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決定完善香港政制，有人說是民主的倒退，更有人搬出1990年港澳辦主任姬鵬飛頒布《基本法》時的說明，說香港回歸之後，將按循序漸進方式發展普選，而現在的新政制，普選成分減少，指阿爺違背了承諾。
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用辯論式探討，亦可以用學理式研究。從辯論的角度，2014年中央接受了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建議按《基本法》第45條，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普選行政長官，並於2017年實行。這是香港最靠近普選的時刻，但當時的反對派不但不接受這個方案，還發動大規模的佔領運動推翻方案，堅持要用他們建議的公民提名的方式來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但《基本法》根本沒有「公民提名」這個方式。
從辯論的角度而言，阿爺已充份滿足了對香港發展普選的承諾，已經仁至義盡。
換一個角度，可以認真研究香港過去發展民主的問題。香港回歸24年，政制快速開放，究竟香港的民主又發展成怎樣呢？
現時很多人講普選，好像將普選當成圖騰一樣，政制越多普選成份，就越民主，真的嗎？
我們可以從西方民主政制發展的歷史，總結這種制度可以達成什麼功能，再看香港發展普選，有沒有達到這些功能。這是最傳統的結構功能主義分析方法。第一、政治參與，利益均沾。西方民主政制在英國和法國衍生，無論英國1689年通過《權利法案》，確定國王的權力受到議會牽制，抑或1789年法國大革命4年後，把法皇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都是一個挑戰皇權的過程，由貴族到新興資本家，透過議會分享政治權力，分沾利益。
但看香港回歸後發展民主的型態，政治參與的確擴大了，但社會上的利益卻向資本家再傾斜，特別在房屋方面反映出來，樓價租金飆升，不受約束。香港回歸前屬專制的政體，全由英國統治者話事，資本家反而未敢放肆。到回歸之後開始實踐民主，阿爺不去干預，資本家就大量滲入政府的決策過程。香港擴展了政治參與，但政制的利益均沾的功能不單沒有前進，還在後退。
第二、分享權力、穩定政局。為什麼傳統的皇帝願意把權力放出來，與貴族和新興資本家分享呢？主要是他們希望透過分享權力，從而獲取政治穩定，英國就是一個成功例子，成功通過不流血革命，把君主立憲制正式確立下來，到今天英女王還在台上。
但香港擴大了政治參與，不但沒有帶來政治穩定，還不斷出現動蕩。2014年是重要的分水嶺，當年的「佔中」，群眾式政治突破了法律界線，演變成「犯法合理」。到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發展到大範圍的街頭暴力，演化出一場要推翻特區以至中央政府的政變。選舉和政改誘發的暴亂，一次比一次大。發展民主不單不可以因為分享權力而帶來穩定，更吸引了陰謀家入場(部份有外地背景)，企圖用街頭暴動，令香港變天，逼阿爺讓他們「共治」(真的有反對派政客和理論家曾經提出口了)。
制度陷入崩潰邊沿，民主早已變質。他們並不是透過選舉上台，而是透過街頭暴動，摧毁特區的管治意志。說「輸打贏要」，莫此為甚。做初一者，那能批評人家做十五呢？
第三、保障自由法治。民主只是西方民主政體的其中一種價值，自由和法治是另外兩大支柱，透過民主制擴大參與，可以約束專制政府的權力，持守法治，保障一般人的自由。
但香港發展的民主制，卻出現一種暴力無政府式傾向。「私了」、「裝修」、放火燒人，法治蕩然無存。和反對派政見不同者的市民，人身自由完全無法保障，這是暴民政治不是民主政治。我們的「民主制度」，為何不可以阻止這些事情發生？
在議會之內，選一個內會主席，居然選了大半年也選不出，主持會議的郭榮鏗來自法律界，法律界功能組別的選民對他有什麼約束呢？他也來自公民黨，支持公民黨的選民有阻止他嗎？或許他的支持者，就是喜歡以濫用制度的方式去爭取其政治目標，這顯然不是民主，而是民粹式的暴政。
未來政制普選的成份的確會減少，可以說普選倒退了。新制度若有利益均沾、穩定政局、保障自由法治的民主制度應有的功能，那麼民主就是進步，而不是退步了。
盧永雄
新加坡《聯合早報》日前爆料，指「民陣」並無合法社團註冊，正被特區政府調查，又指民陣或因違反《港區國安法》而被取締。參與民陣的團體雞飛狗走，公民黨、民協、教協等紛紛離場，當然也有組織堅持下去。
