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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少將披露:1932年宋子文曾聯合張學良反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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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少將披露:1932年宋子文曾聯合張學良反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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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少將披露:1932年宋子文曾聯合張學良反蔣

2021年02月08日 17:42

核心提示:是年冬,宋幾次秘密往返北平,與在北平的張學良密商,決計聯合反蔣。宋命令溫應星把駐隴海鐵路以東的幾萬名稅警總團部隊乘火車開赴北平,準備用「請蔣下野,以清君側」的名義反蔣。但行軍目標極大,引起在鄭州的河南省主席劉峙的注意。劉問溫應星此行奉誰命令?溫答奉宋之命。劉即用長途電話告知在保定忙於剿共的蔣介石,蔣獲電急令溫:“沒有軍事委員會命令,任何部隊不得私自調動。你部火速返原駐地待命。

莫雄 資料圖

1928年,張發奎為李濟深所反擊,退出廣州,投靠蔣介石。不久,又在湖北宜昌反蔣,旋即失敗,逃抵廣西,聯合李宗仁,出師東下,企圖奪取廣州。抵達廣州近郊白雲山附近時,張部有兩個師為蔣介石收買,陣前倒戈,李、張聯軍潰敗,逃返廣西。

我當時任張部新編薛岳第二師第三團團長。出發進攻廣州前,奉張命到廣東組織「別動軍」,張、李兵敗,我立即遣散別動軍,也回到廣西。

1930年底,我感到跟隨張發奎沒有什麼出路,便跑到上海,見到宋子文,當時宋是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給我以財政部視察的職務。蔣介石卻忙於屠殺革命人民,國民黨人大都拜倒蔣介石腳下,但也有人堅決反蔣的,如何香凝、鄧演達等。全國人民寄希望於共產黨。

我的財政部視察,是一個掛名領乾薪的官兒,終日閒蕩。恰好碰到舊部劉啞佛,他是安徽合肥人。1925年我任建國粵軍第十一師師長時,由同盟會會員金維復等給我介紹認識的。當時我見他頭腦新穎,思想進步,就任他做我師的政治部主任。但共事不到一個月,我師為蔣介石所繳械,便分開了。這次上海重逢,欣然道故,十分高興。從此他常到我寓所閑談,並介紹嚴希純(解放後任全國計量局局長)、項與年(真名梁明德,解放後任遼寧省監察廳副廳長)、華克之(解放後在國務院外交部任職)以及袁良鄒、何文風、莫鉞等同志與我往來。我感到他們都是朝氣蓬勃、革命精神充沛的人,我和他們相處,極感愉快。他們常把革命道理講給我聽,從言談中發覺他們有崇高的理想和淵博的學問,使我非常拜服。他們又把蘇聯革命的經過,詳細給我介紹,還把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和當前革命的形勢,講給我知道。我真是頓開茅塞,對他們更加愛重。互相之間,情感更篤。他們知道我在國民黨中資格老,社交廣。就請我設法保釋幾個被捕入獄的共產黨員。我也願為之奔走。便去找當時上海警察局長文鴻恩,文與我素有交情,在我請求和勸說下,便把幾個在獄的共產黨員釋放了。劉啞佛等很感激我。我當時非常傾慕共產黨,極想參加黨,請嚴希純作介紹人,嚴請示上級上海地下黨領導人李克農。李叫嚴轉知我說:「莫先生是孫中山先生忠實信徒,想參加共產黨,黨是歡迎的。組織上認為莫先生在國民黨中資格老,社交廣,為方便工作起見,以不參加黨為好。今後參加黨的機會很多,他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凡對黨有利的事,望莫先生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共產黨,能做到這樣,我們就十分滿意了。」我聽後,覺得很有道理,極為高興。表示就這樣辦。

