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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為羅瑞卿羅織「十罪狀」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博客文章

林彪為羅瑞卿羅織「十罪狀」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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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為羅瑞卿羅織「十罪狀」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2021年08月31日 17:31


 林彪為羅瑞卿羅織「十罪狀」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刪去「最高最活」成了羅的罪證

《羅瑞卿傳》由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批准撰寫,歷時八載,在採訪一百多位羅瑞卿老戰友和知情者、查閱大量珍貴文獻資料基礎上,以嚴謹平實的文筆真實地再現了羅瑞卿大將為建立新中國出生入死的戰鬥歷程和為我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做出巨大貢獻的光輝人生,也如實反映了他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

  林彪借總結講話突然發難

1964年5月初,羅瑞卿回到北京,繼續出席作戰會議。不久,林彪也回到北京。

在作戰會議期間,羅瑞卿經常到林彪處請示工作。一次,他告訴林彪,與會人員希望毛主席接見,但主席不在京,他建議請在京的中央常委接見一次。林彪同意。羅問林能不能去,林彪搖搖頭,「身體不好,不見了。」但是,5月19日接見前林彪卻突然到場。

接見即將結束,劉少奇已經宣佈散會,林彪突然站起來說:「少奇同志,我還要講話。」接著便講了一通,批駁了那三位組長的發言,最後他說:“作戰會議我不講話了,要講,讓楊成武他們去講。”羅瑞卿講不講,他隻字未提。

作戰會議定於5月底結束,結束前與會人員建議由羅瑞卿作總結髮言,這一信息已登載在會議簡報第63期上。5月25日,林彪看到這期簡報後立即指示:

作戰會議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會議多數人的意見和會議文件作為結論,不准任何個人以總結的名義講話。元帥、總長和副總長都可以發言,會議上不能散佈個人做結論的空氣。如果散佈了,要當眾宣佈收回……63號簡報,關於羅總長做總結髮言的提法不對,要具體進行的問題,以後可以逐步用軍委常委或軍委辦公會議的名義發出指示。

林彪的秘書立即將此指示用電話通知羅瑞卿的秘書。當晚,羅瑞卿一回到家就看到林的「指示」。這時,葉群來電話了:“總長,今天下午我有事去總後,就出了這個事。一○一(林彪代號)發了大脾氣,把兩個孩子都嚇壞了。現在,他已經睡了,我又不能出去,請你到我這兒來談談。”

羅瑞卿立即登上汽車來到毛家灣。他剛坐下,葉群便指著她的兒女故作正經地解釋:「深更半夜,我們兩人談話不方便,只好把他們兩個也叫來。」她接著說:“下午他可是大發脾氣呵!站在電話邊要秘書把他說的一個字一個字記下來並且看著秘書同各處打完電話。我回來後,一聽說這事,連忙向他解釋,並不是你自己要做總結髮言,那天我在場嘛。大家推了半天,是大家要你作的……”

葉群繼續說:「4月份你說來看他,到處放風,就是不來。5月份,亞樓同志剛死,剛剛作了通氣的規定,又出了幹部評級定薪的問題。幹部的事情,他林彪要負責呀!」

所謂幹部評級定薪,是指高幹的評級定薪,總政搞了文件和一個名單,呈送林彪和羅瑞卿。羅已閱,讓總政副主任徐立清請示林彪。葉群答覆:一○一身體不好,名單不看了,彙報也不聽了,軍委辦公會議討論即可。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在辦公會議討論後即將文件和名單上報中央。葉群收到中央辦公廳送來的文件後立即打電話責問:「剛剛規定了的要通氣,為什麼又不通氣?這樣重要的事,為什麼不經過林就送中央?」後來,在6月3日召開的軍委辦公會議上,羅瑞卿承擔了責任,徐立清作自我批評,也說明了葉電話答覆的情況,但葉群卻不認賬了。

葉群接著說:「今天這件事不要擴大,公開是不利的。我已把所有電話記錄追回了,並交代秘書任何人都不准講。」羅瑞卿不接這個話茬,而是問她:“我怎麼過關?”

葉說:「由我來轉彎,說服他不要公開此事。我說好後,通知你來。你見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報告你要去作戰會議發言,準備講什麼,問他有何意見。但不要講是總結髮言。」

羅瑞卿點點頭,答應照辦,便起身告辭。回到家,他憋了一肚子氣,便對郝治平說:「一個國防部長、一個總參謀長,她葉群夾在中間算是怎麼回事!」

  葉群不倫不類將林、羅比作賈寶玉林黛玉

第二天早飯後,葉群給羅瑞卿打電話說:「通了,按昨天晚上說的辦。」葉又對郝說:“你也來吧。他們兩個男的乾巴巴的,談不好又談崩了。你來,你來,你一來氣氛就不一樣了。要是出事,也好緩和一下。”郝治平很不情願地答應了。

羅瑞卿夫婦到了林家,林彪和葉都出來迎接,林彪臉色很不好看,他同羅瑞卿握了握手,便招呼羅坐下。羅瑞卿即按葉群昨晚所說,只談要到作戰會議作一個發言的事。最後,羅瑞卿請他指示,他說:「去講一次好,就照這樣講。」

林彪和羅瑞卿談話時,葉群將郝治平讓入另一間會客室,對郝說:「一○一脾氣壞得很,他只同自己最親密的人發脾氣。總長就是他最親密的人。他們就像是《紅樓夢》里的賈寶玉和林黛玉,因為太好了,所以就常常發生‘不預之隙’,所以就是又要吵,又要好。」

葉群談興正濃,又造謠說在解放戰爭時期林彪如何分了一半功勞給羅榮桓。她見郝治平對這一話題沒有興趣,又說:「你們為什麼不送點東西給我們呢?」郝有點茫然:“沒想到什麼合適的東西呀。”葉群說:“就是送張孩子們的照片也好嘛!”郝治平答應了。葉群又提議到院子裏走走。這時牡丹、芍藥正在盛開,葉群剪了一些花朵,過了會兒羅瑞卿已經出來,郝治平趕緊向葉群告辭上車。葉群將花由車門送給郝治平。郝治平說:“這麼好的花,你們留著看吧。”葉群說:“大家看,大家看。”郝只得將花接到手裏。

