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之前的五任總書記(組圖)

總書記一職，在中共早期歷史上也是黨內的最高領導職務。在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成為的公認的領袖之前，中共歷史上有過五位總書記。由於受時代所限和各自不同的處世風格，這五位總書記在黨史上演繹了各不相同的人生篇章。

 

教授、「旗手」陳獨秀

陳獨秀，原名陳乾生，字仲甫。1879年生於安徽懷寧。

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一年後改為《新青年》），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7年初，他應北大校長蔡元培的邀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併兼任北大文科學長，成為引導新思想潮流的領頭人之一。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了《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陳獨秀大力鼓動，被師生視為「旗手」和“總司令”。1920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進行建黨活動。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為中國共產黨初期的發展壯大和工人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陳放棄了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使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1927年，在八七會議上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

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並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組織托派組織。1929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

1932年，陳獨秀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抗戰開始，陳獨秀出獄後曾一度想去延安，毛澤東表示歡迎。但是黨畢竟要講政治原則，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了恢復黨籍的兩項條件，即承認當年分裂黨和組織托派的錯誤，並擁護黨的路線。陳獨秀則帶著傲氣回答：「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承認錯誤，則礙難從命。」隨後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撓，陳獨秀最終還是未能回黨。1938年，陳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

晚年的陳獨秀蟄居四川，在貧病交迫中鑽研文字學，撰寫《小學識字教本》。1942年5月，陳獨秀於四川江津病逝。

 

「書生領袖」瞿秋白

瞿秋白，原名瞿霜，1899年1月29日出生於江蘇常州一個官宦之家。1916年，瞿秋白離開常州，先是進了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後又於1917年在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1919年，翟秋白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並在北京《晨報》上發表文章，用簡潔的語言提出了政府、國民、學生各自應當速辦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條。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別送行的親朋好友，登上了火車，經過3個月的艱辛，於1921年1月25日到達莫斯科。瞿秋白在那裏度過了整整兩個年頭。他以《晨報》記者身份訪問各地，寫了大量通訊，向國內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真實情況。他寫的大量文章真實和全面地反映了蘇俄當時的狀況，熱情地歌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他用大量不可辯駁的事實表明俄國正在發生深刻的偉大變革，在當時的中國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讓中國讀者見到了人類的曙光，從而激勵無數有志之士嚮往俄國，信仰馬克思主義。其間，他於192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後，中共中央於8月7日召開緊急會議，會後，瞿秋白任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然而，這期他卻犯了嚴重的「左」傾盲動錯誤，不顧革命形勢的低潮局面，要求各地紅軍和工人進行起義和罷工，使革命力量遭受進一步的損失。此後，他為恢復黨的戰鬥力，開創革命新時期而建立了巨大功勛。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瞿秋白當選為執委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並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0年從蘇聯回國，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黨內的「左」傾冒險錯誤。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擊，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此後在上海同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為中國革命文化事業作了大量奠基性工作。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首府瑞金，擔任中央教育委員，並擔任紅色中華報社社長兼主編。他還創辦了國立蘇維埃大學，並擔任校長。他還創辦了蘇區工農劇社與高爾基戲劇學院，並大力開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掃盲運動，為根據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

1935年2月14日，瞿秋白一行從瑞金九堡附近啟程前往福建，準備轉道廣東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他們到達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瞿秋白不幸被捕。6月18日，國民黨宣佈槍決令，他視死如歸，說：「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走向刑場，慷慨就義，年僅36歲。

 

工人總書記向忠發

向忠發，又名仲發，化名楊特生，湖北漢川人，1880年生於上海，出身貧寒。自幼隨父駕船謀生，在漢水、長江流域漂泊。14歲時到漢陽兵工廠當學徒，16歲轉入漢陽造幣廠當學徒。以後幾經波折，在當時國內規模較大的漢冶萍公司屬下的輪船上做事，因其識字較多、活動能力較強和熱心助人而被吸收參加當時的漢冶萍工會工作。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著當時北伐戰爭的順利開展，兩湖地區的工農運動不斷高漲。向忠發作為當時漢口共產黨和工會系統的負責人，成功地領導了漢口此起彼伏的罷工鬥爭，並成立了湖北省總工會，把武漢地區的工人運動迅速統一起來，支援了北伐軍的戰爭。向忠發領導的湖北總工會一度成為武漢地區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中共五大上，向忠發入選中共中央。由於黨內高層領導人多數對向忠發並不熟悉，所以進入中央後很長一段時間，向忠發在黨內的實際地位仍然是很低的。1927年10月初，共產國際要求中共中央組織一個工農代表團秘密前往蘇聯參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慶祝活動。這時，由於各地暴動剛剛失敗，一時難有合適的中央一級人選抽調。因此，共產國際通知向忠發為此進行必要的準備。11月初，代表團達到莫斯科。向忠發代表中國共產黨就中國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狀況做了多場報告和演講，極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留下了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地位。1928年6月17日，在共產國際審定的會議日程安排上，向忠發被指定為大會開幕式和閉幕式的主持人。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委員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推舉向忠發擔任會議主席。

