通大學的團委、學生會發起召開了全市16所高等院校的「聲討‘四人幫’大會」。同時，不少聽到消息後趕來的工人、機關幹部共計3萬多人也參加了大會。這個大會通過了向中央的兩點請求：（1）立即改組上海市委，組成新市委，領導上海人民進行揭批「四人幫」的鬥爭。（2）立即派中央調查組到上海，調查「四人幫」在上海的一切罪惡勾當。
中央：「市委機構整個已經癱瘓，急請中央予以指示。」
徐良圖小組將上海的情況源源不斷地送到北京，谷牧據此源源不斷地編成《上海來信》。谷牧日記為證：10月16日，發《上海來信》第十、十一號。10月19日，發《上海來信》第十六至十八號。10月20日，發出《上海來信》第十九、二十號。
20日晚，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率中央工作組到達上海，谷牧停止編寫《上海來信》。後來，葉劍英等中央領導還問谷牧，《上海來信》怎麼沒有了？谷牧說，中央工作組到了上海，上海來信就結束了。
中央派遣徐良圖一行八人深入虎穴，迅速、準確得到情報，採取有力措施，不費一槍一彈，粉碎了「四人幫」上海餘黨的武裝叛亂。
曹大澄、王守家謙虛地說：「34年前，我們有幸到上海‘抓革命促生產’也是平生快事！我們的工作只是將上海餘黨武裝叛亂消息傳回北京而已，而取得這些重要情報主要是靠王一平、李庸夫同志。」
時至今日，參加這一行動的王一平、李庸夫、徐良圖、李景昭、周力、干志堅已相繼逝世，謹以此文紀念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