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
就在張春橋、姚文元的兩篇「宏文」成為七億中國人的“學習文件”的時候，正在他們藉助毛澤東的批示以“大理論家”的形象出現在全中國的時候，來自毛澤東的批評，使剛剛掀起的“張姚熱”迅速降溫。
鄧小平當即注意到江青們搶發批判「經驗主義」的文章這一新動向。
1975年4月18日，鄧小平陪同朝鮮元首金日成前往長沙拜晤毛澤東。鄧小平借用這一機會，向毛澤東說明「當前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一提法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贊同了鄧小平的意見。
一個重要的訊號，從毛澤東那裏發出。
學習無產階級專攻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經過姚文元審定，報送毛澤東。4月23日，毛澤東在報告上，寫了批示：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提請政治局一議。
為盼。
毛澤東
1975年4月23日
毛澤東的這段話，就是在批評張春橋和姚文元「不懂馬列」。
毛澤東所說的「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不言而喻，指的是張春橋和姚文元。
人們並不健忘，在五年前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寫下抨擊陳伯達的那篇《我的一點意見》中，有著非常相似的話：
「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那時候，毛澤東指的是「理論家」陳伯達。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宣告了陳伯達的倒台。
如今，毛澤東又用同樣的語言批評張春橋、姚文元，這不能不使張春橋、姚文元感到非常緊張。因為他們弄得不好，就要重蹈陳伯達的覆轍，成為「陳伯達第二」！
根據毛澤東4月23日批示「此問題提請政治局一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7日開會，“議”題便是批評江青。
江青在會上勉強作了「自我批評」。就連她自己，在兩個月後寫的檢查中，也承認：“我在4月27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
看來，江青的問題不能不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不能不解決毛澤東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團結”，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於是異乎尋常，毛澤東在從長沙回到北京之後，決定在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會議。這如同1974年7月17日他親自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小宗派”一樣，表明事態已經相當嚴重了。對於重病在身的毛澤東，這是他最後的歲月兩次親自出席政治局會議。
毛澤東已經很久沒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了。這是他在長沙休養十個月之後回到北京，第一次出席政治局會議會議在毛澤東中南海住處召開。
知道毛澤東要召集政治局會議，周恩來也抱病前來。
話的是周恩來。據張玉鳳回憶，除了周恩來之外，別人幾乎沒有給毛澤東去電話，生怕干擾他養病。即便是江青，求見毛澤東，也未必允見。只有王海容、唐聞生，倒是說來就來，說見就見。
正因為這樣，5月3日，毛澤東跟政治局委員們見面時，周恩來說道：「大家快一年沒有見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來，從1974年7月17日那次政治局會議見過面之外，大多數的政治局委員跟毛澤東「闊別」十個月了！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不僅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張春橋，而且多次批評了「四人幫」。以下所引毛澤東的話，是會議記錄原文。可能由於記錄速度跟不上毛澤東講話速度，有些地方顯得前後文不接，或者斷句，均照錄原文。
毛澤東一到，先跟政治局委員們寒暄。毛澤東照例保持著他那不時出語幽默的風格。
毛澤東一進來，第一個是與周恩來握手：「怎麼樣？還好嗎？」周恩來回答說：“開了三刀，消化還可以，前天向主席報告過。”
毛澤東跟葉劍英握手時，說了句：「喔，老帥！」
毛澤東跟鄧小平握手時，說了句：「小平呀！」
毛澤東跟吳德握手時，說了句：「哦，吳德（引者註：諧音為“無德」）有德呀！”
毛澤東跟謝靜宜握手時，話說得最多：「小謝，你當了大官啦，不謹慎呀！」
顯然，毛澤東對謝靜宜緊跟江青，早有所聞。
謝靜宜原本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員。在「文革」中到北京大學“支左”，“當了大官”北京大學黨委書記。
謝靜宜連忙回答說：「我不想當大官，但是現在官卻越當越大。」
毛澤東很乾脆地對謝靜宜說：「試試看吧，搞不好就捲鋪蓋。」
毛澤東握著陳永貴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國，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註：指陳永貴給毛澤東寫信，報告自己一年中的時間安排）。不要在釣魚台，那裏沒有魚可釣，你和吳桂賢都搬出來。」
毛澤東的話中，包含著對江青佔領下的那個釣魚台的反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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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隨後，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公開批評鄧子恢和包產到戶，把包產到戶說成單幹，並提到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甚至指責他們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2期，
1972年秋，農村工作的卓越領導人，曾被錯誤批判為「小腳女人」和“刮包產到戶單幹風”的鄧子恢，在歷經坎坷後，終於在76歲高齡時一病不起，長期躺在北京醫院裡與死神周旋。
一些老戰友和老部下，聞訊後紛紛趕往醫院看望這位德高望重、屢受冤屈的老人。老人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清醒時思維清晰，常和戰友們暢談往事，其中觸及最多的話題是30年代的紅軍生活和60年代的包產到戶。他怎麼也忘不了包產到戶，總要強忍病痛向人們陳述自己保薦包產到戶沒有錯，並頑強地預言包產到戶遲早會實行。儘管陪伴在身旁的夫人陳蘭同志勸他少講話，他依然要講包產到戶，他似乎已同包產到戶融為一體。
同年12月8日，鄧子恢病情加重，因得不到應有的保健護理，他在夫人陳蘭剛剛去衛生間時，突然從病床上滑下，頭部重重摔在光光的水泥地上，頭顱嚴重損傷，病情更為惡化，從此陷入昏迷狀態。在這生命垂危之際，可敬的鄧子恢竟然仍在喃喃細語，他在一字一頓，慢慢地吐出：包—產—到—戶—沒—有—錯。兩天後，革命老人最終帶著冤屈的心聲離開了人世。
