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多次表示對周恩來的不滿，不僅出言相譏，甚至兩度剝奪他的總理權力，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也曾態度強硬地頂撞過一次毛澤東。
圖為1949年9月，薄一波作為華北解放區的首席代表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言。
日前(附註：2007年1月15日)逝世的中共元老薄一波，在1988到1993年間寫了近八十萬字國史性質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由於薄一波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親身經歷，這部「將個人回憶和檔案材料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產物」，是研究1949年中共建政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期間的中國歷史比較有價值的著作。其中關於周恩來和毛澤東關係的多次記載顯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多次表示對周恩來的不滿，不僅出言相譏，甚至兩度剝奪他的總理權力，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也曾態度強硬地頂撞過一次毛澤東。
只管外交，一度大權不如高崗
據薄一波的回顧，周恩來雖然在中共建政後一直是中國的大管家，但他的總理職務並不是坐得很穩當的。1952年8月，各中央局和大區行政委員會主要領導相繼進京任職，當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這當先的一馬就是高崗，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進京，計委因此有“經濟內閣”之稱，不屬周恩來的政務院（即國務院）管轄。
薄一波1953年春組織財政部出台新稅制後，因「事先沒有報告中央」等原因而受到嚴厲批評。不久毛澤東又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強調要加強中央對政府工作機關的領導。此後，經濟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部由高崗負責，周恩來事實上只負責外交事務。在高崗次年初受到整肅後，周恩來的總理權力才又有恢復。
反冒進，寫檢討寫到白髮增多
周恩來1956年提出「反冒進」再度令毛澤東不快。當時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人認為經濟建設中出現了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現象，提出穩健的發展思路，但與毛澤東的意思向左。據薄一波記載，毛澤東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特別表揚了柯慶施的文章《乘風破浪》，“16日，毛主席在大會上再次拿出柯文，當眾對周總理說：‘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總理回答：‘我寫不出來。’”
從1957到1958的一年半年時間內，毛澤東批評「反冒進」，僅薄一波在書中披露的就有：1957年9、10月間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11月1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12月的杭州會議，點了周恩來的名；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2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的成都會議，4月的武漢彙報會，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5月致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信。毛澤東批評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了一泄氣不得了。”“右派把你們一拋，拋得跟它相距不遠，大概五十米遠。”
周恩來只得不斷檢討，在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都作了公開檢討。毛澤東不但對周恩來前兩次檢討不滿意，而且不許周恩來秘書幫助寫檢討，以至於周恩來在寫檢討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髮又增添許多。
大躍進，失去了經濟管理權
中共建政之後，周恩來除了總理一職，還兼任外交部長。到了1958年2月，外長一職由副總理陳毅接任。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要防止鬧分裂的話，周恩來便提出要中央考慮他當總理適宜不適宜的問題。在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時，常委們都挽留他，只有毛澤東沒有說挽留，也沒有說不挽留。事後，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五個小組，各有專人負責，周恩來的權力被大大消減。到了大躍進期間，周恩來實際上失去了對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關於知識分子的說法，周恩來不認錯
中共中央1956年1月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發表講話，強調知識分子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之後，在1962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以及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周恩來都認為知識分子「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
儘管周恩來的發言是代表中央的，但1956年的中共八大仍然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提法。1957年3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再次說知識分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周恩來1962年的報告就被有些人質疑，當周恩來要毛澤東就此表態時，毛澤東沒有說話。但是據薄一波記載，在同年10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很不客氣地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
