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毛澤東曾說過：「姚文元的文章不過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此話不假。發出信號是為了觀察。上海的張春橋等人在觀察，毛澤東也在觀察。張春橋等人觀察的結果，如他在1966年5月所說的：姚文元文章發表以後，“我們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江青將這些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觀察的結果，如他1967年5月所說的：“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後來我建議出小冊子，也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毛澤東更增加了對中宣部的不滿。認為這些事實更證明了他對中央出“修正主義”的擔心和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看法的正確性。
1965年11月下旬，彭真返京。在聽取《紅旗》雜誌的彙報後，他指示：中央報刊是否發表批判吳晗的文章，還要再考慮一下再說。他要北京市委書記處討論轉載的問題，並說吳晗性質不屬於敵我矛盾，對姚文元文章錯誤的地方也要批判。北京市委書記處研究認為：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第四部分「《海瑞罷官》要人們學習什麼東西？」從政治上的批判；如必須轉載這篇文章，則加上編者按以表明自己的態度。
11月29日，《北京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根據彭真28日的指示寫的按語，強調「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實事求是地弄清是非。”30日《人民日報》轉載，根據周恩來、彭真意見寫成並修改的按語說：“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報》並將姚文元的文章放在第5版“學術討論”專欄，以此表示了不同於姚文元文章的態度。
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艾思奇、關鋒談話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變為“罷官”，政治批判的分量更加增強。這場以文藝問題為突破口，以1958年“大躍進”以來包括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和四清運動中的分歧問題為內容的批判，使得人們感覺到了鬥爭的嚴重性和尖銳性。但是人們普遍意識不到，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開始了。制定《五一六通知》在轉載姚文元的文章等問題上所遇到的來自中宣部、北京市委及彭真等人的強大阻力，使毛澤東更加堅定了他對中央可能出修正主義和發生反革命政變的估計。他開始避開黨中央其他領導人，依靠康生、江青等人幫助他開展這場“文化大革命”。1966年3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康生指定王力起草1個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根據王力的回憶，他所擬的通知只有一句話，即“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批轉的《文化革命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現予以撤銷。”這個通知政治局討論同意。《通知》急送毛澤東，他不滿意，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並要黨內“理論家”陳伯達另行起草通知。據陳伯達回憶，他領會毛澤東的意思，也就是要他從理論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綱》，即要他做一篇大文章。於是他和王力合作，很快在4月初寫出了初稿。初稿送毛澤東，他閱後決定成立1個小組來起草通知，並點名陳伯達為組長。
話到上海，又加進了一些話。雲密風緊，中國的政治氣氛日益緊張。「五一」節，天安門城樓上不見了往年必上天安門的彭真。如此費力、秘密制定出來的《通知》，應該發揮作用了。
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仍在外地，劉少奇主持會議，由康生負責向毛澤東彙報。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批判。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停止、撤銷彭真等4人在中央書記處、北京市委、中宣部的職務。會議還決定撤銷原來的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這一決定由毛澤東親筆寫在《通知》中。
5月16日，會議在很不正常的氣氛下，沒經過認真討論就通過了陳伯達主持起草的《通知》，後稱《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不愧是一篇理論性的大文章，它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通知》說《提綱》掩蓋了這場學術批判的政治性質，是1個為資產階級復辟做輿論準備的修正主義綱領。毛澤東在文件中親筆加了許多尖銳激烈的話。他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這個《通知》還根據黨、政、軍里都混進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估計，發出了將要出現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信號，提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個《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的嚴重估計，以上所引的一些尖銳字句都是他親筆加寫上去的。作為1個無產階級黨的領袖，毛澤東極為關心他參與締造的黨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命運，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努力探索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這不能不說是十分可貴和富有遠見的。而毛澤東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現象和脫離群眾的傾向所做的堅持不懈的鬥爭，也一直贏得了黨和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但是，他把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直至混淆敵我，認友為敵，他在人民掌握政權的情況下還要用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方法，既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又不符合中國實際，是完全錯誤的。
