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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篡改「毛澤東臨終囑咐」之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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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篡改「毛澤東臨終囑咐」之真偽

2021年01月14日 18:08 最後更新:11:10

[導讀]這些問題使筆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閻長貴、萇江的《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一文,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答案:「按既定方針辦」竟然是會議記錄者筆誤造成的。

「四人幫」受審(資料圖)

1976年9月至10月間,中國政壇圍繞一句話——「按既定方針辦」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這句話的影響如此深遠,令人感慨。它背後的故事如此離奇,又令人疑惑。儘管此事早有“結論”,但人們心中的疑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比如:「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偽造出來的嗎?「四人幫」說過「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嗎?「照過去方針辦」是如何變成「按既定方針辦」的?審判「四人幫」時為什麼不提這條“重罪”?本文圍繞「按既定方針辦」的由來這個關鍵問題,根據筆者看到的材料,追根溯源,去偽存真,試圖揭示歷史真相。

「按既定方針辦」由「兩報一刊」社論首次公開發表

眾所周知,逮捕「四人幫」的一個重要根據就是:偽造毛澤東的“臨終囑咐”。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闡述了抓捕「四人幫」的理由,其中提到兩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兩報一刊」(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的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這兩篇文章各有罪名,簡單地說,前文“造假”,後文“造假”並“舉事”。“舉事”之說不在本文探討範圍,我們只分析“造假說”或“偽造說”。

《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公開發表「毛主席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的第一篇文章。這篇社論是姚文元親自佈置和審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話是:“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是用黑體字排的,這意味著是毛澤東的原話。當時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原話,才能享受如此待遇。這篇社論發表後,「四人幫」操縱廣播電台、報刊,連篇累牘地宣傳「按既定方針辦」,《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說「四人幫」偽造了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就是“造假”的源頭,但問題是:第一,「按既定方針辦」是姚文元“造假”,還是社論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針辦」作為「毛主席囑咐」,是否確有根據?

雖然《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是「兩報一刊」社論,但參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報社和紅旗雜誌社兩家。紅旗雜誌社一人參加了領導機構“六人小組”,並任召集人,另一人則為寫作小組成員(以下分別簡稱「召集人」和「成員」)。「成員」是姚文元親自從上海調入紅旗雜誌社的,他參加了社論起草的全過程。1976年12月12日晚,「成員」詳細回憶了社論的寫作經過:

話,要我們去三個人參加寫悼念主席逝世的社論,還說事情很急,可能11日要發表。「召集人」說:“魯瑛不可能直接向《紅旗》發號施令,準是姚的意思。現在家裏只有五個人知道電報消息,林和孟不能去,要照顧家裏事,只有我同你能去。”於是,他向林、孟、周打了招呼之後,即帶著我去人民日報社。在那裏,出面聯繫的是潘某和崔某,魯瑛始終沒有出場。潘某說:魯瑛根據姚的指示要寫一篇社論,但具體內容寫什麼,要我們兩家共同討論研究。潘某、崔某問「召集人」對社論有什麼設想。「召集人」說剛知道主席逝世不到兩小時,才接到寫社論的通知,還來不及考慮。當時,幾個人議論了一個多小時,初步確定寫這樣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頌揚主席的豐功偉績,由《人民日報》起草;第二部分寫路線和今後的任務,由《紅旗》起草。兩個部分,由兩家分別草擬,然後再合起來討論、修改。

這個分工商定後,「召集人」和我便回來了。「召集人」叫我先擬個草稿,內容主要講路線是個關鍵問題,然後講講當前形勢和今後任務,並規定當天下午拿出草稿。晚上,「召集人」、林和我,三人共同修改草稿。第二天上午打了十份樣稿,「召集人」和我又去人民日報參加討論。我們帶去的稿子沒有「按既定方針辦」之類的話。

議論中,潘某等曾談到是否要用主席未發表過的語錄,說最近從新華社《內部參考》上見到的就是「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兩句,前一句恐怕不好公開引用,後一句能否用還得中央批准。我也發表了類似的意見。還議論了社論分兩個部分:一是主席的偉大歷史功績(包括偉大的革命實踐和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一是如何繼承主席的遺志。我們分工提出第二部分初稿,並決定寫出後晚上碰頭。

話說,社論決定明天先不發,看看動態和反映,再有針對性地寫。我估計這是姚文元的意圖。人民日報的同志說,人民日報《情況簡編》正在收集各種反映,並說印出時就送我們參考(後一次未送)。議論中,人民日報肖某提了一下「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說要按主席路線辦。但因稿子推遲,也未討論下去。大家議定12日或13日再碰頭。