當天下午,作戰會議召開中心小組會,羅瑞卿在發言中指出:「過去有一個習慣,誰主持會議,最後講幾句,有叫總結髮言的,有叫發言的。沒有統一規定。以後是否改一下,不叫總結髮言。」羅瑞卿講的事實上是貫徹了葉群讓收回的林彪的指示,第二點則是為了防止今後再發生類似林彪、葉群在高幹評級定薪中出爾反爾的補救措施。

羅瑞卿夫婦回家後的第二天,郝治平給葉群送去了幾張孩子的照片,葉群回電話說:「一○一喜歡極了,已將這些照片裝了鏡框放在辦公桌上。」

  林、葉一面甜言蜜語,一面授意收集揭羅材料

在這幾天,葉群每天差不多都要給羅瑞卿來兩次電話,反覆說:「一定要改善關係,你們過去的關係是最好的了。我同林結婚後,經常聽他說,他有兩個好乾部,一個叫羅瑞卿,一個叫劉亞樓。亞樓同志去世了,你們兩個不要凶終隙末,不要因為關係不好,而使親痛仇快呵!」羅瑞卿被她嘮叨得十分厭煩,便說了一句:“請你放心,我同林總的關係,是棒打不散的。”後來,在整羅瑞卿時,林彪、葉群便抓住這一句脫口而出的話大做文章。

為了搞好同林彪的關係,羅瑞卿又做出了幾項決定。6月3日,羅瑞卿在軍委辦公會議上就通氣問題提出:「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各總部下面主要部的部長都可以到林副主席和賀副主席處去通氣,使他們了解情況,便於他們考慮問題,並及時取得他們的指示。但也不要什麼問題都到他們那裏通氣,要保護他們的健康。」6月10日,羅瑞卿告訴蕭向榮,請他和葉群商量,“為了使一○一及時了解情況,可否每次開辦公會議都請他們派一個秘書參加。”6月中旬,羅瑞卿又對他的秘書交代,讓他們向各單位傳達,以後不准用總長批示、指示,對主席、副主席可用(這些字樣),對總長可用意見、提議、建議。

話說那些甜得發膩的話、呼籲團結的同時,她又授意海軍政治部負責人寫了揭發羅瑞卿的材料。

  刪去「最高最活」成了羅的罪證

挨了林彪幾悶棍以後,羅瑞卿在處理同林彪的關係上更是如履薄冰,極端的謹慎。

1965年,《解放軍報》起草了一篇社論,標題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挂帥》。羅瑞卿在主持修改這個社論時,指著「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問社論起草人:“這個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話,還是你們的記錄?以前公開見報沒有?”大家回答:“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說的原話,報上也用過。”羅瑞卿感到這個問題牽涉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提錯了,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不好,便去另一個房間給當時分管理論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打了一個電話。

康生正大力提倡「個人崇拜」、“反修防修”,以打擊別人、抬高自己。他接到羅瑞卿電話後,由於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便表示:這是新的提法,恐怕應問問中央常委,甚至恐怕還要問問主席自己。羅瑞卿問他個人意見,康生未正面回答,說還是按中央原來的提法穩妥。於是,羅瑞卿將「最高最活」刪去了。

話給毛澤東的秘書、理論修養很高的田家英,回來後對大家傳達田家英的話說:「最高最活的說法不確切,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最高,那麼今後再不能高了?是不是還有次高啊……說是頂峰,也不科學,到了頂峰,難道不能再發展了嗎?」

於是,「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從“前言”中刪去了。羅瑞卿萬萬沒有想到,在後來這便成為他“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證。

  冒雨前往大連彙報,反被誣為向林彪「突然襲擊」

話:我們前天到大連,林總的身體比較好,吃飯比較好一些……我的喉嚨全好了,是點甘油點好的,和總長說的一致。謝謝總長和郝治平同志的關心,問候他們。

話到大連,葉群接電話。羅瑞卿提出,要去見林,按規定通氣。葉群立即熱情地回答:「你來吧!他在想你,前天還問你現在在哪裏呢。」羅瑞卿說:“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羅瑞卿和郝治平冒雨乘飛機到大連,一下飛機,羅瑞卿即打電話給葉群,葉群忙說:「馬上來吧,今天見見面,工作明天再談。」羅瑞卿夫婦在傾盆大雨之中按時到達林彪住處。

林彪同羅瑞卿寒暄了幾句後,便一言不發,枯坐在那裏。羅瑞卿為了打破這難堪的沉默,便不再遵守葉群第一天不談工作的約定,開始彙報起工作來。他講了為林彪起草《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情況,又談到這一年用軍隊負責人名義發表的文章有三篇。林彪立即追問另兩篇是誰決定寫的,用誰的名義發表。羅瑞卿告訴他,一篇是用羅的名義,題目叫《紀念戰勝德國法西斯,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已在5月11日發表。這本是一篇講話稿。中央決定召開紀念反法西斯勝利二十周年大會時由羅瑞卿作報告。後來又決定不開了,但中央認為,已起草好的這個講稿寫得還好,乃決定將這個講話稿用羅的名義發表。還有一篇是《光明日報》約稿。該報編輯部寫了一封信給羅,要求羅寫一篇介紹軍隊三大民主的文章,羅組織人寫好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民主傳統》的文稿後送給周總理審查,並建議用賀龍名義發表。周同意,此文經賀龍審閱後於8月1日發表。

隨後,羅瑞卿送了一本毛澤東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記錄給林彪。林彪接過略翻了一翻,便就具體執行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方針提出了他的設想,要求羅回京後向毛主席報告。

話報告,國民黨有兩艘軍艦騷擾華東海區,海軍建議擊沉敵艦,並做好了一切準備。羅瑞卿知道此時林彪已經入睡,不便打擾,他對各種因素作了一番考慮,立即回電話,同意打。第二天羅瑞卿一起床,秘書即來報告,南海艦隊在福建東南海域擊沉國民黨大型獵潛艦「劍門」號和小型獵潛艦“章江”號。吃完早飯,羅瑞卿又來到林彪住處,報告此事。林彪很高興地說:“這還是我們第一次打掉敵人這樣大的軍艦啊!”羅瑞卿點頭稱是。