鄧子恢為何臨終也念念不忘包產到戶？似乎令人迷惑不解。其實熟悉鄧老的人，都知道從60年代初起，他就同包產到戶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公社化高潮中，他頭腦清醒不發昏
1958年我國進入「大躍進」時期，各地掀起“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熱潮，深知農村家底“一窮二白”的鄧子恢，頭腦冷靜，態度消極，不跟風，不颳風，反對窮過渡。同年8月毛澤東宣佈由譚震林負責農村工作，原先主管農林口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因“右傾”靠邊養病。隨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風起雲湧的展開了，全國沉浸在一片狂熱之中，到處宣傳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共產風和浮誇風也趁勢席捲中華大地。《人民日報》把河北徐水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以及實行勞動軍事化，吃飯不要錢，家務勞動集體化和社會化等作為“共產主義萌芽”大加讚揚，號召學習。
在大好形勢鼓舞下，加之受某些激進人士的影響，毛主席一度認為農民的自留地是資本主義的溫床，曾想取消它。這一年6月，鄧子恢到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裏見到毛澤東。毛澤東突然向鄧老提起取消自留地的想法。根據多年農村工作的經驗，鄧老深感我國農村生產力水平極低，匆忙取消農民的自留地極為不妥。但因雙方都在游泳，不便展開細談。
回家後想到此事，越發不安，夜不能寐，隨即提筆給毛澤東寫信，詳細陳述保留自留地的必要性。他權衡利弊後指出：保留自留地「這是最合適不過的措施。只要把五億農民安頓好了，我們的市場就穩如泰山了」。
信第二天就送給毛澤東，毛澤東仔細地閱看鄧子恢的信，深感老戰友言之有理，從此再也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實踐證明，正是這一點點自留地，後來在三年困難期間，竟成了億萬農民度荒保命的「救命地」。鄧子恢的那封信，可謂“為民造福，功德無量”。
：「人民公社的成立，給徐水的共產主義試點提供了條件」。似乎共產主義將會降臨在貧窮落後的中國農村。鄧子恢讀後甚感驚訝，他立即會同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農業部副部長劉瑞龍等人趕往徐水縣考察。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他發現那個共產主義試點的“高產衛星”，純粹是弄虛作假，極為氣憤，公開指責徐水縣是浮誇風、共產風的典型。
在全黨上下「拔白旗，插紅旗」的強大壓力下，鄧子恢剛正不阿，直言不諱，確實難能可貴。
幸好11月間，毛澤東也覺察人民公社亂子出了不少，並開始著手糾正某些錯誤。
鄧子恢一向反對在生產關係變革上搞冒進，也反對超越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搞空想社會主義。1959年元旦剛過，他立即主持召開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有針對性地部署調整公社體制。強調公社規模不能太大，生產隊100戶左右；生產勞動不能再搞大兵團作戰；要保護社員的生活資料，不能平調；如果動了的，要先作價後償還……。當時有人責難鄧老「刮西北風」。鄧老沒有理會這些責難，會後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名義，直接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寫報告，明確提出公社、大隊、生產隊、生產小組要分權，按“三定一獎”辦法，把生產任務包下去，不能再搞大呼隆、「大鍋飯」和平均主義。
「大躍進」、人民公社興起後，我國農村的生產關係遠遠脫離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拔苗助長，經不起歷史的考驗，各種矛盾日益暴露，突出的是一大二公、平均主義、瞎指揮，侵犯社員利益，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人們形容農村“紅旗遍地飄，社員在打鬧，出工不出力，人人瞎胡混”。最終是地減產，人挨餓，民不聊生，到處上訪告狀。
1960年6月，劉少奇委託正直求實的鄧子恢下鄉調查，摸清真情。鄧老抱病率工作組離京，他先到山西汾陽，後到河北石家莊。樸實的鄧老頭戴草帽，腳穿布鞋，一身布衣，在農村走鄉串戶。他找幹部和農民開會座談，到社員家中揭鍋蓋，看糧袋，掌握了許多真實情況。
為避免片面性，鄧老又不顧疲倦勞累，風塵僕僕南下江蘇，深入水鄉無錫調查。他深感北方南方大同小異，公社內部管理混亂，一平二調，瞎指揮，矛盾眾多，群眾不滿。亟需制定一個條例，把各項方針政策條理化、規範化，公佈於眾，以糾正錯誤，穩定民心，使農村生產儘快恢復和發展。
鄧子恢是個雷厲風行的實幹家，他立即組織寫作班子，在無錫埋頭苦幹，反覆推敲，奮鬥40多個晝夜，終於起草了一個66條的《人民公社內務條例》（草稿），接著，召集一些省委農工部長到無錫座談討論，修改後正式上報中央。
劉少奇、周恩來看過這個《條例》後交口稱讚，急送毛澤東審閱。
此時，毛澤東正因公社化的混亂局面而心煩意亂，他也想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但未能如願。如今看到鄧老搞的公社內務條例，興奮不已，立即把它作為研製《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重要參考材料。這個內務條例，實際就是後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60條）的前身，所以人們常說前66條是後60條的基礎；沒有鄧老的前66條，就不會產生後60條。鄧子恢立了一大功，也重新贏得了毛澤東的重視和尊敬。
1961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嚴肅批評黨內許多領導人「不搞調查研究，閉著眼睛瞎說」，隨即出人意外地大聲讚揚：我這裏要提一提鄧子恢同志，他長期深入農村搞調查研究，這種精神值得大家學習。他搞的那個《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我看是個創舉。他的觀點是正確的。鄧子恢同志脾氣犟得很，過去我為了說服他，跟他談了好多次。現在我和他的爭論已經結束了，跟他統一了。農村工作後頭犯的錯誤，他沒有份。毛澤東還以責備口氣說：你們看不起鄧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
毛澤東邊說邊將目光掃向會場，他在尋找鄧老的身影。但未能見到，於是大聲詢問：「鄧老來了沒有？」頓時會場都在幫助尋找鄧老。誰知鄧老那天身體不適，遲到一會兒，就坐在會場的後排，離主席台較遠。加之耳朵有些背，起初沒有聽清毛主席的講話。當人們突然衝著他大笑時，他莫名其妙問身邊的葉劍英元帥：他們笑什麼？葉帥樂哈哈地說：笑你哩，毛主席表揚你了！
聽說毛主席在講自己，鄧老精力集中了。只聽毛澤東聲音洪亮，自問自答：農村工作找誰啊？還是要找鄧老，他有很多意見是正確的。
過去，毛澤東批評鄧老在農業合作化上是「小腳女人」、“右傾”，許多同志都甚感不公。如今毛澤東公開承認鄧老是正確的，大家都向鄧老熱烈鼓掌，表示敬意。有些省委書記立即把這些情況當成特大喜訊，連夜通過長途電話向本省傳遞。鄧子恢也深受鼓舞，他覺得還是毛澤東了解自已，原先的委屈情緒也一掃而光。
熱心向毛澤東保薦包產到戶
公社60條下達貫徹後，農村情況有所好轉。但因公社權力過於集中，農民缺少自主權，多勞不能多得。加之又遇上連年自然災害，天災人禍攪在一起，農村經濟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
