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106年前的今天，1908年12月2日，末代皇帝溥儀登基。愛新覺羅-溥儀，1906年2月7日出生，字耀之，號浩然。清朝末代皇帝。世稱清廢帝或宣統帝。1909年-1912年、1917年7月1日-1917年7月12日兩次在位。
影《末代皇帝》，曾榮獲1987年奧斯卡金像獎等眾多獎項。
末代皇帝溥儀與皇后婉容（資料圖）
本文摘自《末代皇帝立嗣紀實》，賈英華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
末代皇后之死
異樣的偽滿洲國政權，帶來了溥儀異樣的家庭。
無疑，一個和諧的「安樂窩」，可以給人以溫暖，甚至可以稱之為逃躲“亂藪”的避風港。反之，怪誕的家庭也可以造成怪誕的心理。
溥儀的一生，畸形的心態始終與他相伴。家庭，自然是重要因素……
在偽滿洲國的幾年間，由於與溥儀接近頗多，我有幸了解或接觸了溥儀的四位妻子。
溥儀的這幾位妻子，依我之見，她們都不過是封建制度以及溥儀充當日本傀儡生涯中的「殉葬品」。
在溥儀前半生的四位妻子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得算是末代皇后—郭布羅·婉容。
她出生在北京，是滿洲正白旗郭布羅·榮源的女兒。確切地講，她名叫婉容，字慕鴻，恰與溥儀同歲，都屬「馬」。可以說，這位末代皇后的一生都是悲慘而且值得同情的，儘管她後來“墮落”了。
客觀地來看，婉容的命運也正是腐朽的封建制度走向衰亡的一個真實縮影。
她有著自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還是那個黑暗的社會使她走上了一條無可挽回的道路。
溥儀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從生理上的苦悶轉向內心極度苦惱的重要原因。而溥儀的非正常心態，其實早在進入清宮不久就開始了的。後來，溥儀也曾懊悔地回憶說：
「在我剛剛進入少年時期，由於太監的教唆，我便染上了令人可惡的自瀆行為。在毫無正當教育而又無人管束的情形下，我一染上了這個不知後果的惡習，就一發不可收拾。結果造成了心理上的病態現象。」
當他回憶當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時，也曾直言不諱地坦白相告：
「在新婚的這一天，我感不到這是一種需要。婚後，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於文綉和在偽滿時另娶的兩個妻子，更純粹是我的擺設，這四個妻子全過的守活寡的日子。」
在偽滿宮內，溥儀與婉容之間的不正常關係，我當時不是沒有察覺，但以我與溥儀之間的關係，無論如何也達不到能夠談論這些內情的程度。從他的性格來看，如果不是特殊情況，他與誰也不會提及這些事的。甚至於，我隱隱約約猜測地知道了一點事兒，也不敢多問或多說一句。
當我初到偽滿宮廷讀書時，就知道了婉容住在偽內廷的緝熙樓上東側的房間裏。
可在人們的眼裏，囚住在這豪華的房間裏度日的「皇后」，生活得卻並不幸福。到宮內不久，我便曾聽到人們悄悄地議論說：
「皇后有了病……」
後來又聽說，她不但早就抽上了大煙，而且煙癮大得已經一天也離不開了。起初，我簡直難以置信，末代皇后能抽上大煙……
而婉容在平時，卻很少有人在宮內見到她，因為她只在自己的那個屋子裡抽大煙，溥儀也絕對不讓她滿處亂跑。在偽宮內，人們大多聽說過有這麼一個「皇后」，卻極少有人見到過她。
但事有例外。有一次，我在院中走著，猛然聽到一個太監喊了長長的一聲：「走……」
我聽後，便本能地感到可能是皇后過來了，忙背轉身去，按照宮裏的規矩，望著牆站立著。
聽到動靜，我覺出「皇后」正在走過我的身旁，這當兒，我禁不住偷看了末代皇后婉容一眼，只見她在太監的扶持下，披頭散髮，衣著也顯得非常臟舊，步履踉蹌。
