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後重新洗牌:鄧小平終在政治角力中勝出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

1976年1月號的《詩刊》上，發表了毛澤東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這首詞汪洋恣肆、縱橫萬里，寫於1965年5月，距作者初上井岡山的1927年，時隔三十八年。而詞作正式與世人見面的1976年，離今天也剛好是三十八年。

1976年，是中國當代史上一個極為關鍵的年份。

最近，中央電視台一套熱播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開頭就涉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劇中「接班人」華國鋒的一句話引起人們熱議：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佈置的重要任務。

毛澤東去世還不到一個月，「四人幫」便束手就擒。中國當代社會的命運，由此發生重大轉折。

迄今為止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生前「佈置」過這一重要任務。但毛澤東對「四人幫」有一定程度的不滿，倒是千真萬確，他曾在多個場合對「四人幫」提出批評。只是，這些批評是否嚴重到要抓捕他們的地步呢?

「九一三」後重新洗牌

十年「文革」期間，作為執政黨的中共經歷了兩次嚴重的「接班人」合法性危機。第一次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事件。

「文革」之初，林彪是毛澤東最為得力的支持者之一，「文革」走向全面內亂，林彪的推波助瀾起到極為惡劣的作用，期間不少著名“話語”，比如“天才論”、“政變經”、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都出自林彪之口。

隨著「文革」不斷深入，江青、張春橋與林彪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拆台。林彪事件後，江青勢力一步步擴張，到王洪文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時，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逐漸形成「上海幫」，也就是「四人幫」。

「親密戰友」林彪的叛逃，讓毛澤東深受打擊。

「九一三」事件的發生，對年近78歲的毛澤東打擊極為沉重。此後，他的身體狀況大不如前。而經此突變，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對「文革」的態度有了明顯改變，懷疑開始取代狂熱，毛澤東對之不會不有所警覺，也不能不抱有戒心。

毛澤東一方面恢復了部分老幹部的工作和政治待遇，另一方面為防止「文革」遭到否定，他對「四人幫」也顯得愈發倚重。林彪垮台被描述成“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個勝利”。在隨後進行的「批林批孔」運動中，繼續推行極“左”路線並演化成“批林批孔批周公”。

對周恩來的批判，也導致「四人幫」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得罪的人實在太多了。毛澤東尚能視事之時，他們還有所依靠，一旦毛澤東不在，局面如何變化就不好說了。年邁的毛澤東亦有為難一面--要維護「文革」政治和思想上的合法性，就不得不依賴於「四人幫」，可是「四人幫」除了執行極“左”路線和胡作非為外，實在不具備真正的治國能力，要維持偌大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的基本運行，根本不能指望他們。

對實際上尖銳對立的「兩派」，見慣政治風浪的毛澤東，不斷努力進行平衡和再平衡。

於是，下放江西「接受改造」三年多的鄧小平，經周恩來居中安排，於1973年初回到北京，被一步步推到前台。

起用鄧小平，使「四人幫」的所作所為受到一定壓制。整個1974年，毛澤東多次批評了江青。在3月20日給江青的信中，毛澤東寫道：“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7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直截了當提出告誡：「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又跟與會者說：“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中央有個「上海幫」，並且表示，江青不代表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尤其在當年10月「風慶輪事件」(編按：「四人幫」借國產遠洋輪船風慶輪返國一事，發動針對周恩來、鄧小平的所謂“洋奴哲學”“賣國主義”的大批判)發生之際，先是王洪文趕赴長沙向毛澤東誣告周恩來、鄧小平，江青又於11月12日寫信向毛澤東提及“政府的人事安排”。這都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度不滿，當日即在江青的信上寫下嚴厲的批示：“不要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個星期後，11月20日，毛澤東再次發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在路線政治鬥爭趨於白熱化的情況下，每一條來自擁有絕對權威的毛澤東的意見，顯然都十分重要。