如何才能儘快擺脫這種困境，全黨上下都在關注，鄧子恢更是焦慮萬分，多方搜集情況。
窮則思變，各地農村為了度荒活命，在百般無奈之中竟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責任田”，連毛澤東的家鄉湘潭、劉少奇的老家寧鄉，也同樣要求包產到戶。這實際是對當時時興的“越大越公越好”觀念的否定。
民以食為天，填飽肚子是頭等大事。1961年秋，心繫农村、憂國憂民的鄧老，儘管已65歲，而且長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率工作組南下調查，希望找到迅速恢復農業生產的辦法。他堅信實踐出真知，群眾出智慧。他先後到河南、江西、福建農村調查研究，心中逐漸有數。年底回京途中，路過安徽合肥作短暫停留。他早就耳聞安徽搞包產到戶責任田，因為「戶」字有資本主義之嫌，眾人避諱，故巧妙稱“責任田”。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見到鄧老光臨甚為高興，當面向他彙報說，全省農村已有39.2%的生產隊試行責任田，凡試行的生產隊，社員責任心大大增強，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產量增加，效果很好。一向注重實際的鄧老當即表態：“你們的辦法好，我贊成。”這是鄧老首次接觸包產到戶責任田，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似乎看到了農村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希望之光。
第二年初，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批評了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曾希聖被免職，由李葆華接任，已經興起後的責任田處於進退兩難境地。5月，安徽宿縣符離集區委書記武念慈上書鄧子恢，訴說他們從1961年3月起試行責任田，當年糧食增產18.3%，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歡迎，但上級批評這是農民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大家想不通，要求中央放寬政策，允許人們繼續試行。
鄧老讀信後心情頗為沉重。這時，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率領的工作組，正在安徽當塗縣農村調查責任田問題。不久，他發回報告高度讚揚責任田，反映：「責任田把責任制和產量結合起來。農民個人利益與集體經濟結合緊密了，社員的勞動熱情空前高漲，對恢復生產起了積極作用。」並說：“責任田還解決了農業合作化以來一直存在的社員勞動不顧質量，以及農民自留地、家庭副業與集體生產爭肥、爭時間的矛盾。應該總結經驗，加以提高。”
對農業生產和農民都有利的責任田，竟遭到一些非議，鄧老甚為困惑。為慎重起見，他又派人到符離集地區調查。
當塗縣地處淮南，屬於水稻區；宿縣符離集地處淮北，屬於雜糧區。儘管作物不同，但他們調查後發現，符離集的包產到戶責任田增產效果同樣明顯，群眾感到越干越有奔頭。當地縣委、區委、公社黨委都反映：包產到戶責任田為農村恢復和發展生產找到了一條新出路，懇切要求不要給他們扣方向性錯誤的帽子。符離集區委甚至以全體同志名義再次上書中央，對包產到戶責任田作了系統性、條理性的陳述，列舉10大變化和7大理由，論證包產到戶責任田方向對頭、效果明顯，確實是利國利民的好辦法。他們甘冒風險為民請命，令人敬佩。
經過調查研究和大量數據論證，鄧子恢確信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很有希望，是改革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管理體制、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希望之路。
為了讓中央領導層有更多的人了解包產到戶的真相，他特地把安徽的有關調查報告，連同廣西、湖南等地包產到戶、田間管理的經驗，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彙報。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鄧小平甚至公開說：「不管黃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
這個期間，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對廣西龍勝縣的包產到戶作了調查後，聯名向黨中央寫了報告，認為「在集中統一經營形式下的包產到戶，還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毛澤東閱後稱讚他們“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後提出的建議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短短批語中，竟連用了兩個馬克思主義的字樣，鄧子恢感到毛澤東的態度有變化，解決包產到戶問題機不可失，應該趁熱打鐵。
1962年7月的一天夜裏，鄧子恢與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廖魯言等驅車進中南海，再次向毛澤東陳述各種情況和理由，竭力推薦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整整談了一個通宵，毛澤東最終勉強同意「包產到戶可以小範圍試一試」。這是鄧子恢磨來磨去的一大勝利，他慶幸地笑了。
因積極倡導包產到戶，他受到批評
60年代初期，我國農村的天災人禍震驚海內外，中央黨政軍機關議論紛紛，思想混亂。許多單位紛紛派人向農村工作權威鄧子恢反映情況，請求解答。因為毛主席講過「農村工作還是要找鄧老」嘛。
年邁體弱的鄧老不顧身邊工作人員的勸告，先後應邀到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學院、中央黨校、中央團校、中央直屬機關等單位作報告，他客觀地分析農村形勢，實事求是承認問題和困難，但又指出有前途、有出路。他高度讚揚和支持安徽出現的包產到戶責任制，認為它給解決農村的困難帶來了希望。鄧老的講話實實在在，有理有據，生動活潑，富有說服力，獲得了熱烈掌聲。許多當年聽過報告的人，至今仍記憶猶新，極為敬佩其大膽直言的求實精神。
那時，儘管毛澤東私下表示包產到戶「可以小範圍試一試」，但大家也深知毛澤東並未改變其反對包產到戶的基本態度。一些中央和地方領導人還經常散佈“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的論點。因此一些好心人曾勸鄧老對農村的包產到戶少說為佳，等毛主席明確表態後再講也不遲。
然而，耿直的鄧子恢卻坦然表示：「怕什麼！不能為了保自已的烏紗帽不顧農民的死活！」
1962年的7月上旬，他接到了中央將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的通知。同去年3月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一樣，這次由各大區和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出席的會議，將要研究和決定農村工作的大政方針，事關億萬農民的前途和命運。鄧子恢以只爭朝夕的精神，起早貪黑為會議研究農村工作做準備。
7月17日，他又一次進中南海見毛澤東，重點自然是談安徽農村情況，他竭力保薦包產到戶。毛澤東依然一聲不吭，只聽不說，始終不表態。直到鄧老起身要走時，才表示：把你們給我的報告和符離集區委同志的彙報送來，我要看看。
