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率領的宣講團,今日(8月23日)早上在政府總部出席首場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宣講會。之後宣講團再去立法會,和立法會議員會面。
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在立法會的講台宣講「十四五」規劃。
中央官員去立法會,都係打破過去習慣的一個做法。大家想像一下,兩年之前,這個情況能唔能夠發生呢? 首先會有人批評話中央干預,繼而會打大交,而家就再唔會發生呢種事。
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在立法會致辭說,現時香港良好局面來之不易,「蘇州過後無艇搭」,香港需要盡快形成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社會共識,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融入國家發展。
黃柳權說,香港社會近年陷入無休止的政治爭拗,內耗不斷,錯失不少機遇,蹉跎不少歲月,而在經歷修例風波後,大家都深刻體會到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安全;沒有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就沒有香港長治久安的保障;沒有團結和諧的社會環境,就沒有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條件。他說,《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及選舉制度的完善,恢復了香港的穩定,完善了香港法治,令一國兩制得以行穩致遠。
講到「無休止的政治爭拗」,立法會本係一個核心,如今已物是人非。反對派議大批出局。
立法會僅有的反對派議員鄭松泰就未有報名出席今日的講座,原來「咁啱」安排了今日做手術咁話。
鄭松泰回應查詢時表示,指自己本身已安排在今日進行手術,突然被通知京官來港見議員,他亦無法報名出席。至於若然有機會再讓他發問,他會問甚麼問題呢?
鄭松泰。資料圖片
鄭松泰的虛擬問題是:對於本地生活的大眾市民,香港目前面對的不只是本地經濟逆轉,亦正面對國際壓力,甚至連「made in Hong Kong」(香港製落)的品牌都保不住,因此他會關注目前還有甚麼可以強化香港現有優勢,提振本地經濟,以及為未來可能出現的經濟危機作準備。
高人話,睇落鄭松泰的問題亦好正常。一有《港區國安法》後,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成個社會正常番晒。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傳聞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決定不爭取連任後,大律師公會一貫的傳統都推薦剛卸任的公會主席,出任「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其中一名委員。《星島日報》報道,現年68歲的夏博義也放棄擔任「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成員職務,並推舉大律師公會執委會委員蘇朗年資深大律師(Neville Sarony),繼上一屆的公會主席戴啟思,出任「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委員。
資深大律師蘇朗年。
蘇朗年與夏博義同是英國人,年青時曾從軍,在馬來亞的第七啹喀步槍隊(7th Gurkha Rifles in Malaya),後轉任律師。
蘇朗年在《亞洲時報》(Asia Times)發表的文章。
蘇朗年經常發表文章,在2019年平安夜在《亞洲時報》(Asia Times)以「愛管閒事的習近平低估了香港人的價值」為題的撰文,並在翌日將這篇文章在其社交平台上轉發,並留言說「我送給習主席的聖誕禮物。」
蘇朗年的帖子。
政界中人就質疑,持有這種政見的外國人,到底是否適合出任「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其中一名委員?
我們可以看看蘇朗年那篇文章的全文:
「愛管閒事的習近平低估了香港人的價值
---香港是北京皇冠上的一顆明珠,但中國國家主席沒有看到這一點。」
習近平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否則,他怎麼可能在中國取得如此卓越的地位?然而,他似乎極度缺乏一種才能,那就是做出合理的客觀判斷。
我指的是他無法重視香港人這顆珍珠,以及他們對中國更大利益的獨特貢獻。
這個人口不到800萬的小地方是世界上第三大金融中心,這對中國經濟有很大好處。
22年來,這個金融中心擁有世界一流的獨立司法機構、獨立的大律師事務所和具有國際聲譽的律師和會計師事務所,為亞洲貿易和爭端解決提供了引擎室。
香港作為商業信心之地的一個特質是,其司法和專業服務不受政府干預。
這是香港與新加坡的不同之處,比如說,無論獅子城可能和確實提供了什麼其他的吸引力。
香港對投資者的特殊吸引力的一個例子是,它的監管體系和程式給了他們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基本信心,無論他們的願望是什麼,上海和深圳都不具備這種品質。
這些品質都沒有減損中國的國際地位;恰恰相反,它們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就是為什麼北京覺得有必要干涉香港的行政和法律制度的原因,這是很不合理的解釋。
最近讚揚澳門並與香港進行不利比較的鬧劇,突出了看不到大局的愚蠢。恕我直言,澳門對中國的唯一重大貢獻是作為一個巨大的洗衣店,洗滌不受約束的腐敗所產生的數十億黑錢。
難怪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可憐丈夫沒有加入快樂的掌聲中。
基於同樣的理由,北京對它認為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事物或任何人的過度敏感,即使不是幼稚,也讓人覺得不成熟。
鑒於中國的經濟規模、人口數量以及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技術、商業和工業成就,人們期望中國要麼忽視批評,要麼對批評做出有分寸的回應。當然,中國是大象,其批評者只是跳蚤。
鑒於中國的經濟規模、人口數量、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技術、商業和工業成就,人們期望中國要麼無視批評,要麼對批評作出有分寸的回應。當然,中國是大象,其批評者只是跳蚤。
只有瘋子才會對那些談論香港獨立的極少數人給予一納秒的關注。它不僅是虛幻的(我很想說是幻覺),而且大部分人都知道它是完全不可行的。如果可行的話,已故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可以簡單地放棄新界,讓香港獨自發展。
它真的不需要中國政府的香港聯絡處的宣傳員像一群瘋狗一樣吠叫。只要用崇高的鄙視態度對待獨立尋求者的悲哀的小聲音,甚至是幽默地對待他們。
拒絕向德高望重的《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Victor Mallet發放入境簽證,因為他主持了香港支持獨立党創始人陳德銘的午餐演講,這是小氣和幼稚的。當然,這不是一個擁有數千年文明的國家的行為。
香港在為中國提供金融和法律方面的先進性方面一直做得很好,而這正是中國所缺乏的,其教條主義的政治方法使其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法發展。
不難理解,像中國這樣規模和複雜的國家需要用恐懼來治理。可悲的是,這就是中國的長期歷史。你不能通過立法來迫使民眾愛你,無論你是皇帝還是共產黨。你不能兜售親情--它必須要贏得。
也不需要一個火箭科學家來認識到,儘管香港有一連串破爛不堪的政府,每一個政府都比其前任更像弗雷德-卡諾的軍隊,但香港一直運作得非常好。
試圖通過恐懼來治理香港是一種愚蠢的做法。目前的香港政府是一個由傻瓜組成的混亂局面。
的確,堅尼系數反映了少數房地產開發商的驚人財富和影響力,以及他們對政府的貪婪和自私的操縱,這種疾病已經化膿了很久,沒有得到治療。
但壓垮驢子的那根稻草是將涉嫌犯罪活動的人移交給大陸無常的、可笑的司法系統的荒唐提議。
如果這位矛盾的律政司司長是在做她的工作,她會向林鄭月娥解釋,這個想法不應該出現在陽光下。遺憾的是,鄭若驊對香港的法律制度的信心就像她對香港的骨科醫生的信心一樣。
問題的核心是,香港最重要的不是它的烏托邦政府,而是它天才的人民,而習主席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沒有讓他們獨自做他們最擅長的事情,而不被干涉,這是一個獨特的大腦缺陷。
共產主義實踐和哲學非常重視自我批評。香港人只是抗議功能失調的政府,習主席不應該派他的哈巴狗去向香港人吠叫,而是應該像奧賽羅那樣提醒自己,他有 "像印第安人一樣,扔掉一顆比他所有部落更富有的珍珠 "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