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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最後的政治遺言: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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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最後的政治遺言: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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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最後的政治遺言: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2021年01月28日 17:30

[導讀]1975年9月,以維爾德茨為首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訪華,周恩來負責接待,他似乎已意識到今後很難再有機會接見外賓了,所以作為他最後的政治遺言。他談到了中國的接班人問題。

周恩來

本文摘自《給共和國領導人作翻譯》,蔣本良著,上海辭書出版社

我自1961年從駐羅馬尼亞使館調回外交部蘇歐司工作以後,逐步擔任了中央領導的主要羅文翻譯。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中國外交的掌舵人周總理,對具有特殊重要戰略地位的羅馬尼亞、對發展中羅關係賦予了特殊的關注,親自做了大量工作。我因而經常有機會隨同周總理工作,出入他的左右,聆聽他的教誨,體察他的高尚風範。

那是1975年8月28日,羅黨中聯部長安德烈約見中國駐羅大使李庭荃告:羅共中央執委、中央書記伊利耶·維爾德茨將率黨政代表團赴越南參加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慶祝活動,要求在訪問越南後,順道訪問中國,以同中國黨互通情況,交換意見,發展友好關係。安德烈強調說,維爾德茨是黨中央第二書記,主管組織工作,是齊奧塞斯庫總書記的親密同事,他還兼任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委員。

李大使當即發電報告了中聯部。中聯部考慮到維爾德茨在羅黨內地位較高,又從未來過中國,在9月1日給中央的請示報告《關於羅赴越代表團回程經北京逗留問題的請示》中,建議同意維爾德茨訪問中國:「中央:八月二十八日,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安德烈約見李大使說,受齊奧塞斯庫同志的委託,請轉告中國領導,羅代表團從河內回國時希望在北京逗留,同中國領導會晤,介紹國內情況和就一些國際問題交換意見。代表團將於九月五日乘河內至北京航班抵達北京。……對羅黨提出的這一要求,我們建議,可予同意。維爾德茨在羅黨內地位較高,從未來過中國,因此羅這次提出赴越代表團順道訪問中國,一方面是表示同我黨有友好關係,並互通情況,交換意見,另一方面也想讓代表團成員藉此機會在中國進行參觀訪問。」

關於羅方要求同我黨領導人會晤問題,請示報告對羅方的意圖作了估計:「考慮到羅代表團系順道訪問,今年五月底保羅·尼古列斯庫率領的羅政府代表團來華時,已同李先念同志就國際形勢、中羅雙邊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會談,因此,目前羅方不會有什麼特別重要的問題要談,可能就羅國內情況和一些國際問題通報情況,交換意見。」請示報告也對我方要談的問題,作了一些建議:“我除一般介紹國內形勢外,國際方面也可就最近幾個月來的一些新情況,特別是有關印支、東南亞方面的情況向羅做一些通報。”

中聯部也為代表團制定了訪問日程。計劃抵京當天晚上,由紀登奎副總理宴請歡迎。兩次會談,也都由紀登奎主持。參觀遊覽項目有故宮(微博)博物館、北京針織總廠和頤和園。至於我方會見的領導人,建議「擬請鄧小平會見」。然後9月8日晚,乘法航班機離京回國。

1975年9月5日星期五下午5時,以維爾德茨為首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乘CA902航班自河內抵京。團員中包括羅共中委、國防部副部長兼最高政委會書記格奧爾基·戈莫尤少將和羅共中聯部副部長瓦西里·山德魯。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中聯部部長耿飈、中組部部長郭玉峰和中聯部副部長張香山等前往機場迎接。在赴賓館途中,維爾德茨向耿飈表示,希望親自向周總理轉達羅黨政領導和羅馬尼亞人民的問候,並要轉達一個口信。當時,住在醫院的周總理身體已經極度衰弱,病勢危篤,本來不允許再進行接見外賓的緊張工作了。但是對工作從來奮不顧身的周總理,仍在為國家的前途命運憂心如焚,他還是答應了客人的請求,同意會見維爾德茨。

影電視”。

1975年9月7日上午,我正陪維爾德茨和羅馬尼亞代表團參觀北京針織總廠,突然傳來消息,邢竹芳組長趕來通知我們:周總理將滿足羅馬尼亞代表團的要求和盼望,馬上就要會見他們。這個消息使維爾德茨和代表團的成員們無比激動和興奮。周總理住院以後,我也很久沒見到他了,非常希望能有機會探望他,所以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情也非常激動。