他第二天把毛澤東要的材料送走後，又不顧中央農村工作部一些同志的勸告，繼續組織人員圍繞安徽包產到戶準備有關材料，大有「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勁頭。
8月初，祖國大地驕陽似火，而北戴河卻涼爽宜人。全國各路軍政大員從四面八方雲集這一避暑勝地。大家聚集在一起，竟無意欣賞海濱風光，反倒七嘴八舌大說包產到戶，氣氛空前火熱，一些省委書記甚至推舉廣東領導人牽頭，組織一個小組，起草有關包產到戶的文件。鄧子恢目睹人們如此熱情關心包產到戶，深受鼓舞，精神振奮。他顧不上休息，又興沖衝去找毛澤東面談。他想多給毛澤東提供一些各地的實情，說服毛澤東支持推行包產到戶。
然而，這一次鄧子恢不走運，因為毛澤東已拿定主意反對包產到戶。面對鄧子恢滔滔不絕的陳述，他毫不客氣地說：包產到戶搞了幾十年了，還要搞嗎？！如果搞包產到戶，不用幾年就有人僱工、討小老婆。他甚至把包產到戶同當時波蘭的所謂自由化聯繫起來責備鄧子恢：你怎麼又動搖了，波蘭搞自由化還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鄧老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他接受不了，於是據理力爭，聲明：搞包產到戶，不是解散合作社。話不投機，兩人發生了爭論，弄得不歡而散。
隨後，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公開批評鄧子恢和包產到戶，把包產到戶說成單幹，並提到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甚至指責他們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
這一講話如睛天霹雷，炸得全會場鴉雀無聲。原先熱烈議論包產到戶的氣氛頓時消失。隨後會議出現一邊倒，迅速轉入討論階級鬥爭和批判包產到戶。陳伯達趁機興風作浪，胡編亂造，妄加罪名，攻擊鄧老對合作化和公社化「有許多荒謬說法」，“什麼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實際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有人攻擊說鄧老“思想上最大的問題，是認為目前自耕農的生產方式最先進，他這個思想是二年一貫制，所以實際上他成了富裕中農的代表”。
鄧子恢保薦包產到戶，原本是為中央出謀劃策、使我國儘快擺脫農業生產的困境，誰知卻遭如此橫禍，引來這麼多惡語中傷。他始料不及，深感突然，但心底無私天地寬，他問心無愧，毫不畏懼。面對巨大的攻勢，他回敬那些批判發言「是無中生有，別有用心」。
鄧老確實是個「犟脾氣」，在北戴河中心組會議上，他當著毛澤東的面理直氣壯地發問：工業上可以搞責任制，為什麼農業田間管理就不可以搞責任制？責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問題，不存在反對集體經濟的問題。
由於鄧老不屈服，不認錯，於是9月份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進一步批判鄧子恢，把他批得一無是處，說他「一貫反對合作化」、“一貫主張單幹”、“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者，是民主主義者”，連他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也被錯誤定性為“十年一貫制”，“沒有辦一件好事”。
十中全會後，中央宣佈撤銷農村工作部，「拆廟搬菩薩」，鄧子恢被貶到國家計委當副主任，分管銀行工作。
隨後，中央安排鄧子恢同陳毅、賀龍、聶榮臻等一道去廣東休養。
罷官後，他在廣西化名秘密試驗包產到戶
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了，鄧子恢的部長職務也不存在了，然而他心繫农村和農民的志向始終不變，大路不通走小路。推行包產到戶的道路被堵死了，決定另找出路研究改進農村的現狀。
1962年冬，鄧子恢在廣東休養期間，先後到花縣、從化、汕頭等地了解農村金融情況。中央不是安排他到國家計委當副主任、分管銀行工作嗎？他同樣可以接觸農村了解情況嘛。在花縣，他對花山公社試行耕牛折舊存放款辦法產生了興趣。於是就地進行深入調查，他認為這個辦法符合馬克思《資本論》中關於保值、增值、擴大再生產的理論，也是反對刮共產風、制止公社剝奪農民利益的有效措施，有普遍意義。
後來，他讓人民銀行派工作組去花縣作專題調查。無獨有偶，1964年元月，他從四川省委的文件中發現該省資中縣農村同樣實行耕牛、大農具折舊辦法，內心充滿喜悅。68歲的鄧老隨即戴起老花鏡，伏案給黨中央寫報告：「從花縣、資中兩縣的試點情況看，舉辦耕牛、農具折舊存放款，不僅可以保證當前農業的生產力永不衰退，保持農業的持續再生產，而且可以有效地保持生產隊的公共積累，鞏固集體經濟。」他建議中央號召各省、區搞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並應形成制度。報告於2月25日發出，他期盼有滿意的答覆，但卻石沉大海，一直杳無音訊。
但鄧子恢並不灰心，後來他又發現北京9個縣和郊區的公社也早已實行固定資產折舊制，他喜出望外，立即派人調查。不久，他了解陝西、河南等地也有類似的做法，於是再次提筆向中央寫報告。他從經濟學的角度指出：「沒有提留折舊金，耕畜、農機具在每年生產中所消耗的價值應該得到的補償部分，被社員分掉，到了更換時就要借貸負債，所留公積金有的不夠彌補，這對鞏固集體經濟是一個嚴重的威脅。」這一年5月16日，他把報告送給毛澤東、鄧小平等。鄧小平當即批示：印發中央工作會議研究。然而，中央工作會議正集中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和農業規劃等問題，根本未涉及耕畜、農機具折舊制一事。
儘管如此，鄧子恢不甘罷休。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不久，他同兒孫一行3人去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裏見到了毛澤東。大家遊了一會，毛澤東上岸休息，他也隨後上岸。工作人員為他們搬來椅子，兩人並排而坐。鄧子恢趁機彙報建立耕畜、農機具折舊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談了很久，毛澤東一如既往靜靜地聽著，始終不吭聲。只是臨走時，鄧子恢把兒孫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才笑著同孩子們一一握手，高興地說了一句：祖孫三代啊！
事後，他又以老驥伏櫪的精神，親率工作組到遼寧金縣農村調查，似乎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然而不久，「四清」運動開始了，要清查“四不清”幹部“和他們在上面的根子”。鄧子恢當然又成了“上面的根子”。當時，毛澤東同一些外國黨領導人反覆談中國黨內所謂“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修正主義，多次點了鄧子恢的名，指責他身為農村工作部長和副總理，“到處亂竄，刮單幹風”。
飽經滄桑的鄧老襟懷坦蕩，毫不在乎這些責難。同年11月，他反而主動要求到廣西農村，參加了近兩年的「四清」運動。
1964年11月—1965年7月，鄧老先在廣西玉林地區搞「四清」，1965年10月—1966年7月又轉到桂林地區參加「四清」。當時上級機關曾通知有關地委領導：“鄧子恢這次是來參加‘四清’，他不代表中央講話。”但是地委領導和幹部對這位德高望重的老領導和農村工作的老前輩，依然充滿了尊敬和信任之情。
鄧老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他同廣大幹部同吃同住，強調服從當地黨組織領導，生活上絕不能特殊化，不給地方增添麻煩。
