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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者憶文革陪王洪文吃喝:宴席比國宴好 還划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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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者憶文革陪王洪文吃喝:宴席比國宴好 還划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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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者憶文革陪王洪文吃喝:宴席比國宴好 還划拳

2021年07月19日 18:14 最後更新:11:20

 核心提示:劉冰看到,這個宴席上擺滿了上海的名菜名酒,非常奢侈。相比之下,人民大會堂國宴就顯得相當寒酸了。王洪文見到遲群說:現在先喝酒。開宴後,他頻頻舉杯向遲群敬酒,猜拳行令好不熱鬧。劉冰還是第一次在公事交往中看到如此喧嘩划拳喝酒的場面,很不自然。

王洪文 資料圖

本文節選自《劉冰上書與「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緣起》,

劉冰,河南伊川人,1921年生,1938年入黨,同年進入延安抗大。此後東進敵後抗日根據地,曾任八路軍一二九師隨營幹部學校青年工作股股長,又在抗大六分校、太岳、岳南地區做過青年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澠池、宜陽縣委書記,豫西區青年聯合會主任。建國前後擔任過中共河南省青委副書記,團省委書記,共青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農村青年工作部部長,清華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主持學校常務工作。1966年「文革」開始後,劉冰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關入「牛棚」,經受了數不清的拷打辱罵後,又被發落到工廠勞動。

劉冰的歷史完全清楚,「走資派」罪狀也完全是「莫須有」的栽贓,批判到後來勢成嚼蠟。1969年6月,他得到「解放」,閑置一段時間後於1970年1月擔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當時任書記的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德中。清華大學校革委會主任是來自八三四一部隊的張榮溫,海軍後勤部副參謀長劉承能任革委會副主任,還有八三四一部隊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遲群任副書記。劉冰的位置排在遲群之後。他此時擔任的副書記與「文革」前的第一副書記相比,並不在一個層次上。劉冰對此不以為意。他覺得,在當時能夠得到工作的機會就很好了。

同校共事,劉冰和遲群之間的不愉快很快就發生了。

1970年底,來自軍隊的老幹部張榮溫調走了。1971年下半年,楊德中不再兼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1972年春天,來自海軍的劉承能也調走了。這樣一來,遲群當上了校黨委書記和革委會主任,同時又是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謝靜宜由此前的黨委常委提升為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後來又擔任了北京市市委書記。從這時起,遲群和謝靜宜掌握了清華大學的生殺大權。

此時的遲群,三十五六歲,自謂有領袖撐腰,在「文革」中呼風喚雨,驕橫不可一世。劉冰對他的第一個壞印象來自1970年麥收時節。一天,清華師生到昌平農村參加麥收,由劉冰和黨委常委、北京衛戍區派來的軍代表惠憲鈞帶隊。當這支隊伍徒步25公里快到達目的地時,將「身教重於言教」喊得震天響的遲群,居然坐著吉普車來了。劉冰看不慣這個作派。

此後又有一次,那是1971年8月,遲群已當上了清華大學的一把手,他和劉冰飛往江西處理清華的農場移交。因天氣不好,飛機在上海停留,王洪文、徐景賢,還有于會泳在上海設宴招待。劉冰看到,這個宴席上擺滿了上海的名菜名酒,非常奢侈。相比之下,人民大會堂國宴就顯得相當寒酸了。王洪文見到遲群說:現在先喝酒。開宴後,他頻頻舉杯向遲群敬酒,猜拳行令好不熱鬧。劉冰還是第一次在公事交往中看到如此喧嘩划拳喝酒的場面,很不自然。劉冰不喝酒,和席間的造反英雄們沒有共同語言,結果冷坐了一個半小時。

過了一些時候,聽說張榮溫患病,劉冰前去探望。張榮溫對劉冰說,遲群、謝靜宜有野心,要抓權。

1972年,劉冰擔任了清華大學的常務副書記。此時,清華大學的原負責人何東昌、胡健等已得到「解放」,被「結合」當了副書記。

劉冰回憶說:「自從戴上‘常務副書記’的桂冠,正如作繭自縛,我被置於困難的境地。」劉冰經常主持黨委常委會議,但他很快就發覺,每次向遲群、謝靜宜彙報黨委常委會開會的情況,他們對會議情況都已經非常清楚,甚至每個人的主要發言內容都已知道。顯然,在校辦公室里有他們的親信。

進入1975年,這是「文革」的第九個年頭,再度出山的鄧小平對各方面工作進行全面整頓,與江青一夥形成正面對抗,由此激發了劉冰的鬥爭決心。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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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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