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11月區議會改選之後，激進反對派利用區議會作為反政府的平台，即使《港區國安法》去年6月實施後，情況也沒有改善。
政壇高人話，《基本法》並無規定香港一定要設立區議會，可以研究取消區議會，改由地區的分區委員會代替; 或者將區議會改為委任制，以制止區議會的亂象。
取消或改組區議會一說，空穴來風，並非無因，從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2月22日在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辦的專題研討會上發表的「愛國者治港」的演辭，已看到中央對改選後的區議會極度不滿。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
夏寶龍在演辭中說，「反中亂港分子、『港獨』等激進分離勢力通過各類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特別是受『修例風波』影響，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一些『黑暴』、『攬炒』、『港獨』分子進入區議會，把本應為社區和基層服務的公共機構變成了高度政治化的鬥爭場所，搞得烏煙瘴氣。」
夏寶龍說，「他們利用區議會這個平台，散播『港獨』主張，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的不滿情緒。他們利用這個平台肆意阻撓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不惜讓全香港社會付出沉重代價。有的新當選區議員公然在辦事處張貼『藍絲與狗不得入內』標語，有的涉嫌協助反中亂港分子偷渡被捕。」
夏寶龍說，我注意到，『修例風波』和區議會選舉後，香港社會各界都在反思。我們也在反思。香港內外敵對勢力為什麼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興風作浪，甚至在某些政權機關、某些領域坐大成勢？這其中既有複雜的歷史原因，也有深刻的社會根源，還有國際大環境的影響。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全面落實。
由夏寶龍講話可見，他對區議會的問題知之甚詳，連區議員貼「藍絲與狗不得入內」的標語也十分清楚。所以若中央要對區議會動手術，就絕不奇怪了。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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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