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一架斯里維加亞航空（Sriwijaya Air）客機昨日(1月9日)下午起飛後失聯，印尼地方官員指出，這架載有62人的飛機在雅加達北部的外海墜落爆炸。有漁民表示撈起機尾殘骸。
這架飛機的機型為美國波音公司的737-500型，機齡超過25年。這架飛機是斯里維加亞航空公司SJY182航班，從雅加達機場起飛，目的地是印尼坤甸。據航班追蹤應用@flightradar24在推特上發布的消息，SJ182航班在雅加達起飛不到4分鐘後，於14點40分在雷達上消失。flightradar24數據顯示，航班在不到1分鐘時間內下降高度超過1萬英尺，隨後失聯。暫時未能證實飛機出事的原因。
出事印尼客機在雅加達起飛後4分鐘後失聯。AP圖
波音只回應稱，我們已經獲悉來自雅加達的媒體報道，並正在密切監測情況和收集更多信息。
波音公司可能沒有想到，兩日支付25億美元，了結近年兩宗關於波音737飛機安全事故指控後兩天，又一架波音737客機墜毀了。
波音737飛機出的意外，大多是起飛不久後失聯。若此次事故再次證實因為飛機機件存在問題，對波音將是致命的打擊。
美國媒體剛於1月7日報道，波音公司已同意支付25億美元，以了結美國司法部的刑事指控。美國司法部的指控稱，波音公司向安全官員隱瞞了有關波音737 MAX飛機設計的信息。美國司法部表示，該公司選擇「盈利而非坦誠」，阻礙了對涉及兩起致命墜機事件的飛機的監督。
印尼獅航失事後的殘骸。
這並非印尼第一次出現飛機失聯，早在2018年10月29日，一架印尼獅航集團（Lion Air）的JT610航班墜毀，這架737 MAX飛機上共載有189人。2020年9月16日，美國國會眾議院發佈報告稱，獅航客機失事事故是由於波音公司及美國聯邦航空局「犯下了一系列嚴重錯誤」共同造成的。
對於波音飛機而言，近年的意外實在太多。就未見另一家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的飛機，會這樣頻密出事。
2013年7月，韓亞航空一架波音777航班在美國三藩市國際機場降落時墜毀並起火，致3名中國人死亡。
2014年3月8日，馬航的MH370航班搭載227名乘客和12名機組人員，其中包括154名中國乘客，從吉隆坡國際機場起飛前往北京。起飛後不久，該航班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航空管制區與越南胡志明市航空管制區交界處突然與地面控制塔失去聯絡，之後就永遠找不到了。
2014年7月17日，馬來西亞一架波音777客機在烏克蘭靠近俄羅斯邊界墜毀，飛機載約280名乘客和15個機組人員全部遇難。這架飛機是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吉隆坡。
埃塞俄比亞航空失事後的現場。AP圖片
2019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亞航空發生了一起嚴重的空難事件，一架型號為波音737MAX的飛機從埃國首都起飛，準備飛往內羅畢，在起飛6分鐘後墜毀，經調查發現，由於這一型號飛機上的MCAS自動防失速系統誤判，自動下壓機頭，飛行員手動提升機頭也無濟於事，最後飛機以俯衝的姿態墜毀。這次事故加上早前講2018年印尼獅航的737 MAX墜機事故，相當於在5個月時間內兩次同樣機型飛機出現類似事故，此後737 MAX全球停飛。
針對上述埃航和獅航兩起事故，由於明顯是737 MAX的設計出現問題，到2021年1月，波音公司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協議，以解決欺詐FAA的刑事指控，前者認罰超25億美元。其中主要包括三部分，1. 刑事罰款2.43億美元，2. 賠償波音737 MAX客戶（主要是航空公司等）17.7億美元，3. 還有5億美元為遇難者家屬受益基金。另外，波音拿出1億美元成立基金補償遇難者方。
波音飛機這樣頻密出事，並不尋常。這家美國飛機公司的安全信譽，明顯被法國的空中巴士比下去了。
深喉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西方抗疫的混亂，終於令他們意識到中國抗疫成功後得到的自由。
美國《紐約時報》的文章。