過後，我想大概婉容平時就是這般打扮的，而我偶爾陪溥儀見她時，一定是經過了著意的準備。足見她當時已經沒有了正常人的良好生活習慣。
偽滿洲國行將垮台之際的八月間，溥儀準備從「新京」(長春)逃往通化，命令我們這些親信學生和隨侍、太監去燒毀他與日本人勾結的鐵證—即原來拍攝的有關溥儀訪日內容的那些影片。由於不慎，一個殿上的下人—高清普在地下室的鍋爐房裏梵燒大量的影片時，引起了宮內的一場大火。
一團強烈的火光和濃煙漫卷了緝熙樓。溥儀被嚇得在侍從和我們這些學生的攙架下，慌忙地從樓上的寢室中跑了下來，連鞋子都沒顧得上穿。
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樓下，想起皇后婉容並不知道著了大火，還在樓上沒出來呢。於是，我急得不顧什麼禮法和規章制度了，馬上朝樓上跑去，準備救出婉容。當我剛剛跑到二樓的樓梯上時，只見她的貼身太監元兒已經背著婉容從樓上一拐一拐地走下來了。
此時，婉容滿面煙灰色，披頭散髮，渾身上下只穿著一件睡衣，樣子實在是狼狽不堪之極。
在此兩天以後，溥儀帶著「皇后」和「妃子」，與我們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溝。八月十八日，溥儀從大栗子溝啟程，準備逃跑到日本，因飛機上乘坐不了那麼多人，皇后婉容以及其他家人被迫留在了大栗子溝，準備等候機會乘船再去日本。由於蘇軍進展迅速，情況發生了變化，溥儀和我們這批人在瀋陽機場被捕，爾後又送往了蘇聯。
當然婉容與留在那裏的人，自然也就談不上乘船去日本了，只好艱難地各奔前程。後來，我聽毓萶對我說，他們一行人走到半路上時，遇到了東北的八路軍，隨軍在冰天雪地里行走了多日，飽受了輾轉流離和凍餒之苦。婉容自然也受了不少的罪。
開始，還有一些八路軍戰士聽說她就是「皇后」，好奇地悄悄來看她。可是，待看到她的一身破爛的衣著，異常骯髒的“尊容”，很少有人能將她與那個曾經是大清帝國的國母的「皇后」形象聯繫起來。
她在路上時而煙癮發作，鼻涕口水流淌一臉一身；時而累得不肯走路，被人們輪流背馱在肩上，隨著隊伍艱難地向前行進。她這個「末代皇后」被人們當作了滯累，也失去了往日殘留的一點風采，在許多不知內情的人看來，那是一個非常髒的普通的糊裏糊塗的女人。
的確，她時而明白，時而糊塗，後來竟至只知道張手要吃的以及鴉片煙了。八路軍為了不至於讓她死去，只好破例給她找一點兒鴉片，以讓她得到暫時的安靜。
在風雪中，這支奇怪的隊伍，跟隨八路軍的隊伍從長春到吉林，又從吉林步行到延吉。當他們在槍炮聲中又從延吉遷至敦化後，皇后婉容已經近似於痴呆了，而且變得更加髒了，身上還時時發出一股難聞的臭味。
當眾人離開敦化時，婉容被關在了敦化的監獄裏。不久，中國末代皇后—郭布羅·婉容，就悲慘地死在了這個遠離北京的獄中。
當溥儀特赦後，我們倆見了面，他曾經非常痛惜地談起過婉容的可悲的命運。他傷感地說：「唉，她後來死在哪兒我都不知道，真是太悲慘了。在這個事兒上，我也是有罪過的呀……」
提起這個話題後，溥儀好長一陣時間沒有說話。可以想見，每念及此，他的內心深處儘管十分複雜，但也是內疚不止的。
顯然，「皇后」的悲慘下場，「皇上」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這是溥儀無法否認的。
「淑妃」離婚
眾所周知，溥儀的第一個妃子叫文綉。
她是滿族鑲黃旗人，屬鄂爾德特氏族，是與皇后婉容同一天在北京的故宮裏與溥儀結婚的。當時，她被冊封為「淑妃」。
她的父輩雖是正宗的滿族鑲黃旗人，母親卻是一個白凈而清秀的漢族女子。文綉只有一個妹妹，叫文珊。自清朝「宣統皇帝」退位以後，滿人斷了俸祿，“皇糧”指不上了，家裏生活異常拮据。進宮前，少年早熟的文綉雖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卻已成了家裏幹活的主力—做挑補活兒，一家娘仨堪稱清貧度日。
