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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追悼大會上哪些領導人名字被4個×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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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追悼大會上哪些領導人名字被4個×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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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追悼大會上哪些領導人名字被4個×代替?

2021年04月14日 18:03 最後更新:11:11

毛主席追悼大會在天安門舉行(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歷史學家茶座》2008年第四輯,原標題為"文革’中的‘偽照片’舉隅”

提要:那是毛澤東逝世後在天安門舉行的追悼大會,在1976年第10期的《人民畫報》上,但見主席台上默哀的領導人行列中,居然空空蕩蕩缺少了四人,照片下方的說明文字,那四人是用×的符號加以說明的,如果不知內情,這簡直是不可理喻的。

當下的一個熱門話題是夙有「仁義禮智信」豐富傳統精神資源的中國,現在竟為“誠信”缺失(在不地道的商品經濟環境下,居然幾乎成了稀缺資源)傷透了腦筋。別的不說,就說攝影,一個“華南虎”事件鬧得全國上下沸沸揚揚。那麼,值得探究的是:以求真為目的的人類活動,如攝影術、照片史以及與膠片工業有關的影視業,如何在某種特殊的目的和意圖下,竟成為造假作偽的行當?(如當年人們看電影,經常在正片前要看新聞紀錄片,人們將之稱為“新聞片子”——取“新聞騙子”的諧音罷了)不要看這種追究沒什麼意思,其實,這說小可小,說大可大,一如不久前“兩會”結束,溫家寶總理在會見中外記者時再三強調“解放思想”(這四個字已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走過了30年),並說要有“獨立思考、批判思維、創造能力”,無疑,這三種觀念和能力的前提和基礎都只能是我們一貫所說的“實事求是”——求真、求實。

或許也是因此感受到了時代的潮流和當務之急,在攝影領域,著名攝影家李振盛(前《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許林(《人民日報》資深攝影記者)等都公開撰文,承認自己有過造假的經歷,如李振盛的文章《我40年前造過假照片——為維護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和「最高指示」的完整而造假》、許林的博客文章《40年新聞攝影回眸與自我批判》等。

李振盛先生說:當年自己「當記者很無奈」,如“面對自己拍攝的一些本來很正常的新聞照片,卻要按照似是而非的‘政治標準’去進行一番非正常的修改,不達到標準,就不能通過審稿關,更甭想見報了”。那時突出政治是比天還大的任務,誰要是不自覺修改有欠缺的照片就甭想見報。用當時的話來說,“這樣既適應了政治需要,又體現‘忠不忠見行動’的精神”。

因此,他拍攝的著名「攝影作品」《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等,就只能是“作品”了,即“依照當時宣傳方面的要求,這張照片的畫面中存在著‘嚴重的政治問題’:其一,照片前面的人們振臂高呼口號時,高舉的拳頭正巧重疊在後面的兩幅毛澤東像上,這種‘揮拳打向毛主席’的效果,是對偉大領袖的大不敬行為。其二,照片中人們所舉的毛澤東像是紅漆木製鏡框鑲著的,用黑白膠捲拍攝,沖洗出來的照片就變成‘黑框’了,這是絕對不行的!敢給毛澤東像‘加黑框’,該當何罪?其三,照片畫面里人們高舉的‘最高指示’語錄牌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革’兩個字,被前面揮舞的小彩旗遮擋了,仔細一看成了‘文化‘牛’命’。此外,‘要’字被遮住了下邊的‘女’字,變成了個‘西’字。如果這樣見報,起碼也會被定為‘惡毒竄改最高指示’。像這樣的新聞照片,是不可能見報的。如果一不留神兒見報了,必定會招來紅衛兵包圍報社,興師問罪。怎麼辦?要想見報就得加工修改。”