緊接著，向忠發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

回國後，他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並做了幾項頗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決了順直黨盲動主義問題，接著指示秘書起草和發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闡述了自已的施政綱領。但與此同時，向忠發卻錯誤地支持「立三路線」，贊同李立三“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計劃。雖經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多次爭取，向忠發卻仍舊頑固地堅持自已的意見，迫使共產國際下決心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貫徹有關指示。

11月中旬以後，情況全然改變了。由於王明等留蘇學生預先得到俄國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開始公開反對李立三，要求撤銷他們因批評李立三的主張而受到的處分，這種情況使向忠發極為尷尬。這之後，向忠發被迫開始承認自已負有主要責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給王明後，消極起來。每次開會，他只是點頭稱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顧及總書記形象，用黨的經費住洋房，養小老婆，雙棲雙宿，徹底墮落了。

暫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於邀功的國民黨上海當局還是於23日晚將他槍決了，這前後只有兩天時間。向忠發也終於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代價，成為黨史上最受唾棄的人物之一。

 

「博古」秦邦憲

秦邦憲，江蘇無錫人。1907年6月出生於浙江杭州。他9歲喪父，家境貧寒，免費入秦氏公學讀書，後進無錫第三師範附小就讀。他性格沉靜，喜讀古文，故自取別名博古。

1925年秋，秦邦憲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5月回國。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秦邦憲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31年4月至10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

1931年9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後，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擔任常委，博古負總責。1933年1月，博古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出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5月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4年1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在這期間，他積極支持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政策。

1933年10月，蔣介石政府集結了100萬軍隊，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圍剿」。而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卻不顧客觀形勢的變化，先是採取“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堡壘戰術，在遭遇挫折後，又採取“分兵把守，節節抵禦”的消極抵抗政策，導致了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巨大損失。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而以博古為首的中央既沒有下達明確的行動指令，又採取“逃跑”式的搬家政策，導致撤離行動的遲緩。最後，紅軍突破國民黨的四道封鎖線後，8萬多人只剩下3萬多人，損失了一大半，引起了紅軍上下極大的不滿。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糾正了博古、李德的「左」傾錯誤，由張聞天代替秦邦憲的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秦邦憲與周恩來等人趕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變順利和平解決。1937年1月，秦邦憲被任命為新華通訊社社長，1941年3月，秦邦憲任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社社長，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聞隊伍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秦邦憲等人到達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擔任憲草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王若飛、秦邦憲等於4月8日乘美國運輸機回延安向中央彙報請示。飛機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機包括葉挺將軍等17人全部遇難，史稱「四八烈士」。

 

「開明君主」張聞天

1900年8月30日，張聞天出生於上海浦東的一個小村莊北張家宅。其名為長輩所取《詩經?小雅?鶴》中詩句「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之意。這飽含深意的名字寄予了長輩的希望：要改變中國這種貧窮、屈辱的局面。

1912年8月1日，張聞天離家來到南匯縣城，進入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接受了當時最新的教育。從1920年起，張聞天三次出國留學，為他以後的革命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礎。1924年回國，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張聞天又來到專門為國共培育政治骨幹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從此開始了他留學莫斯科的生涯。

1931年，張聞天從莫斯科秘密回國。由於受到共產國際的重用而被迅速推上了中央的領導崗位，先後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20世紀3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盛行一時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傾向，以及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使得身在其中的張聞天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傾錯誤。

在長征中，張聞天堅決支持毛澤東的軍事主張，在黨和紅軍的危急關頭挺身出來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徹底掘棄「左」的路線。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被推舉為黨的總書記。

抗戰勝利後，張聞天到東北做地方工作，先後擔任中共合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部長等職。1950年以後，張聞天轉到外交戰線，先後擔任駐蘇大使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參加了當時我國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動，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顯著的成績。1976年7月1日，張聞天病逝於江蘇無錫。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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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 資料圖

核心提示：張春橋不僅有宣傳極左路線的文章之長，而且還有貫徹極左路線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澤東對張春橋在「文革」中的作為是欣賞的，曾有「能力強」的稱讚。在「九大」後，毛澤東一度想培養張春橋為接班人，並由此引起了林彪一夥對毛澤東要更換接班人的疑懼。

本文摘自《學習時報》6月9日

了「文革」顯貴張春橋於4月21日亡故的死耗。張春橋死了。但此日終結的只不過是一具生物軀體，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已經終結了。1981年1月，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張春橋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這是以人民和法律的名義，對他一生的蓋棺論定。