當一夜之間，她的命運發生了陡然巨變—溥儀將文綉選為「妃子」後，她一家還住在哈德門外平民居住的普通房子裏。
迎接她去宮裏時，為了怕人笑話，特意讓她頭一天住在了她的爺爺，即清朝末年任過吏部尚書的華堪的府中，從北城方家衚衕的府里接走到宮裏的。這個事兒，在我們滿族中，差不多都知道。
聽說文綉雖然家境不算好，性格卻很倔犟。起初，在宮內聽說與溥儀關係還不錯，後來因溥儀當婉容與文綉之間發生矛盾之時總偏向婉容，文綉便逐漸地與溥儀有了隔閡。歷史上，「後」、“妃”之間的關係極少有非常融洽的，這也無足奇怪。
由於溥儀生活習慣個別，婉容也時常與之鬧彆扭，所以文綉與他們之間的矛盾倒也不顯得有多麼突出。宮外，更是極少能耳聞這些音訊。當溥儀被馮玉祥從故宮轟出到了後海北河沿的攝政王府後，又繼爾跑到了天津日本租界，住在了宮島街協昌里靜園裏。在這一期間，文綉儘管沒有寸步不離地與他在一起，但始終追隨著他。
我在天津住著的時候，就聽說溥儀與婉容、文綉三人之間的關係頗有意思。
那時，溥儀住在天津靜園，婉容非將文綉安置在三樓的房間裏，不讓她與溥儀住在同一層，目的就是叫她難以經常和溥儀見面。這固然反映了妻妾之間的矛盾，但從根本上說，是封建皇權的一夫多妻制的「怪胎」。
就在溥儀跑到東北長春之前，文綉與溥儀在天津終於鬧開了「離婚」。
據說，「淑妃」與溥儀離婚前後，她的妹妹文珊為她出了不少主意，而且後邊還有曾做過民國“大總統”—馮國璋的一位兒媳的支持。她的妹妹文珊當時也住在天津，是慶親王載振的兒媳婦，見多識廣，因在天津與文綉聯繫起來也很方便，故此終於演成了一場“皇帝”與“皇妃”的婚變—驚動了京津兩地，也使愛新覺羅家族的人們為之一驚。
文綉先是悄悄地離開天津張園，奔了一家大飯店，會見了她的妹妹幫她請的兩位風度翩翩的律師。爾後，她便讓律師正式通知了溥儀，要求與溥儀解除婚姻。直到此時，溥儀竟還不知道文綉跑到哪兒去了呢。
很快，這場歷史上頗耐人尋味的「離婚案」就紛紛見諸報端。
一時，奇特的「離婚案」，鬧得滿城風雨。我後來還翻到過登載著淑妃與「皇上」離婚消息的報紙。當時，報紙上將這次離婚稱作“妃革命”，足以想見聲勢影響之大。
中，其中有兩封公開見諸報端的信件，頗耐人尋味。
其一，是文繡的族兄文綺給文繡的一封公開信。內中寫到：
頃聞，汝將與遜帝請求離異，不勝駭詫。此等事，豈我守舊人家所可行者？
……
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餘載，祖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雲遜帝對汝並無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應耐死忍受，以報清室之恩。
今竟出此，汝清夜捫心自問，他日有何顏面見祖宗於地下……
若聽兄之勸，請即回溥府，向遜帝面前叩首請罪……吾妹思之。吾妹再三思之。
……
最使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文綉回答這位族兄的公開信，寫得更是義正辭嚴，當時深深地博得了社會上一些人們的同情。
這封以文言方式書寫的信，頗為入情入理，堪稱筆峰犀利。
文綺族兄大鑒：
妹與兄不同父、不同祖。妹入宮九載未曾與兄相見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關係，而在各報上公然教妹「耐死」。查民國憲法六條，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委託律師要求受人道待遇，終必受法律之保護。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訴罪。檢察官見報，恐有檢舉之危險。理合函請我兄嗣後多讀法律書，向謹言慎行上功夫，以免觸犯民國法律，是為至盼。