下午1點正,我隨車陪同維爾德茨和代表團兩名團員以及羅駐華大使格夫里列斯庫,來到緊靠中南海的305醫院。當我們走進醫院門廳時,周總理在紀登奎、耿飈同志的陪同下,已經站在那裏等候客人。以前,周總理每次會見外賓,總是先期到達會見地點,迎接客人,以示禮貌。這時重病的周總理,依然保持了這種外交禮節和風度。

周總理同客人們一一握手以後,就在簡樸的醫院門廳同客人們合影留念。為了不多耽擱周總理的時間,不使他過分勞累,我們幾個工作人員按預先排好的次序,以最快的速度,讓全體參加會見的人員排列好。

當時周總理的身體狀況是不允許作長時間談話的。所以,這次會見本來只計劃合影留念,握個手,簡單交談兩句。但是,周總理卻執意把維爾德茨請到了會客室。周總理當時穿的仍是原來的中山裝,可是卻顯得空蕩蕩的,更襯托出裏面瘦弱不堪的身體。從醫院門廳到會客室短短十幾米的路程,對重病的周總理,紀登奎想上去攙扶一下,但周總理拒絕了,他邁著艱難而堅毅的步子,支撐著瘦弱的身軀,一步一步移動著走完了這段路。

記得周總理自從病重以後,會見外賓時總是讓客人坐鬆軟的沙發,自己坐高沙發椅子。可是這次,周總理坐的是和外賓一樣的單人沙發。當周總理走到沙發邊時,首先舉手請維爾德茨落座,然後自己緩慢地坐了下來。坐時把右手拳指頂在沙發座上,左胳膊肘撐在沙發扶手上,好像在支撐和減輕著微微前傾的身體重量。雖然身體已很衰弱,但周總理面容慈祥和藹,聲音還是那樣剛勁有力,目光炯炯,濃眉似劍。

看到大家坐下後,邢竹芳趕緊過來轉達醫生的意見,通過我告訴維爾德茨說:「說話盡量簡短,就談二十分鐘。」

周總理說:「醫生不讓我多說話,所以你說,我聽。」

維爾德茨表示非常感謝能有機會見到周總理,羅黨領導和總書記本人向毛主席、周總理表示最誠摯的問候和最良好的祝願,祝周總理幸福健康。

周總理表示了感謝。他一個個地點名請維爾德茨轉達對羅馬尼亞領導人的問候,從羅總統、總理到熟悉的老朋友。周總理還特別關切地詢問了當時同樣身染沉痾的波德納拉希第一副總理的健康情況:「他的病怎麼樣?聽說他也很困難?」當維爾德茨說,波德納拉希也不大好時,周總理又一次要維爾德茨回去後代他問好。接著,當維爾德茨說“我和紀登奎同志會談得很好,一致認為要進一步發展兩國各方面的友好合作關係”時,周總理再次堅定地說:“我們兩黨、兩國的關係很好,今後一定能發展得更好!”

接著,維爾德茨詢問了周總理的健康情況,周總理顯示了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對生死問題的達觀坦然與大無畏,他泰然而詼諧地談到死神的來臨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接著,周總理感慨地說:“時間過得真快!還只有10年,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參加喬治烏-德治的葬禮,大衣也沒穿,步行走了一個多鐘頭。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就連幾分鐘也走不了了!”這是多麼真切感人的話啊!為了沖淡這過於凝重的氣氛,周總理無限深情地回憶起了以前訪問羅馬尼亞的美好印象:“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但是我還可以從電影上、從照片上、從圖畫上看到她!”這寥寥數語,是一位即將告別人生的偉人抒發出的對人生的無限熱愛,是多麼感人肺腑啊!翻譯著這些話,我的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

眼看著已經二十分鐘過去了。維爾德茨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看了看錶,準備告辭了。始終注意傾聽的周總理,立刻發現了維爾德茨的遲疑,隨即幽默地說:「看來我們的談話沒意思,否則你不會看手錶。」

維爾德茨立刻說:「不,很有意思,只是醫院有規矩,而我是守紀律的。」

周總理給他解除顧慮說:「醫生不會懲罰客人,我們接著談。」

當時,周總理似乎已意識到,今後很難再有機會接見外賓了,所以有意識地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作為他最後的政治遺言。他談到了中國的接班人問題。我想,這大概是總理執意會見維爾德茨的一個重要原因吧!多少年後,我才懂得了周總理的這次會見意義。

那個年代,中國正處在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核心年邁而重病纏身之際,周總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已經賦予鄧小平以黨政軍領導的重任。因此,「四人幫」意欲篡黨奪權,把鄧小平當作最大的絆腳石,施展各種陰謀詭計欲以除之,加以各種罪名進行打擊。就在這陰霾密佈之際,周總理既憂心如焚,又對鄧小平寄託著無限希望。他對維爾德茨說:“經過半個多世紀毛澤東思想培育的中國共產黨,是有許多有才幹、有能力的領導人的。”他說:“現在,第一副總理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雖然當時鄧小平的正式職務就是“副總理”,但是,周總理卻刻意稱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這時,紀登奎插話解釋說:這就是鄧小平同志。接著,周總理斬釘截鐵地說:“具有55年光榮歷史的中國共產黨,是敢於鬥爭的!”