「文化大革命」前，張春橋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人物，資歷、人望俱不足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青雲直上，一下子躋入了中國政治最高層，成為「中央文革」副組長、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壇上，張春橋高居「中央首長」之位，翻雲覆雨，興風作浪，是「文革」極左派的扛鼎人物。上至建國元勛，下至各方大員，都是任意損貶，可謂神氣活現。

在「文革」十年中，張春橋是一個全須全尾活動其中的重要角色。「文革」派人物，在「文革」前期是以「中央文革小組」為代表，在「文革」後期蓋以 「四人幫」統稱。經過造反奪權和「全面內戰」的政治淘汰，「中央文革」的「首長」僅剩三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十大」後，王洪文以工人造反派領袖身份一躍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幫」。

對其四人，郭沫若曾在一首詞中逐一做了點評。政治流氓冠王洪文，文痞冠姚文元，狗頭軍師冠張春橋，精生白骨冠江青。世人皆稱貼切。但細分開來，四人的分量還有所不同。王洪文雖貴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本質上仍是「文革」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政治水平低下，擔當不起大局面。姚文元是文壇上的政治棍子，所長是在推行左傾路線的輿論宣傳方面，並無實際的政治幹才。江青是「文革」派的領軍人物，然胸無點墨，口無遮攔，慣於鬧事撒潑，招搖惑眾，所倚仗者無非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當屬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類。張春橋不苟言笑，卻比其他三人政治經驗豐富。他不僅在耍筆杆子上出手很快，「理論水平」還要勝姚文元一籌，而且心計細密，權謀深遠，還頗有些搞「左」的膽氣。是「文革」發動的點炮者，「全面奪權」的首創者，又是竭力堅持 「文革」路線，反對周恩來、鄧小平糾「左」整頓的前台人物。

張春橋在政治上的騰達，是中國政治「左」傾路線惡性發展的一個寫照。張春橋在揣摩“上意”上堪稱“能臣”，對毛澤東晚期思想的認識頗具心得。在1958年大躍進中，張春橋寫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切中了毛澤東急於“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心思。毛澤東親自為該文寫了編者按，交付《人民日報》發表。

在毛澤東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江青跑到上海，在張春橋的協助下，由姚文元執筆寫了《評新編歷史劇》一文，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張春橋也因此為領袖看中，參與制定了《紀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條》等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邁出了他從上海進入中央高層的關鍵一步。

1966年11月，張春橋處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眾卧軌攔截火車的「安亭事件」。此時，他不過是「中央文革」僅奉末座的副組長，卻膽敢置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見於不顧，擅自按造反派意願簽訂了協議。張春橋此舉，有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但毛澤東事後肯定了張春橋的處理，說可以先斬後奏。這無疑更加重了張春橋的政治分量。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策動了對黨政部門的奪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響了全國奪權運動的第一炮。上海奪權符合毛澤東“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意圖，他高度評價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此後，在全國範圍掀起了全面奪權的惡浪，張春橋則居“奪權”的首功。張春橋在這些事件中的作為，契合了毛澤東的意圖，對「文革」運動的升級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的政治角色也由此發生了從謀臣到政客的轉變。

在對毛澤東晚年思想進行理論化歸納時，張春橋更受到重用。在「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上，毛澤東對老秘書陳伯達的稿子不屑一顧，採用了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強調階級鬥爭為綱的稿子。張、姚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正式確認了代表毛澤東晚期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對其內容做了權威性的概括，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十大」等重要文件，也是張春橋、姚文元擔綱的。

在「文革」後期，毛澤東為維護「文革」路線，提出“學理論”問題，點名要張春橋寫反“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這是認為他能準確地表達毛澤東晚期思想的內容。張春橋據此寫出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是「文革」後期「左」傾理論的兩大代表作，在社會上遺毒深廣。

張春橋不僅有宣傳極左路線的文章之長，而且還有貫徹極左路線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澤東對張春橋在「文革」中的作為是欣賞的，曾有「能力強」的稱讚。在「九大」後，毛澤東一度想培養張春橋為接班人，並由此引起了林彪一夥對毛澤東要更換接班人的疑懼。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一夥發起了一場對張春橋等人的攻擊。毛澤東認為，這是要否定「文革」路線，予以迎頭痛擊。在林彪事件後的批林糾「左」問題上，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發生分歧，毛澤東又支持了江青、張春橋批林彪“極右”實質的意見。即使在毛澤東批評「四人幫」時，也是肯定他們反林彪有功，批林批孔離不開他們。甚至對黨內一些老人告狀張春橋歷史上是“叛徒”，毛澤東也是置之不理。他一直用張春橋等人作為抑制反「文革」力量的政治砝碼。但歷史畢竟不是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

現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已經成為了過去，作為「文化大革命」同生共息的張春橋之流已被“徹底否定”，但產生他們的社會土壤是否徹底清理乾淨了？對張春橋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符號的文化清理還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