他還回憶說:「自‘文革’開始以來,我們干攝影記者這一行的人逐漸適應了在為政治服務的前提下,對新聞照片進行加工的一套程序。這套加工修改的方法並不複雜:用黑白顏色的水粉調製成適當的色調,在照片上塗抹描繪,先塗抹掉那些影響畫面完整的不該有的影像,諸如:重疊在毛澤東畫像上的拳頭,遮擋標語牌的三角小紅旗。再把毛澤東畫像上的衣服畫出來,還要把那個‘黑’相框抹塗成白色的寬邊,再把標語牌上不完整的字寫上去,用毛筆在照片上描來畫去,一直修改到滿意時為止。」當年類似《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樣的“作品”,李振盛還有《“五七戰士”與貧農大娘一起學“毛選”》等。

至於許林先生,更是痛慨於自己當年「擺拍」的經歷(如“名作”《南泥灣五七幹校》等),他回憶說:“1953年新華社曾有記者提倡‘抓拍’,反對擺拍,但遭到了批判。那時提倡‘本質真實’,反對‘現象真實’。當時國外的記者就開玩笑說,中國照片真‘完美’。”許林先生還發現如今又有新聞照片「擺拍」有回潮的現象,而且雷同化、概念化的照片大有泛濫之勢,因此,他更加感到有必要“公開清算和批判自己”,“以實際行動捍衛‘抓拍’的理論和實踐效果”。

「文革」時代,為了現實政治的需要,又有一些照片被“換頭”或“切頭”的事例。當然,此時“造偽者”的動機卻是更加複雜了,他們有的是出於無奈的好意,有的則是“理所當然”的書寫歷史的不二法則。

歷史是慣常有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反諷性和弔詭性的,就在「個人崇拜」的狂潮臻於頂峰的不久,歷史的無常又顯現了出來,曾經高喊對最高領袖要服從、崇拜到“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一句抵一萬句”的第二領袖卻出了“背叛”乃至意欲殺害最高領袖的事件,此之後,幾乎一夜之間,“永遠健康”的影像消失了。直到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大概是最近幾年吧,在北京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的一個展覽會上(“我們的隊伍向太陽——新中國成立以來國防和軍隊建設成就展”),完整的“十大開國元帥”的照片才得以與世人相見,以至於那位元帥的女兒不由發表感想云:

多年來,我內心裏確實非常沉重。「九一三」事件後,關於我父親在革命戰爭時期的戰功,被儘可能地抹去了。我曾經到解放軍畫報社,想花錢把我父親的照片洗出來。在指揮平津戰役的將領合影中,他們把我父親抹掉了。我找他們說,這不是原來的照片,歷史就是歷史,我要原來的照片。

原來的照片,原來的歷史;現在的照片,現在的歷史。這是如何糾纏不休的?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包括歷史照片)?當然,所以成了「原來」的,抑或“現在”的,不是沒有緣由的。從「原來」到“現在”,有惡意的篡改,也有「出於無奈的好意」。

所謂「出於無奈的好意」,有一個例子當年是廣為人知的,這就是「文革」期間著名的“換頭術事件”,即陶鑄被毛澤東提升為“第四號人物”之後的照片事件。

「文革」之初,陶鑄是位居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在一幅1966年天安門城樓上的領袖照片中,周恩來在講話,陶鑄則立於毛澤東的右側,毛的左側則是林彪,由此可見其地位。

此前,陶鑄由鄧小平推薦,從廣東調至北京,在中央工作,但很快,他就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那批人搞不到一塊。如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他居然會支持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也沒有按照江青的授意去揭發和批判劉少奇,相反,他倒是支持和配合周恩來保護了一批老幹部,特別是對介紹和提議讓他來中央工作的鄧小平,陶鑄更是用心良苦:當時他分管宣傳口,在審查國慶十七年的新聞照片時,他指示必須要有鄧小平的頭像,結果,新華社進行了技術處理,即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之中,隱去了一位領導人的頭像,換上了鄧小平的頭像(這一幅照片已很難找到,估計不久就查封了)。