為便於工作，他化名李建中，以科委幹部身份參加「四清」。這位古稀老人，身穿中式布衣，頭戴軍帽，手搖芭蕉扇，在生產隊走村串戶，同基層幹部和農民聊天談家常，了解情況。他熟悉農時節氣，懂得耕耙種收，社員們常把他當成農業技術員，或者當成農業教授。
這期間，他在農村每天目睹社員們「出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收工打衝鋒」，完全是吃大鍋飯，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搞無效勞動，深感不安。他問社員有什麼辦法改變這種勞民傷財的狀況，人們說最好還是包產到戶。
包產到戶，這是農民的心聲。但毛主席批判過包產到戶。怎麼辦？鄧子恢提請他「四清」時的黨小組討論研究這一難題，大家認為包產到戶是禁區，不能闖，但還是可以搞責任制嘛。毛主席批過包產到戶，並沒有公開批判責任制啊。何況這裏離北京那麼遠，誰知道呀！鄧子恢拿定主意，向地委書記韋樹輝打了一下招呼，說要選幾個點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實際是親自搞包產到戶試驗。韋樹輝也知道鄧老的用意，表示支持。他們是在冒政治風險。為了確保試驗順利進行，雙方商定絕對保密，暗中試驗，不對外泄露。於是玉林地區一場絕密的包產到戶試驗，在鄧子恢的指導下，藉助於「四清」運動的旗號，悄悄地展開了。
試驗過程中鄧子恢特彆強調要聯繫產量承包。他曾對韋樹輝說：農業生產責任制不和產量結合起來是難包的。要解決生產一窩蜂、分配上吃「大鍋飯」的問題，最大程度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不聯產不行。
立即拿給韋樹輝看，並說：說不聯繫產量，實際上是聯繫了嘛！你批你的，下面還是照樣要搞嘛！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鄧老在玉林地區暗地試驗包產到戶，原是嚴格保密的。但久而久之，還是傳到了自治區黨委領導人耳朵里。有一次，區黨委負責農村工作的副書記霍泛，見到了韋樹輝，很關切地詢問在玉林蹲點搞「四清」的老領導鄧子恢情況如何，韋樹輝私下悄悄地透露了這個機密情況。霍泛是鄧老的老部下，在中央農村工作部工作過，一向敬佩鄧老。他得知鄧老在「四清」中秘密試驗包產到戶的情況後，也一直守口如瓶，同樣對別人保了密，所以知道這一秘密的人很少。事後談起此事，霍泛十分感慨地說：鄧老對他認為正確的事，即使在強大的壓力下，他也是要堅持的。大家不敢去做，他去做；不能明裡做，他就暗裏做，除非實踐證明它確是錯誤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生產實踐證明：鄧老親自主持秘密試驗的包產到戶責任制完全正確，既符合農民的心愿，也符合農業生產力水平和生產規律，效果極為明顯。1965年，四個試驗點糧食總產6911萬公斤，增產1887.5萬公斤，比上年增長37.5%。基層幹部反映，這是農業合作化以來，當地田間管理質量最好、增產幅度最大的一年，人們都感謝那位指導他們搞試驗的科委「李老頭」。
然而，好景不長，第二年全國「文革」風暴突起，鄧子恢老人奉命匆匆離開廣西，返回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廣西一位領導人，不無遺憾地說：鄧老親自主持的包產到戶試驗，由此停止了。如果繼續下去，這一新生事物定會總結出許多好經驗，對農村改革也會起到很好的示範和推動作用。
同包產到戶風雨同行、榮辱與共
「文革」動亂開始後，一向沉靜的農林口機關大院熱鬧了，炮打鄧子恢的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貼滿了大院和鄧老家的門口。各大專院校的紅衛兵，也趕來揪斗鄧老，然而鄧老問心無愧，沉著對應，處之泰然。
揪斗中，造反派抓住包產到戶做文章，批鄧子恢一貫反對毛主席，同毛主席唱對台戲，是頑固不化的三反分子，要他低頭認罪。鄧老申辨：我從不反對毛主席，對包產到戶，黨內有不同看法，那是正常的，談不上反黨。他從不違心承認包產到戶是錯誤，也拒絕低頭認罪。
隨著「文革」歲月的推移，年邁的鄧子恢已逐漸進入風燭殘年，原有的保健醫療待遇早取消了，只好到附近街道門診部看病。由於病情加重，最後才被北京醫院收留。他病卧在床塌上，回顧過去，往事如雲。許多人間舊事逐漸淡忘，唯有當年他在閩西領導紅軍創建革命根據地和保薦包產到戶兩件事深深刻在腦海里。在他生命彌留之際，“包產到戶”這四個關係億萬農民命運的字眼，總是在夢囈低語中不斷出現。因為這四個字曾經同他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啊！
1972年12月10日，為革命事業和農村工作奮鬥一生，為包產到戶吶喊呼喚的鄧子恢，終於敵不過死神的折磨而與世長辭了。當時「四人幫」尚未垮台，但黨中央還是為這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革命老人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追悼會，葉劍英元帥代表黨中央致悼詞。重病在身的朱老總悲痛萬分，不顧家人勸告，硬是穿著厚厚的大衣，頭戴皮帽，拄著拐棍，冒著嚴寒，步履蹣跚地到八寶山為老戰友送行。毛澤東儘管多次批評鄧子恢右傾，但始終佩服他剛正不阿，稱讚他是「犟脾氣」、“搞陽謀，不搞陰謀”，也送了花圈。
歷史是公正的，九年後的1981年3月9日，黨中央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把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正式發文指出：鄧子恢「是我黨領導農民運動的卓越領導者，在農村工作方面有過巨大貢獻。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農村工作部，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作成績是顯著的。過去黨內對他和農村工作部的批判、處理是錯誤的，應予平反，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恢複名譽。」鄧子恢矢志不渝、積極倡導的包產到戶責任制，歷經人間風雨後，也終於寫進了中共中央當年的1號文件，並在中華大地普遍實行，成為推動我國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強大動力。鄧子恢作為包產到戶的積極倡導者和我國農村改革的先驅，已載入史冊，為後人永誌不忘。
此時，毛澤東正因公社化的混亂局面而心煩意亂，他也想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但未能如願。如今看到鄧老搞的公社內務條例，興奮不已，立即把它作為研製《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重要參考材料。這個內務條例，實際就是後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60條）的前身，所以人們常說前66條是後60條的基礎；沒有鄧老的前66條，就不會產生後60條。鄧子恢立了一大功，也重新贏得了毛澤東的重視和尊敬。
1961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嚴肅批評黨內許多領導人「不搞調查研究，閉著眼睛瞎說」，隨即出人意外地大聲讚揚：我這裏要提一提鄧子恢同志，他長期深入農村搞調查研究，這種精神值得大家學習。他搞的那個《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我看是個創舉。他的觀點是正確的。鄧子恢同志脾氣犟得很，過去我為了說服他，跟他談了好多次。現在我和他的爭論已經結束了，跟他統一了。農村工作後頭犯的錯誤，他沒有份。毛澤東還以責備口氣說：你們看不起鄧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