後來,這一次羅瑞卿的大連之行被林彪葉群說成是對林彪的突然襲擊。羅瑞卿反躬自省,究竟是在什麼事上又觸怒了林彪,後來他忽然想起,他曾按林彪通氣的要求,送了一份毛澤東在武昌同譚啟龍等人的談話紀要給林彪。在這份文件中,毛澤東說:「我就不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見,說軍隊幹部不能向地方同志提意見,為什麼不能提呢?」

羅瑞卿考慮:林彪看了毛主席的話肯定不高興,「不送嗎?他將來要是知道了,主席這樣重要的指示,我隱瞞起來不告訴他,這我怎麼吃罪得起……兩者相較,前者總還是較輕的。我還考慮過,是否把主席指示中這幾句話拿下來。可這樣做,不僅技術上辦不到,而且首先是政治上不許可,我怎能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主席的指示,所以考慮的結果還是決定送去。」

  林彪啟用親信李作鵬,暗地收集黑材料

為了打擊羅瑞卿,林彪又採取了新的步驟。

話給林彪的秘書郭連凱,告訴他,今晚將派飛機送《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文稿去大連,請郭讀給林彪聽或給他講講要點,看看林還有什麼指示。林彪讓郭回電話說,中央同意發表就行,不看了。到26日,郭連凱又給羅瑞卿來電話說:「林副主席說,我這次病比較久,身體比較衰弱。為了恢復一下身體,請總長兩個月內不要來彙報了,等身體好了,我告訴他再來。這兩個月總長可安排其他活動,希望總長自己也注意身體。」

不讓面見,羅瑞卿便採用寫信和送文件的辦法去通氣。他讓秘書把要彙報的內容用毛筆寫成工整的大字,給林彪送去。葉群幾次打電話給羅瑞卿說:「總長,林總說這個辦法很好,文件送得不多不少,寫信字很大,容易看。林總說以後不能來的時候,就用這個辦法通氣。」

然而,這完全是為了穩住羅瑞卿。1965年10月15日,海軍政治部主任寫了一份「揭發」材料。據他說,這份材料是9月17日他和李作鵬同羅瑞卿談話的一段“記錄”。這份“記錄”說,海軍黨委有一個報告,要由王宏坤替換李作鵬主持海軍常委工作,羅批准了這個報告。羅對李等說,他批這個報告沒有錯,已向林總報告了。

在這份「揭發」材料上,林彪批道:“純屬造謠。”在材料中還兩次批道:“從未報告。”

後來,到11月27日,李作鵬等在送給林彪的一份「材料」中再一次提及這一問題:

1962年,羅瑞卿同志代表軍委在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上公開宣佈:李擋第一線,蘇(振華)、王(宏坤)為第二線,蕭(勁光)為第三線。此後,常委決定蕭、蘇不在時,常委工作由李作鵬同志主持,並報軍委批准了。但今年交心會後,蕭、蘇醞釀成熟後,突然提出:蕭、蘇不在時,由王主持常委工作,把李由一線改為二線,把王由二線改為一線……

對於這一牽涉到海軍黨委常委內部分工的問題,林彪何以發這麼大的火?

當林彪出任國防部長時,海軍司令員是蕭勁光、政治委員是蘇振華。他們在林彪提出堅持「四個第一」和大興“三八作風”後,沒有緊跟,引起了林彪的不滿。1962年3月,海軍航空兵飛行員劉承司駕機叛逃,林彪立即抓住這一事件對海軍領導橫加指責:海軍四個第一沒有擺在第一,大路不走走小路,現成藥方不用另開藥方。林彪所謂大路是指通往林家毛家灣的路,林彪所指現成藥方就是指「四個第一」、“三八作風”、活學活用、立竿見影之類。

林彪在進行了這一通指責之後,便於1962年4月組織了一個軍委檢查團到海軍檢查工作。李作鵬等隨檢查團到了東海艦隊。檢查工作結束後,他們即留在了海軍。

李作鵬在解放戰爭初期曾在林彪司令部當過參謀處長。李一調入海軍,林彪就要他任黨委第一副書記、管常務的副司令。那位主任,原任總政組織部副部長,與李同時調入海軍。

為了貫徹林彪指責海軍的指示,1963年1月,海軍召開了黨委擴大會議。李作鵬等以正確路線代表自居,和蕭、蘇展開了爭論。1月15日,羅瑞卿在這個會上講了話。羅瑞卿對蕭、蘇、李等,一視同仁,認為他們都是黨的幹部。他認為,會議應該強調團結。

他不同意李作鵬等所說,海軍的主要矛盾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說法。他說:「我看,海軍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正確同錯誤的矛盾……」

李作鵬等對此十分不滿,認為羅瑞卿搞調和、偏袒蕭、蘇。李作鵬秉承林彪的旨意,聯絡個別人企圖奪取海軍領導權,打擊蕭、蘇。李作鵬在海軍一次黨委會上發言,題目就叫《駁蕭勁光》。他所以如此傲慢,就是因為有林彪撐腰。那位主任去海軍後,也很驕橫。羅瑞卿知道後,曾託人捎話給他,希望他謙虛謹慎一些,注意聯繫幹部、聯繫群眾,夾著尾巴做人。

了解了這一背景,便可知那位主任何以要「揭發」羅瑞卿批“以王代李”的報告了。

  拋出陷害羅瑞卿的「重磅炸彈」

10月25日,作戰部一位副部長也給林彪送去一份材料,前面有一封信,寫道: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從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對他(指羅瑞卿)產生了懷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對,甚至他對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悅誠服的,特別是你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贊成的,實際上是帶頭抵制的,只是採用了兩面手法,搞了一些偽裝……

直到今年七八月,在參加寫《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和修改羅總長9月3日的講演稿時,我才大吃一驚,才發現他是心懷不測的人……

然而,就在10月初,那位副部長寫這份材料以前不到一個月,林彪已經發話了:「1960年,羅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1961年起,便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對我了。」

話中囑咐他,修改時將「三座門給林總寫的稿子,未用到林總文章中去的東西,要盡量用到他的講稿中去。」於是,他聽後便“恍然大悟”,決定同羅“決裂”,並在編寫組中傳達,約定:“三座門的稿子一個字也不准用到總長的講話稿中去。我們寧願犯組織錯誤,寧願受到任何打擊,但決不犯政治錯誤,決不能讓羅的講演稿超過林總的文章!”

