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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談民主:為什麼「文革」悲劇只會出現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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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談民主:為什麼「文革」悲劇只會出現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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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談民主:為什麼「文革」悲劇只會出現在中國?

2021年07月13日 18:58

《人民日報》刊發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資料圖)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幾年裏,我們國家的民主思想,在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當中迅速成長起來。

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歷程的時候,鄧小平說過一句話:「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他是在這一年12月13日說這一番話的。大約13年後,胡繩在他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說,鄧小平的這一次講話,“實際上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還說:“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鄧小平已經成為黨中央領導的核心。”

胡繩還注意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於民主的討論。他說,全會公報對民主和專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製作了較詳盡的論述。會議認為,由於還存在極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絕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社會主義的階級矛盾,必須按照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法去解決,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局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需要嚴格執行各種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

怎樣才能使我們的人民擁有「充分的民主」?下面這些話引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將民主看做一種制度,並且將民主與法制聯繫起來,在我們黨的文件當中,這是第一次。

大約從這時起,黨內的輿論也開始將民主看做一種制度。

黨的文件將民主視為一種制度,這一點顯然與鄧小平的引導有關。根據現有的文字記錄,鄧小平最早表述他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是在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八大」的時候。那一次,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說,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考驗,要“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做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依照我們黨的既成制度,這樣的報告,是一定要經過毛澤東的同意並且經過政治局討論的。這大約可以證明,當時黨的領導中樞已經從制度方面來認識民主的問題。毛澤東說斯大林在蘇聯造成的悲劇,不會在西方國家發生,也可以作為一個證明。然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樣的思路沒有能夠延續下來。

1980年8月21日,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有機會直接採訪鄧小平。當法拉奇對中國能夠避免再次發生諸如「文化大革命」這樣可怕的事情表示懷疑的時候,鄧小平並沒有駁斥她。鄧回答:“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著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10天以後,鄧小平的一個講話被中央政治局通過。這就是他在1980年8月18日這一天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講話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的講話也是圍繞這個題目展開,其中包含了他的許多非常重要的思想。

鄧小平說:

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了適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為了興利除弊,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們要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深入調查研究,集中正確意見,從中央到地方,積極地、有步驟地繼續進行改革。

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主要應當努力實現以下三個方面的要求:(一)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打擊一切敵對力量和犯罪活動,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三)為了實現以上兩方面的要求,組織上,迫切需要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長些,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

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會場,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資料圖)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講話(資料圖)

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致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物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義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複雜的歷史現象。我們現在的官僚主義現象,除了同歷史上的官僚主義有共同點以外,還有自己的特點,既不同於舊中國的官僚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官僚主義。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係。……這可以說是我們目前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

當然,官僚主義還有思想作風問題的一面,但是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過去我們雖也多次反過官僚主義,但是收效甚微。……

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挂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裏,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

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特別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黨的中心任務已經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複雜,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

革命隊伍內的家長製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重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可惜,這些好的傳統沒有堅持下來,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完善的制度。……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

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誰也不能佔便宜,誰也不能犯法。……

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並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致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

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問題是黨要善於領導;要不斷地改善領導,才能加強領導。

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初說的這些話,前所未有地顯示了共產黨人對於專制制度的批判態度。他是從防止「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重新發生的方面來談論這個問題的,但他的話顯然已經不僅僅拘泥於此。他還提出了進一步的改革要求。所以,許多人認為,這個講話是鄧小平所有講話當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可惜鄧所表述的這些思想在以後的歲月里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當然,鄧小平在這裏所說的「民主化」,與他多次批評的“自由化”並不是一回事。這一點他在三年以後有過明確的陳述。那是在1983年10月召開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說,抽象地講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宣傳抽象的民主,把民主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常識的,會把青年人引入歧途。鄧小平無疑認為共產黨能夠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並且一力推動著中國向這個方向前進。幾年之後,鄧小平將他的這些想法進一步發揮出來,在中國推動了一次政治改革的高潮,可惜這一改革最終沒有能夠取得人們所期待的成果。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 馬立誠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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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仁曾經是蔣介石的嫡系將領