毛澤東邊說邊將目光掃向會場，他在尋找鄧老的身影。但未能見到，於是大聲詢問：「鄧老來了沒有？」頓時會場都在幫助尋找鄧老。誰知鄧老那天身體不適，遲到一會兒，就坐在會場的後排，離主席台較遠。加之耳朵有些背，起初沒有聽清毛主席的講話。當人們突然衝著他大笑時，他莫名其妙問身邊的葉劍英元帥：他們笑什麼？葉帥樂哈哈地說：笑你哩，毛主席表揚你了！
聽說毛主席在講自己，鄧老精力集中了。只聽毛澤東聲音洪亮，自問自答：農村工作找誰啊？還是要找鄧老，他有很多意見是正確的。
過去，毛澤東批評鄧老在農業合作化上是「小腳女人」、“右傾”，許多同志都甚感不公。如今毛澤東公開承認鄧老是正確的，大家都向鄧老熱烈鼓掌，表示敬意。有些省委書記立即把這些情況當成特大喜訊，連夜通過長途電話向本省傳遞。鄧子恢也深受鼓舞，他覺得還是毛澤東了解自已，原先的委屈情緒也一掃而光。
熱心向毛澤東保薦包產到戶
公社60條下達貫徹後，農村情況有所好轉。但因公社權力過於集中，農民缺少自主權，多勞不能多得。加之又遇上連年自然災害，天災人禍攪在一起，農村經濟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
如何才能儘快擺脫這種困境，全黨上下都在關注，鄧子恢更是焦慮萬分，多方搜集情況。
窮則思變，各地農村為了度荒活命，在百般無奈之中竟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責任田”，連毛澤東的家鄉湘潭、劉少奇的老家寧鄉，也同樣要求包產到戶。這實際是對當時時興的“越大越公越好”觀念的否定。
民以食為天，填飽肚子是頭等大事。1961年秋，心繫农村、憂國憂民的鄧老，儘管已65歲，而且長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率工作組南下調查，希望找到迅速恢復農業生產的辦法。他堅信實踐出真知，群眾出智慧。他先後到河南、江西、福建農村調查研究，心中逐漸有數。年底回京途中，路過安徽合肥作短暫停留。他早就耳聞安徽搞包產到戶責任田，因為「戶」字有資本主義之嫌，眾人避諱，故巧妙稱“責任田”。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見到鄧老光臨甚為高興，當面向他彙報說，全省農村已有39.2%的生產隊試行責任田，凡試行的生產隊，社員責任心大大增強，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產量增加，效果很好。一向注重實際的鄧老當即表態：“你們的辦法好，我贊成。”這是鄧老首次接觸包產到戶責任田，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似乎看到了農村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希望之光。
第二年初，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批評了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曾希聖被免職，由李葆華接任，已經興起後的責任田處於進退兩難境地。5月，安徽宿縣符離集區委書記武念慈上書鄧子恢，訴說他們從1961年3月起試行責任田，當年糧食增產18.3%，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歡迎，但上級批評這是農民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大家想不通，要求中央放寬政策，允許人們繼續試行。
鄧老讀信後心情頗為沉重。這時，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率領的工作組，正在安徽當塗縣農村調查責任田問題。不久，他發回報告高度讚揚責任田，反映：「責任田把責任制和產量結合起來。農民個人利益與集體經濟結合緊密了，社員的勞動熱情空前高漲，對恢復生產起了積極作用。」並說：“責任田還解決了農業合作化以來一直存在的社員勞動不顧質量，以及農民自留地、家庭副業與集體生產爭肥、爭時間的矛盾。應該總結經驗，加以提高。”
對農業生產和農民都有利的責任田，竟遭到一些非議，鄧老甚為困惑。為慎重起見，他又派人到符離集地區調查。
當塗縣地處淮南，屬於水稻區；宿縣符離集地處淮北，屬於雜糧區。儘管作物不同，但他們調查後發現，符離集的包產到戶責任田增產效果同樣明顯，群眾感到越干越有奔頭。當地縣委、區委、公社黨委都反映：包產到戶責任田為農村恢復和發展生產找到了一條新出路，懇切要求不要給他們扣方向性錯誤的帽子。符離集區委甚至以全體同志名義再次上書中央，對包產到戶責任田作了系統性、條理性的陳述，列舉10大變化和7大理由，論證包產到戶責任田方向對頭、效果明顯，確實是利國利民的好辦法。他們甘冒風險為民請命，令人敬佩。
經過調查研究和大量數據論證，鄧子恢確信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很有希望，是改革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管理體制、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希望之路。
為了讓中央領導層有更多的人了解包產到戶的真相，他特地把安徽的有關調查報告，連同廣西、湖南等地包產到戶、田間管理的經驗，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彙報。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鄧小平甚至公開說：「不管黃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
這個期間，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對廣西龍勝縣的包產到戶作了調查後，聯名向黨中央寫了報告，認為「在集中統一經營形式下的包產到戶，還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毛澤東閱後稱讚他們“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後提出的建議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短短批語中，竟連用了兩個馬克思主義的字樣，鄧子恢感到毛澤東的態度有變化，解決包產到戶問題機不可失，應該趁熱打鐵。
1962年7月的一天夜裏，鄧子恢與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廖魯言等驅車進中南海，再次向毛澤東陳述各種情況和理由，竭力推薦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整整談了一個通宵，毛澤東最終勉強同意「包產到戶可以小範圍試一試」。這是鄧子恢磨來磨去的一大勝利，他慶幸地笑了。
因積極倡導包產到戶，他受到批評
60年代初期，我國農村的天災人禍震驚海內外，中央黨政軍機關議論紛紛，思想混亂。許多單位紛紛派人向農村工作權威鄧子恢反映情況，請求解答。因為毛主席講過「農村工作還是要找鄧老」嘛。
年邁體弱的鄧老不顧身邊工作人員的勸告，先後應邀到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學院、中央黨校、中央團校、中央直屬機關等單位作報告，他客觀地分析農村形勢，實事求是承認問題和困難，但又指出有前途、有出路。他高度讚揚和支持安徽出現的包產到戶責任制，認為它給解決農村的困難帶來了希望。鄧老的講話實實在在，有理有據，生動活潑，富有說服力，獲得了熱烈掌聲。許多當年聽過報告的人，至今仍記憶猶新，極為敬佩其大膽直言的求實精神。