對於此事,後來《陶鑄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頁)中說:當時「陶鑄依然真誠地按黨的原則辦事,他認為:劉、鄧即使有錯誤,也是認識問題,況且劉少奇仍然是國家主席,鄧小平還是黨的總書記。因此,在他主管的新聞宣傳上,一如既往地把劉、鄧作為國家領導人來對待。例如,這一年國慶檢閱的新聞照片,按規定照例要有一張毛主席和劉少奇主席兩人在一起的一張,這次依然循章辦事,審稿時,陶鑄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當即指示新華社一定要有鄧小平的照片。新華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鑄的指示,以技術處理做了補救,他們將一幀照片的一位同志隱去,將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補過來,這就是後來被‘四人幫’列為陶鑄的一大‘罪狀’,大肆渲染轟動一時的所謂‘換頭術’事件」。陶鑄夫人曾志也在《陶鑄在最後的歲月里》的文章中回憶說:此事之後,“主席與少奇的那張(照片),江青也子虛烏有地指責是陶鑄拼接成的”。

顯然,這對已經與陶鑄鬧翻了的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則不啻是意外得到的一個“倒陶”的把柄。不久,江青等開始向陶鑄發難,認為他執行了“劉、鄧路線”,並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有意安排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劉、鄧的照片;毛澤東也用非常嚴厲的語言批評陶鑄“很不老實”,再加上這時又獲得了陶鑄是“叛徒”的誣陷材料,這也就讓一貫痛恨“叛徒”的毛澤東痛下決心。於是,繼劉、鄧之後,又搞掉了第三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也即“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陶鑄不經意之間為一張“換頭”的照片,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然而,就在「走資派」紛紛墜馬之後,即在中共“九大”召開之後,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卻開始了暗鬥,這兩個獲得了權力再分配既得利益的軍人和文人的“左傾”集團逐漸勢如火拚。當時新華社要刊發一張照片,那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三人照,常常以“老娘”自稱的江青卻強令將照片上的林彪、周恩來剪去,另換了自己在上面,顯然,那意思是明擺著的。這事被林彪的夫人(“林辦”主任)葉群知道了,於是為了某種目的,她將這照片的原件珍藏了起來,並複製了三份,分別放在自己和黃永勝、吳法憲之處。

此後,過了十年,歷史又揭過了一頁,——那是毛澤東逝世後在天安門舉行的追悼大會,在1976年第10期的《人民畫報》上,但見主席台上默哀的領導人行列中,居然空空蕩蕩缺少了四人,照片下方的說明文字,那四人是用×的符號加以說明的,如果不知內情,這簡直是不可理喻的。當然,這也是文字和圖片「開天窗」歷史的一頁,但揆諸當時的歷史,明眼人就會一眼看穿——不就是從追悼大會到《畫報》出版的中間,有一個“時間差”么,即1976年9月18日,再到1976年10月6日(這個日子開啟了後來被人們稱為“紅十月”的偉大運動——“粉碎‘四人幫"),短短二十幾天間天地翻覆,原來還在照片上的「四人幫」,卻已經不得入圖矣。後來,《人民畫報》還不得不發出一封告各地郵局和讀者的說明書(作為珍貴的史料,這也可以入出版史了):

的內容大多是4、5、6、7月間的國內、國際情況。

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反黨集團,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我們即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將第九期、第十期中有「四人幫」形象的圖片撤銷,或修去其形象,並刪去他們的名字,予以重印。因此,發行時間又推遲了很久。至於其他一些問題,難以一一修改重印。現作為資料發給訂戶。請原諒。

人民畫報社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

可惜的是,人類有圖片和照相術以後,其技術已是一日千里,但當時中國的新聞照片技術似乎還處在中世紀時代,比如這一幅修改過的照片,為什麼人們會一眼看穿?就在於其破綻實在太突出了,如果用了合成技術,任何拼接的痕迹都不會露出馬腳,比如美國影片《阿甘正傳》中有美國歷史上幾位總統的鏡頭,似乎還有甘迺迪、約翰遜會見阿甘的場面(如阿甘脫褲子給總統看他在「越戰」中受傷的疤痕的鏡頭),真是天衣無縫,讓人驚為“直面歷史”之作。(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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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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