1949年9月中旬,毛澤東對前來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的陳明仁說:「新政治協商會議就要開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獨缺少蔣介石的嫡系將領,你是第一個,你來了,代表性就全面了。」陳明仁是國民黨軍著名將領,他在長沙率部起義後,成了人民解放軍第五十五軍軍長。

程潛開後門,陳明仁成了黃埔軍校學生

陳明仁的從軍軌跡讓兩個人意想不到。一個是老校長程潛,一個是新校長蔣介石。

程潛沒有想到的是,自己開後門進來的學生陳明仁,官至中將,還與自己一同率部起義,加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隊伍之中。而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自己一手大力栽培的陳明仁,最後竟然起義了。

1903年4月7日出生於湖南省醴陵縣洪源鄉洪源沖的陳明仁,於1924年春趕赴廣州投考陸軍講武學校。講武學校是孫中山委派程潛開辦的。程潛兼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李明灝任教育長。可當陳明仁趕到廣州時,講武學校已停止招生。

一心想投筆從戎的陳明仁,拿著在長沙兌澤中學的優秀成績單,找到了同鄉程潛和李明灝。程、李見陳明仁一身靈氣,相貌不凡,學習成績又優秀,便有心想錄取他,但又苦於「同鄉之嫌」。於是,程潛和李明灝幾番商量,將陳明仁的籍貫改為“瀏陽縣”,錄取編入了文化水平較高的第一學生隊。

1924年9月,講武學校與黃埔軍校合併,陳明仁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六隊學習。1925年1月,陳明仁從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任黃埔軍校教導團見習排長。此時,盤踞東江的軍閥陳炯明計劃攻打廣州。孫中山為了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決定進行東征,平定陳炯明之亂,史稱「第一次東征」。在第一次東征中,陳明仁敢打敢沖,指揮一個排在東莞城內,繳獲了一個營的槍,立下大功,受到團長劉堯宸的誇獎:“我以為我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哪曉得陳明仁比我還不怕死。”他報請東征軍第一軍軍部批准,將陳明仁破格升為教導團一營三連連長。

陳炯明被擊潰後,又得到了外援,趁東征軍回師廣州之機,復據東江地區作亂,於是,孫中山再次決定東征。第二次東征軍總指揮是蔣介石,總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部隊於1925年10月初從廣州出發,10月中旬開始進攻惠州城。

惠州城防司令是陳炯明部的一個叫楊坤如的師長,楊坤如是粵軍著名的驍將,再加上惠州倚山帶河,三面環水,易守難攻,戰鬥進行得十分激烈。10月13日傍晚,擔任衝鋒團團長的劉堯宸親自率隊衝鋒。在架梯登城時,他不幸被一梭子彈擊中頭部,當場陣亡。擔任敢死隊隊長的陳明仁一個箭步撲在劉團長身上,悲憤交加,痛心疾首地呼喚:「團長,我要為你報仇!」

說完,陳明仁猛站起來,轉身對副連長說:「今當以死報國,如你我兩人有幸一人活著攻下惠州,父母妻女互托照顧!」說完,陳明仁把連隊一分為二,與副連長各帶一隊繼續登城。

這時,隨著「轟轟轟」三聲連發炮彈的爆炸,城牆被打塌了一角,城頭上的機槍“啞巴”了。陳明仁親自扛起旗幟,沿著炸開一丈長的城牆缺口,奮力衝上去,將青天白日旗插在城樓上。士兵們看到城頭上有了自己的旗幟,信心倍增,後續部隊蜂擁而上。而守城官兵看見對方的旗幟,心驚肉跳,丟槍遁逃而去。

惠州城攻下來了。這一幕幕都被現場指揮的蔣介石和周恩來等人在望遠鏡里看得一清二楚。蔣介石問:「手持大旗,第一個登上城牆的是誰?」

「你的學生陳明仁!」站在蔣介石身邊的黃埔教官李明灝響亮地回答。

「嗯,這個,這個要立功!」蔣介石喜形於色。

3天後,在惠州城內召開的慶功大會上,蔣介石發佈命令,吹三番軍號向陳明仁致敬,並親自帶頭呼口號:「向陳明仁看齊!」他還當場宣佈提升陳明仁為三營營長。後來,惠州戰例一直被國民黨軍所宣傳。1949年9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上見到陳明仁時,第一句話就說:“你還認識我嗎?打惠州的時候,我還向你舉槍敬過禮哩!”