那時，儘管毛澤東私下表示包產到戶「可以小範圍試一試」，但大家也深知毛澤東並未改變其反對包產到戶的基本態度。一些中央和地方領導人還經常散佈“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的論點。因此一些好心人曾勸鄧老對農村的包產到戶少說為佳，等毛主席明確表態後再講也不遲。
然而，耿直的鄧子恢卻坦然表示：「怕什麼！不能為了保自已的烏紗帽不顧農民的死活！」
1962年的7月上旬，他接到了中央將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的通知。同去年3月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一樣，這次由各大區和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出席的會議，將要研究和決定農村工作的大政方針，事關億萬農民的前途和命運。鄧子恢以只爭朝夕的精神，起早貪黑為會議研究農村工作做準備。
7月17日，他又一次進中南海見毛澤東，重點自然是談安徽農村情況，他竭力保薦包產到戶。毛澤東依然一聲不吭，只聽不說，始終不表態。直到鄧老起身要走時，才表示：把你們給我的報告和符離集區委同志的彙報送來，我要看看。
他第二天把毛澤東要的材料送走後，又不顧中央農村工作部一些同志的勸告，繼續組織人員圍繞安徽包產到戶準備有關材料，大有「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勁頭。
8月初，祖國大地驕陽似火，而北戴河卻涼爽宜人。全國各路軍政大員從四面八方雲集這一避暑勝地。大家聚集在一起，竟無意欣賞海濱風光，反倒七嘴八舌大說包產到戶，氣氛空前火熱，一些省委書記甚至推舉廣東領導人牽頭，組織一個小組，起草有關包產到戶的文件。鄧子恢目睹人們如此熱情關心包產到戶，深受鼓舞，精神振奮。他顧不上休息，又興沖衝去找毛澤東面談。他想多給毛澤東提供一些各地的實情，說服毛澤東支持推行包產到戶。
然而，這一次鄧子恢不走運，因為毛澤東已拿定主意反對包產到戶。面對鄧子恢滔滔不絕的陳述，他毫不客氣地說：包產到戶搞了幾十年了，還要搞嗎？！如果搞包產到戶，不用幾年就有人僱工、討小老婆。他甚至把包產到戶同當時波蘭的所謂自由化聯繫起來責備鄧子恢：你怎麼又動搖了，波蘭搞自由化還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鄧老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他接受不了，於是據理力爭，聲明：搞包產到戶，不是解散合作社。話不投機，兩人發生了爭論，弄得不歡而散。
隨後，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公開批評鄧子恢和包產到戶，把包產到戶說成單幹，並提到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甚至指責他們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
這一講話如睛天霹雷，炸得全會場鴉雀無聲。原先熱烈議論包產到戶的氣氛頓時消失。隨後會議出現一邊倒，迅速轉入討論階級鬥爭和批判包產到戶。陳伯達趁機興風作浪，胡編亂造，妄加罪名，攻擊鄧老對合作化和公社化「有許多荒謬說法」，“什麼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實際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有人攻擊說鄧老“思想上最大的問題，是認為目前自耕農的生產方式最先進，他這個思想是二年一貫制，所以實際上他成了富裕中農的代表”。
鄧子恢保薦包產到戶，原本是為中央出謀劃策、使我國儘快擺脫農業生產的困境，誰知卻遭如此橫禍，引來這麼多惡語中傷。他始料不及，深感突然，但心底無私天地寬，他問心無愧，毫不畏懼。面對巨大的攻勢，他回敬那些批判發言「是無中生有，別有用心」。
鄧老確實是個「犟脾氣」，在北戴河中心組會議上，他當著毛澤東的面理直氣壯地發問：工業上可以搞責任制，為什麼農業田間管理就不可以搞責任制？責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問題，不存在反對集體經濟的問題。
由於鄧老不屈服，不認錯，於是9月份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進一步批判鄧子恢，把他批得一無是處，說他「一貫反對合作化」、“一貫主張單幹”、“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者，是民主主義者”，連他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也被錯誤定性為“十年一貫制”，“沒有辦一件好事”。
十中全會後，中央宣佈撤銷農村工作部，「拆廟搬菩薩」，鄧子恢被貶到國家計委當副主任，分管銀行工作。
隨後，中央安排鄧子恢同陳毅、賀龍、聶榮臻等一道去廣東休養。
罷官後，他在廣西化名秘密試驗包產到戶
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了，鄧子恢的部長職務也不存在了，然而他心繫农村和農民的志向始終不變，大路不通走小路。推行包產到戶的道路被堵死了，決定另找出路研究改進農村的現狀。
1962年冬，鄧子恢在廣東休養期間，先後到花縣、從化、汕頭等地了解農村金融情況。中央不是安排他到國家計委當副主任、分管銀行工作嗎？他同樣可以接觸農村了解情況嘛。在花縣，他對花山公社試行耕牛折舊存放款辦法產生了興趣。於是就地進行深入調查，他認為這個辦法符合馬克思《資本論》中關於保值、增值、擴大再生產的理論，也是反對刮共產風、制止公社剝奪農民利益的有效措施，有普遍意義。
後來，他讓人民銀行派工作組去花縣作專題調查。無獨有偶，1964年元月，他從四川省委的文件中發現該省資中縣農村同樣實行耕牛、大農具折舊辦法，內心充滿喜悅。68歲的鄧老隨即戴起老花鏡，伏案給黨中央寫報告：「從花縣、資中兩縣的試點情況看，舉辦耕牛、農具折舊存放款，不僅可以保證當前農業的生產力永不衰退，保持農業的持續再生產，而且可以有效地保持生產隊的公共積累，鞏固集體經濟。」他建議中央號召各省、區搞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並應形成制度。報告於2月25日發出，他期盼有滿意的答覆，但卻石沉大海，一直杳無音訊。
但鄧子恢並不灰心，後來他又發現北京9個縣和郊區的公社也早已實行固定資產折舊制，他喜出望外，立即派人調查。不久，他了解陝西、河南等地也有類似的做法，於是再次提筆向中央寫報告。他從經濟學的角度指出：「沒有提留折舊金，耕畜、農機具在每年生產中所消耗的價值應該得到的補償部分，被社員分掉，到了更換時就要借貸負債，所留公積金有的不夠彌補，這對鞏固集體經濟是一個嚴重的威脅。」這一年5月16日，他把報告送給毛澤東、鄧小平等。鄧小平當即批示：印發中央工作會議研究。然而，中央工作會議正集中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和農業規劃等問題，根本未涉及耕畜、農機具折舊制一事。
儘管如此，鄧子恢不甘罷休。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不久，他同兒孫一行3人去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裏見到了毛澤東。大家遊了一會，毛澤東上岸休息，他也隨後上岸。工作人員為他們搬來椅子，兩人並排而坐。鄧子恢趁機彙報建立耕畜、農機具折舊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談了很久，毛澤東一如既往靜靜地聽著，始終不吭聲。只是臨走時，鄧子恢把兒孫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才笑著同孩子們一一握手，高興地說了一句：祖孫三代啊！
