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出現恰到好處，從私生活上講正是賀子珍的出走之際，從政治上講又正是毛澤東的地位已經初步確立之時（兩個月前剛開過六屆六中全會），他已有資格與上級和戰友們拍桌子。要是在遵義會議前，毛正落魄之時，估計也不會這樣發威。毛江結婚這個嫩芽後來結出了什麼政治果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毛這一怒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在延安時的張聞天(左)和毛澤東(中)（資料圖）
本文摘自《梁衡評點中國歷史人物》，梁衡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從來的紀念都是史實的盤點與靈魂的再現。
中國共產黨建黨90多年了。這是一個歡慶的日子，也是一個緬懷先輩的日子。我們當然不會忘記毛澤東、鄧小平這兩位使國家獨立富強的偉人；我們不該忘記那些在對敵鬥爭中英勇犧牲卻未能見到勝利的戰士和領袖；同時我們還不能忘記那些因為我們自己的錯誤，在黨內鬥爭中受到傷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領導人。一項大事業的成功，從來都是由經驗和教訓兩個方面組成；一個政黨的正確思想也從來是在克服錯誤的過程中產生。恩格斯說，一個蘋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蘋果。一個90多年的大黨，如果沒有犯錯並糾錯的故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當我們今天慶祝90多年的輝煌時，怎能忘記那些為糾正黨的錯誤付出代價，甚至獻出生命的人。
這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就是張聞天。
一把鑰匙解黨史
張聞天曾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說，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實際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張聞天。張算是第五朝了。毛澤東稱張聞天是「明君」，並開玩笑叫張的夫人劉英為「娘娘」（毛還是長征時為張、劉二人牽得姻緣的「紅娘」）。因他在張領導下分管軍事，就自稱「大帥」。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張接替博古做總書記，真正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算到1938年共產國際明確支持毛為首領，張任總書記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為主席，在組織上完成交替，張任總書記是八年。無論四年還是八年，張領導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華民族命運的重要的轉折期。因為中共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取得政權總共才二十八年。
現在回頭看，張在第五任總書記任上幹了三件影響中國歷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澤東扶上了領袖的位置，成就了一個偉人。遵義會議後毛的實權並沒有一步到位，只是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張聞天是總書記，知人善任，他說「二次回遵義後，我看出周恩來同志領導戰爭無把握，故提議毛澤東同志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後來又決定毛分工軍事，從此毛周就調換了位置，周成了毛的軍事助手。毛借軍事方面的才能進而在全黨一步步確立了權威；二是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得到了難得的喘息之機，並日漸壯大；三是經過艱苦工作實現了國內戰爭向民族抗日戰爭的轉變，共產黨取得了敵後抗戰領導權，獲得民心，從此取得政權。可見這「第五朝」是從建黨到建立新中國的關鍵一朝，就算這期間毛澤東在逐漸過渡接班，張這個「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傳中，張卻幾無蹤影。他生前被逐漸地閑置、淡化、邊緣化，直到悄無聲息地去世。可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歷史無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幾十年後，終於潮落石出，他的功績又漸漸顯現出來，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後人的認同。
按毛澤東的說法，張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張與毛的交接既是黨內政權五、六朝之間的交替又是中共從奪權到掌權、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還是張、毛這兩個出身、修養、性格截然不同的領袖之間的交班。在五朝時，張為君，毛為臣，「瓦窯堡會議」兩人合作甚冾，完成了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策略的重大轉變；到六朝時倒了過來，毛為君，張為臣，兩人吵架於「廬山會議」，黨犯了「左」的錯誤，元氣大傷。時勢相異，結果不同，兩人的合作或好或壞，黨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說毛、張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開黨史、國史謎團的一把鑰匙，也是留給後人的一筆文化財富。
張聞天與毛澤東都有強烈的革命理想和犧牲精神，但兩人的出身、經歷、知識結構和性格都差異很大。張聞天出身書香門第，上過私塾，讀過技術學校，留日、留美、留蘇，系統研究並在大學講授過馬列，翻譯過馬恩作品。他愛好文學寫過詩歌、散文、小說，也譯介過外國文學作品，發表過大量文藝批評文章。1922年詩人歌德九十周年誕辰時他發表了兩萬字的長文，這是中國第一篇系統介紹歌德《浮士德》的論文。他屬於開放型的知識結構，性格隨和包容，與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等同屬黨內的留洋開放派。毛澤東出身農家，受傳統國學教育較深，幾乎未出國門。他熟讀史書，特別是熟知治國御人的典故，雖思想高遠，但性格剛烈、好鬥。他自己也知道這個缺點，曾講其弟毛澤覃批評他說：「共產黨員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張、毛兩人這種不同的知識背景、性格基因決定了他們的命運甚至黨和國家的命運。
