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英(資料圖)
王世英，原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山西省長、省委書記，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他1924年參加革命，是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可是生前並沒有獲得很高的軍職和官職。然而，王世英去世後，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正廳第一排，與朱德、彭德懷同列。人們稱他「黨內海瑞」，很多研究黨史的人，更是對他的經歷充滿好奇。
王世英是上世紀30年代中共特科（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的簡稱）的重要成員，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委員，負責情報部。他一生剛正不阿，曾在延安積極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並和康生、江青展開激烈鬥爭。1968年「文革」期間，王世英被康生和江青迫害致死，四人幫粉碎後，1979年他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命運總是造化弄人，與江青鬥了大半輩子的王世英，其獨子王敏清最終卻鬼使神差地進了中南海，還當了江青的保健醫生。王敏清後來成為中共中央保健局局長。近日，他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的獨家專訪。
1950年的王世英(資料圖)
康生如瘋狗般亂咬人
「父親一生踐行了8個字--堅持真理、實事求是。這幾個字的分量有多重，他用生命予以證明！即便在康生、江青最得志時，他還是敢於站出來唱反調，而不是阿諛奉承！」談起父親，84歲的王敏清聲音顫抖，情緒激動。他曾對父親在「文革」中生不如死的遭遇百般不解，多次刨根問底，父親始終沉默。直到王世英感到可能永遠失去揭示真相的機會時，才把康生的劣跡，他同康生、江青的鬥爭講給兒子聽。
王世英1905年出生於山西省洪洞縣，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按黨中央指示，他潛入閻錫山部隊，從事秘密兵運活動。1933年，王世英被安排進入中央特科情報科，協助潘漢年工作。在潘漢年被迫撤離上海後，他擔任中央特科情報科代理負責人。1934年12月，白區地下黨組織的秘密武裝「紅隊」被敵特偵破，大部分隊員被捕犧牲，王世英迅速重組「紅隊」，成功在被特務包圍的劇場擊斃叛徒，營救了中央特科負責人武胡景。1935年，他與戰友們有組織、有計劃地及時轉移了近500名滯留在上海的地下黨員，其中許多人後來成為我黨重要的領導。
1938年，王世英結束了在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白區工作，攜全家調回延安。然而，他卻感覺到了黨內有一種很不正常的情況。「從白區回來的同志有的被逮捕了，有的被驅逐出根據地，有的不被信任，不安排工作，就連父親也被冷落在招待所不給工作。他對此迷惑不解。父親提出要見毛主席，他向毛主席彙報了自己的情況，談了自己對某些問題的看法。」 王敏清說。
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後，康生掀起了所謂的“搶救失足者”運動。王世英看到大批好同志遭受誣陷迫害，便寫報告為已經定性為特務的同志進行申訴，還表示願意以自己的黨籍來擔保。王敏清聽父親講，“當時有兩位同志余宗彥、周峻烈已經在高壓下被逼承認自己是叛徒、特務，但父親還敢站出來為他們擔保，這一下觸怒了康生。他在中央學習委員會上指著父親的鼻子大罵他是‘大自由主義者，想逞英雄'、‘成天保這個、保那個'、‘你王世英有幾個腦袋？！'還在黨校千人的幹部大會上，指使人污衊父親是特務。”
「父親只是抽煙，什麼話也沒說，回來跟我母親講，康生真不是東西，像瘋狗一樣亂咬人。父親的性格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也不辯駁。後來，毛主席叫父親過去，父親一進門，發現大家在打撲克牌。開始主席什麼也沒說，讓父親坐下打撲克。父親就是這麼一個人，你不說我也不提。後來還是主席先開了口，說‘世英，聽說有人說你是特務？'父親回答‘主席，我是不是特務，10年以後再看！'主席說，你這個態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煉！後來，父親把‘真金不怕火煉'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勉勵自己與邪惡勢力鬥爭到底。越是誣陷、刁難，他越是幹勁十足。」