事後，他又以老驥伏櫪的精神，親率工作組到遼寧金縣農村調查，似乎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然而不久，「四清」運動開始了，要清查“四不清”幹部“和他們在上面的根子”。鄧子恢當然又成了“上面的根子”。當時，毛澤東同一些外國黨領導人反覆談中國黨內所謂“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修正主義，多次點了鄧子恢的名，指責他身為農村工作部長和副總理，“到處亂竄，刮單幹風”。
飽經滄桑的鄧老襟懷坦蕩，毫不在乎這些責難。同年11月，他反而主動要求到廣西農村，參加了近兩年的「四清」運動。
1964年11月—1965年7月，鄧老先在廣西玉林地區搞「四清」，1965年10月—1966年7月又轉到桂林地區參加「四清」。當時上級機關曾通知有關地委領導：“鄧子恢這次是來參加‘四清’，他不代表中央講話。”但是地委領導和幹部對這位德高望重的老領導和農村工作的老前輩，依然充滿了尊敬和信任之情。
鄧老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他同廣大幹部同吃同住，強調服從當地黨組織領導，生活上絕不能特殊化，不給地方增添麻煩。
為便於工作，他化名李建中，以科委幹部身份參加「四清」。這位古稀老人，身穿中式布衣，頭戴軍帽，手搖芭蕉扇，在生產隊走村串戶，同基層幹部和農民聊天談家常，了解情況。他熟悉農時節氣，懂得耕耙種收，社員們常把他當成農業技術員，或者當成農業教授。
這期間，他在農村每天目睹社員們「出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收工打衝鋒」，完全是吃大鍋飯，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搞無效勞動，深感不安。他問社員有什麼辦法改變這種勞民傷財的狀況，人們說最好還是包產到戶。
包產到戶，這是農民的心聲。但毛主席批判過包產到戶。怎麼辦？鄧子恢提請他「四清」時的黨小組討論研究這一難題，大家認為包產到戶是禁區，不能闖，但還是可以搞責任制嘛。毛主席批過包產到戶，並沒有公開批判責任制啊。何況這裏離北京那麼遠，誰知道呀！鄧子恢拿定主意，向地委書記韋樹輝打了一下招呼，說要選幾個點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實際是親自搞包產到戶試驗。韋樹輝也知道鄧老的用意，表示支持。他們是在冒政治風險。為了確保試驗順利進行，雙方商定絕對保密，暗中試驗，不對外泄露。於是玉林地區一場絕密的包產到戶試驗，在鄧子恢的指導下，藉助於「四清」運動的旗號，悄悄地展開了。
試驗過程中鄧子恢特彆強調要聯繫產量承包。他曾對韋樹輝說：農業生產責任制不和產量結合起來是難包的。要解決生產一窩蜂、分配上吃「大鍋飯」的問題，最大程度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不聯產不行。
立即拿給韋樹輝看，並說：說不聯繫產量，實際上是聯繫了嘛！你批你的，下面還是照樣要搞嘛！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鄧老在玉林地區暗地試驗包產到戶，原是嚴格保密的。但久而久之，還是傳到了自治區黨委領導人耳朵里。有一次，區黨委負責農村工作的副書記霍泛，見到了韋樹輝，很關切地詢問在玉林蹲點搞「四清」的老領導鄧子恢情況如何，韋樹輝私下悄悄地透露了這個機密情況。霍泛是鄧老的老部下，在中央農村工作部工作過，一向敬佩鄧老。他得知鄧老在「四清」中秘密試驗包產到戶的情況後，也一直守口如瓶，同樣對別人保了密，所以知道這一秘密的人很少。事後談起此事，霍泛十分感慨地說：鄧老對他認為正確的事，即使在強大的壓力下，他也是要堅持的。大家不敢去做，他去做；不能明裡做，他就暗裏做，除非實踐證明它確是錯誤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生產實踐證明：鄧老親自主持秘密試驗的包產到戶責任制完全正確，既符合農民的心愿，也符合農業生產力水平和生產規律，效果極為明顯。1965年，四個試驗點糧食總產6911萬公斤，增產1887.5萬公斤，比上年增長37.5%。基層幹部反映，這是農業合作化以來，當地田間管理質量最好、增產幅度最大的一年，人們都感謝那位指導他們搞試驗的科委「李老頭」。
然而，好景不長，第二年全國「文革」風暴突起，鄧子恢老人奉命匆匆離開廣西，返回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廣西一位領導人，不無遺憾地說：鄧老親自主持的包產到戶試驗，由此停止了。如果繼續下去，這一新生事物定會總結出許多好經驗，對農村改革也會起到很好的示範和推動作用。
同包產到戶風雨同行、榮辱與共
「文革」動亂開始後，一向沉靜的農林口機關大院熱鬧了，炮打鄧子恢的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貼滿了大院和鄧老家的門口。各大專院校的紅衛兵，也趕來揪斗鄧老，然而鄧老問心無愧，沉著對應，處之泰然。
揪斗中，造反派抓住包產到戶做文章，批鄧子恢一貫反對毛主席，同毛主席唱對台戲，是頑固不化的三反分子，要他低頭認罪。鄧老申辨：我從不反對毛主席，對包產到戶，黨內有不同看法，那是正常的，談不上反黨。他從不違心承認包產到戶是錯誤，也拒絕低頭認罪。
隨著「文革」歲月的推移，年邁的鄧子恢已逐漸進入風燭殘年，原有的保健醫療待遇早取消了，只好到附近街道門診部看病。由於病情加重，最後才被北京醫院收留。他病卧在床塌上，回顧過去，往事如雲。許多人間舊事逐漸淡忘，唯有當年他在閩西領導紅軍創建革命根據地和保薦包產到戶兩件事深深刻在腦海里。在他生命彌留之際，“包產到戶”這四個關係億萬農民命運的字眼，總是在夢囈低語中不斷出現。因為這四個字曾經同他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啊！
1972年12月10日，為革命事業和農村工作奮鬥一生，為包產到戶吶喊呼喚的鄧子恢，終於敵不過死神的折磨而與世長辭了。當時「四人幫」尚未垮台，但黨中央還是為這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革命老人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追悼會，葉劍英元帥代表黨中央致悼詞。重病在身的朱老總悲痛萬分，不顧家人勸告，硬是穿著厚厚的大衣，頭戴皮帽，拄著拐棍，冒著嚴寒，步履蹣跚地到八寶山為老戰友送行。毛澤東儘管多次批評鄧子恢右傾，但始終佩服他剛正不阿，稱讚他是「犟脾氣」、“搞陽謀，不搞陰謀”，也送了花圈。
歷史是公正的，九年後的1981年3月9日，黨中央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把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正式發文指出：鄧子恢「是我黨領導農民運動的卓越領導者，在農村工作方面有過巨大貢獻。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農村工作部，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作成績是顯著的。過去黨內對他和農村工作部的批判、處理是錯誤的，應予平反，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恢複名譽。」鄧子恢矢志不渝、積極倡導的包產到戶責任制，歷經人間風雨後，也終於寫進了中共中央當年的1號文件，並在中華大地普遍實行，成為推動我國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強大動力。鄧子恢作為包產到戶的積極倡導者和我國農村改革的先驅，已載入史冊，為後人永誌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