揚名惠州的陳明仁,在北伐中,還救過蔣介石一命。那是在1926年6月,北伐軍打到南昌時,中了敵人的埋伏,在南昌城外牛行車站的北伐軍總司令部中的蔣介石、白崇禧陷入軍閥孫傳芳部的重圍,情形十分危急。陳明仁受命率三營解圍,救出了蔣介石和白崇禧,還當場俘虜了孫傳芳部一個團長。如此有軍事才華的陳明仁,讓蔣介石起了籠絡之心。蔣介石和宋美齡要給陳明仁當「紅娘」,想把國民黨要員的女兒介紹給陳明仁。但陳明仁不忘家鄉的妻子謝芳茹,謝絕了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美意。

一手不成,再來一手。當不成紅娘的蔣介石,玩起了封官許願的買賣,先是升陳明仁任黃埔軍校上校隊長,後升任國民黨軍陸軍第十師二十八旅五十六團上校團長。此後,陳明仁便緊隨蔣介石,唯蔣介石是命。當然,陳明仁事後承認自己當初沒有想到,蔣介石會叛變革命。身為軍人的陳明仁,此時已身不由己。1930年,陳明仁升任國民黨軍第二十八旅少將旅長,1933年9月被晉陞為國民黨軍第八十師中將師長。1934年初,陳明仁到廬山海會寺軍官訓練團輪訓,任第一大隊副大隊長兼中隊長。學習結業後,陳明仁被任命為國民黨軍第二師中將參謀長。隨後,他又換了幾個崗位,先是國民黨軍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後是國民黨軍軍政部中將處長。

滇西抗戰,陳明仁戰功卓著蜚聲中外

1935年春,陳明仁去國民黨軍陸軍大學(第十三期)學習,1938年春畢業後,被任命為國民黨軍陸軍第二預備師中將師長。此時,中國抗戰全面爆發。上任不久的陳明仁,奉命率第二預備師參加武漢會戰。在開赴途中,預二師司令部的6個處長跑掉了5個。陳明仁說:「不中用的傢伙越少越好,正好可以放開手腳進行人事調配。」此後,陳明仁從過去的陸軍大學同學中挑選志同道合者,充入到中層領導崗位,又從陸軍軍官學校錄用了一批中下層軍官,從而加強了部隊的戰鬥力。

在九江,陳明仁率預二師與日軍展開了殊死搏鬥,堅守住了陣地,預二師因此得到了蔣介石的嘉獎。但因國民黨軍內部派系林立,明爭暗鬥,在陳誠的指使下,預二師成了「犧牲品」,被撤銷了番號。後來,陳明仁到了漢口,何應欽決定將四川的3個補充團整編為一個師,改換成正規番號,交給陳明仁指揮。陳明仁藉機提出恢復預二師的番號,得到何應欽同意。1939年冬,陳明仁率預二師參加廣西桂南會戰,陳明仁身先士卒,受到嘉獎。1941年冬,陳明仁奉命率預二師進入雲南昆明。預二師在陳明仁的經營下,發展很快,兵力達到將近一個軍的數量。陳明仁不禁自我感覺良好起來。他覺得,這幾年官位儘管仍然停留在中將師長的位置上,但實權在握,運籌自如,唯一不甚滿意的是,由於長年累月作戰,到雲南後又擔任修建工事任務,官兵的服裝得不到上級補給,像個乞丐部隊。對於這件事的不滿,陳明仁不久在蔣介石面前爆發了出來。

原來,蔣介石在雲南昆明游西山風景區時,碰上了穿著破爛的修築工事的士兵,覺得有損國格。惱怒的蔣介石回到昆明,細細一查,得知這些士兵都是陳明仁部隊的。他一氣之下,對陳明仁來了一個明升暗降,改任陳明仁為第七十一軍副軍長,並限兩天內辦完移交手續。

這樣的命令,陳明仁自然不服氣。在蔣介石找陳明仁談話時,陳明仁第一句話就是責問蔣介石為什麼會這樣?