1974年4月，經毛澤東首肯，復出後的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大會並做主題發言。

政治角力中的鄧小平

持續的「批林批孔」運動，使原本衰敗的經濟更加雪上加霜，1974年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為4024億元，比上一年只增加了1.4%，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為0.3%，農業總產值增長為4.2%。除原油增長幅度較大，達到21%外，棉花、鋼、原煤的生產均有所下降，財政收支方面也有7.7億元的赤字。

1974年4月，經毛澤東首肯，復出後的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大會並做主題發言。10月4日，毛澤東決定讓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重新進入領導核心，同時又任命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的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順利當選第一副總理，代替重病在身的周恩來總理，全面主持國務院工作，而「四人幫」集團成員僅得到文化部、衛生部和體育運動委員會三個部長級職位。組閣企圖遭到挫敗。但此次大會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鄧小平的工作因此受到嚴重製約。

1975年，是鄧小平復出後施展拳腳，實行全面整頓的一年。

1974年，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接見了鄧小平。

在經濟領域，他要求整頓生產秩序，停止各地各單位的派系鬥爭，逐步恢復停滯不前的生產，首先從鐵路部門開始，使鐵路運輸開始正常起來。在政治領域，整頓主要是以「解放老幹部」為主，將許多因各種罪名蒙冤的幹部從監獄、牛棚、農場解放出來，並部分恢復了他們的工作。此外，還包括文藝、教育、軍隊等方面的整頓，力爭在全國範圍內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

僅僅一年的整頓，效果立竿見影，經濟迅速回升：1975年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比上一年增長了11.9%，達4504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5.1%，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6%，除棉花產量繼續下降外，工農業主要部門全面增長。

在鄧小平主抓經濟和社會秩序整頓的同時，毛澤東沒有放鬆在思想理論領域對「文革」路線的捍衛。1974年10月20日，他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專門談論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姚文元、張春橋為此先後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及《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等文章，還先後發動了“反經驗主義”“評《水滸傳》”等運動。

「四人幫」積極推行極“左”路線，必然會與鄧小平、葉劍英等堅持穩健作風的老幹部們發生衝突。為此，毛澤東多次批評江青，他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又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200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從這些批評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對「四人幫」的不滿，但也很難說他有從政治上根本解決「四人幫」的意圖。他的判斷是：“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毛澤東搞平衡起用鄧小平，「四人幫」受到的最直接損失是，本來名義上主持中央工作的新「接班人」王洪文，被晾在一旁。

1975年11月發動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目標直指鄧小平。

向左走，向右走?

到1975年下半年，病體沉重的毛澤東依然把承認「文革」的合法性及延續其一貫路線，視為高於一切社會經濟現實難題的關鍵。此時，侄兒毛遠新作為毛澤東的聯絡員，在多次彙報中直指鄧小平有否定「文革」的跡象。

比如他在一次彙報中說：“今年以來，在省里工作，感覺到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麼看?主流、支流，十個指頭，三七還是倒三七，肯定還是否定。2.批林批孔運動怎麼看，主流、支流，似乎遲群、小謝(編按：即謝靜宜，與遲群同為「文革」時極“左”派人物，一度掌控北大、清華)講了走後門的錯話干擾，就不講批林批孔的成績了。口頭上也說兩句，但陰暗面講的一大堆。3.對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還需不需要批，劉少奇的路線似乎也不大提了。”

又說：「對文化大革命，有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

還說：「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些處處指向鄧小平「命門」的彙報對毛澤東產生的影響，很快就顯示了出來。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華大學的四位領導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了遲群、謝靜宜的不少問題。由於信件是通過鄧小平轉交的，毛澤東批示道：「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四人幫」以此批示為依據，於11月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這與當時周恩來在中國民眾心中的地位極不相稱。

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就在華國鋒被任命當日，張春橋寫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其中“去年的一號文件”是指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文件。張春橋這個“有感”，對中央人事安排的抵觸情緒強烈。