這顯然已引起了林彪的不快,然而林彪又不便因此而發作,因為發表文章、講話都是中央決定的,並非羅瑞卿個人的主張。拿這件事指責羅瑞卿,羅只要稍作解釋便會不攻自破。

1965年9月13日,林彪從大連轉移到上海,便加緊調兵遣將,李作鵬等人就是他的兵將,那一份份材料就是槍支彈藥。對於這一切羅瑞卿並不知道。

9月間,羅瑞卿看到一些材料,反映自林彪提出突出政治以來,部隊中搞空頭政治的傾向有所滋長。於是,他在《軍報9-12月宣傳要點》上批示:「政治、業務,紅與專的關係,主席在工作方法60條里已經講清楚了,社論要很好體現出來。主席講了不要脫離政治、迷失方向,又不要當空頭政治家。這方面,現在並不是沒有問題的。現在需要有這樣一篇社論。」

話到蘇州請示,林彪的回話是身體不好,不要來。於是羅瑞卿便徑直去廣東看地形。

  打倒羅瑞卿的前奏:整垮蕭向榮

當羅瑞卿到達廣州時,整個神州大陸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11月10日,經過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密謀,並徵得住在上海的毛澤東同意,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在上海《文匯報》公開發表,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同一天,楊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汪東興接任此職。

11月18日,住在離上海只有80公里的古城蘇州的林彪發出了《1966年全軍工作的五項原則》。他說:「毛主席的建軍思想,從來都是把政治擺在第一位,政治領導軍事,統帥軍事,軍事只是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更多的東西,有更大的範圍。」

林彪接著說:「什麼是最好的新式武器?不是飛機,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彈,最好的武器是毛澤東思想。」這是林彪1960年提出的“精神原子彈”的重複。

林彪在發出這一指示的同時,又下決心把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整倒。

蕭向榮,1932年打漳州時便調入一軍團政治部工作。抗戰勝利後,又調到四野任宣傳部長,是林彪的老部下。1962年春天,林彪從外地回京,蕭向榮去看望他,葉群對他說:「今天早晨,羅總長打電話來,說要向一○一彙報工作,但一上午也沒有來,一○一氣得在電話上沖他發了一通脾氣。今後你可以直接來向林彙報工作,不必先打電話約,隨時都可以來。」

關於這件事,羅瑞卿的回憶是:有一天,他告訴秘書,讓秘書向林彪的秘書問一下,昨晚林睡得好不好,如睡得好,他想去彙報工作。不知是羅的秘書還是林的秘書聽錯了。林彪把這聽成當天上午羅要來彙報工作。而羅卻一直在等林彪的秘書回話。由於沒有回話,羅便到海軍去調查機要通信工作。快到中午12點,林彪讓秘書要通羅瑞卿的電話,然後沖電話大聲嚷嚷:「你說來為什麼不來?我要做工作,要了解情況。你不來彙報,我怎麼工作?」未等羅回答,他便砰的一聲掛斷了電話。下午,羅在林午睡起床後趕到林家說明了情況,檢討了自己的疏忽。但後來這件事便成為羅瑞卿“封鎖”林的“罪證”。

到了1965年林彪有一次把蕭找去彙報工作,便專門徵求了蕭對羅瑞卿的意見,蕭向榮實事求是地答道:羅總長身體好,工作非常緊張、積極,未發現他的工作有什麼問題。林彪見話不投機,便不再說什麼了。

20世紀50年代末,葉群由地方調回部隊工作,幹部部門建議授予上校軍銜。葉不滿意,要求授予大校軍銜。在一次軍委辦公廳黨委會上,蕭當著葉(軍委辦公廳黨委委員)的面說:「如果給你授大校,我們這裏好幾個處長怎麼辦?」從此,葉便對蕭記下了仇。

這些事積累多了,加上蕭不願揭發羅瑞卿,林彪夫婦便決心整他。蕭向榮曾說過一些話,如:「我們這些幹了幾十年革命的人,為人民服務已經解決了,光學‘老三篇’是不夠的,要系統學習毛主席著作。」於是蕭的錯誤便被定為“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突出政治,同林副主席唱對台戲”。11月19日,軍委辦公廳黨委擴大會議開始批鬥蕭向榮。

11月20日,羅瑞卿返回北京,與王新亭副總長一道同蕭向榮談了話,並於21日在批蕭會議上講了話。會上,有人說,蕭向榮是彭黃漏網分子。羅瑞卿不同意,他特彆強調:「蕭向榮儘管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還不能說他是彭黃反黨集團的漏網分子。」當晚,林彪聽了彙報後,下令批蕭會暫停3天。25日,林彪下達指示:“這次把蕭向榮同志的問題揭發出來,有很重大的意義。不然,讓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突出政治的人,盤踞在部隊重要領導崗位上,將來會造成嚴重後果的,要徹底揭發,不要有顧慮。”“要殺雞給猴子看。”

11月24日,李作鵬等要求向羅瑞卿彙報正在召開的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情況。在彙報中,那位主任氣勢洶洶地指責羅瑞卿支持蕭勁光、蘇振華而不支持他們;否認海軍內的兩條路線鬥爭,搞調和,如此等等。羅瑞卿實在忍受不下去,也激動地說:「說我支持蕭、蘇,我就支持蕭、蘇,蕭、蘇的根子就是我……」結果不歡而散。