上海抗戰

我在上海(1930-1934),還接觸到一幫「政學系」人物,首腦是楊永泰、張群,其中還有國民黨實力分子,如海軍司令李根源、陝西都督李震華、貴州省長吳鼎昌等。楊永泰是廣東茂名人,早與我認識。因我在1922年率第七獨立旅在他家鄉茂名高州等九個縣肅清盤踞在那裏的陳炯明三萬多殘部,又擊潰了有二萬之眾的黃明堂。我旅紀律嚴明,不傷老百姓,故楊很佩服我。楊在上海見到我時,曾拿出他的《削藩論》給我看。這篇《削藩論》是剽竊日本大臣伊藤博文獻給日本天皇的一部著作,楊將它改頭換面作為自己的著作。把當時各地方軍閥矛盾衝突的情況,研究分析後,提出外交上倒張作霖;政治上倒汪精衛;軍事上倒閻錫山、馮玉祥;經濟上倒張發奎、李宗仁;以蔣介石一統天下為張本的策略。這叫“四大綱要”,獻給蔣介石。蔣如獲至寶,立即委楊為侍從室秘書長,從此楊得到蔣的寵愛。楊為了炫耀自己,又表示對我的尊重,因而特意給我看這本《削藩論》。我看後假意表示十分讚賞。

1932年1月28日,上海抗戰開始了。全國同仇敵愾。

一天深夜,宋子文派他的親信陸文瀾、張海安用小汽車來接我。他們說宋要我去接張遠南稅警總團第三團團長職務。張遠南是宋子文妻舅,恃勢獲罪於陸文瀾、張海安,陸、張便向宋子文搬弄是非,說張遠南曾對守衛太陽廟的士兵說:「如果日本仔打來了,便從牆洞中逃走。」宋子文怕這話傳出去對自己不利,故惺惺作態,要撤張遠南職,並將我提升為該團團長,帶兵打仗,為他撈取政治資本。稅警總團第三團是實力雄厚的一個團,有四、五千人,其中有二千廣東兵,幹部都是張發奎第四軍舊部。我見到宋子文,宋把要我當該團團長的意思也說了。我說:“現在正在打仗,陣前撤軍官職,影響不好,且張團長又是你的至戚,馬上撤他的職,面子上也不好看。”我還表示可以在稅警總團做個參議,若第三團有戰事,可到那裏指揮,平時則在總團長黃賡身邊幫下忙。總團長黃賡當時亦在座,他平日對張遠南也很討厭,認為如果撤了張的職,不讓張吃點日本人的苦頭,是便宜了他。黃賡贊同我做他的參議,(其實心中另有盤算)宋子文同意了。我到徐家匯稅警總團駐地時,黃賡在總團參謀長以及八處處長們的座談會上介紹我和他們認識,說:“莫先生是孫總理的信徒,是第四軍名將,又是宋部長的老朋友,現部長派莫先生到我團部參與打日本仔,你們應該把他看作是我一樣,聽他的便是聽我的。”講完後,他又將機密文件和地圖等交給我,旋即收拾行李,作遠走狀。我很是驚異,即問黃賡:“這是幹什麼?”黃掏出幾張在美國大使館任職武官的美國“西點”大學同學名片(黃曾留學西點),說要去美領事館探望他們。說完便離去,我送他出門到花園小徑上,他扶著我的肩膀邊行邊說:“莫大哥!你這次來,真是太好機會了。”我詫異地問他:“這話怎麼說?”他說:“過兩天你就知道了。”說完神秘一笑。以後才體會到,黃怕和日本打仗,先溜開,我會代他當總團長。

「陣前俘虜國民黨將軍黃賡」,並將黃照片附在報上。宋子文得知此事,大發雷霆。通過各國外交團體,費了很多手腳,才把黃賡弄了出來。宋對他申斥一頓,後把他送進監獄。黃入獄後,宋子文把我提升為稅警總團長。我上任後,馬上通知上海正在抗戰中的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等。我又立即派稅警團第二團在廟行陣地抗擊日軍。兩星期後,在一次戰鬥中,該團利用裝滿泥沙的麻包作為掩體,向日軍進攻。日軍用重炮集中轟擊,不到兩個鐘頭,該團陣地全毀,死傷七百餘人。我便指揮士兵繼續作戰。當年放映一部記錄片《中華光榮史》,便有我騎馬指揮作戰的一些鏡頭。