見到文綉訴諸報端的文章，我才真正知道文繡的文才造詣，以及她那非同一般的勇氣。然而，當時這些我是不敢吭聲的。
關於文綉與其族兄關於「離婚」的那場報刊上的論戰，據我所知，當時溥儀異常關注。
據說，對於文綉與其兄的公開信，溥儀也每信必看，無一遺漏。
最終，當然這場末代皇帝的離婚案，雖未經法院的判決，但畢竟形成了離婚的事實。在私下調解中，溥儀給付了文綉一次性生活費五萬多元。但這並不算了事，溥儀為了維護他的「皇上」尊嚴，在各地報紙發佈了令人可笑的“上諭”，竟稱已將「淑妃」貶為“庶人”。
之後，溥儀潛往東北，充當了日本人的「傀儡」，而文綉則回到了北京，過上了平民的生活。
由此，在南轅北轍的生活道路上，「皇上」與「淑妃」分道揚鑣。
當幾十年後，受到特赦的溥儀，在出版社編輯的幫助下，撰寫《我的前半生》時，出版社又協助他找到了那些登載當年「婚變」時各報刊“論戰”的文章。對此，溥儀百感交集，雖然最終成書時，書中刪去了這些具體內容，但基本梗概依然保留了下來。
特赦後的溥儀，對於文繡的看法發生了截然的變化。據說，他後來見到過文繡的一位親戚，談起當年的文綉時，表示了讚賞之意，認為她能衝破封建桎梏，實在是一件幸事，不然也很可能走上婉容的那條可悲的道路。
別人也許感受不深，而以我對溥儀的了解來說，他的這番見解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譚玉齡臨終目擊
若說，在溥儀的腦海中，始終佔有非常重要地位，而又在他的生活里來去匆匆的一位妻子，那可以說就是譚玉齡了。
她也是滿族人，姓他他拉氏，原是北京的一名中學生。一九三七年，溥儀與婉容的感情業已破裂，於是他經過北京的一個親戚介紹後，從北京將她接到了偽滿洲國的首都—「新京」。
異常神速，二人結了婚，他將她冊封為「貴人」。她遂成了他的“復辟事業”中的又一個可憐的“犧牲品”。
……
應該說，譚玉齡在那時的幾個妻子中，一度最得溥儀的寵，她對溥儀也非常「忠心」。
大約在一九四二年秋天，譚玉齡偶然得了一次並不算很重的感冒，後來看了幾次也沒好。溥儀於是親自派去了他的兩名貼身御醫為其診治，一名是他的貼身侍醫佟闊泉，一名是徐思允，這兩人，都是當時宮中最有名的中醫大夫。
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溥儀首先叫佟闊泉和徐思允兩人一起商量診脈開藥方，然後，經過溥儀親自在藥方子上修改、增減，再派人去抓藥給譚玉齡煎服。
確切地說，溥儀只是粗通中醫知識。在此之前，溥儀就曾親口對我說過：
「佟闊泉是北方人，開的藥方劑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為人謹慎，開的藥方劑量特別小。所以嘛，我就得親自動手給予中和中和……」
我對藥理一點兒也不懂，不知道溥儀的這種「中和」方法對治療譚玉齡的病症，究竟利弊效果如何。只是，譚玉齡的病總是始終未見一點兒好轉。
後來，溥儀又找來了一名西醫大夫黃子正。他原是長春市內一家私人小醫院的主治大夫，因為當時西醫在偽滿不太受歡迎，所以收入也比較少，他原本打算回台灣原籍去，可巧前幾年溥儀的大腿內側起了一條紅線，讓黃子正大夫給治好了，於是，溥儀賞賜了他五千元，叫他繼續開那家小醫院，實際上他也就從此成為了溥儀的「御用」西醫大夫。
每天晚上，不管溥儀是否有病，他都得照例到偽滿宮內廷來為溥儀診治一下。
因為譚玉齡的病仍不見好，溥儀便又找來了黃子正大夫進一步確診。過了一些日子，溥儀見譚玉齡的病還是沒有一點兒起色，就有些慌了手腳，又叫來了一個針灸大夫林永泉給譚玉齡作針灸治療。也不管有無效果，簡直成了胡找廟門亂「燒香」。