而周恩來當時也顯得比較強硬，薄一波記載，周恩來在1962年10月11日地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對知識分子，說我們提倡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是沒階級分析，我是代表黨作報告的，是黨批准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少奇在憲法報告上講過有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勞動人民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有什麼錯誤。」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鄧拓強抑住心頭的隱隱疼痛，不點名地提到了那個幾十年一貫以整人為業的康生。……康生看到這封信後，一直憤憤於懷，曾經恨恨地罵了一句：「鄧拓臨死前還咬了我一口！」
鄧拓（1912—1966），原名鄧子健、鄧雲特，福建福州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當代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政論家、歷史學家、詩人和雜文家
深夜，北京的街道上紛紛擾擾，但鄧拓的家院是寧謐的。初夏季節，正是一架紫藤蘿開花的時候，它在暗夜裏散發著沁人心脾的幽香。要是往日，鄧拓會擠出一點難得的清閑，在它身邊賞月觀花吟哦，或是端坐在藤椅上把卷凝思，消磨幾番春晨夏夜。但今夜，它卻顯得孤獨清寒，真有點「寂寞開無主」了。
燈下，鄧拓仍在奮筆謄抄給市委領導的那封信，他要向自己敬重的老領導彭真、劉仁訴說：
許多工農兵作者幾乎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的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待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
仔細查閱我寫的東西，與報上三次摘要和批語對照，聯繫自己當時的思想，我認為有許多問題要進行具體的分析和批判。……
再如，《說大話的故事》、《一個雞蛋的家當》和《兩則外國寓言》，意思很明顯，不應該引起誤解。《說大話的故事》是聽見當時又有的地方弄虛作假、謊報情況而寫的。《一個雞蛋的家當》是針對當時有些社隊又出現搞投機買賣和進行剝削的行為而寫的，文字表達的意思比後一篇更為明顯。《兩則外國寓言》寫在蘇修二十二大之後，所講的競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誇口，顯然是把「古巴事件」以來赫魯曉夫之流的嘴臉，比做“在西方貴族老爺及其子孫們的交際場合中司空見慣”的一樣。文中說到列寧用這個例子諷刺馬赫派。我對好幾個同志說，從雜文的觀點來看，馬赫派正好可以說成是披著馬列主義外衣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派。
他要申訴，他要反駁，明知這樣做未必會有好的結果，但是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唯物主義態度，要求他必須這樣做。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而對這種無恥的誣陷，他只能寄希望於組織。
文章的含義究竟如何？我希望組織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我寫的文章合計一百七十一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的。
對戚本禹誣陷的叛徒問題，鄧拓在信中回顧了解放前兩次被捕的情況，給以明確的辯駁，請求黨組織作審查。
鄧拓，這裏用得著你對妻子說的那句話：「你太傻了！」陰謀家將磨得鋒利的屠刀擱在了你的脖頸，你還在認真地請組織上指定人去調查核實，還天真地指出“有一些重要地方與原話有出入”，還要駁斥某人將你的《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一詩解釋錯了。唉，你也太天真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當然明白刀筆吏們的慣技，明白三百年前“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卑劣手法，但你還是要全力爭辯。
鄧拓強抑住心頭的隱隱疼痛，委婉地用曲筆進行一些揭露和反擊。他不點名地提到了那個幾十年一貫以整人為業的康生。說康生在大庭廣眾批壞戲時，聲色俱厲，好像社會主義的中國即將毀在幾齣戲上，而他自己看戲卻必定點名要看《十八扯》之類。這小小的一擊，卻擊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這封信後，一直憤憤於懷，曾經恨恨地罵了一句：「鄧拓臨死前還咬了我一口！」
在這封長長的遺書的最後一段，人們聽到的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披肝瀝膽的呼喊：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
幾十年文章滿紙，鄧拓已無數次簽過自己的名字。此刻，卻是最後一次簽下這兩個字。他感到一陣異常的寧靜，也感到突然的疲憊。偶爾抬頭，天邊一鉤殘月正在藤蘿架上灑落冷冷的清輝。他忽然想起戰爭年代寫給妻子的舊句：「似有難言心事在，行看冷月晚窗移」，不由自主地在心頭湧起一陣難以抑止的眷戀和哀傷。
腸炎又發作了。他去衛生間的時候，穿過妻子的卧室（為了工作方便，他自己單住一間卧室），看到她睡得很安詳，就悄悄地走過去。望著風雨同舟20年的愛侶，不禁百感交集，愴然淚下。他讓自己稍稍平息一下，又抽出信箋，給她留下最後幾行字：
……
我因為趕寫了一封長信給市委，來不及給你們寫信。此刻心臟跳動很不規律，腸疾又在糾纏，不多寫了。
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除了我所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
永別了，親愛的。
他在信末注了日期：5月17日夜。其時已是5月18日凌晨。略帶倦意的鄧拓，眼前不斷晃動著報紙上毒汁四濺的文字和桌子上那幾瓶讓自己休息好的藥物，一絲絕念掠上心頭：「與其讓他們活活折磨死，還不如自行了斷，以自己的死作最後的抗爭和自白！」轉眼間，一個剛直不屈的生命毀滅了！
玉碎了。一塊晶瑩純潔的無價之寶，被暴虐和邪惡的魔爪無情地毀壞了！
北京市委一接到鄧拓死訊，立即派人來整理一切文件遺物。從枕下發現的兩封遺書，當即都被收走了。直到1979年黨中央為鄧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嵐才第一次讀到13年前留給她的信。
鄧拓死後第五天，他的遺體被秘密地拉去火化，按當時組織的決定，用了假名，只允許親屬丁一嵐和他的二姐護送遺體，除她們外誰都不知道那白色被單里裹的是誰。丁一嵐不顧風險，穿上合身的藏藍色西裝，披上綴著雪花圖紋的白紗披肩，向鄧拓作最後告別。她從庭院前紫藤蘿架上採擷了一束紫藤花，夾在從東單花店裏買來的鮮花束中，因為紫藤蘿是鄧拓生前鍾愛的花，就讓它像往常一樣陪伴舊主人從容遠去吧。
丁一嵐默默地跟到東郊火葬場，心碎神搖，禁不住失聲痛哭。他們從滹沱河畔開始，同生死、共患難24年，想不到竟這樣地永別。她向遺體獻上鮮花，傷心地撫摸著他冰冷冰冷的身軀，反覆地低聲叮嚀：「雲特，你什麼也聽不見了，你安安靜靜地睡吧，我和孩子會天天想你的！」
確實，鄧拓再也聽不到她的話語了！
無情的火葬場吞噬了有情人的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