不久,日軍在瀏河登陸,直插十九路軍後方,該軍總指揮蔣光鼐在掩蔽部召開緊急會議,宣佈全線轉移,我們稅警總團被指定駐在松江、青浦。當抗戰部隊撤下以後,蔣介石立即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協定」。蔣介石這種投降賣國的勾當,激起了全國人民無比的憤怒。

宋子文「反蔣」

報蔣介石,說明此處匪患情況與清剿意見,請求委我以剿匪之責,蔣接電後,正式委我為「淮徐地區剿匪總司令。」

報,請求我釋放幾個頭目。我雖與孫、杜有交情,但我還是把他們一律殺掉,複電孫、杜,謂接電過遲,已經把他們殺了。從此淮徐地區安靜,稅收由每年十幾萬元突增至八百萬元,我受到傳令嘉獎。海州百姓也非常歡喜,在海州為我立碑稱頌。

稅警總團從此名氣大了,宋子文這時已經有獨樹一幟與蔣爭衡取而代之的企圖。美國也想用宋子文代替蔣介石以達到奴役中國的目的,也就積極支持宋子文。宋乃大量擴充稅警團,使整個編製膨脹到三個師的兵力,全部美式裝備,有九個德國人組成的軍事顧問團。稅警總團下轄五個團。每團足五千人。排的編製為十八個班,每班配有輕機一挺,每排又有一個六炮班。總團直屬的還有高炮、山炮、特務、通訊、運輸、衛生等七個直屬營。每個團還有一個手槍連。宋子文按照美國意旨,準備打起「倒蔣抗日」旗號,由美國供應五百架飛機,各方面大事擴充。這時我奉宋子文之命在蘇北雲台山下修建60華里長的大型飛機場。不久,宋子文要我去歐洲考察軍事,稅警總團團長由過去做過總團長的溫應星接任。宋給我五千元大洋作治裝費,要我很快起程。但等了多日,沒有消息,護照也未交來。找宋詢問,宋裝作忘記,反勸我不要急,要我先與陳濟棠、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聯繫,以為將來反蔣之計。我知宋的用心,一則要我出洋,將稅警總團交回其心腹溫應星;二則利用我的關係與當時反蔣的雜牌部隊聯繫,作為外援。我答應為他效力。

是年冬,宋幾次秘密往返北平,與在北平的張學良密商,決計聯合反蔣。宋命令溫應星把駐隴海鐵路以東的幾萬名稅警總團部隊乘火車開赴北平,準備用「請蔣下野,以清君側」的名義反蔣。但行軍目標極大,引起在鄭州的河南省主席劉峙的注意。劉問溫應星此行奉誰命令?溫答奉宋之命。劉即用長途電話告知在保定忙於剿共的蔣介石,蔣獲電急令溫:“沒有軍事委員會命令,任何部隊不得私自調動。你部火速返原駐地待命。”蔣又對沿線部隊下令作好戰鬥準備。溫見勢不妙,只好將部隊退回海州。過了數日,蔣探知宋子文與張學良“聯合倒蔣”計劃。心中大怒,但也不敢深責宋、張。因宋掌握蔣的經濟命脈,又有美國後台;張學良又擁有幾十萬東北軍,各有力量。故蔣只得找來宋、張,拋售其“先安內,後攘外”的所謂理論,宋、張因事已敗露,無可如何。宋只得借口出洋考察經濟,張則借口到義大利考察軍事。宋子文委託我聯繫各方面的事,也沒有去做。一場反蔣計划行動,便煙消雲散了。

作者莫雄簡介:

莫雄,字志昂,廣東英德縣人。生於貧困的手工業者之家,僅上了3年私塾,便出外當徒工,在廣州石室聖心神學院當過伙夫。

光緒三十三年(1907)加入中國同盟會,宣統元年(1909)參加新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廣東於11月9日獨立,組成軍政府。軍政府組織廣東北伐軍,莫雄參加北伐軍,歷任排長、連長。民國元年(1912)5月,廣東北伐軍解散,莫雄返回廣東加入省防軍,駐防潮汕。龍濟光主政廣東後,結黨營私,扼殺革命力量。莫雄多次聯絡士兵,以圖暗殺龍濟光,發動兵變,均告失敗。1916年3月,率部響應駐潮陽濟軍團長莫擎宇發動的討龍兵變。