結果適得其反，「譚貴人」的病不但沒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後來，溥儀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只好通過黃子正又找來了偽滿新京市醫院的一位日本西醫給她治療。
當時，我們幾個學生按照溥儀的「旨意」，參加了在譚玉齡居住的寢室外屋的輪流值班。
也就是說，譚玉齡從病重期間一直到去世為止，我都參加了在她旁邊的守候，所以，對整個診治過程我都可以說非常清楚。
在她逝世的前幾天裏，我和幾個學生終日輪流在外屋為譚玉齡準備熬中藥或燉人蔘湯，並隨時聽從溥儀的差遣。對於譚玉齡那幾天的病情發展，我也知道得非常詳細。
對於譚玉齡的逝世，歷來眾說不一，但絕大多數是主觀猜測或以訛傳訛。甚至在她是否被「害」的問題上，始終紛爭不已。這個歷史“事件”的真相，我覺得作為她逝世當天始終守候在她身旁的當事人，我責無旁貸將那時的情形公之於眾。
幫著打下手或煎藥。出於對譚玉齡的關心，那時，我對屋內的任何一點動靜都格外留心。
當天晚上，那個日本大夫帶去了一個年輕的中國女護士，從那個女護士胳膊上抽血給譚玉齡胳膊上注射。
就在譚玉齡病情如此嚴重之際，我還聽到她躺在床上有氣無力地向我們問道：
「皇上進膳了沒有？吃的是什麼……啊？」
當時，我真感動得差點流出了眼淚，心想，「貴人」心地真是不錯呀。溥儀上哪兒再去找這麼好的妻子啊！不知怎麼的，我也在內心虔誠地念叨著：保佑「貴人」早日康復吧。其實，這一點兒用都沒有。她的病持續惡化不已。
時間已經到了深夜。治療仍在緊張地進行。
忽然，聽說日本關東軍中將參謀、偽滿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來到了宮內府候見室。他讓門口的傳達人員毛永惠馬上告知溥儀，立即找正在給譚玉齡治療的日本醫生，去候見室與他會見。
溥儀哪敢不遵命？於是，那個日本醫生中斷了治療，去候見室里與吉岡談了許久。談話內容，當然無人知曉。
之後，那個日本醫生又回到了內廷，走進譚玉齡的居室，繼續為她治療，但他已經沒有了原來的那種緊張的神態了。他在不緊不慢地、無聲無息地給譚玉齡治療著。
過了一會兒，譚玉齡由於尿液排不出去，感到異常難受。於是，那個日本醫生提出要給譚玉齡導尿，大概是因為這樣做要接觸譚玉齡的身體尤其是下部，作為一個「皇后」，「皇上」怎麼能夠同意如此的做法呢？
溥儀考慮後，表示堅決不同意。在這之後，譚玉齡的病情越來越重，後來就漸漸聽不到她說話的一點兒聲音了。
又過了許久，溥儀可能是因為譚玉齡已經瀕臨死亡，再也無法搶救過來，便回到他自己住的樓上休息去了。臨走之際，他叫我們幾個學生和那個針灸大夫林永泉一同到譚玉齡的床前為她做臨終前的祈禱。
只見當時譚玉齡合著雙眼，仰卧在床上，身上蓋著絲綢夾被，面部還露在外邊。我們面朝著她，緊張而又嚴肅地站在那裏，向她虔誠地合掌默誦佛經—雖然我也並不怎麼懂得「佛經」，只是跟隨眾人一起哼念著……
秋風瑟瑟。後半夜，我們正默默地站在她的床前，只見譚玉齡突然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從鼻孔內流出了兩條鼻涕，那張周正的臉稍稍歪向了一側。隨後，她就變得再也無聲無息。
譚玉齡就這樣默默地與世長辭了。
噩耗馬上稟報給了溥儀。我們也隨之忙亂了起來，在溥儀的「旨意」下，我們幾個學生默默地退了出來，由平常伺候他的幾個媽媽給她更換“壽衣”—這是早就提前準備好了的。然後又將她的遺體從緝熙樓的居室內，抬到西花園植秀軒的堂屋裏停放。
接著，溥儀將我們幾個學生叫到他的寢室內，向他稟報譚貴人逝世的經過。我們含著眼淚，向他詳述了前後的情況之後，溥儀讓我們在植秀軒院中輪流守候著譚玉齡的遺體。
第二天早晨，溥儀特意派人為譚貴人買來了嶄新的滿族服裝，讓媽媽們給她換上，然後，將她慢慢地安放在準備好的靈柩中。溥儀對我們講，為了超度她的亡靈，又請來了一些僧侶為其誦經、超度。
過了一會兒，溥儀打點停當之後，又將我和溥耊叫到他的身邊，鄭重其事地說：
