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人」、P丑圖、不間斷“問候”雙親、扒黑料……無人知曉，此時此刻有多少人正在遭受網路霸凌暗流的衝擊。有數據顯示，我國有四成的未成年網民遭受過網路霸凌。依附而來的，是羞辱文化這一亞文化在網路世界的滋生泛濫。整治網路霸凌這種「社會群毆」式的病態現象，不僅需要受害者勇於反擊，更需要技術的支撐和法治的完善，以及全社會的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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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霸凌是一種全方位「精準打擊」
目前，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約為1.75億人，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93.1%，其中，有42.3%的未成年網民遭受過網路霸凌。2020年11月5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這天設為首個「反對校園暴力和欺凌包括網路欺凌國際日」。
天津市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主任付佳介紹，校園網路霸凌常見的方式是通過發信息、照片、視頻等貶低被霸凌者，讓受害者蒙羞後，再藉由社交網路進行更廣泛的傳播。
與傳統霸凌不同的是，網路霸凌憑藉機械化、號召性極強的特點，無休止全方位對當事人實施「精準打擊」，能快速擊潰未成年人心理防線，嚴重的甚至可以將當事人逼上絕路。實施網路霸凌的人，往往有一到數個“圈子”，通過一起觀摩影視作品尋找霸凌靈感，更有甚者，以設計霸凌情節、直播霸凌過程為樂。
在絕大多數的網路暴力事件中，受害者往往只能選擇沉默。無論是對個體而言巨大的、難以招架的聲浪，還是藏在手機屏幕後，那些不知來自何方的拳頭，出於對被「人肉」的恐懼、不願被反覆傷害等考慮，卸載社交軟體、等待風波過去成為很多人不得已的選擇。
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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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文化何以大行其道
在看似波瀾不驚的學校里，羞辱文化正依附於網路悄然滋長。羞辱文化是網路霸凌帶來的一種亞文化。一些黑暗隱晦的力量，經過互聯網被無限放大。施暴者就像是在虛擬世界中隨意扔石頭，沒有人知道是哪塊石頭最終砸死了受害者。
在我國，反網路霸凌的法律法規目前還不夠明晰。上海一名高三學生小林（化名）在遭受長達1年的網路霸凌後，選擇了報警，得到的答覆卻是：情節較輕且並未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沒有達到立案的標準，無法受理。律師也無奈相勸：可以起訴，但收集證據難度較大，且在無法明確欺凌主體的前提下不建議起訴。
尋求法律的介入，在很多人看來不但是小題大做，也很難得到實際意義上的解決，因為網暴源頭很難鎖定，「三無」小號沒了也可以再換。久而久之，網暴者可以輕輕鬆鬆肆無忌憚地橫掃一個又一個“戰場”，受害者的真實人生卻留下了難以磨滅的陰影。
網路空間的開放性帶來話語權力的提升，但這並不意味著能夠以「普通網友」的身份越過道德與規範去攻擊戕害陌生人。
可以看到，從當前我國政策法規中傳達的信息是，網路並非法外之地，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然而，網路上最近流行的「你的評論我喜歡，你的私信記得關」“把保護打在評論區”等評論，除了網友們對越來越嚴格的網路生態的調侃外，更多折射出的是對於網路暴力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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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群毆」應零容忍
霸凌不會因沉默而終止，學會反抗是自我保護的終極武器。前段時間，一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學生，在微博上吐槽了一名女星。隨後，該學生的姓名、院系、學校被女星粉絲一一曝光，粉絲還在學校的官微下方要求學校對該學生進行嚴肅處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則在官微上進行還擊，對此事作出了回應。這起事件以女星在微博上道歉結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保護學生的做法值得稱道。特別是在個人被群體情緒裹挾的時刻，理性的發聲能夠糾偏失控的行為，讓施暴者反思，讓受害者規避部分傷害。
打擊網路暴力，除了勇敢發聲外，更需要多方面共治共管。政府和網路平台應合力為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創造更加便利的條件，暢通平台舉報、申訴機制。在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情況下，應立即對網暴者處以警告、封號等限制。為避免換個「馬甲」捲土重來的情況，可在後台對屢禁仍犯者進行實名制記錄，必要時可限制其平台賬號的註冊。
網路霸凌行為傳播範圍廣，所引發的從眾、跟風、模仿、放大等特點明顯具有「社會群毆」效應。這不僅是對當事人的傷害，也毒化了社會道德風氣，是任何一個文明的法治社會所不能容忍的。因此，除了個人心理調節外，國家還應該建立積極的應對機制。
一是對違法的網路霸凌行為進行及時的司法干預。 這是最直接、最有效、最具震懾力的措施。二是網路平台應該承擔起應負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在社會面對此類危機事件的時候，公共媒體和網路平台理當有更多的擔當和作為。三是需要全社會進一步加強公民道德教育和網路法制教育。近期，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已經向社會公佈並公開徵求意見，期待法律鎧甲能夠在治理網路霸凌方面發揮里程碑的作用。
神州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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