1917年7月,孫中山從上海南下廣東護法,組織護法軍政府,任中華民國政府大元帥,組織援閩粵軍,莫雄所在的省防軍歸援閩粵軍。1918年6月,援閩戰爭開始,莫雄先後參加了竹箭隘之戰、鋒市之戰,屢受嘉獎;駐閩期間,公正處理了駐地多年的宗教糾紛,深得當地父老好評。1920年8月,奉命回師廣州,後提升為粵軍第四獨立旅中校營長。

1921年6月,莫雄率部進入廣西討伐舊桂系,並參與孫中山桂林大本營的警衛工作。1922年6月,任梧州衛戍司令,得知陳炯明叛變,他積極聯絡駐桂的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接受孫中山的密令,組成西路軍,兵分兩路,出梧州東下討陳。他率部攻西江右岸,叛軍潰敗,陳炯明退據東江、潮梅一帶。1923年2月,莫擢升為粵軍第二師第二獨立旅少將旅長。旋即開赴高雷一帶,掃清南路叛軍殘部。不久,折回東江,清除陳逆余部。後因戰局不利,退回廣州。1925年初,參加第一次東征,任左翼前敵總指揮。6月,回師廣州平定楊希閔、劉震寰的反革命叛亂。8月,升任粵軍第四軍第十一師中將師長,駐防石龍。9月20日,蔣介石為奪取粵軍大權,令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將莫師就地繳械。莫雄出走澳門閑居。

1927年10月,莫雄投奔張發奎部任團長,駐守廣州。第二次粵桂戰爭時,曾回北江組織「別動隊」,配合張發奎反蔣。1930年7月,張發奎反蔣失敗,莫退職蟄居上海,後由宋子文介紹任財政部視察。在滬期間,通過舊部劉啞佛(中共黨員)介紹,先後結交了一批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在他們的啟發影響下,逐步靠攏共產黨,並與中共中央特科取得了聯繫,為共產黨收集情報,曾救過不少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

1934年10月,莫雄把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紅軍的絕密計劃交給項與年轉送中共中央。長征途中,毛主席談到這份重要情報時說“搞情報的同志是有功勞的”。他還幫助中共特科人員打入國民黨軍政要害部門,並掩護他們工作。在南昌,莫雄幫助項與年越獄脫險,並曾參與營救方誌敏。

1935年春,調任貴州畢節行政公署專員兼保安司令期間,與盧志英設計纏住駐地中央軍六十三師師長陳先中,使紅軍傷病員、游擊隊及時轉移。1936年2月,賀龍率領紅二、六軍團到達畢節,莫雄又率部有意避讓,使紅軍在三面受敵夾擊的危急情形下,不費一槍一彈進駐畢節,整休了半個多月。不久,畢節讓路一事泄露,蔣介石下令逮捕莫雄,將他關進南京軍法處監獄。中共黨組織當即派盧志英(此時已調回上海)、劉啞佛等進行營救。6月,楊永泰、張發奎、陳誠等人保釋莫雄出獄,後莫前往廣東策反陳濟棠部屬,協助解決「兩廣事變」。但在赴穗途中,陳濟棠已下野,策反一事作罷。遂於廣州閑居,一度與共產黨失去聯繫。

1938年8月,受吳鐵城之命到南雄當縣長。中共廣東省委指示雲廣英以八路軍駐穗辦事處主任身分找莫雄,希望他設法釋放囚於南雄獄中的紅軍、群眾數百人,其中數十名為中共重要幹部。他欣然答應,並予實行。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中共廣東省委及八路軍駐穗辦事處北撤韶關。省委統戰部長古大存受中共中央及廣東省委的指示,找莫雄商談合作抗日的事宜,莫雄當即表示同意,並誠懇挽留古大存在南雄共事。從此,莫雄又與中共取得了聯繫。莫雄充分信任古大存,全權委託他負責籌備第二十二游擊區司令部參謀處及組建武裝隊伍,結果參謀處全由中共黨員組成。莫雄還積極支持古大存以二十三游擊區的名義開辦中共游擊幹部訓練班,掛名當班主任,親自到班上授課,並負責辦班費用。