「你們倆趕快去換衣服，穿上一身重孝，給譚貴人守靈……」
我們倆聽後，剛要走，溥儀又叫住我倆，叮囑說：
「你們倆這是當作譚貴人的孝子，要誠心地守在靈前，而且要按時祭拜。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我一定按皇上的旨意去辦。」
「您就放心吧……」
我們倆一前一後地回答著溥儀。
回去換上一身白色的孝服後，我們倆就按照溥儀的要求，一齊跪在了譚貴人的靈前，確實形同「孤哀子」一般。
在溥儀的統一吩咐下，宮內的各色人等也都紛紛來靈前做了祭拜。祭奠儀式，從頭到尾都搞得挺隆重，驚動了整個「新京」。
就這樣，譚貴人的靈柩在植秀軒照規矩，一直前後停放了整整七天七夜。
「停七」之後，溥儀又讓我和溥耊二人披重孝，扶靈柩，跟隨著抬“大杠”的隊伍—多少杠，我可不記得了，但在當時是異常隆重的，一直將其護送到了長春“般若寺”的最後一層院的北房正中央。
據我所知，全部喪事辦完後，溥儀還特地派了專人在長春般若寺中為「譚貴人」看守靈柩。
「譚貴人」的靈柩在偽滿垮台後的處理情形，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受到“免予起訴”，從撫順回到北京後，見到了溥儉和毓萶等人才得知的。他們先後告訴我說，他們在溥儀從長春逃走後，也隨之倉促地逃跑了，根本沒來得及處理譚玉齡的靈柩之事。當溥儀乘飛機赴瀋陽，撇下這些人後，他們又從大栗子溝返回長春時，才將譚玉齡的屍首火化，帶回了北京。
大概，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曾為譚貴人「披麻帶孝」，溥儀又曾將我“立嗣”，再加上我的胞叔溥修一直管理著溥儀的很多家事，所以，當時溥儉和毓萶就將譚玉齡的骨灰盒寄放在了我現在仍居住的西城區南官房的家裏。
這樣，在家中，我一直替溥儀默默地為「譚貴人」守著“靈”。
譚玉齡那風姿綽約的形象，以及那鶯回啼轉的嬌音，也曾時或闖入我的夢中。更令我不安的是，她臨逝世前的「謎團」，始終纏繞在我的心頭，多年來也沒解開……
「福貴人」的命運
往常，明眼人冷眼便看得出來，愁腸百結的溥儀自從「祥貴人」—譚玉齡去世以後，心情更是變得鬱郁悶悶，而且時常無緣無故地大發脾氣：“來人哪！”……“拉下去！”……
這些令人心驚膽戰的「旨令」，簡直整天成了溥儀的口頭語。
緊接著，不可避免的便是一場大打出手。他讓手下人發狠地毒打手下人，如若不然，他便馬上遷怒於旁人，使打人的人轉眼間變成了被毒打之人。
總之，他一度彷彿失去了理智，變得更加暴怒無常。
顯然，那時日本人為了控制溥儀，也試圖從各方面來「駕馭」他。就在譚玉齡逝世不久，那個專門對付溥儀的日本關東軍中將參謀、兼任偽滿洲國宮內府“帝室御用掛”的吉岡安直，便找到溥儀，五次三番地勸他娶一個日本老婆，又拿來了許多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照片，讓溥儀從中挑選中意者。
其實，溥儀自有他的考慮。譚玉齡的被害，他還懷疑是日本人搞的「鬼」，怎麼能再找一個日本女人睡在身邊，晝夜不離地監視著自己呢？
這其實是不言而喻的。只不過，他不敢明說罷了。
從內心而言，溥儀是堅執不同意的，但出於畏懼的心理，表面上只是委婉地說，如果找個日本妻子，惟恐語言不通。但吉岡轉而解釋說，那可以專門找一個懂滿洲語言的，溥儀又只得推說生活習慣不一樣……
表面文章做來做去，仍繞不過實質問題。
到後來，溥儀終歸拗不過老謀深算的吉岡安直，妥協的結果依然是，吉岡代他在新京南嶺女子優等學校中「選」中了一個十六歲的女學生。不過，那是一個十分單純的中國女孩子。
她叫李玉琴，是東北吉林省長春市一個普通人家的女兒。
據說，她的父親原來賣過豆腐，後來一直開飯館，家居吉林省長春二道河子附近。其父人緣頗為不錯，人稱「李老好」。
自從李玉琴來到宮內，溥儀就將她安置在同德殿樓上東半部的房間裏居住，不久，就又正式地冊封她為「福貴人」。