掣般地跨過長江，穿越黃河，在華北大平原上急速飛奔。這是毛澤東主席的專列。毛澤東1965年11月去南方巡視，已經接連在上海、杭州、韶山滴水洞、武昌停留了8個月，差不多是新中國成立後他離開北京外出時間最長的一次。
1966年7月16日，他以73歲高齡在武漢暢遊長江，然後啟程返回。7月18日晚，他回到中南海豐澤園。得知毛澤東已經回來，劉少奇立即趕去豐澤園，想向他彙報一下工作。可門衛通報後傳話說「主席要休息」。劉少奇只得回家，等明天再說。從第二天起，毛澤東陸續聽取各方面彙報，閱讀材料，了解北京和全國的情況。劉少奇除了向毛澤東彙報，還是繼續主持例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處理文化革命問題和各項日常工作。但是，圍繞工作組的爭論卻越來越大了。社會上，小部分學生要趕走工作組，大部分學生要維護工作組，各不相讓。常委擴大會上，陳伯達3次提出取消工作組，同樣遭到大多數同志的反對。劉少奇、鄧小平支持多數同志的意見。
在7月22日的常委擴大會上，劉少奇還說：「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教育幫助，改正錯誤。趕工作組，有的不應該趕。」鄧小平也說：“要教會工作組做工作，有的學校沒有工作組恐怕不行。”陳伯達的意見被否決。然而，劉少奇、鄧小平儘管代表了大多數同志的意見，但他們採取的一系列穩定局勢的措施，卻同毛澤東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大相逕庭。毛澤東終於表態了。7月24、25日，他連續兩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和正在北京開會的各大區中央局書記談話，明確地表示了他的意見。他說：“有這麼一段，運動冷冷清清，就是6月20號左右以後，有許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只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許多工作組，包括張承先的工作組，都是阻礙運動的，都要把它撤出來。對毛澤東的表態，「中央文革」小組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應。
7月25、26日兩個晚上，「中央文革」小組全體出動來到北京大學，參加在東操場舉行的兩次萬人大會。陳伯達、康生、江青在大會上竭盡挑撥煽動之能事，聲稱“毛主席1個工作組也沒有派”，宣佈撤銷張承先為首的北大工作組，“搬掉這個障礙物”。27日，他們又到北京師範大學，主持召開揭批工作組大會，當場宣佈罷免北師大工作組組長孫友余的職務、撤銷工作組。康生在大會上還公開放出“彭真策劃二月兵變”的奇聞，藉以蠱惑群眾。形勢急轉直下。消息像旋風般傳遍北京大中學校，產生了極大的轟動效應。反工作組立即成為合法而又時髦的行動。學生們再度躁動起來，在學校內外掀起陣陣狂潮。工作組是肯定留不住了。
7月26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下達文件。7月29日上午10時許，人民大會堂中央大禮堂座無虛席。上萬名師生擠滿了整個3層大廳。這是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召開的北京市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大會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主持。他首先宣讀了關於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接著宣佈由總書記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講話。鄧小平講完後，由周恩來講話。周恩來、鄧小平在講話中，都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鄧小平說：以新市委名義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是根據中央的意見辦的，工作組有好的、比較好的和犯有嚴重錯誤的三種情況。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務的指示。他們不約而同地用“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這句話來表達自己跟不上形勢的心情。接下來，是劉少奇講話。劉少奇講話結束後，毛澤東從後台走出來，接見全體師生代表。當上萬名滿懷熱情的青年看到毛澤東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時候，激動的心情難以形容。擴音器里響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壯樂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響成一片。工作組撤銷了，可毛澤東對運動情況仍不滿意。他認為前一段運動走了彎路，剛剛興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壓了下去，為了排除阻力，必須再做一次發動。
8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全體大會的會場設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41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按慣例列席會議。與往常不同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首都高等學校“革命師生代表”聶元梓等也列席了會議。
8月1日下午2點45分，出席會議的人員都已到齊，毛澤東宣佈開會。他作了簡短的開場白，說：「這次八屆十一中全會，今天以前算作小組預備會議，從今天起正式開會。大概是1號、2號、3號、4號、5號，開5天。今天開一次大會，全體到，中間開3天小組會，最後開一天大會，就行了。現在請小平同志宣佈幾件事情。」
鄧小平也用簡潔的語言報告了會議出席人員情況和議程。接著是劉少奇作報告。
劉少奇報告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的身份，向全會彙報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所做的工作，特別是在國際、國內各方面所採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後半部分，他講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工作，並且在工作組等問題上做自我批評。
毛澤東開始頻頻插話，會場氣氛緊張起來。
劉少奇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彙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陳伯達同志正式寫了一個不要工作組的書面提議，有兩條。討論時，多數同志的意見還是要工作組。最後我也發言，說我是主張要工作組的，工作組這個方式比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毛澤東插進來說：「當時只有去的問題。」
劉少奇解釋說：「那個時候已經是撤的問題。我說這個比較簡單，要撤，下一個命令就撤了。」
毛澤東反駁道：「陳伯達撤了，你們就沒撤。」