周總理逝世後近30年的歷史,完全驗證了他歷史性預言的正確性。後來,維爾德茨回憶這次同周總理的談話時,意味深長地說:「經過中國後來的歷史演變,我才真正理解了周總理當時說的話。」他欽佩周總理的為人,稱讚周總理是當代最傑出的國家領導人和外交家,對國際問題有深入研究,是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創始人。他說,在他見過的許多國際知名人士中,他最敬仰“周恩來這樣思想深邃、富有遠見的領導人,這樣熱愛和平、反對強權的外交家”。

這次會見本來約定的簡短談話,後來竟又延續了一個鐘頭二十分鐘。當時周總理熱誠的話,深深地打動了維爾德茨。這位礦工出身、自詡「嘴不饒人」、作風潑辣的領導人,在返回賓館的路上,無比激動與痛惜地喃喃道:“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啊!周恩來是羅馬尼亞人民的偉大朋友!在羅馬尼亞有很多他的朋友。”

周總理最後會見的是羅馬尼亞外賓,這也留下了中羅關係史上的一段佳話。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陝北時約7000餘人;紅25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時兵力約3400餘人;紅四方面軍除去犧牲的西路軍2萬餘人,保存下來約1.2萬人;紅二方面軍長征勝利時人數為1.1萬餘人。總計3萬多人。

在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前,各蘇區的紅軍曾發展到30萬人。1934年秋,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被迫長征。那麼長征期間紅軍兵力發生了哪些變化?長徵到達陝北時紅軍還有多少兵力?

毛澤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說:「經過長征,這三十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到陝北以後,補充了一點,還是不到三萬人。」毛澤東在1971年視察南方講話中進一步說:“長征前紅軍三十萬。到陝北剩下二萬五千人。”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說:「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因為在內戰時期受了挫折的結果,僅有四萬左右有組織的黨員和三萬多人的軍隊。」

那麼,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到底是3萬多人,還是2.5萬人?各路紅軍長征勝利分別保存了多少兵力?

一、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長征期間兵力有哪些變化?到達陝北時保存了多少兵力?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軍委第1野戰縱隊(由紅軍總部和幹部團組成,下設4個梯隊)、第2野戰縱隊(由中共中央機關、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後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共青團等組成)和第1、第3、第5、第8、第9軍團,共8.6萬餘人。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紅軍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戰役中遭受了重大損失。紅軍過湘江後,已從長征開始時的8.6萬餘人銳減到3萬餘人。這是「左」傾教條主義領導者實行逃跑主義所造成的嚴重惡果。

1935年1月中央紅軍佔領遵義,在此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據統計,遵義會議時,中央紅軍的兵力總數約為3.7萬餘人。1935年6月,中央紅軍翻越雪山夾金山後,於四川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此時,中央紅軍人數已減少至2萬餘人。

1935年9月,在張國燾企圖危害中央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衝突,決定率領紅一方面軍的第1、第3軍(原第1、第3軍團)編為陝甘支隊北上。編為左路軍的紅5、紅32軍(原第5、第9軍團)爾後隨紅四方面軍行動。據《彭德懷自述》回憶,當時編為陝甘支隊的紅1、紅3軍計1.4萬餘人。

1935年10月,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吳起鎮,此時的兵力總數約7000餘人。

1935年11月,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紅15軍團編入紅一方面軍。紅一方面軍下轄紅1軍團、紅15軍團,全軍共1萬餘人。

報中可以得到證明。參謀部在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中說:紅一方面軍第1軍團約8000人,第15軍團約6000人,直屬部隊7300餘人,地方部隊6000餘人,紅軍大學800人,在陝南的紅74師2000餘人。以上共3萬人。

綜上所述,紅一方面軍主力(陝甘支隊)長徵到達陝北時兵力約7000餘人。後紅15軍團編入紅一方面軍後,兵力為1萬餘人。1936年8月,在陝北的紅軍部隊發展到3萬餘人。

二、紅25軍長征期間兵力有哪些變化?到達陝北時保存了多少兵力?