蔣介石說:「你這個師長沒當好!」

報嘉獎我師紀律嚴明,為入滇部隊之冠。為何今日突然變壞了呢?”

蔣介石自知理虧,便脫口而出:「你的部隊衣服沒穿好。任何部隊沒有像你這個部隊穿得這樣爛。」

陳明仁說:「我的部隊衣服沒有穿好,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衣服是你發的,質料這樣差,只穿一水就破了,並且去年發給我們的還只有四成新。」

「絕無此事,絕無此事!」蔣介石重複著說了兩句。

陳明仁緊追不放:「此事有賬可查!」

如此一來,陳明仁與蔣介石當場爭執起來,結果蔣介石十分惱火,命令憲兵營長把陳明仁押回重慶(此時,國民黨政府已遷入陪都重慶辦公)去。

陳明仁不吃這一套,還是硬對硬,激憤地大聲嚷道:「我犯什麼罪?莫說押,殺頭我也不服。我這個中將師長算什麼啊?你想怎樣便怎樣?我現在不要這個官了。」嚷完,陳明仁一把扯下領章擲在地上,一副怒不可遏的樣子。

蔣介石大為震怒。恰好這時國民黨雲南省主席龍雲來訪,極力勸解蔣介石,才算平息了這場嘴仗風波。

陳明仁敢當面頂撞蔣介石與陳明仁的脾氣不無關係。據陳明仁的兒子陳揚釗回憶說:「在我的印象中,許多叔叔、伯伯及他的部下都很怕他(指陳明仁),說他瞪眼睛、扁嘴巴,發起脾氣來可不得了。所以暗地裏給他取了一個‘扁嘴巴’的外號。」

這場風波很快在軍中傳開,陳仁明得了一個「傲上將軍」的美譽。

戰事頻頻,蔣介石還是要藉助陳明仁的力量。在支援英美盟軍在緬甸抗擊日軍攻勢時,蔣介石命令陳明仁以副軍長的身份率第七十一軍及預備第二師加入中國遠征軍序列,開赴滇緬地區參戰。陳明仁喜不自禁,終於有了報效國家抗擊日軍的大好機會。後因戰局發生變化,陳明仁未能率部入緬作戰。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中國駐印軍和遠征軍先後對侵佔緬甸北部和中國雲南西部的日軍進行了反擊作戰。陳明仁所在的七十一軍奉命在滇西反擊。

滇西重鎮保山被日軍第三十三軍三十八師團佔領已有多年。從反擊線路講,必須從惠通橋、攀枝花渡過怒江,才能取龍陵、保山一線。但為了出其不意,陳明仁奉命率七十一軍八十七師和八十八師翻山越嶺,繞道怒江,從原始森林中分兩路向鎮安街進攻。八十七師出敵不意發起猛攻,一舉擊潰守敵,佔領鎮安街。

龍陵日軍指揮部獲知鎮安街失守,立即派出一個加強中隊,會合潰逃守軍向鎮安街猛撲,企圖奪回這個公路要點。八十七師師長張紹勛一看勢頭不對勁,嚇得立即產生了「撤退」想法,慌張地越級請示總司令宋希濂,要求“變換陣地,放開公路”。

恰在此時,陳明仁的電話也接了進去。聽到了張紹勛的「請示」,陳明仁毫不客氣地說:“這樣做會影響整個戰局。今天七十一軍歸我指揮,師長不能直接報告總司令,總司令也不能直接處理這個問題。”

陳明仁知道,指揮官決心動搖,則軍心不穩。於是,他果斷更換了張紹勛,另外任命了新師長,有力地振奮了部隊士氣,給日軍予以重創。此役結束後,陳明仁升任第七十一軍軍長。

當上軍長後的陳明仁,更是放手對日軍作戰,打得日軍節節敗退。據《陳明仁自傳》中稱:「當時凡屬任何部隊攻克不下的地方,都是由七十一軍來擔任,例如芒市附近的三台山、襄佐寺,畹町附近的回龍山等,都是七十一軍攻克的。而攻克回龍山一役,不但挽回了當時的整個戰局,而且增加了我個人在國內乃至國際上不少聲譽,我自己也認為是我生平的又一得意之作。」