從此，這位純樸的少女就彷彿與外部全部隔絕了。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偽滿洲國垮台之前，她始終被「圈」在偽滿宮內那個狹小的天地里—大部分的活動局限在同德殿樓上的東部，最大的活動範圍也超不出內廷的院落。連見一見父母及親人都不那麼容易。
按說，也許難以令人置信，在三年多的宮廷生活中，她竟連偽宮內廷的大門檻也沒有邁出去過一次。但事實的確如此。
平日，她的生活枯燥無味之極。每天常見到的人也就只能是溥儀，除此外，就是我們幾個已經結婚的學生的妻子。像溥儉的妻子葉乃勤、溥耊的妻子葉希賢，我的妻子馬靜蘭以及我的姐姐毓菊英等人。
據我所知，李玉琴的父母，只是偶然來到同德殿探望過她。除此外她平時連通信的自由也沒有。多麼可悲呀！
說起來，平日溥儀也不是總與李玉琴「粘」在一起，他也有他自己的規律和事情。
起初，溥儀與李玉琴相見，大多都在晚上七八點鐘到夜間一兩點鐘左右。
有時候，他與我們吃完晚飯後，再去李玉琴那裏。也有時他與李玉琴呆上一會兒，再從同德殿到緝熙樓來吃晚飯，這時，他的心情好像會好一些似的，與我們說的話也多了點兒。
自打李玉琴進宮後，溥儀較從前而言，好像越來越對注射男性激素上了癮，有一階段，幾乎每天必打不可。
「聽著，毓萳呵，你今天晚睡一會兒，等我睡著了以後你再睡覺……」
有一天，溥儀晚飯後對我吩咐說。
「是！」我不敢稍有懈怠，於是靜靜地坐在屋裏，連盹都不敢打地等候著他的傳喚。
那天，他從李玉琴那兒回來已經是午夜之後了。我仍然按照溥儀的「旨意」，在卧室內專心地恭候著他。
「準備好了嗎？」
「早就為您準備好啦。」
我知道，他指的是讓我給他注射男性激素之事，所以答應得很乾脆。而且，事先我的確早已把針頭消毒這類的準備事項弄妥了。
「這次打多少？」
對此，溥儀是一點兒也不馬虎從事的。
「皇上，奴才還是按平常注射的那麼多打。」
我小心謹慎地回答著他，觀察著他的表情。
這時，溥儀「嗯」了一聲，也就沒再說什麼，可當時將我嚇了一大跳，以為有什麼事情要發生呢。
實際，任何事兒也沒有。注射後，溥儀穿好衣裳，又再次叮囑我說：
「這幾次針注射得不錯。打今兒起，我也許睡得更晚一點兒，你也得完了事才能睡覺。」
「是，是。」雖然我嘴裏答應著，當時，我卻並不明白溥儀的真正用意。
過了一天，到了夜間，我才發現溥儀確實睡得比以前更晚了。他從李玉琴那裏回來時，我都困得拿不起個兒來了，而一聽見他回屋的動靜，就得趕緊勉強掙扎著打起精神，拿起針頭全神貫注地為他注射。
他回來的時間越來越晚了。
有一天後半夜，我為溥儀注射完男性激素，走出緝熙樓時，外面的麻雀已經吱吱喳喳地叫起來了。這也就是說，天已經快大亮了。其實，當時我的心裏也在思忖著，溥儀的生活這麼沒有規律，注射什麼激素都不行呀。生活注意點兒，比這恐怕要強得多。
可那時，我全然不知道，溥儀的生理早已經在京城的宮內，就隨著他生活的畸形和沒有節制而陷於完全病態了。
據我後來所知，溥儀與李玉琴之間也根本沒有什麼夫妻之間的「幸福」可言。
溥儀那原本不正常的病態心理，對「福貴人」不可能有哪門子溫暖，只是拿她作個解悶的“妻子”而已。李玉琴後來亦曾談過這方面的情形。她說：
「溥儀有一天曾經對我談起，我一天都是煩人的事情，哪兒有什麼歡樂的事啊？只是你一來到這裏，我才稍微高興一點兒。所以你就得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讓我高興才對。我高興的事情，你要做，我不高興的事兒，你就不能去做。你的任務就是這麼簡單……」
也許，直到此時李玉琴這才明白，自己不過是溥儀在煩悶之時，手中的一個活「玩具」呵！實際上，她也是剛剛過了玩「玩具」的年齡不久。
在偽宮內近於囚禁般的生活里，她又拾起了玩具，整天抱著一個大個的布娃娃不鬆手，算是作為她的精神寄託。