劉少奇只得又解釋：「當時我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怎麼會中斷呢？」毛澤東又插了一句。
場內靜寂無聲。人們屏息靜聽著兩位主席的不尋常對話。
劉少奇繼續說下去：「當時我想，是不是下這個決心撤，還是先看一看。這個時候主席回來了，我們就請示。主席就下了決心，撤銷工作組。主席頭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說了。陶鑄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個地方談了。」
毛澤東再次打斷了劉少奇的講話，厲聲說：「工作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完全是錯誤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壞作用。」
這天的會議共進行了兩個鐘頭，下午4點40分散會。
8月4日下午，按原定計劃，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全體會議，代表們陸續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剛坐下，有關工作人員宣佈，下午不開全體會了，改開小組會。與此同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3點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出席毛澤東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在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嚴厲指責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是路線錯誤。”
劉少奇主動出來承擔責任，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接過話頭，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當葉劍英講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毛澤東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寫了一篇異乎尋常的文字。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猶如巨石投入水面，激起層層波浪。密雲不雨的局面終於被打開，形勢急速發展。
話，要他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
8月6日晚，林彪結束休養從大連飛抵北京，直接住進人民大會堂浙江廳，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
8月7日，毛澤東的「大字報」在全會上印發。
8月8日，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
原定計劃5天開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現在是無論如何不能如期結束了。從8月8日下午開始，會議轉入討論毛澤東的「大字報」，批評劉少奇、鄧小平。
彎子實在拐得太急，大多數人思想不通。在討論劉少奇、鄧小平的「錯誤」時，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語者有之，亦贊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人一反常態，狠揭猛批，用詞刻毒。
在全會分組討論的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開了幾次生活會，批評劉少奇、鄧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員，卻成了生活會外的活躍角色。她策動一些人打頭陣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然而並未完全如願，陶鑄第1個拒絕了她。結果，謝富治放了頭炮。
8月12日，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最後一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會在這天改選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委員們在事先印好名單的選票上畫了圈，投了票。
重新選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顯著的變化有兩個：一是林彪由原來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劉少奇由原來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劉少奇在選舉後當即表示，他保證服從黨的決定，努力認識自己的錯誤，不做任何不利於黨的事。
這次全會沒有重選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後來對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4人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起，對林彪卻仍稱他副主席。這樣，林彪實際上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沒多久便明文稱他為毛澤東的「最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檢閱百萬紅衛兵
1966年8月18日，首都舉行大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從凌晨1時開始，上百萬各界代表在統一指揮下，陸續聚集到天安門廣場。廣場正前方安排的是來自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哈爾濱、烏魯木齊等外地師生，城樓兩旁的觀禮台上站著數以萬計的紅衛兵代表。
這天，主席睡不著覺，清晨5點多，太陽剛剛從東方升起，主席便穿上軍裝準備出發。當時，我們(指陳長江等)沒有給主席準備軍衣，臨時決定找來一中隊幹部劉雲堂的軍裝，給主席試穿。劉是個大個子，他把僅有的一套幹部新軍裝拿來了，主席一試正好。主席在工作人員的陪伴下，身著軍裝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這時，廣場上已坐滿了人。當主席魁梧的身影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時，整個廣場一片沸騰，人們歡呼雀躍，「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響徹上空。主席從天安門城樓上緩緩走下，走過金水橋，來到群眾中間。主席邊同群眾握手邊微笑向群眾招手致意。我們跟隨主席向廣場中間走去。周圍的群眾紛紛站起來，把我們圍在廣場中間，前進不成，後退不行。我們身後跟著幾部汽車，公安部長謝富治站在車前高喊：“我是公安部長，請同志們讓主席走。”儘管他扯著嗓子喊個不停，但無濟於事，因為喊聲早被淹沒在人們海嘯般的歡呼聲中了。我們10幾名警衛人員一直寸步不離主席，緊緊圍在主席周圍，以免人群衝撞主席。當警衛團的機動部隊和衛戍區機動部隊聯合清出一條路後，主席才安全回到金水橋畔，主席一再揮帽向激動萬分的紅衛兵致意。