1934年11月,紅25軍出髮長征時,撤銷師的建制,軍直轄3個步兵團(第223、第224、第225團)和手槍團,共2980人。

12月,紅25軍進入陝西南部,開始創建鄂豫陝革命根據地。至1935年5月,紅25軍主力發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擊師、抗捐軍發展到2000多人。

1935年7月,紅25軍從陝西灃峪口地區出發繼續長征時,全軍4000餘人。

9月,紅25軍長征勝利到達延川永坪鎮時,全軍共有3400餘人。

三、紅四方面軍長征期間兵力有哪些變化?長征勝利時保存了多少兵力?最後到達陝西時有多少兵力?

1934年5月初,紅四方面軍長征開始時,共5個軍(第4軍、第9軍、第30軍、第31軍、第33軍)、11個師(第10師、第11師、第25師、第27師、第88師、第89師、第90師、第91師、第93師、第98師、第99師)、33個團,再加上補充師、紅軍大學(原彭楊軍政幹校),婦女獨立1團、2團,炮兵團、特務團,共8萬餘人,加上隨行的黨政機關、醫院和工廠職工等,總計約10萬人。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9月,紅軍總部為左、右兩路軍。一方面軍的5軍(原紅5軍團)、32軍(原9軍團)編入左路軍,後隨四方面軍行動。

報中統計:紅四方面軍第4軍5700人,第5軍4600人,第9軍9000人,第30軍8000人,第31軍5000人,方面軍直屬隊5000人,第30、第31軍傷病員800人,總計是3.81萬人。

總直屬隊:紅軍大學1215人,黨校433人,總司令部57人,一局112人,一台38人,總衛生學校216人,供給處225人,通信營368人,各路司令部及地方機關約2000人,共計4664人。

彭德懷所說的「四方面軍據朱電雲有四萬人」,差距不大。

報說「人數兩萬兩千」。陳昌浩關於西路軍失敗報告說,西路軍過河人數約2.12萬人。紅四方面軍戰史說“共渡過兩萬一千八百餘人”。由此分析,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人數約2.2萬人左右。

報,該電報說,「四方面軍之第四、第三十一兩軍約一萬二千人」。

可見,紅四方面軍最後長征勝利到達陝西的人數約1.2萬人左右。

四、紅2、6軍團(紅二方面軍)長征期間兵力有哪些變化?長征勝利時保存了多少兵力?

1934年8月,紅6軍團奉命西征時,全軍團約9700餘人。西征途中,紅6軍團遭受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特別是在甘溪戰鬥中遭受了重大損失。1934年10月,紅6軍團在貴州印江縣木黃與紅3軍(紅2軍團)會師時,3300餘人。紅3軍(紅2軍團)同紅6軍團會師時,全軍約4400餘人。兩軍團合計約7700餘人。

紅2、6軍團行軍作戰中,雖有不少減員,但曾有很大補充。兩軍團從貴州黔西、大定、畢節退出時比從桑植出發時增加了3000餘人。到達盤縣時尚保持桑植出發時的數目。到達雲南中甸時,比桑植出發時約減少1000名,約1.6萬人。

1936年7月,紅2、6軍團同紅四方面軍會師時,其兵力數為1.43萬人。7月5日,根據中革軍委命令,紅2、6軍團和原屬紅一方面軍第32軍(紅9軍團)合編為紅二方面軍。關於兩軍會師時的兵力數,任弼時1936年11月在《紅二、六軍團從湘鄂邊到康東北長征經過》一文中回憶道:「現在兩軍團人員共計一萬四千,比桑植出發時少三千餘。」

報中說,據1936年9月1日統計:第2軍團7643人,第6軍團4059人,第32軍2677人,共計1.4379萬人。

報中說:「二方面軍約一萬人已與一方面軍回合與定邊、環縣地域。」紅二方面軍是各路紅軍長征中損失最小的。長征出發時1萬餘人,到將台堡會師時還是萬餘人。

1936年11月,毛澤東在陝西保安會見紅二、四方面軍部分領導同志時,高度讚揚紅二方面軍在長征中為中國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毛澤東說:「二、六軍團在烏蒙山打轉轉,不要說敵人,連我們也被你們轉昏了頭,硬是轉出來了嘛!出貴州,過烏江,我們付出了大代價,二、六軍團討了巧,就沒有吃虧。你們一萬人,走過來還是一萬人,沒有蝕本,是個了不起的奇蹟,是一個大經驗,要總結,要大家學」。

綜上所述,中央紅軍主力(陝甘支隊)到達陝北時約7000餘人;紅25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時兵力約3400餘人;紅四方面軍除去犧牲的西路軍2萬餘人,保存下來約1.2萬人;紅二方面軍長征勝利時人數為1.1萬餘人。總計,紅軍長征勝利最後保留下來的兵力3萬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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