回龍山戰役的經過是這樣的:

1945年1月,英美盟軍和中國遠征軍計劃攻克日軍最後據點畹町、芒市,與中國駐印度的部隊會師。畹町的門戶是回龍山,要想取得滇西抗日的最後勝利,必須奪取回龍山。

一開始攻打回龍山的是國民黨軍第九師和第二師。打了一個星期,不但沒有拿下來,而且傷亡巨大。遠征軍司令部立即召陳明仁商議,讓七十一軍出面進攻回龍山。出面找陳明仁商議的是他黃埔軍校的同學黃傑,此時擔任國民黨軍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黃傑說:「子良(陳明仁的號),回龍山久攻不下,我與衛立煌司令長官思謀良久,非請你出馬不可了。攻擊回龍山的戰役由你統一指揮。」

站在一旁的美國聯絡官顯然對陳明仁不了解,他通過翻譯告訴陳明仁:「美國指揮部有指示,從明天開始,對攻擊回龍山的部隊不再派飛機協助,也不空運物資。」

黃傑不等陳明仁開口,忙向美國聯絡官介紹說:「這就是陳明仁將軍,我已經將攻佔回龍山的任務交給這位將軍了。你們繼續空援,不要氣餒,好消息定會到來。」

七十一軍在整個滇西戰役中戰功赫赫,美國聯絡官早有所聞。不過,美國聯絡官還是問道:「你哪天可以拿下回龍山?」

陳明仁堅定地回答:「我的部隊明天到達,後天接防,第三天攻下。」

陳明仁的話讓包括黃傑在內的所有人都不禁驚愕和疑惑。美國聯絡官自然疑問多多:「你一天能攻下回龍山?有什麼根據?」

陳明仁充滿自信:「我是中國的中將,說話從來算數!」

「三天攻不下,怎麼辦?」美國聯絡官步步逼問。

「拿不下回龍山,我與回龍山共存亡!」陳明仁誓死攻山,立下了軍令狀。

結果,陳明仁指揮七十一軍,揚長避短,針對日軍崇尚武士道、機械頑固死守的特點,實施包圍作戰,以各個擊破陣地的戰術消滅日軍,拿下了回龍山。盟軍指揮官對陳明仁刮目相看,稱讚其不愧為中國軍隊的名將。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1946年3月,陳明仁奉蔣介石命令,率七十一軍開赴東北。

毛澤東對陳明仁說:「林彪打仗不如你!」

1946年4月15日,陳明仁率國民黨軍第七十一軍進至四平前線。此時中國的形勢是,國共儘管都還處在戰略過渡時期,但「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已然形成。因此,國民黨軍第七十一軍一到四平前線,就與國民黨軍新一軍聯手攻打林彪指揮的駐四平的東北民主聯軍。

陳明仁與林彪的交手立即展開。陳明仁說:「不攻下四平,絕不罷兵。」林彪誓言:“死守四平,寸土不讓。”真是針尖對麥芒!兩支部隊打得是難解難分,一打就打了整整一個月時間。國民黨軍死傷1萬餘人;東北民主聯軍傷亡8000餘人。

死拼,顯然要讓東北民主聯軍吃大虧。毛澤東致電林彪強調:「(一)四平我軍堅守一個月,抗擊敵軍十個師,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頑強英勇精神,這一鬥爭是有歷史意義的。(二)如果你覺得繼續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時,便應主動地放棄四平,以一部在正面遲滯敵人,主力撤至兩翼休整,準備由陣地戰轉變為運動戰。」5月18日,林彪決定撤出四平。

四平是當時遼北省的省會,位於中長、四洮、四梅鐵路的交點,為東北交通、工業及軍事重鎮,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林彪撤出四平後,陳明仁率七十一軍進駐四平,為損失嚴重的部隊補充兵員,整訓士氣,構築工事,修固城池。直到1947年5月,林彪指揮東北民主聯軍發起夏季攻勢,又打到了四平城外。林彪決定奪取四平,報當年的一劍之仇。