當晚,羅瑞卿覺得不妥,又打電話給李作鵬,說自己今天不冷靜,要求不要把剛才的爭吵反映到會議上去。李作鵬表示同意。然而過了兩天,林彪授意秘書給李作鵬打電話,讓李作鵬「寫一個關於近年來海軍兩種思想鬥爭的情況,重點是打沉敵艦以後羅、蕭的表現」的材料。李接完電話立即把那位主任等叫到李家,由那位主任在李作鵬的辦公桌上起草了材料,為羅瑞卿羅列了“十大罪狀”,把羅瑞卿和蕭勁光聯在一起。材料說:“我們估計由於他們對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不通,都存在著嚴重的單純軍事技術觀點,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加上對林副主席一些正確批評不滿,就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了。”

  羅瑞卿同林彪的最後一次見面

11月25日,羅瑞卿陪同周恩來到達上海。這時,上海報紙正圍繞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展開熱烈的爭論。上海市委負責人陳丕顯悄悄告訴羅瑞卿,毛主席對北京各報不轉載姚文十分不滿。毛澤東還關照此事對誰也不要講。陳對羅瑞卿說:「我誰也沒有講,但可以告訴你一下。」於是,羅瑞卿便要來一本刊登姚文的小冊子。

11月26日下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接見柬埔寨副首相朗諾。這是羅瑞卿在文革前參加的最後一次外事活動。在朗諾來到之前,羅瑞卿對毛澤東說,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我已要來了一本,還沒有來得及看。毛澤東一笑,未說什麼。

接見朗諾後,周恩來向毛澤東彙報工作。周恩來彙報完後,羅瑞卿提出,準備第二天去蘇州看林彪。毛澤東點點頭:「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養,要保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做三個鐘頭的報告。」毛澤東對林彪期望之殷切,溢於言表。周恩來也要求羅瑞卿把他向主席的彙報向林報告一下。羅瑞卿沒有料到,這就是他同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見面。

當晚,羅瑞卿見到了江青,江青談起姚文元的文章,她說:「北京各報到現在也不轉載,不知是為了什麼……現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羅瑞卿立即答應她,《解放軍報》可以加按語轉載。隨後羅瑞卿吩咐秘書電話通知《解放軍報》社。他又親自打電話給彭真,告訴彭,他在同主席談起此文時,主席笑了。因此他估計主席已看過此文,他建議《北京日報》與《解放軍報》同時轉載,彭真未給明確答覆。後來在「文革」中有人說羅瑞卿此舉是向彭真通風報信。他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當時他並不知道毛澤東要通過批吳晗達到整彭真的意圖。他所以要給彭真打電話是希望《北京日報》儘快轉載姚文,以免毛主席生氣,以免彭不好交代。

話:「林總要你馬上就來。」

羅瑞卿到林的住處,一進門秘書就告訴他,林還未吃午飯。羅點點頭,便來到林彪的會客室,林彪照例拉手、讓座,又拿出糖盒請羅瑞卿吃糖。葉群未露面,而是在附近一間屋子裡偷聽。羅瑞卿知道林尚未吃午飯,幾次聲明,明天還可以留一天,再談一次。林彪要求他一次談完。羅瑞卿說了毛澤東、周恩來的囑咐,彙報了在兩廣看地形及沿途部隊情況,北京批判蕭向榮的情況。他認為對蕭的問題看得過重。林未置可否。羅瑞卿彙報中還談到最近空軍一飛行員駕機投敵的事,並對林說:「聽說吳法憲為這件事急得滿臉大汗。」林彪立即點點頭:“這個人就是責任心強。”羅瑞卿突然聯想到1962年海軍劉承司事件後林藉機指責海軍主要領導幹部的事,對比他對吳法憲的態度,真是不勝感慨。林彪接著又說:“就是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革命。突出革命,他就不去反革命了。”

羅瑞卿彙報完後問林彪還有什麼指示,林彪說:「沒有了,談完了。」羅站起身要走,林彪又問他身體如何,羅說:“還好,只是最近牙經常疼。”林彪說:“牙疼吃蓮子燉鴨子,一吃就好。豆豆幾次牙疼,一吃這個就不疼了。”這就是林彪最後一次見羅瑞卿的臨別贈言。

從此,林彪開始了對羅瑞卿的殘酷迫害。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軍事戰略是指導軍事力量建設和軍事鬥爭準備與實施的根本方針,主要內容就是解決打什麼樣的仗、怎樣打仗的問題,從而正確解決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主要戰略方向等重大戰略問題,以增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現實針對性。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軍隊的兩位重量級人物——總參謀長羅瑞卿和國防部長林彪在軍事戰略問題上發生爭論,在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主要戰略方向等問題上各執己見,直到毛澤東介入。

一、在軍事鬥爭準備基點上,羅瑞卿堅持:「準備戰爭,作為軍隊來說,搞好軍事訓練,乃是最重要、最具體的準備。」林彪則認為:“我軍的戰爭準備,首要的是政治思想的準備,是毛主席軍事思想的準備。”

縱觀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國的對外宣傳基調都是以美國為「頭號對手」。1961年5月,為防止胡志明在北越成立的越南人民共和國統一南越,取代法國控制南越的美國發動所謂「特種戰爭」:提供武器和金錢,派遣教官和顧問,裝備、訓練並直接指揮南越傀儡政權軍隊鎮壓南越人民,阻止越南南北統一。對於越南人民的抗美鬥爭,中國一開始即給予堅決的支持。1964年初,當美國開始籌劃擴大侵越戰爭時,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更加密切關注越南的形勢,頻繁會見越南等國領導人,還率先主動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願軍的問題。

美國的「特種戰爭」沒有達到阻止越南南北統一的進程,美國人決定自己出手。1964年8月,美國借口軍艦在北部灣遇襲,派軍機轟炸越南北方,是為「北部灣事件」,越南戰爭擴大化,美國直接出兵越南戰場,戰火燒向了中國的南大門。

◆1949年10月15日,羅瑞卿在公安部成立初期的會議上講話。

「頭號對手」在中國的南大門耀武揚威,越南一旦淪陷美國之手,就可能成為它進攻中國的跳板,怎麼辦?這時,毛澤東把目光投向了中國軍方的代表人物國防部長林彪、總參謀長羅瑞卿……