1939年春,莫雄調任韶關專員兼保安司令,雲廣英和他聯繫,他積極支持共產黨的工作。1940年2月,任「北三十二挺進縱隊」司令。上任前,要求古大存派人協助工作,古大存介紹北江特委與他聯繫。從1940~1945年,“北挺”先後接納了幾十名北江特委派來的中共黨員,經莫雄委任,擔任從副司令、大隊長到小隊長、諜報員等各種要職。在此期間,他還掩護、搭救過不少中共黨員,並按照共產黨的意見,擴充部隊,由中共掌握。在清遠、英德一帶,配合東江縱隊西北支隊,狠狠打擊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

抗日戰爭勝利後,莫雄任北江交通警備指揮所主任。1946年夏,任余漢謀部少將參議。同年10月,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1947年10月,上任英德縣長。1948年初,升任廣東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清剿司令。在此期間,莫雄冒著極大風險,將槍支彈藥等急需物資無償送給當地中共游擊隊,而對國民黨的「清剿」命令卻拖延不辦。結果,國民黨廣東當局指責莫雄“剿匪不力”,懷疑其“通匪”。是年7月,上調省府任顧問。1949年10月,薛岳懷疑莫雄是共產黨,將其列入暗殺名單。莫雄得悉後逃往香港。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後,葉劍英立即派人持親筆信到香港接回莫雄。11月,委任其為北江治安委員會主任。他為穩定大小北江的治安發揮了作用。

1951年2月,任廣東省參事室參事。1955年3月,任廣東省參事室副主任。1956年10月,受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之邀,到北京參加國慶典禮,並受到葉劍英、李克農接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莫雄身心均遭嚴重摧殘。直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才落實政策。1979年6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廣東省政協副主席。

莫雄任職參事室工作30多年,積極參政議政。他還努力撰寫文章,為台灣早日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作出貢獻。

1980年2月12日在廣州病逝。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本文摘自《李德生在動亂歲月》,

值班室內,還有作戰、偵察、情報、通信等值班參謀人員,聽到李德生的說明,得知黨中央派人來直接掌握空軍情況,都明白是出了大事,誰也不敢有絲毫疏漏,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履行自己的職責。「聯合艦隊」成員,有的聽說李德生來了,非常驚慌。王飛專門到辦公大樓來窺探,聽說李德生在作戰值班室,嚇得連忙躲回家去了。

很快,各個地面雷達網站的信息直接傳來,山海關機場的三叉戟飛機已經強行起飛。標圖板上,跟蹤記錄著三叉戟256號的航行軌跡。司令部的工作理應由參謀長負責,空軍參謀長梁璞對空軍指揮業務很熟悉,但是此時正在天安門廣場指揮國慶閱兵的預演。為了仔細準確地掌握一切情況,李德生要值班室立即通知梁璞迅速返回司令部。空軍政委王輝球接到通知,不一會兒也趕到作戰值班室。

在人民大會堂,周恩來交待李德生坐鎮空軍以後,派中央警衛團政治委員楊德中隨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到西郊機場掌握動向。西郊機場是中央和軍委的專機機場,必須嚴格控制。派紀登奎到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掌握情況。在林彪乘坐的256號飛機起飛後,經毛澤東批准,中央向全國發佈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

李德生在空軍作戰指揮室,始終注視著飛行標圖,只見256號飛機的標誌已經從山海關向北移動。

256號飛機過了承德……

256號飛機進入內蒙古……

256號飛機接近邊境……

李德生一邊聽著參謀人員的報告,看著標圖;一邊緊握專線電話,隨時將256號飛機的走向報告周恩來。周恩來準確弄清飛機不是向南,而是不斷地向北飛行,立即要與飛行調度員通話。

周恩來問:「用無線電呼叫256,他們能不能聽到?」

調度員回答:「能聽到。」

周恩來說:「我要對潘景寅講話,請給我接上。」

調度員說:「他們開著機器,但是不回答。」

周恩來說:「那就請你向256發出呼號,希望他們飛回來,不論在北京東郊機場或者是西郊機場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