美國《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講述中國防疫，顛覆了許多人的認知。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去年10月下旬，鄧肯·克拉克（Duncan Clark）所乘坐的航班在巴黎機場跑道上開始滑行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宣佈該國開始實施第二次全國封鎖。當日法國新增近5萬新冠感染病例。美國則有近10萬例。
克拉克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他的目的地是中國。那一天，中國報告了25例新感染病例，除了1例本土病例，其餘皆為境外輸入。
克拉克是商人兼作家，他在美國和法國待了9個月後回到中國，這是他自1994年搬到北京以來離開中國最久的一段時間。過去幾年，他在中國之外生活的時間越來越多。但當他在去年10月回去的時候，他感覺到了一些新的東西：安全、活力和自由。「能過上正常的生活真是太棒了」，他說。
當許多國家仍飽受疫情之苦之際，最早遭受疫情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自去年11月初以來，美國每天報告的新感染病例數都超過中國在2020年全年報告的感染人數。
中國就像疫情前世界的「常態」一樣。餐館、酒店人滿為患，奢侈品牌店外排著長龍。人們不用開網絡會議，而是面對面商談業務，或者慶祝新年。
《紐約時報》報道餐館、酒店人滿為患。
這場疫情顛覆了許多人的認知，包括自由的概念。西方一些人抨擊中國人沒有自由，但他們可以自由走動，過上正常的日常生活。在一個發生疫情的年份，世界上許多人都會羨慕這種最基本的自由形式。
這場全球危機可能會讓人們對其他形式的自由產生懷疑。近一半美國人把票投給了一位無視科學、未能採取基本預防措施保護國家的總統。一些美國人聲稱，無視衛生專家佩戴口罩的建議是他們的個人權利，但這讓他們自己和其他人都面臨越來越大的感染風險。
紐約時報指近一半美國人把票投給了一位無視科學、未能採取基本預防措施保護國家的總統。
在疫情暴發之初，中國政府採取了嚴格的防疫管控，包括隔離措施——這是西方國家政府力所不及的辦法。
「事實上，中國政府對待病毒的方式跟對待其他問題有很多相似之處，」加利福尼亞州退休律師霍華德·趙說，他對太平洋兩岸的初創企業都有投資。「那就是一刀切的辦法：只要能把問題徹底解決就行。就防疫而言，也許不是太壞的事。但就某些其他問題而言，可能就不是那麼好的事了。」
然而，這一認識並沒有阻止霍華德·趙享受他在中國的時光。自去年10月中旬從舊金山飛抵上海以來，他舉辦過20人參與的商務晚宴，去過爵士酒吧，看了電影，去了海鮮市場，還飛到深圳考察了一家做自動駕駛汽車的初創企業。
「這是我今天在上海吃午飯的地方」，去年11月6日，他在臉書上寫道，並配了一張人們用餐的照片。「開始想起正常生活是什麼樣子了。」趙說，他在中國遇到的人都對美國每日新增感染者數字之高感到「困惑」和「難以置信」。
「中國共產黨這次提供了一個社會公共品，就是穩定」，去年8月從香港移居北京的投資者董海濤(音)表示。對董來說，在中國的成功讓他有機會實現財務自由。他正在建立一家資產管理公司和一家經營普洱茶的初創企業，他看好中國經濟。他認為，疫情過後，中國將擁有更加強大的供應鏈和充滿活力的消費經濟，其驅動力來自年輕一代。與成長在全球化時代的他那一代人相比，年輕一代對中國傳統文化更感興趣，比如茶。
董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從紐約搬到香港的，他決定離開香港，是因為疫情期間那裡缺乏生機，而許多內地城市似乎都煥發著活力和希望。
「我不認為在香港能找到我想要的自由」，他說。
西方可能會發現，在中國讓自己的模式變得如此吸引人之後，它必須更加努力地推銷自己的「自由」願景。
商人兼作家克拉克1994年在北京創立了一家科技咨詢公司。自去年11月中旬結束(入境中國後的)隔離以來，他已造訪過4個中國城市，參加了許多場活動和會議，其中一個活動有900人參加。克拉克是懷著複雜的心情承認這一點的：「你希望它不是真的，但它確實有點像真的。」他說，北京和上海越來越國際化，那裡的消費者也越來越成熟。
克拉克說，中國「感覺有點像迪士尼樂園裡的‘未來世界’，就好像西方世界的縮影還在這裡，但西方世界現在已經關閉了」。對他來說，再次置身人群需要一些時間適應。回到中國後第一次參加大型活動時，他注意到有人有口臭。「我當時想，天哪，我已經9個月沒遇到過這種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