(一)羅瑞卿:「既要準備帝國主義小打,也要準備帝國主義中打和大打。既要準備帝國主義使用常規武器,也要準備帝國主義使用原子武器。」

1959年7月2日——8月16日,在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錯誤地批判了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並決定將他們調離國防工作領導崗位,由林彪、羅瑞卿分別接任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同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共中央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林彪為第一副主席,羅瑞卿為秘書長,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10月20日,中央軍委發出通知,決定在中央軍委之下設立一個辦公會議,由羅瑞卿、譚政、楊成武、蕭華、邱會作、蕭向榮等6人組成,負責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不難看出,林、羅二人在中國軍方的權力和影響力。需要指出的是,連美國學者都認識到,「林和羅在共產黨革命過程中有著良好的私人關係,早在30年代紅一軍團時,羅就在林的手下任職,後又在紅軍大學和抗大(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擔任林的副手。1959年,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羅就被提升為總參謀長。即便對羅的任命不是林彪提出的,但至少也得到了他的認可。」

對於美國在越南大打出手,總參謀長羅瑞卿主張認真備戰,抓緊軍事訓練。

1964年1月——早在「北部灣事件」爆發前7個月,羅瑞卿就指出:“戰爭準備,作為軍隊來說,搞好軍事訓練,乃是最重要、最具體的準備。”這一年,羅瑞卿根據中央軍委指示,領導總參謀部在全軍掀起了一個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群眾性練兵運動,史稱「大比武」。當年1月到10月,羅瑞卿不辭辛勞,不畏寒暑,先後十多次到全國許多地方,深入部隊,了解情況,觀看錶演。羅瑞卿還多次陪同周總理和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中央軍委首長觀看軍事表演。1964年的6月15、16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檢閱了北京、濟南部隊的軍事彙報表演。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這次軍事大檢閱,極大地振奮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是我軍的盛舉,是我軍發展史上的光輝篇章。

1965年5月,在美國對越南大打出手10個月之際,羅在一篇文章中集中闡述了自己的態度:「戰爭一旦打起來,有準備和沒有準備是大不一樣的……戰爭準備的立足點,又必須放在可能出現最困難最嚴重情況的基礎上。既要準備帝國主義小打,也要準備帝國主義中打和大打。既要準備帝國主義使用常規武器,也要準備帝國主義使用原子武器。」同年9月,他又一次重申:“千條萬條,最重要的一條,是準備打仗。”

(二)林彪:「我們過去打仗是靠政治打勝的,十年內戰是這樣,抗日戰爭是這樣,解放戰爭和赴朝抗美作戰也是這樣,今後也還是要靠政治打勝仗。」

對於美國在越南大打出手,林彪同樣主張認真備戰,但重點卻有不同,他不是抓軍事,而是抓政治。

1964年11月——時為「北部灣事件」爆發後3個月,正當群眾性的練兵運動轟轟烈烈地深入開展的時候,長期“養病”的林彪在全軍組織工作會議上發出《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指示》,提出要“突出政治”並將其作為軍隊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總方針、總任務。在戰爭準備這個問題上,林彪和羅瑞卿大異其趣,這一時期他片面地強調:“我軍的戰爭準備,首要的是政治思想的準備,是毛主席軍事思想的準備。我們戰勝敵人,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因素,是人民的因素,部隊中政治工作的因素,黨的領導的因素,是民心軍心的因素,這是戰爭中打敗敵人的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無論如何,這個是最主要的因素。”又說:「我們過去打仗是靠政治打勝的,十年內戰是這樣,抗日戰爭是這樣,解放戰爭和赴朝抗美作戰也是這樣,今後也還是要靠政治打勝仗。」有研究者指出,“越南戰爭擴大化後,林繼續了他就任國防部長以來的特色,即‘突出政治’……”

還在1960年9月至10月,林彪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所謂「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片面誇大人的主觀意志的作用,把政治工作抬高到不適當的位置。在他的主持下,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林彪指示從內容到表達方式盡量模仿毛澤東為紅四軍黨代會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還稱這是在“復古”。

1964年5月,林彪又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解放軍報》刊載過的毛澤東語錄,補充編纂成《毛主席語錄》一書,在全軍發行,在全體官兵中掀起了學習運用毛澤東著作的高潮。林彪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到「文革」中,《毛主席語錄》竟成為 “紅寶書”,被奉為聖典。

二、在戰略指導上,林彪撰文強調指出「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人民戰爭是對付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寶。」羅瑞卿則在講話中說,「今天報紙上發表的林彪同志的文章,又給我們提供了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理論的一個好教材。在這方面,我就不再多講了。」

(一)「大辦民兵師」還是“小辦民兵師”?

在20世紀60年代,全軍都有一個共識:「要不要實行人民戰爭,敢不敢實行人民戰爭,是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和資產階級軍事思想的分水嶺,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試金石。」根據人民戰爭思想,中國軍隊不僅有自己的主力軍,還有自己的地方軍,並且大力建立和發展民兵組織,實行正規軍、地方武裝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

1958年8月,國共爆發金門炮戰,美國赤裸裸地發出原子戰爭恫嚇。其後,毛澤東曾一再教導軍隊領導人:「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這樣,在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時候,就會使他們寸步難行。」“帝國主義如果竟敢發動對我國的侵略戰爭,那時我們就將實現全民皆兵,民兵就將配合人民解放軍,並且隨時補充人民解放軍,徹底打敗侵略者。”「大辦民兵師」,是毛澤東對新形勢下如何開展人民戰爭、應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思考。

對於毛澤東「大辦民兵師」的指示,羅瑞卿是堅決貫徹的。1959年11月,他寫信給中央軍委,較系統地指出:“我國的民兵制度,是在毛澤東同志思想指導下武裝全民的制度。……民兵工作在我國國防建設上,是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民兵的教育訓練方針,應貫徹軍事、政治並重。”

不過,在越南戰爭擴大化後,羅瑞卿從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軍隊出發,主張重點建設正規軍,在人財物方面優先保障正規軍建設,堅持「民兵事業費……在地方經費中開支」,這自然而然就把地方武裝和民兵建設放在“次重點位置”。後來,羅瑞卿的觀點被攻擊為“小辦民兵師”、是片面強調正規軍建設的“一條腿走路”。