話說,這幾天形勢穩定,社論可以準備。我那幾天事情多些,又見人民日報參加撰寫的人多,就和他們商量,不再參加了,胡某仍留在人民日報參加修改。大約14日或15日,胡某帶回一份送審稿,說稿子已由人民日報送姚文元審查。送審稿中有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並說這是“在病中”的囑咐。據胡某後來說,這是在集體修改時,他提出加上,當時並按新華社《內部參考》核對的。這樣,這篇社論就經姚文元審查定稿,發表在9月16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時,“在病中”三字被刪去了……

在這篇社論之前,「四人幫」已經通過新華社《內部參考》刊登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並加引號,用了黑體字,為他們公開篡改毛主席指示作了準備。社論發表後三天,9月19日,姚文元又在《紅旗》第10期送審目錄草樣的信上,親筆批了要把「按既定方針辦」放進《毛主席語錄》欄中。這就更加清楚地證明:「四人幫」偽造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

「召集人」和「成員」的回憶基本一致,只是個別事實有出入。雖然他們都認同“偽造說”,但他們的敘述可以證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發明者,這句話在文章送審稿上就有;社論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針辦」的發明者,是他們從別處引用過來的。

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

報提到毛澤東的兩條最新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二是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均有人參加七八月間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在會上聽到過谷牧傳達「按既定方針辦」;三是新華社8月或9月的《內部參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體引用「按既定方針辦」。

報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體刊登「按既定方針辦」的那期新華社《內部參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論起草者當時用《內部參考》核對過「按既定方針辦」。當然,《內部參考》刊登「按既定方針辦」也有一個來源問題,從時間上推測,很可能源於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於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開,谷牧主持會議,華國鋒於7月30日晚接見會議代表並講話。「召集人」和「成員」多次談到這次會議與「按既定方針辦」的關係。

1976年12月11日,「召集人」說:

話給我,問7月底計劃會議關於這句話是怎樣傳達的。他還提要《紅旗》參加會議的人查一下記錄。由於我們參加會議的幾個同志都去石家莊幹校勞動,沒有查成。這是「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敗露後,妄圖推卸罪責,嫁禍於人。

「成員」在12月12日說:

話問「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的出處以及記錄中的原話,我頓時有點緊張,說“這句話是我主張加的”,想表白“一人做事一人當”的意思。我當時還說,“當時用這句話的根據,一是《內部參考》先有黑體字,二是聽林某某同志傳達時也是這樣傳達的”。

1977年5月9日,「成員」又說:

10月17日上午,我在三樓走廊上,拉著林某某到360室,向他說:「關於‘按既定方針辦’,我想不通,明明是早在社論之前就有了,怎麼會算在張、姚的賬上?我記得你在7月底去聽谷牧副總理傳達,你回來時也傳達說‘按既定方針辦’,情況你是知道的,如果說有錯,那麼是谷牧傳達錯了。」林聽了,很害怕,急忙說:“你不能這樣講,千萬不能。即使有懷疑,也不能講。要講,只能去對老狄他們講。”下午,我在236室又問「召集人」:“對於‘按既定方針辦’的問題,究竟應該怎樣看?”「召集人」說:“具體的我也說不清,只能放在兩條路線鬥爭的大背景中才能看清這是陰謀。”10月18日上午,林告訴我說,他在7月底聽谷牧同志傳達時筆記上記的那句話是“照過去的既定方針辦”。我當時也不相信,以為他在筆記本上作了修改。我在10月下旬,還跑到黨刊室找劉某某同志,翻看9月初的新華社《內部參考》,以證實當時我參加炮製社論時的印象。

「召集人」、「成員」關於「按既定方針辦」源於計劃工作座談會的說法,還得到了其他人的證實。比如,原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冼恆漢也談及此事。不同的是,他說傳達「按既定方針辦」的是華國鋒,而不是谷牧。

「按既定方針辦」是華國鋒還是谷牧傳達的,或者兩人都傳達過,這些細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是「召集人」、「成員」等參加起草《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人,還是冼恆漢等人,都不約而同地證明:1976年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

