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想講一個很敏感的課題：如何控制普選。過去的40年，擴大普選成為一個政治正確的話題，極少人願意講快速擴大普選的流弊，更遑論說要控制普選了。
看香港發展普選，令人詫異地發現，尋求普選的政改過程和擴大普選的結果，恰恰是香港近年連場動亂的主要根源。
香港的議員，待遇相當優厚，立法會議員月薪10萬元，還可帶挈一班「自己友」做助理，可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即使是當一個小小的區議員，月薪也有3萬元。以游惠禎為例，估計原來月薪1萬多元，透過一場佔中運動出了位，一度成為月薪10萬的立法會議員，議員位置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每次香港討論政改，就會惹來大爭議，甚至大動亂。2010年時任特首的曾蔭權，再次提出政改，他與泛民關係極好，成功拉攏民主黨入中聯辦和阿爺講數，最後達成政改方案，出現劉慧卿「卿姐」入中聯辦的經典一幕。傳統泛民當時很高興，認為既增取到更多普選議席，亦為民主黨攞到彩，但結果事與願違。這一輪的政改最突出的地方是增加了5個直選議席和五5個超級區議會所謂新功能別議席，將超級大選區的超區選舉當作功能組別，其實是偷換概念。最後2012年選舉的結果，依然反映了香港民意支持建制派和支持反對派的4、6之比，建制拿了2席，泛民拿了3席。
由於反對派沒有全取5個議席，亦由於激進派發現在大範圍的選舉中他們沒有「著數」，就全力發動各種輿論機器，對傳統泛民大肆攻擊，將他們與阿爺講掂數，講成是出賣民主。在選舉論壇上，激進泛民並不攻擊建制派，反而全力進攻傳統泛民。
2年後我與幾個泛民朋友聊天，問起他們為什麼參與2014年的非法佔中。他們說當年與阿爺妥協，達成了政改，但他們反而覺得非常蝕底，在選舉上被圍毆，在黨內亦被少壯派狙擊。因此，他們要完全放棄以和平方式，爭取擴大普選，選擇與激進派一樣走上街頭抗爭，只有這樣，將來才可以保住他們的議席。擴大普選的結果，令政治進一步激進化。
講完香港，也可以講講日本百多年前的類似故事，發展普選，亦急促激進化。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發展出君主立憲制度。1889年，日本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成立議會，貴族院由天皇委任，眾議院由選舉產生。開始時貴族院和政府由藩閥把持，但眾議院議員逐漸成為活躍的政治勢力。與此同時，右派、軍人和大陸浪人的激進聲音冒起。當時，日本已經插手中國，在中國東北駐軍。日部軍部和右翼分子要求全面進軍中國，大陸浪人聲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要求全面出兵中國。在新興國家，極端言論很容易會引來民眾的支持，最後演變成「阿部守太郎暗殺事件」。
阿部守太郎是當時日本外務省有名的中國通，出任外務省政務局長。在對外關係上主張依靠和平方法，以貿易為重心，蠶食中國。面對各種國內各種勢力要求全面侵華，他一力反對。
1913年9月5日，阿部守太郎在新橋車站迎接離任回國的日本駐華公使，回到寓所附近的時候，被21歲的宮本千代吉和18歲的岡田滿兩名右派暴徒襲擊斃命。倫敦《泰晤士報》9月9日的社論說，這事件顯示日本自制力日漸衰退，民眾的情感較明治時代更難抑制。
阿部守太郎之死，令到軍國主義者高歌猛進，日本之後幾十年的政治全面激進化，最終變成全面侵華，並觸發了二次大戰。日本大正時代，是普選政治蓬勃發展的時代，最後如火山暴發，令日本走上不歸路。
普選就如一隻猛獸，不是那麼容易駕馭。如發展普選不斷觸發暴亂的話，最後只能把猛獸拉回籠，希望令民主制度重回正軌。
若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能夠重拾正軌，或許在長遠的未來，經提名委員會提名之下，香港仍有普選特首的機會。但前提是香港先要有一個不會帶來動亂的民主政制。
盧永雄
全國人大決定完善香港政制，有人說是民主的倒退，更有人搬出1990年港澳辦主任姬鵬飛頒布《基本法》時的說明，說香港回歸之後，將按循序漸進方式發展普選，而現在的新政制，普選成分減少，指阿爺違背了承諾。