1962年，王世英與康生的矛盾再次激化。當時，康生誣陷國家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經理王超北是內奸，把他關進了監獄。王世英得知後，立即去向康生說明情況，「王超北在抗戰時期在我手下工作，為黨做了很多工作。我們最困難時，人家把電台等奇缺物資運到延安，現在不需要了，就一腳把人家踢開，太傷同志的心了。」但是康生卻毫不理睬。為了保護同志，王世英繼續與康生鬥爭，並多次給中央組織部寫材料。康生很生氣，雙方常常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王敏清聽父親說，康生就是個兩面三刀的人，“在公共場合，康生每次都主動跟父親打招呼；他還曾指著自己家裏私藏的文物對父親說，世英，你看哪件好就拿走，想拉攏父親，就是這麼一個人。父親說這傢伙陰險，表面上見我笑呵呵的，其實對我恨之入骨。”
「文革」期間全家生不如死
與康生的鬥爭還在繼續，另一人又闖進了王世英的視野：1938年，延安傳出毛澤東要和江青結婚的消息。王世英大感驚訝，他曾是上海特科的領導，對江青的底細太了解了。王敏清說：「江青從山東戲劇學院畢業，之後在上海演戲，在上海的名聲不是很好。父親奇怪江青是怎麼跑到延安來的？怎麼能和毛主席結婚？這個女人太有手腕了！」
為保險起見，王世英跑到中央大禮堂去找江青，遠遠一看，就是上海那個！沒錯！王敏清說：「父親發動中央黨校的很多朋友和知道江青內情的人，聯名上書毛主席。有些遠在上海的同志，父親還幫他們按手印，把自己的10個手指頭，都按了個遍，聯名上書，報告遞交給了張聞天，張聞天一看這麼嚴重，報告給了康生。因為康生當時在社會調查部，負責調查，結果可想而知，他說江青政治沒有問題，就不了了之。」王世英沒有料想，他揪住不放的這兩個人，最終將自己逼於死地。特別是後來中國經歷的10年「文革」浩劫，更是讓他全家生不如死。
那是王敏清最不堪回首的日子，「造反派闖進了我家，大喊‘王世英！站起來，交代你的罪行！'後來就衝著父親臉上啪啪地揮巴掌……還有所謂的‘車輪戰'，白天晚上不讓你睡，怎麼難受就怎麼折磨你。」1967年10月4日，專案組派人把王世英揪到中監委進行批鬥，不讓他回家，關在中監委的一間小房間裏。為了脅迫王世英說劉少奇是“叛徒”，江青親自策劃並批准了對王世英實行“監護”審查，“加緊突擊審訊”的計劃。與此同時，王世英家又被抄了，而且抄得很徹底，連屋頂都翻了。家裏的存款、書籍、表等貴重物品被一掠而光，暖氣和自來水都停止了供給。1968年1月17日，王世英在病床上寫下這樣一篇日記：“為黨的事業奮鬥了幾十年，臨老說我是混進黨的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承認……一個人的歷史是自己創造的，不是反革命，打也打不倒。要經得起考驗。”2月15日，王世英病情惡化，住進了日壇醫院，接受放射治療，但仍為在押重犯，沒有任何自由，經常在病房內遭到審訊和人身侮辱。2月17日，他在最後一篇日記中寫道：“到今天了，還有人說我們與敵人勾結，無非是想把過去保存下來的一些關係都打成反革命，以掩飾他們過去的罪惡罷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王世英專案組”還硬逼著他寫劉少奇是叛徒的材料，但得到的回答卻是：“你們要的東西，槍斃了我也寫不出來，我沒有什麼可寫的。從今天起，一點也不給你們寫了！”1968年3月23日，他還向關押他的兩名軍人喊：“康生有問題！”為此，江青大發雷霆，對王世英的迫害更加殘酷。直到臨終前，王世英在插著氧氣、輸著液的情況下，仍遭到慘無人道的審訊。1969年3月26日，王世英含冤去世，終年63歲。
五進五齣中南海
直到「文革」開始，王敏清才從守口如瓶的父親口中得知了康生和江青的醜惡。他恍然大悟，原來自己這些年在工作中的起起落落，也與其有直接關係。王敏清1929年出生，5歲起就跟著做地下工作的父母，過著驚險而動蕩的生活。在延安讀完中學後，17歲的王敏清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最終選擇了學醫，1950年考入山西醫學院。畢業後，憑藉優異的成績進入北京醫院，當時這裏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醫療保健基地。他並不知道，衛生部正在物色進中南海做保健工作的醫生。“我才去北京醫院沒多久，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心情很複雜。一方面我不想當官，北京醫院還有圖書館，我想抓緊時間學習。另一方面，聽說是去為毛主席服務，能見到主席，特別激動！黨叫幹啥就幹啥！”雖然內心矛盾，王敏清還是毅然決然地去了。
1954年，王敏清進入中南海保健組，又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保健處。開始他只是機動保健醫生，隨領導人出訪或參加一些重要會議和活動。除此之外，還負責楊尚昆、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等領導人的醫療保健工作。