睇睇民陣的前世今生，也是香港回歸24年這一場失敗的民主運動，一個活生生的寫照。
民陣全名「民間人權陣線」，在2002年9月成立，主要針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當時政府提出23條立法的法律草案，諮詢公眾，泛民政黨多番提議修改，政府大量吸納了意見，大幅修改立法內容，泛民政黨私底下收貨。但民陣這個更草根、更激進的組織不收貨，在2003年發動7.1遊行。事前泛民大佬不太看好，並不積極參與組織遊行。但這一年正值沙士疫症，加上公務員減薪，火乘風勢，怨氣冒升，最後有大量市民參與遊行。民陣指有50萬人上街（而警方公布數字也有35萬人），結果當時的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倒戈，23條立法夭折。
即使從反對派的角度回顧，當日民陣發起的遊行，成功推翻被稱為「無牙老虎」的23條立法，但反對運動越演越激，完全過界，最後換來《港區國安法》，也是一個賠本生意。
香港的民主運動，充斥著這種「水鬼升城隍」的故事。表面看水鬼很成功，人人爭著做，最後就爆煲了。
但從政也需專業，失了了專業性，胡亂來，最後難逃一敗塗地的命運，不要被其一度成功假象所蒙蔽。民陣有三大罪，令其萬刧不復。
第一， 講大話。民陣2003年發動第一次遊行，號稱有50萬，那一年雖不中亦不遠矣，起碼真有30萬以市民出遊行。但到第二年即2004年，民陣號稱有53萬人參與，比2003年更多，那時民陣其實已經開始講大話。當時學者估計2004年遊行人數比2003年少，實際上不夠20萬。我當時已發文批評，以趙高的「指鹿為馬」為例，說搞民主不能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就硬作遊行人數。我信學者實地點測的遊行人數，通常是民陣報稱數字的一半以下。但民陣造假已成習慣，以後年年如是。
一個政治團體公然講大話，大部人都怕了它，不敢指正它，就是它失敗的開始了。
第二， 不註冊。民陣由此至終都沒有註冊。它作為社團，按《社團條例》規定，任何香港社團或其分支機構須在成立後一個月內，要以指明的表格向社團事務主任申請註冊，或申請豁免註冊。民陣成立18年，一直沒有申請註冊，也沒有申請豁免。這種態度，可以稱為「求求其其」。
聞說民陣每次向警方申請遊行的「不反對通知書」，只是以負責人的個人名義申請，而不是以組織的名義申請。民陣未曾註冊也無法開戶口，就借用屬下團體的戶口去做收支工作。民陣就此不合法地存在了18年多，也沒有想過有後果。
按《社團條例》非法社團負責人最高可被監禁3個月。而民陣亦可能按條例第8條（1）（a）被取締。
過去反對派相當惡，政府也不敢踫他們，民陣也是這樣，胡亂來，越搞膽子就越大，越過份了。
第三， 由非法到暴力到顛覆。民陣過去也是一年春秋二祭，搞搞遊行，逐漸陷入激進反對派所講的「行禮如儀」的狀態。激進派搶繮出位，倒逼民陣也越搞越過。近年民陣有兩件事完全過界：
1. 2019年的7.1遊行。當日事先聲明有包圍立法會事件，到下午近6時，遊行隊伍去到金鐘，就有民陣揸咪人士，叫遊行群眾去立法會。此舉偏離遊行路線，將合法遊行變非法集結，壯大了包圍立法會的人數，最後發生闖入立法會事件。如果香港警察採取美國國會山警察的死守做法而不是撤退，就可能發生美國那樣在鏡頭前擊斃示威者的事件。
2. 2020年的7.1遊行。當時《港區國安法》已經生效，民陣申請集會不被批准，照樣上街。當天發生電單車手揸旗撞警察等多宗違反《港區國安法》兼襲警的事件。民陣最起碼是涉嫌協助及教唆他人違反《港區國安法》。
民陣由搞非法集會，到縱容暴力，即使按原來的本地法律，已涉嫌顛覆了，並不是表達意見咁簡單。
香港的民主運動已到了無稽化的境界，求求其其，無視法律，喜歡做什麼便做什麼，是一種完全沒有想過後果的巨嬰心態。
當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曾警告，反對派搞初選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但反對派當時就當他唱歌，如今47人被告上法庭，又出現喊苦喊忽的賣慘場面。
今日明知民陣是非法組織而不退場，他朝難保又有大量人被告上法庭。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醒醒吧，不要明年又來賣慘了。搞民主運動，可否專業一點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