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用辯論式探討，亦可以用學理式研究。從辯論的角度，2014年中央接受了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建議按《基本法》第45條，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普選行政長官，並於2017年實行。這是香港最靠近普選的時刻，但當時的反對派不但不接受這個方案，還發動大規模的佔領運動推翻方案，堅持要用他們建議的公民提名的方式來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但《基本法》根本沒有「公民提名」這個方式。
從辯論的角度而言，阿爺已充份滿足了對香港發展普選的承諾，已經仁至義盡。
換一個角度，可以認真研究香港過去發展民主的問題。香港回歸24年，政制快速開放，究竟香港的民主又發展成怎樣呢？
現時很多人講普選，好像將普選當成圖騰一樣，政制越多普選成份，就越民主，真的嗎？
我們可以從西方民主政制發展的歷史，總結這種制度可以達成什麼功能，再看香港發展普選，有沒有達到這些功能。這是最傳統的結構功能主義分析方法。第一、政治參與，利益均沾。西方民主政制在英國和法國衍生，無論英國1689年通過《權利法案》，確定國王的權力受到議會牽制，抑或1789年法國大革命4年後，把法皇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都是一個挑戰皇權的過程，由貴族到新興資本家，透過議會分享政治權力，分沾利益。
但看香港回歸後發展民主的型態，政治參與的確擴大了，但社會上的利益卻向資本家再傾斜，特別在房屋方面反映出來，樓價租金飆升，不受約束。香港回歸前屬專制的政體，全由英國統治者話事，資本家反而未敢放肆。到回歸之後開始實踐民主，阿爺不去干預，資本家就大量滲入政府的決策過程。香港擴展了政治參與，但政制的利益均沾的功能不單沒有前進，還在後退。
第二、分享權力、穩定政局。為什麼傳統的皇帝願意把權力放出來，與貴族和新興資本家分享呢？主要是他們希望透過分享權力，從而獲取政治穩定，英國就是一個成功例子，成功通過不流血革命，把君主立憲制正式確立下來，到今天英女王還在台上。
但香港擴大了政治參與，不但沒有帶來政治穩定，還不斷出現動蕩。2014年是重要的分水嶺，當年的「佔中」，群眾式政治突破了法律界線，演變成「犯法合理」。到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發展到大範圍的街頭暴力，演化出一場要推翻特區以至中央政府的政變。選舉和政改誘發的暴亂，一次比一次大。發展民主不單不可以因為分享權力而帶來穩定，更吸引了陰謀家入場(部份有外地背景)，企圖用街頭暴動，令香港變天，逼阿爺讓他們「共治」(真的有反對派政客和理論家曾經提出口了)。
制度陷入崩潰邊沿，民主早已變質。他們並不是透過選舉上台，而是透過街頭暴動，摧毁特區的管治意志。說「輸打贏要」，莫此為甚。做初一者，那能批評人家做十五呢？
第三、保障自由法治。民主只是西方民主政體的其中一種價值，自由和法治是另外兩大支柱，透過民主制擴大參與，可以約束專制政府的權力，持守法治，保障一般人的自由。
但香港發展的民主制，卻出現一種暴力無政府式傾向。「私了」、「裝修」、放火燒人，法治蕩然無存。和反對派政見不同者的市民，人身自由完全無法保障，這是暴民政治不是民主政治。我們的「民主制度」，為何不可以阻止這些事情發生？
在議會之內，選一個內會主席，居然選了大半年也選不出，主持會議的郭榮鏗來自法律界，法律界功能組別的選民對他有什麼約束呢？他也來自公民黨，支持公民黨的選民有阻止他嗎？或許他的支持者，就是喜歡以濫用制度的方式去爭取其政治目標，這顯然不是民主，而是民粹式的暴政。
未來政制普選的成份的確會減少，可以說普選倒退了。新制度若有利益均沾、穩定政局、保障自由法治的民主制度應有的功能，那麼民主就是進步，而不是退步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