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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有兩句話未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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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有兩句話未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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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有兩句話未見報

2021年05月11日 17:36 最後更新:11:20

《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但作者陳錫添最近卻坦言這篇文章有一個「最遺憾的地方」,那就是沒有把小平同志的兩句重要講話刊登出來。

這兩句重要講話,一句是「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頭腦要清醒,不要影響工作」;另一句是「年紀大了,要自覺下來,否則容易犯錯誤。像我這樣年紀老了,記憶力差,講話又口吃,所以我們這些老人應該下來,全心全意扶持年輕人上去」。兩句話都與政治生態有關,前者是反對動輒以各種各樣的政治名義搞運動,這是鄧小平站在歷史高度做出的經驗總結:過去的反右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走資派、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政治運動均付出了慘痛的歷史代價,有的運動縱使在當時看起來卓有成效,可是放在大歷史的背景再來反觀,卻是失敗的。政治運動由於帶有強烈的領導人個人色彩,屬於自上而下的意識整頓,難免失之偏頗,畢竟,誰也不是每次皆能看破歷史、看準歷史的聖人。

後一句話則是反對老人政治,這在當時尚存在中顧委及各省區顧委的情況下,難免也屬於政治禁忌。但政治禁忌從總設計師的口裏說出來,卻正可以起到化解政治禁忌的作用。陳錫添今天講「最遺憾」,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涉及到一些政治禁忌的話題或話語並不是想寫就能寫出來的。文字在許多時候都不得不服從於大的政治環境和人們以為約定俗成的一些所謂的禁忌。可是某些已經不合時宜的政治禁忌終歸是需要改革等等來打破的,如果大家都忌諱言說,都不敢打破,政治禁忌豈非要一直存續下去,及至於變成「皇帝的新衣」?

有些政治禁忌是屬於時代的產物,此時的禁忌不一定是彼時的禁忌。比如說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談市場經濟、談價值規律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大毒草」。新中國經濟學領軍人物顧准先生、孫冶方先生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講價值規律和市場經濟,結果被下放勞動,身陷囹圄,顧准先生甚至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可見,說真話,說出真話,說出與歷史發展趨勢相一致的真話,並非那麼容易。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如馬寅初先生的人口論,當時被批判得一塌糊塗,後來卻成為計劃生育這一國策的理論來源。

反觀改革開放三十年,在一定意義上其實可以斷語,開放的過程就是打破一些傳統政治禁忌的過程。這些禁忌有些是鄧小平和他的戰友們親自動手打破的,典型的如小平同志提出的「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算好貓」的「貓論」,任仲夷同志提出的「排污不排外」,「對外更加開放、對內更加放寬、對下更加放權」等等論述,這些都起到了打破懸繞在人們頭上的一些政治禁忌,從而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的作用;有些則是市場經濟的發展自下而上自發打破的。在三十年的改革過程中,有些禁忌是來了又走,走了又來,循環往複,有些禁忌則又是新生的。再以解放思想而論,無論在哪個歷史階段,既然談解放思想,那就一定是存在一部分不解放的思想,這些不解放的思想有的就屬於那些循環往複的頑固派,有的則是新的政治禁忌。好在,現在是一個越來越開放的年代,政治禁忌相對於以前是越來越少了,言說也越來越自由了。這正是改革的功效所在,如果還停留在以政治禁忌來行整肅之道的時代,這個時代也足以堪憂了。

陳錫添當年到底是沒能把小平同志的兩句話發表出來,但願以後這樣的「最遺憾」少點發生,最好不發生。

(本文摘自:《南方日報》2008年7月25日A2版,原標題為:《不敢寫的政治禁忌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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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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