「按既定方針辦」是會議記錄者筆誤所致

按理說,「按既定方針辦」的源頭不應在計劃工作座談會,應在毛澤東那兒。毛澤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說這句話的呢?原話究竟是什麼?請看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會見外賓之後,華國鋒同志向毛主席彙報了國內總的形勢好,有幾個省不大好的情況。毛主席當即給華國鋒同志親筆寫了‘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同志當時就把毛主席的‘慢慢來,不要招(著)急’和‘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傳達。‘四人幫’在場,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筆錄,有案可查,姚文元還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親筆原件。”

毫無疑問,毛澤東1976年4月30日的原話是「照過去方針辦」。這就產生了一個無法迴避的矛盾:毛澤東明明說的是「照過去方針辦」,華國鋒或谷牧為什麼傳達成「按既定方針辦」呢?難道華國鋒或谷牧修改了毛澤東的指示?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人們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幫」篡改了毛澤東指示,並把篡改的話當做毛澤東臨終囑咐。“偽造說”見於1976年10月後的許多重要文獻,包括《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滅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幫」偽造“臨終囑咐”的大陰謀》(1976年12月17日)、「兩報一刊」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1976年10月25日)、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1977年8月18日)、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1978年2月26日),等等。“偽造說”流傳甚廣,傳播至今。但它存在很多疑點:

第一,「四人幫」為什麼這樣改?他們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應改得有利於自己吧?「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雖在字面上有三個字的差別,但含義基本一致,這種無謂的改動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第二,「四人幫」為什麼改這條?他們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總得找一個比較容易操作的吧?他們非常清楚「照過去方針辦」的由來,也知道政治局委員都聽過華國鋒的傳達,自己又不掌握毛澤東的親筆原件,為什麼要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去蠻幹?

第三,姚文元直接組織和修改了那篇社論,公開披露了「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接著又指示廣播電台、報刊大肆宣揚這句話。姚文元1976年9月19日在《紅旗》第10期送審目錄草樣的信上親筆寫了「按既定方針辦」,並要求放進《毛主席語錄》。這些都是事實,它們只能證明姚文元和社論寫作者把「按既定方針辦」當做「毛主席囑咐」,並不能證明「按既定方針辦」是姚文元偽造的,也不能證明「四人幫」把「按既定方針辦」當成“毛主席臨終囑咐”。“偽造說”的重要依據是《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但筆者反覆查看兩篇文章,沒有找到“臨終囑咐”之類的話。具體說,《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只有一處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說是「毛主席囑咐」,未說“臨終囑咐”;《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三次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稱之為毛澤東的“囑咐”、“諄諄囑咐”,也不見“臨終囑咐”之類的辭彙。偽造“臨終囑咐”從何說起?

第四,如果「四人幫」真的偽造了“毛主席臨終囑咐”,如此重大的罪行,為什麼在1980年審判他們時不予追究呢?難道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嗎?

這些問題使筆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閻長貴、萇江的《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一文,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答案:「按既定方針辦」竟然是會議記錄者筆誤造成的!文章說:

陳斐章從20世紀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國家計委辦公廳工作,參加黨組會議作記錄,或起草負責人講話和有關文件等。

在一次談話中,陳斐章告訴我們,毛主席逝世後引起非常轟動的一句話,即「按既定方針辦」一語的造成和出現,同他作記錄時的失誤有關,並講了細節。我們聽後都很震驚,我們覺得對歷史負責,還歷史本來面貌,很有必要把這個鮮為人知的情況告訴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期間,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和搗亂,鬥爭很激烈,加之發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會場亂鬨哄。一天,華國鋒拿著陳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讀,中間離開稿子講了幾句話,內容即是傳達毛澤東的批示。華說,毛主席講:“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在華國鋒停頓的時候,王洪文突然插話,還有“你辦事,我放心”呢。接著,華國鋒又把“你辦事,我放心”說了一遍。由於人多聽不清,擔任記錄的陳斐章只聽清“不要著急”,至於什麼“方針辦”,沒聽清。情急中,陳斐章順連其意,寫成「按既定方針辦」。會後,陳斐章整理華國鋒講話稿,發現記錄與原話不一致,即請示當時的領導,也是組織和服務這次座談會的計委一位副主任核實,而他未核實就發文了。

陳斐章一語道破天機,「按既定方針辦」的最初出處竟然找到了!

《所謂毛澤東臨終囑咐的真相》披露的這條史料彌足珍貴。我們既要感謝作者,更應感謝陳斐章老人,感謝他坦言筆誤的勇氣和搶救史料的責任感。如果說陳斐章當年的筆誤在客觀上影響了當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話,那麼,他現在提供珍貴史料,對恢復和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則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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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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