宮裏頭知道的人們中，甚至有人不免說她單純得近乎有點兒「憨」。話說回來，哪個正值青春妙齡的大姑娘整日裏被圈在一個不能輕易見著人的地方，還能夠有內心的真正歡樂呢？！
偶然，也可以見到溥儀帶她去同德殿去看一看電影，雖說都是那些看過了多少遍的舊片子，畢竟在單調的生活中有了一點似乎新鮮點兒的內容。可是，次數少得太可憐了。以後由於戰事緊張，宮內乾脆就不讓放映電影了。
於是，這惟一的一點兒樂趣也就沒了影兒。
愁悶中，李玉琴想方設法地尋開心，竟又獨出心裁地學起了騎自行車，在宮內四處逛游，但可嘆的是，她連偽宮大門口都沒有騎出去過。
歲月如流。待她走出偽滿宮內府的大門之時，已經是日本關東軍遭到徹底失敗、偽滿洲國垮台的末日了。
那些日子，我們在偽滿宮內所見之人，無不充滿了悲戚慌遽之情，真應了那句話：惶惶然，如喪家之犬。
糊裏糊塗中，李玉琴跟隨溥儀與我們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溝。溥儀臨走時，曾告訴她過幾日再來用火車接她去日本，誰想竟一別十幾年後才見的面。
哎，回想起來，她在那段日子裡，真是一個無福的「福貴人」。
當我們隨溥儀去了蘇聯後，她便伴隨「皇親」一行人，在東北飄泊了一陣子。沒轍的情況下，她又跟著何長工帶領的一支東北抗日隊伍，在風雪呼號中行軍，頗受了不少的罪，後來總算幾經周折，終於回到了長春的家裏。
爾後，她又由於某種原因，去了天津日租界永平里五號溥修的住處。雖然至此溥儀的下落還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溥修竟然提出了讓她為皇上「守節」。她對溥儀當時還存有“迷信”心理，於是也就心甘情願地為被蘇聯人俘獲走的溥儀，莫名其妙地守上了“節”。
這種狀況，竟至維持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那，是多少個凄涼的日日夜夜呀……
困窘的生活無法繼續，她又追隨溥修從天津回到了北京度日。
恰巧，當李玉琴在北京的那一陣子，我的兩個孩子也正在北京無人照管。
那當兒，溥修根本顧不上這些，李玉琴就千方百計地照看這兩個孩子。可以說，我的這兩個孩子基本上是李玉琴給帶著的。至今，我的孩子們每逢提起她來，依然是滿懷深厚感情的—因為在困苦中共度艱難之人，感情最為真摯，這是常人在常日裏難以理解的。
多少年來，她每逢到北京，也總是上我家裏來看一看。大凡從艱辛的日子裡一起度過來的人，誰不記惦著對方給予自己的一點好兒呢？
時至今日，我也仍然萬分感激她對我的兩個孩子和我的一家的情份呢！
後來，我才知道，自稱為溥儀「守業」，而又只會坐吃山空的溥修，當時生活也極為困難，對李玉琴更加苛刻，連大便紙都不給她買。
以至，她一度產生了輕生的念頭。當若干年後，我回到了北京，她還向我屢屢叨念起過這檔子辛酸的往事。
在種種困境中，李玉琴愈加思念著家人，想起來便寢食不安。於是，便又由毓萶陪伴返回了東北長春的老家。因為溥修在此之前，曾賣掉了在天津的一些財產和三所房子，李玉琴臨走前才又從溥修手中接過了一些錢，以作回家的盤纏以及日後的生活之資。
當時，李玉琴回到長春後仍然不知溥儀的真實下落。雖然她也曾反覆、徒勞地打聽過，但一直杳無音信。其實，那時溥儀和我們已經從蘇聯返回了中國，正被關押在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後來，李玉琴得知此信兒，才找到了戰犯管理所與溥儀見了面。這已經是後事了。
就我這個局內人來看，溥儀的婚姻，無論從哪個方面，都不能說不是個悲劇。
而在晚清到偽滿傀儡朝廷這一場無可逃脫的歷史大悲劇中，他的家庭悲劇—包括與李玉琴的姻緣，不過是必然之中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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