越南戰爭擴大化後,把握了毛澤東對「大辦民兵師」的期望心理,林彪大講特講:“民兵工作是我國國防建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戰略問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戰爭上的具體運用。把建設現代化革命軍隊和大辦民兵師結合起來,這是‘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國防建設上的具體運用,是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在現代條件下的重大發展。……如果沒有民兵,我們的主力軍就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像一個獨臂將軍,就不可能打真正的人民戰爭。民兵又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要不要民兵,實際上也是削弱還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問題。”

「大辦民兵師」還是“小辦民兵師”,反映了羅瑞卿、林彪對人民戰爭之人民性的不同理解。

與民兵建設問題相聯繫,羅瑞卿、林彪還在地方武裝建設問題上存在分歧。

關於地方武裝建設,羅瑞卿當然沒有異議,在越南戰爭擴大化後更是執行不悖。不過,他同意劉少奇的意見:「是否搞一點?半脫離生產,農忙時回家。」在新中國已經具有強大國防軍的情況下,少搞一點地方武裝的觀點也無可厚非。羅瑞卿的考慮是,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戰爭中人的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武器裝備的地位越來越高,實現人和武器的完美結合,必須要減員增效。

已經以「緊跟毛主席」自命的林彪,習慣於老生常談:“地方武裝就是堅持地區對敵鬥爭的骨幹,帶領廣大民兵有力地配合主力軍作戰,並不斷擴編、升級,壯大主力軍。主力軍有了地方武裝和廣大民兵的配合作戰,就可以騰出手來,形成強有力的‘拳頭’,尋找和創造有利戰機,隨時機動和集中打殲滅戰。”

需要指出的是,在民兵建設、地方武裝建設上,羅瑞卿、林彪爭論的只是重視的「度」而已,而非要不要民兵、地方武裝的問題。“可是,林彪也不允許自己的這一系列政策削弱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儘管他聲稱取得軍事勝利,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林還是支持空軍的現代化和研製中國的核武器。他說,政治教育在部隊訓練中應占高度優先地位,但他也督促部隊將更多的時間花在軍事操練上而不是政治學習上。林多次重申人民解放軍要遵循人民戰爭原則,但民兵活動規模比‘大躍進’時的高潮時期縮小了很多,農村民兵組織更多地從事農業生產、維護治安而不是軍事活動。”

(二)在人和武器的關係上:羅瑞卿是「武器制勝論」?林彪則“相信群眾”、 “依靠群眾”、“武裝群眾”?

毛澤東軍事思想一貫認為,戰鬥力的發揮,有賴於人和武器的結合;戰爭中,人是決定的因素,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不過,面對美國、蘇聯軍事科技的飛速發展,羅瑞卿始終認為,在堅持人民戰爭的前提下,必須加速中國的軍事科技發展,重視技術兵種的作用。1964年8月,在抓「大比武」期間,他專門觀看了裝甲兵、工程兵、炮兵的尖子分隊和技術能手的比武彙報表演。

勉勵大家「再接再厲,以竟全功」。由於對現代武器裝備巨大威力有深刻認識,對祖國的軍事科技實力不斷進步充滿信心,羅瑞卿曾熱情洋溢地說過:有了新的技術裝備,就可以“把任何侵犯的敵軍消滅在海洋、在天空、在敵人發起進攻的基地上”。

林彪認為,羅瑞卿的觀點有違自己提出的「四個第一」的“人的因素第一”,且知道毛澤東最反對“唯武器論”,就不作分析地強調:“不管現代武器和技術裝備怎麼發展,不管現代戰爭的打法怎麼複雜,戰爭的最後勝負,歸根到底,還是要決定於地面部隊的連續戰鬥,決定於戰場上的近距離搏鬥,決定於人的覺悟、勇敢和犧牲精神。”對於可能爆發的中美新衝突,林彪仍然堅持認為,“被侵略的人民用人民戰爭可以打敗美帝國主義,當前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在越南。美國把越南南方作為鎮壓人民戰爭的試驗場。美國進行這場試驗已經有好多年了,現在誰都可以看到,美國侵略者找不到任何辦法來對付人民戰爭。越南人民卻在反對美國侵略者的鬥爭中,極大地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美國侵略者在越南人民戰爭中正面臨著滅頂之災。……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人民戰爭是對付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寶。”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一文,囊括了林彪的上述觀點。當天,在首都各界人民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大會上,羅瑞卿發表了題為《人民戰勝了日本法西斯 人民也一定能夠戰勝美帝國主義》的講話,其中有這麼一句:「今天報紙上發表的林彪同志的文章,又給我們提供了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理論的一個好教材。在這方面,我就不再多講了。」對於林彪不加分析地拔高人民戰爭,羅瑞卿是不以為然的。

羅瑞卿、林彪在人和武器重要性上的分歧,實質是在堅持人民戰爭指導思想的前提下,要不要發展尖端武器裝備問題,而不是要不要依靠人民群眾、反對不反對人民戰爭的問題。但是,林彪黨羽卻大潑污水:「同一切機會主義者一樣,羅瑞卿的軍事思想是建立在唯武器論的基礎上的。他根本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反對武裝群眾,反對民兵制度,反對毛主席的人民戰爭的偉大戰略思想。中國赫魯曉夫宣揚什麼技術占首要地位,技術決定一切。羅瑞卿則鼓吹有了新的技術裝備,就可以‘把任何侵犯的敵軍消滅在海洋、在天空、在敵人發起進攻的基地上’。他們用武器制勝論來反對武裝人民群眾,反對用人民戰爭來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妄想單純依靠技術裝備來戰勝敵人。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言外之意,林彪是一貫堅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武裝群眾”的。

三、在積極防禦問題上,是「誘敵深入」還是「要把敵人頂住」?羅瑞卿認為,“現在條件不同了”,「要把敵人頂住」,「敵人進來就不好辦了」。林彪堅持說:“為了殲滅敵人,必須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主動地有計劃地放棄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敵人放進來打。”

毛澤東說過:「積極防禦,又叫攻勢防禦,又叫決戰防禦。消極防禦,又叫專守防禦,又叫單純防禦。消極防禦實際上是假防禦,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禦。」積極防禦,是建立在徹底消滅敵人的基礎上的,它的核心就是打殲滅戰。