2月25日起，由毛遠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陸續向地方上傳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全面展開。

四五運動掀起反對四人幫的高潮。

「四·五」質疑「文革」

同樣是1976年2月中下旬起，全國各地陸續出現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

3月5日是「學雷鋒」紀念日，「四人幫」控制下的上海《文匯報》，刪去了周恩來表揚雷鋒精神的四句題詞。3月25日，該報頭版又發表《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斗》一文，其中有一句十分拗口的話：“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這兩件事引起國內民眾極度反感，紛紛對《文匯報》提出強烈抗議。

在南京，自3月24日起，大學生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持續不斷，且規模越來越大，這成為稍後「四·五天安門事件」的直接導火索。3月30日，南京大學的學生用油漆和柏油將“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等標語口號，刷在駛向全國各地的列車車身上。當天，王洪文對《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說，“南京事件的性質是對著中央的”，“那些貼大字報的是為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

王洪文的強硬表態，絲毫沒有改變事態的發展方向。3月31日，南京街頭再次出現指名道姓的大標語：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這實際上已經將國內民眾痛恨「四人幫」、厭惡「文革」的立場公開化了。

4月1日，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將上述情況定性為「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扭轉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並要求徹查到底，揪出事件的“幕後策劃人”和“謠言製造者”。

南京的抗議活動開始蔓延全國之時，3月30日，在中國政治漩渦的中心--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越來越多的人湧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周恩來。4月1日，「天安門詩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詩貼了出來：“欲悲鬧鬼叫，我哭財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這首詩被「四人幫」方面列為“001號反革命案件”，受到重點追查。詩的作者，是來自山西的青年王立山。

日後搜集整理的大量「天安門詩抄」顯示，這次運動既是民間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強烈抗議，也是對「文革」亂象的積極反思。

4月4日，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進入高潮，參與人次多達200萬。據統計，當天堆放在紀念碑前的花圈共有2073個，署名單位1400多個，被認定「惡毒攻擊毛主席、黨中央」的個案至少48起。在當晚緊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將悼念活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並決定予以鎮壓。

4月5日晚採取鎮壓行動後，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聽取北京市方面對此次行動的情況彙報，並將事件進一步升級為「反革命暴亂性質」。隨後毛遠新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於6日中午11時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

如此大規模的民眾「對抗中央」的活動，必然會有人要付出代價，這就是鄧小平。

4月7日，中共中央發佈政治局剛通過的兩個決議：《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按照以往的一貫原則，鄧小平作為天安門「反革命暴亂」的“總後台”，性質極其嚴重。但最後處理時，“留黨察看”，也就是說，毛澤東手下留情了，鄧小平的錯誤終究不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

毛澤東逝世後中國政局形勢微妙。

按哪個方針辦?

1976年的中國，真可謂流年不利：1月8日周恩來去世，4月5日「天安門事件」發生，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毛澤東風雷激蕩的一生，也即將走到盡頭。他撒手人寰前不久，曾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及王海容(毛的表侄孫女，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等人，交待後事。

在這次自認「蓋棺定論」的談話中，毛澤東表示，自己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幾十年，把對方趕到幾個小島上去，此事反對的人不多;另外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說：「你們都知道，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麼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顯然，毛澤東預見到了身後可能出現的局面，儘管不久前他還強調「要團結，不要分裂」，但心裏大概也清楚，黨內各派根本無法“團結”，而他也無能為力了。

9月9日零時剛過，毛澤東溘然長逝。

毛澤東去世當天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會議主題議程是討論毛澤東訃告和悼詞的文稿，江青卻向華國鋒發難，要求馬上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此事既不合常理和人情，也明白顯示，個性倔強且在黨政軍及民眾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鄧小平仍然留在黨內，對「四人幫」始終是潛在的巨大威脅。