1957年春，「反右」鬥爭日益高漲，中南海保健處醫生全部被調回北京醫院參加運動。王敏清結束了第一次進中南海的經歷。但沒過多久，1959年，他又被“特招”到江青身邊做保健醫生。那是王敏清最艱難的一段工作經歷。“當時就知道江青不好伺候，但她和父親的恩怨我完全不知道。江青怕聲音、怕風、怕光，住的地方白天都拉著窗帘，我們在地毯上走都要脫了鞋；同江青說話，聲音要輕得只能讓對話的兩個人聽見；江青活動範圍內的門縫，都墊了紗布或海綿。她是越沒事幹越煩躁，總覺得周圍有聲音。”給江青體檢更是讓王敏清頭痛，“體檢中抽血這種基本工作，一般的護士能勝任，但給江青抽血卻讓所有人卻步。毛主席的保健醫生李大夫不願意，護士長也有些猶豫，江青血管細，大家怕萬一不能一針見血，又要被責罵。為了不為難大家，我親自上手，結果一針見血，江青沒吭聲，大家才鬆了口氣。”
王敏清並沒有覺察到江青對自己的懷疑和仇視。只是覺得每次給江青用藥、打針，她都問得特別仔細，為什麼給我用這個葯，會不會有副作用，萬一有問題了怎麼辦？非常地不信任。「但給其他領導，比如楊尚昆、鄧小平等就不一樣，說打針、吃藥，問都不問，馬上配合。」為江青服務半年後，王敏清被江青無理地趕了出來。1962年，王敏清第三次走進中南海，任鄧小平的保健醫生。兩年後，毛主席批評負責高級幹部保健的北京醫院是“老爺醫院”，同時撤銷了中南海保健組，王敏清等醫護人員都回到了北京醫院。
保健組撤銷後，黨政高級領導人的保健和小病治療十分不便，又容易延誤診療。於是，王敏清臨危受命，1965年第四次走進中南海，擔任中南海門診部主任。不久「文革」開始，鄧小平、楊尚昆等人首先被打倒，父親也被殘酷批鬥。王世英病重期間叫來兒子，說想見周總理，“父親說好多事情現在知道的人不多了。我隨即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長信，繼續揭露康生的問題及他迫害父親的陰謀。”王敏清說，不料這封信卻輾轉落到了康生手中，結果父親未能倖免，自己也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我當了13年的反革命，被發配到寧夏荒無人煙的一個曾關犯人的地區勞動改造。但一直牢記父親說的為人處世要‘堅持真理，實事求是'。至於你們怎麼說我，不去想，否則別說13年，3天我都熬不過來，多少人受不了屈辱自殺。」王敏清說，正是因為這段特殊的經歷，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來。
平反時，王敏清已成為一位兩鬢掛白的中年人。中央出於信任，仍任命他為中央保健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兼衛生部保健局局長。我能勝任嗎？王敏清也曾自問和猶豫過。但黨員服從分配是天職，1983年初他第五次走進了中南海。
「現在想來，命運是如此弄人，全國有千萬個醫生、博士、專家，偏偏我做了江青的保健醫生。伴君如伴虎啊。第五次進中南海，我也同時向組織表態，請組織儘快物色更好的人，有了我馬上下來，可是誰知道，這一干就干到離休，並獲得中央保健委員會的獎勵。」
孫輩當選紐西蘭國會議員
王敏清用父親的8字箴言教育他的子女。讓他欣慰的是，4個孩子都很爭氣。老大曾以全國英語考試第一名的成績進入國際關係學院，畢業後留美。老二王小選，曾任紐西蘭國會議員，是紐西蘭首位華裔男性議員。老三也學醫，在澳大利亞當大夫。老小在澳大利亞高科技公司工作。王敏清說：「我想，父親教會了我們不管從事什麼職業，都要堅持真理，說真話，這也是我們能夠立足社會，出人頭地的秘訣。」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敏清，身體非常好，耳聰目明，動作敏捷。八九層的樓梯，他都能上下自如，10年的體檢報告，各項指標幾乎沒有變化。他給國家領導人服務了大半輩子，退休後更想為老百姓的養生保健盡一份力。王敏清總是利用業餘時間，在各地舉辦健康知識講座。「現在的社會可怕啊，假的東西太多，真假難辨，很多保健品誇大功效，蒙蔽百姓。」王敏清強調保健不能硬套公式，“你看我喝了半個世紀的小酒，沒限量，時多時少，根據自己的情況；每頓飯要吃點肉，但不會多吃。切忌教條、迷信。養生就像買衣服，身高、年齡、職業和生活環境不同，穿的就不同，不能效仿。”
採訪結束時，老人和記者分享了他快樂而輕鬆的晚年時光，「一些領導幹部，一退休就情緒憂鬱，過不去這個坎兒。我反而覺得輕鬆自在，像自由的小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快樂要自己營造。」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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