對於積極防禦、儘可能打殲滅戰,羅瑞卿自然贊同,但對於「誘敵深入」則表示不願苟同,他曾反覆強調:由於原子武器運用於戰爭,遠程武器大量出現,“現在條件不同了”,「誘敵深入」極可能是誘敵人的火力深入,導致我們人地皆失。另外,「誘敵深入」可能正中某些敵人下懷,其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借口,還可能誣我「誘敵深入」。因此,「要把敵人頂住」,隨便放棄一些城市和地方會傷害這些地區人民群眾的感情,應該儘可能採取“堵水的辦法”,「敵人進來就不好辦了」。

今天看來,在新中國成立後,儘可能地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要把敵人頂住」而不隨便「誘敵深入」,是人民軍隊的根本職責所系。況且,「要把敵人頂住」和消極防禦也不能簡單劃等號,所以羅瑞卿的觀點無疑有其合理性。

一旦和美國在越南打起來,如何實施積極防禦,并力求打殲滅戰,林彪認為:「為了殲滅敵人,必須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主動地有計劃地放棄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敵人放進來打。只有把敵人放進來,人民才能用各種各樣的行動參加作戰,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那種害怕丟掉地方,害怕打爛罈罈罐罐,而分兵把口、處處抵禦的辦法,既不能消滅敵人,也不能守住城市和地方,這種辦法是我們堅決反對的。」對於羅瑞卿強調的“現在條件不同了”, 林彪反問:什麼條件不同了?無非是帝國主義有原子彈、核武器。這有什麼了不起!馬克思主義者從來認為,不管技術裝備發生什麼變化,革命戰爭的基本規律不會改變。“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戰爭的最後勝負,還是靠地面部隊的連續戰鬥,靠人的政治覺悟,靠人的勇敢和犧牲精神,靠步槍、手榴彈,靠拼刺刀,靠近戰、夜戰,靠幾十米內的搏鬥。在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中,不管敵人使用什麼武器,只要他們敢於深入我國境以內,我們就有了最大的主動權,充分發揮我們的長處和優勢,用各種方法打擊敵人,大顯人民戰爭的神通,叫他們有來無回。

羅瑞卿善意提醒林彪:「敵人進來就不好辦了」。林彪勃然大怒:這是公開散佈失敗主義、投降主義的濫調。你們的這種謬論,說穿了,就是怕戰爭,怕帝國主義,怕革命,怕丟腦袋。毛主席教導我們:“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統統是紙老虎,看起來氣勢洶洶,實際上是最虛弱的。如果他們有膽量對我們發動侵略戰爭,自己“送貨”上門,那就請吧!敵人來得越多,被消滅得越多,我們對世界革命的貢獻就越大,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

四、兩家爭鳴,誰是誰非?毛澤東表態:「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面對種種爭論,林彪沒有採取交流、溝通的方式,而是採取了政治上打擊的手段。

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妻子葉群帶著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專機趕到杭州,單獨向毛澤東作了幾個小時的彙報。彙報的內容現在已無從知道,但從葉群幾天後在上海會議上的發言可以了解,林彪誣陷的內容至少包括:羅瑞卿要奪取軍權;羅一貫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存在單純軍事技術觀點等等。12月2日,毛澤東在閱看蘭州軍區黨委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時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這裏所指的,就是羅瑞卿。毛澤東批評羅瑞卿“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實際上肯定了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在這場爭論中,毛澤東支持了林彪。

聯繫到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毛澤東支持林彪就不足為奇了。

12月8日到16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會人員事前不知道會議的內容,開會時才知道是批判羅瑞卿。12月11日,羅瑞卿被突然召到上海,但沒有得到在會上申辯的機會。這次會議,確定了處理羅瑞卿問題的五條意見:「一、性質嚴重,手段惡劣。二、與彭、黃有別。三、從長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績。四、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五、領導有責。」“處理兩步走,調動職務,不搞面對面,冷處理。”不久,毛澤東同江西省黨政負責人楊尚奎、方誌純談到了羅瑞卿的問題,他說:“這個人就是盛氣凌人,鋒芒畢露。”“我也同羅瑞卿說過,要他到哪個省去搞個省長,他不幹。軍隊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調動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調到江西來。”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在對羅瑞卿問題上做了自我批評,“我是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

但是,毛澤東對林彪的觀點也是有保留的。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談到戰略防禦方針時,否定了林彪提出的「北頂南放」的防禦戰略,他在考慮失去蘇聯這個依託後,北邊是否還能頂得住。在談話中,他語重心長地指出:如果南邊放,他不進來,而北面又頂不住,怎麼辦?要防止敵人從中間突破,美國有可能搞空降兵,佔領北京;敵人有可能走八國聯軍的老路,從天津、塘沽進來。因此,他得出結論:敵人到處可來,應處處備戰,提高警惕,根據敵來勢,以決定主攻、主防方向。在這裏,毛澤東又實際上部分贊同了羅瑞卿的看法。

1966年春天,「文革」狂潮席捲全國,和林彪存在戰略問題爭論的羅瑞卿被戴上“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中國赫魯曉夫的代理人”大帽子,莫名其妙地和彭真、陸定一、楊尚昆硬扯在一起遭到殘酷批鬥。羅瑞卿挨批,使林彪的戰略觀點最終佔了上風,對人民軍隊的建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損失。在“突出政治”的口號下,人民軍隊的軍事訓練、武器裝備發展嚴重滯後,對我軍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建設產生了非常不好的影響。1984年9月16日,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楊尚昆在《人民日報》撰文《人民軍隊在現代化道路上勝利前進》,文中感慨不已:“軍隊建設要以現代化為中心。我們的軍隊不搞革命化是不行的,但不搞現代化,就難以適應現代戰爭的要求,軍隊的戰鬥力就沒有物質基礎。過去一個長時期內,由於林彪搞‘突出政治’、‘政治可以衝擊一切’那一套,使我軍建設一度偏離了現代化這個中心,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它的流毒影響,至今還沒有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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