調度員按照周恩來的指示,連呼三遍,得不到回答,只好如實報告總理:「他們不回答。」

李德生聽到256號三叉戟飛機不作任何回答,立即要空軍值班參謀向三十四師索要有關256的一切資料。很快得知256號飛機的機組人員情況、飛行油料儲量。李德生繼續注視飛行標圖板上的飛行軌跡,只見256號飛機先是向西飛行,仍然在我內蒙古自治區境內,到接近邊境時,突然轉頭向北飛去。

整個空軍作戰指揮室的人員,聽到調度員轉達的周恩來的話,氣氛更加緊張,大家同時密切注視著航行標圖。空軍參謀長梁璞也注視著圖板,此時他向李德生報告:「256的飛行異常,已經不是常規飛行了。」

李德生問:「有什麼特點?」

梁璞答道:「第一,它飛的不是國際航線;第二,方向改為向北飛行,很快就要飛出國境,進入蒙古;第三,飛行高度過低,看來是有意躲避地面雷達。」

李德生要求參謀人員立即將飛機儲油量換算出飛行距離。經在圖板上測定,飛機續航能力最遠飛不到烏蘭巴托。

李德生再次用專線電話向周恩來報告飛機的位置、高度、方向,以及對飛機續航能力的判斷,請示周恩來飛機一旦出境,應該如何處置。

周恩來在電話里告訴李德生:「已經請示過主席,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了。林彪還是我們黨的副主席呀,不要阻攔,讓他飛吧。」周恩來又說:“林彪是黨的副主席,把他打下來,怎麼向全國人民交待。”當時,中央並不掌握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

梁璞等人沒有聽到周恩來的講話,只是看得出飛機的乘客非比尋常,眼看著飛機即將出境,顯得十分焦急,他再次請示李德生怎麼辦。李德生只好告訴他和在場的人員:「這架飛機不能攔截,不能打,讓它飛。這是總理的指示。我們要始終掌握它的飛行動向,不能放鬆。要通過各種手段,偵察一切有關情報。」

在此期間,李德生接到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專人送來的電報,中央命令全國關閉所有機場,停飛所有飛機,實行全國禁空。此時,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中央軍委給各大軍區下達命令,立即派陸軍部隊進駐全國所有軍用和民用機場。周恩來電話通知李德生,要求李德生通知各地空軍配合陸軍行動。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掌握著全局的動向,指揮各地的應急部署,隨時向已經轉移到人民大會堂的毛澤東請示報告。

13日凌晨1時50分,256號三叉戟飛機飛出國境,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

話:「德生同志,我們已經按照總理的指示,部隊已經進駐了所有機場。聽說你在空軍坐鎮,你一定要好好地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

與此同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親自用保密電話,向各大軍區,各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通報「九一三」事件。為了保密,又為了便於對方聽明白,他按照不同對象,說“在廬山會議上第一個發言的那個人”,或者說“經常生病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方向去了。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備戰狀態。”同時通報了黨中央、毛主席採取的措施。講完以後,他問對方聽懂了沒有,直到對方表示“聽懂了”,他才放心。

13日上午,李德生請北京軍區陳先瑞政治委員和作戰部長來到空軍機關,親自向他們部署了部隊戰備工作。

報,說是有我國一架飛機,於13日凌晨2時30分,在蒙古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機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蒙古人民共和國對我國提出嚴正交涉,大使館不知怎麼回事,請示如何處理。256號三叉戟是1時50分出境的,到大使館報告中所說的墜毀時間共40分鐘,按時間、地點和攜帶油料計算,必是256號。周恩來接到電報後說:「摔死了,摔死了。」

為了進一步證實此事,周恩來給李德生打電話,讓空軍作戰值班室的人員再次計算飛行距離。李德生指示有關人員計算,得出的結果也是出境後,飛行不可能超過一個小時,情況完全一致。李德生報告周恩來,周恩來很高興,當即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聽了也高興地說,這是最理想的結果。周恩來指示外交部發電給我國駐蒙古使館,立即派人到現地調查。

這就是李德生坐鎮空軍,監視林彪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從起飛到消失,直至在蒙古墜毀的全部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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