此時如果四平失守,國民黨軍在長春、瀋陽將孤立無援。蔣介石電令陳明仁死守四平。陳明仁認為「自己平生打仗以克敵制勝而稱著,又是蔣校長的學生,當應效忠於蔣」,因此立下遺囑,日夜督戰,死守四平40多天,巷戰19個晝夜,頑強抵抗住東北民主聯軍的進攻。後來,陳明仁在自傳中承認,這是“我平生一段罪惡最深的歷史”。

林彪:「四平戰役雖未全部解決敵人,但已取得經驗,給了敵人很大打擊。」

陳明仁死守四平,聞名一時。由此,陳明仁晉陞為國民黨軍第七兵團司令官。但好景不長,國民黨政府不久派陳誠任東北行轅主任。早年因預備第二師番號之爭的陳誠對陳明仁懷恨在心已久。因此,陳誠到東北後,明察暗訪,抓住了陳明仁幾個「短板」,撤了陳明仁的職,讓陳明仁回南京休養閑居。

對於陳明仁在南京休養閑居之事,陳明仁的兒子陳揚釗回憶說:「我父親懷著滿腔的怨憤,在南京賦閑期間,脫去軍裝,穿上長袍,留著鬍鬚,每天與兒孫們游玄武湖、靈谷寺、棲霞山、燕子礬、中山陵等地。他最喜歡到中山陵和廖仲愷的墓園,我們常與他陪客人在那兒照相。平時多與老友們打麻將,這是他最喜歡的娛樂。這段時間裡他由於心情不舒暢,還經常飲酒。他的酒量也是聞名的,一次飲一瓶貴州茅台也不醉。有時到朋友家,高興時喝得酩酊大醉而歸,由副官背他下車。他醉酒從不亂講話,只是昏昏入睡。」

起義了。

此時的陳明仁已就任國民黨軍華中「剿總」副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率第二十九軍、第七十一軍駐紮在湖南長沙。全國解放大勢所趨之時,陳明仁宣誓:“軍人以保國衛民為天職,明仁忝膺省政,服務桑梓,既愛國,復愛鄉士。”

於是,陳明仁和程潛率國民黨所屬長沙「綏靖」公署、第一兵團部轄3個軍9個師和3個保安師等共12萬餘人起義(其中,有頑固軍官帶4萬人起義後不久叛逃)。

程潛和陳明仁率部起義後,毛澤東致電程、陳兩將軍稱:「毅然脫離偽府,參加人民革命,義旗昭著,薄海歡迎。」1949年8月25日,毛澤東親自修改新華社時評《湖南起義的意義》,明確指出:“程潛、陳明仁兩將軍在湖南起義,嚴重地震撼了華南、東南、西南、西北的國民黨殘部,國民黨殘部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脫離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團,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邀抵達北京,作為特別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國政協會議。聶榮臻、羅瑞卿、張友漁等到車站迎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多次接見並宴請陳明仁等人。9月19日,毛澤東邀請陳明仁和程潛等人游天壇。到了天壇祈年殿,毛澤東特地從人群中召喚陳明仁:「子良,來,來,我們兩個單獨照個相。」合影后,毛澤東問陳明仁:“你準備放大加洗多少張照片分贈朋友啊?”

陳明仁順口說:「洗十打。」

毛澤東風趣地說:「少了嘛,洗五十打!這樣就沒有人說你被共產黨軟禁了。」

幾天後,陳明仁被毛澤東邀請在家裏吃飯時,主動提到四平之戰,表示內疚。毛澤東笑了笑說:「兩軍相戰,各為其主嘛!猶如划船,都想劃贏呀!」

陳明仁表示堅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向解放軍學習,服務人民,效力國家。

毛澤東徵詢地問:「你今後的打算是從政還是帶兵?」

陳明仁說:「如果可能,我還是在軍事上為國家盡一些力。」

毛澤東鼓勵說:「我看林彪打仗不如你。讓你擔任解放軍二十一兵團司令員吧,有什麼條件你儘管提出來。」

陳明仁以職業軍人的姿態答道:「報告主席,我現在真正服從了共產黨,無條件服從領導。」

毛澤東笑容滿面,說:「啊呀,人家提出條件,我倒好辦,你這個沒有條件的,我倒不好辦了!這樣吧,從今以後,解放軍有飯吃,你也有飯吃,共產黨的軍隊有衣穿,你有衣穿,一視同仁。」