當主席重新回到天安門城樓上，廣場再次沸騰起來，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10時半，慶祝大會在雄壯的《東方紅》樂曲聲中開始。林彪發表了講話，他說“我們堅決地支持你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製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還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周恩來總理也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一切革命者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勤務員，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要堅決反對包辦代替，做官當老爺，站在群眾頭上瞎指揮。”“無論是北京市的革命師生，還是各地的革命師生，主要的任務都是把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稿，都經主席審閱過。大會結束後，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首都上百萬人的遊行隊伍。主席台上的中央領導不時地向群眾招手致意。而遊行群眾的眼睛都在尋找主席的身影。雖然，往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和國慶節都有過這種場面，但此時此刻人們把能親眼見到主席賦予了不尋常的意義。遊行隊伍似潮水在天安門前翻滾，源源不斷地流過，主席始終站在城樓上，不曾休息片刻。這時，一名紅衛兵走過來，把寫有“紅衛兵”字樣的袖章戴在主席左臂上，主席沒說什麼，就默默地接受了。
了8月18日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活動。此後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席捲全國。
8月31日，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率先戴上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袖章。他在接見大會上講話說：「紅衛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一樣地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政治，觸及經濟。學校的斗、批、改，發展到社會的斗、批、改。」“打擊的重點，是鑽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定要掌握這個鬥爭的大方向。”接著，周恩來講話，他說：“永遠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要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保護群眾利益，保衛國家財產，造成良好的社會主義的新風氣。……在鬥爭中，要用文斗，不要武鬥。……中央決定，全國各地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來。”這次接見了50萬紅衛兵，接見情況與8月18日那天差不多。
9月15日，主席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此時凡來京串聯的人均成了主席請來的客人，都要熱情接待。前兩次接見後有人提出，看不清毛主席。這次安排百萬紅衛兵分坐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兩側，中間留出8米寬的道路，用12輛吉普車，中間一路四輛分別由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站在車上，緩緩前進。兩邊各4輛，由我們警衛人員乘坐並行前進，不影響兩側紅衛兵看清主席。主席站在車上不斷地向紅衛兵招手致意，後來幾次都是這樣做的。這樣做紅衛兵能看清主席和其他首長，但是主席已70多歲，其他首長年齡也不小了，一次站幾個小時確實很累、很辛苦。我們若指揮不當，還有被包圍的可能。有兩次接見，在準備換車時，群眾擁擠過來，在我們警衛人員和機動部隊的幫助下才使主席安全返回。每次這樣的接見都是對我們警衛工作的一次檢驗。
10月1日，國慶17周年。這天中央首長在中南海勤政殿集中，一起出發到天安門。
上午10時，《東方紅》樂曲響徹整個廣場上空，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民主人士檢閱遊行紅衛兵和各族人民代表。這年與往年不同，沒有閱兵，遊行成員主要是紅衛兵，到12點多遊行才結束。這天下午4點多，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都到大會堂一一八所開會。由於晚上天安門廣場要舉行燈火晚會，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要一起上城樓與大家共同歡度國慶佳節。於是7點多，我們便隨主席從大會堂西門乘車到大會堂西北角，即南長安街南口，準備到天安門城樓。可是車剛行駛到南口，紅衛兵和群眾便攔住車要見毛主席，我們車一停，後面其他首長的車也被堵住，前進不了，頃刻間被包圍在萬人之中。當中央警衛團領導帶機動部隊趕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車隊得以解圍。
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接見紅衛兵時，主席改用敞篷吉普車，在車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11月的北京天氣漸冷，湧入北京城急切盼望見主席的人驟然增加，有的排隊等不到火車、汽車的人就步行千里到北京，各方面壓力很大，吃住都困難，而且天氣又冷，很難辦。
周總理請示主席：「你不見，他們不走啊。」
主席說：「不是停止串聯，要回原地鬧革命嘛。」
總理擔心地說：「已經來了，天又漸冷，北京市壓力很大，要儘快想辦法見，讓他們快回去。」
主席和總理決定，11月25日、26日兩天全部接見完。兩天安排300多萬人，談何容易。東西長安街、天安門和西郊機場都安排滿了。一天150多萬，連續兩天，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分乘吉普車接見紅衛兵。由於在車上站的時間太長，有的首長下車後，腳都走不了路了。
從主席的言談話語中，我隱隱感覺到主席接見紅衛兵有時是不情願的，而是紅衛兵逼著主席非見不可，不然就不走。因此，有時接見就成了主席的一大負擔。
一次，主席對我講：「這些紅衛兵娃娃來了，你不見，他們不走，天冷了，了不得。」
我見主席面有倦容，便不由地問道：「昨天見了，今天還要見？」
主席說：「累也要見，不然娃娃們不走，你有什麼辦法。」“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8次接見紅衛兵，共有1100多萬人次。像主席乘敞篷吉普車接見上千萬紅衛兵，我每次僅能帶20多人，分坐在兩邊車上保衛主席，真正遇到群眾擁擠和包圍，就很難辦。好在8次下來，安全保衛工作沒有出現大的紕漏。
本文摘自《毛澤東生平全紀錄》柯延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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