另一個政治焦點是，毛澤東的最後遺言，到底是「照過去方針辦」，還是“按既定方針辦”?僅從字面上看，這兩句話的意思幾乎完全一致，問題在於，前一句是由華國鋒傳達的，後一句則是出自「四人幫」之口。用誰傳達的遺言，則意味著誰在控制著中國政治和未來的話語權，也就意味著，誰是毛澤東真正合法的「接班人」。個中爭奪之激烈，可想而知。

話，要求反覆宣傳「毛澤東遺囑」。據不完全統計，自9月17日至30日14天內，《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紅旗》雜誌、《學習與批判》雜誌和新華社《內部參考》等7種報刊，有236篇消息和文章登了“按既定方針辦”內容。

對此提法，華國鋒明確表示反對，10月2日，他在審閱外交部部長喬冠華草擬的聯合國大會發言稿時刪去了這句話，並說，毛澤東的原話是「照過去方針辦」。但張春橋卻阻止這一批示下發。

10月4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四人幫」御用寫作班子“梁效”的署名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文中充滿了火藥味：“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這表明，「四人幫」與華國鋒及老幹部們的衝突，已到決一雌雄的生死關頭。

首都人民慶祝粉碎四人幫。

人心向背 順逆存亡

不願功虧一簣的「四人幫」發出公開挑戰，觸發了「文革」末期的中共的第二次「接班人」合法性危機。

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作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不論在黨內還是在政府層面，都是中國最高領導人，也是理所當然的「接班人」。「四人幫」無論採取任何政治行動，一旦繞過華國鋒這位最高領導人，都可能會被視為“篡黨奪權的陰謀”。問題是，“陰謀”確實存在，並且非常密集。

9月9日當天，遲群在其掌權的清華大學講話，公開表態「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白卷英雄”張鐵生在老家遼寧發聲唱和：“父親去世了，家裏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領著過日子。現在的問題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說的充滿擔心就在這裏。”他還表示“華已經是一號人物了，已經是很顯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幹什麼?”

9月19日，並非政治局常委的江青提出，要召開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討論「重大問題」，參加人員由她指定--並非常委的江青本人及姚文元、毛遠新參加，而身為常委及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葉劍英，卻被排除在外。這遭到了華國鋒的斷然拒絕。

王洪文又在未經過政治局認可的情況下，讓手下以中央辦公廳名義給地方發通知：弔唁毛澤東期間發生重大問題，須直接向王洪文匯報，試圖切斷各省市自治區與政治局的聯繫。控制媒體的姚文元指示新華社給江青寫效忠信，遲群、謝靜宜則以清華、北大全體師生員工家屬的名義給江青寫效忠信。9月28日，江青發話，要迎接「最盛大的節日」、等待“特大喜訊”。

這些「暗戰」中，最具威脅的，是在上海搞串聯以及試圖插手軍隊，為武裝奪權作準備。9月28日，張春橋委派王洪文的秘書蕭木給上海市委常委傳話--“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挂帥”、“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甚至還調動了瀋陽軍區的裝甲師進京。

對廣大中國民眾來說，幸運的是，事情的最終發展並未如「四人幫」所願。葉劍英建議“以快打慢”，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等人與葉帥通力合作，於1976年10月6日一舉逮捕了「四人幫」。

事後回顧，「四人幫」轟然倒台，不僅僅因為他們慢了一拍。失去最有力的靠山毛澤東，他們很難再像過去那樣呼風喚雨，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在十年「文革」中近乎瘋狂的表演以及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巨大傷害，已導致其徹底失去人心。相信經歷過1976年夏秋之間那次重大轉折的中國人，對此都深有體會。

所謂「失道者寡助」，信哉斯言!

而「四人幫」覆滅後的那段時間裡，儘管鄧小平仍賦閑在家，但神州大地上上下下都渴望改變、渴望發展的力量，已如一股奔涌的洪流，難以逆轉。這位年過古稀的小個子，眾望所歸，即將可以甩開膀子“再干二十年”，開創一個全新的時代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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