報給我,要我‘大義滅親’。因為程潛將軍是我進黃埔以前的老校長,意思是叫我殺害程將軍,並要我率部十萬死守長沙。我現在發現了蔣介石不僅是不革命,簡直是反革命,簡直是人民的公敵,我當然要打倒他。他是我們的校長,現在我便給他一個‘大義滅親’。當時白崇禧也派專機送來一個命令,叫我派兵包圍程潛將軍所住的水陸洲,實行兵諫,必要時採取斷然處置。倒是白崇禧他本人如此反動確是需要給他一番兵諫的,我的起義即為兵諫的有力表示。我多年在蔣政權之下,徘徊惶惑,到現在才大夢初醒,才走向真正的革命方面來。在黑暗中掙扎過多少年的我,一旦獲得光明,可以大步邁進,我的心情,是多麼愉快,多麼興奮。我願意完全接受毛主席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思想,虛心學習,努力實踐,改造我自己,改造我所統率的部隊,絕對以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來完成我們革命軍人的任務。”

1949年11月,根據毛澤東向林彪、華中局、湖南省委關於陳明仁部隊的整編問題的指示和起義部隊的人數,陳明仁率領的國民黨起義部隊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轄第五十二、五十三軍。陳明仁任二十一兵團司令員,唐天際任兵團政委。

1949年12月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在駐地瀏陽縣城舉行隆重的成立大會,兵團司令員陳明仁身穿解放軍軍服,精神煥發地主持成立大會,並宣佈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

成立大會上,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到場講話。陶鑄說:「二十一兵團的全體同志們在程主任、陳司令員領導下,所走的路是正確的,是光榮的。這不僅在於敢冒危險排除困難,堅決舉行起義,對湖南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更在於起義後經過學習與自我改造,確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決心」,“堅決地表示跟著中國共產黨走”,“這是同志們在陳司令員領導下,經過嚴重思想鬥爭所取得的勝利”。

陳明仁在大會上激動地說:「二十一兵團宣告成立是一個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從今天起,我兵團已經踏上光明之路,開始新生了!從今天起,我兵團已經成為中國人民子弟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努力改造,一切都要向其他兵團的解放軍看齊!從今天起,我兵團將要成為一支既具有高度政治素養,又具有近代的軍事技術的強大軍隊!」

成立大會通過了第二十一兵團向毛澤東和全國發出的通電:「一致宣誓永遠在毛主席、朱總司令的旗幟下,奮勇前進,加緊學習,努力改造,努力進步,向我人民解放軍一切先進的兄弟兵團看齊。一定把自己變成為一支強大的國防軍。」

成立大會之後,陳明仁、唐天際率兵團部進駐醴陵,所屬第五十二軍駐攸縣,第五十三軍駐安仁,並進行了集中整訓。

1952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進行了整編,兵團一級的領導機構大部分撤銷。1952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十五軍。上級有意調陳明仁到大軍區任職,但陳明仁提出擔任五十五軍軍長。就這樣,陳明仁成了共和國第五十五軍軍長,五十五軍政委由王振乾擔任。下轄第一四四師、二一五師、二一九師,歸中南軍區建制。1953年2月,陳明仁和王振乾率五十五軍從廣西桂林移防廣東湛江,擔負雷州半島守衛任務,為祖國南大門站崗放哨。

1955年9月27日,陳明仁被中央軍委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解放勳章。作為中共黨外人士的一位軍長,被授予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陳明仁感慨萬千:「我從軍三十年,還是第一次榮獲上將軍銜。我十分感謝共產黨和解放軍對我的信任和關懷!」

1968年9月,陳明仁因慢性風濕病一再發作,向中央軍委提出申請回湘離職休養,得到批准。根據周恩來的批示,湖南省人民政府在長沙市麻園嶺撥給陳明仁一棟花園樓居住,使陳明仁安度了晚年。1972年,周恩來獲悉陳明仁得了癌症,便安排陳明仁到北京治療,並對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的治療方案進行了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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