報就有286件。這時期他們以民族利益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變一出，毛主張「審蔣」，張主張和平處理，毛隨即同意；紅軍到陝北後到底向哪個方向發展，張要向北，毛要東渡，後來張又同意了毛的意見，並率領中央機關隨軍「御駕親征」。向來歷史上「明君」與「能臣」的合作都是國家的大幸，會出現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徵，宋仁宗與范仲淹的合作等。當毛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的時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興旺之時，總書記民主，將帥用心，內聯國軍，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這時毛分管軍事，隨著局面的打開，其威信也水漲船高。張、毛合作的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黨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這時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賀子珍與毛不合出走蘇聯，江青乘虛而入。當時黨內高層幾乎一片反對聲，紛紛向張聞天這個總書記進言，就連遠在敵後的項英也發來長電，他們實在不放心江青的歷史和在上海的風流表現，認為這有損領袖形象。張無奈，便綜合大家的意見給毛寫了一信，勸其慎重考慮。誰知毛看後勃然大怒，將信撕得粉碎。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他第二天就在供銷社擺酒，遍請熟人，卻不請張這個「明君」。時在1938年11月。這是毛與張的第一次結怨，毛記下了這個仇。
每一個歷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樹枝上的一個嫩芽，總是在它必然要長出的地方悄悄露頭，然後又不知會結出一個好果子還是壞果子。江青的出現恰到好處，從私生活上講正是賀子珍的出走之際，從政治上講又正是毛澤東的地位已經初步確立之時（兩個月前剛開過六屆六中全會），他已有資格與上級和戰友們拍桌子。要是在遵義會議前，毛正落魄之時，估計也不會這樣發威。毛江結婚這個嫩芽後來結出了什麼政治果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毛這一怒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從骨子裡排斥留洋回來的人。瑞金時期對他的不公平讓他痛恨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延安整風他大反宗派主義，其實他心裏也是有一個「派」的。1938年周恩來從蘇聯養傷回來，順便轉述共產國際負責人的話，說張聞天是難得的理論家，毛憤而說：“什麼理論家，背回一口袋教條。”可知其內心深處的芥蒂之深。
張聞天性格溫和，作風謙虛，絕不戀權。他任總書記後曾有三次提出讓位，第一次是遵義會議後黨需要派一個人到上海去恢復白區工作，這當然很危險，他說「我去」，中央不同意，結果派了陳雲。第二次是張國燾搞分裂，向中央要權，為了黨的團結，張說“把我的總書記讓給他”，毛說不可，結果是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一職。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會前王稼祥明確傳達了共產國際支持毛為領袖的意見，張就立即要把總書記的位子讓給毛。因為其時王明還在與毛爭權（張國燾這時已經沒有多大的力氣了），毛的絕對權威也未確立，還需要張來頂這個書記，毛就說這次先不議這個問題。張在後來的《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的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那時共產黨很窮，政治局也沒有個會議室，誰是一把手，就在誰的窯洞裏開會。張把實權讓掉後就躲開權力中心，到晉西北、陝北搞農村調查去了。而在毛的心裏，也就再沒有張這個「明君」。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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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台灣是新中國建立初期，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準備實施的一次重大戰役計劃。從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整整一年間，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對這一戰役進行了認真而緊張的戰略籌劃，並把具體的攻台任務交給第三野戰軍，由粟裕負責解放台灣戰役的作戰指揮……
渡江戰役前後，毛澤東即著手籌劃台灣戰役
1949年夏，隨著渡江戰役的勝利，人民解放軍開始了全方位的大進軍。大陸上已無更多大仗可打，但在海上尚有解放台灣、海南島兩役需費大力。此時，中共中央已估計到國民黨蔣介石將把最後的落腳點放在台灣，故欲達全勝，必須渡海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正如中共中央、毛澤東所預料的，三大戰役末期，處於危局中的蔣介石，就考慮以台灣作為國民黨的存身之地。
1949年1月迫於國民黨內部反蔣勢力的壓力下野後，他制定了「建設台灣、閩粵，控制兩廣，開闢川滇」的戰略計劃，並設想建立一個“北連青島、長山列島，中段連接舟山群島，南到台灣、海南島”的海上鎖鏈，使其成為封鎖、包圍以至反攻大陸的戰略基地。
為了實現上述計劃與設想，蔣介石做了一系列精心準備。他任命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蔣經國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蔣介石將重兵集結在長江下游一帶，並在金門、馬祖一帶設防，在定海加緊修建飛機場，以便國民黨軍隊順利撤退台灣。還在台北設立了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負責蘇、浙、閩、粵、海南等地的軍事與政治活動。蔣介石還將上海的中央銀行大批黃金、銀元和美鈔秘密運往台灣，並設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管理台灣經濟。
這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了「武力解放台灣」的戰略方針。3月15日，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首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軍跨過長江天險。南京解放之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根據國民黨軍兵力部署的實際，決定立即研究解放台灣的問題。
毛澤東認為，解放台灣不像解放大陸那樣，把軍隊開過去就行了，而必須先解決渡海作戰問題，還要認真對付美國插手問題。毛澤東認為，中國人民革命力量愈強大、愈堅決，美帝國主義進行直接軍事干涉的可能性就愈小。「我們從來就是將美國直接出兵佔領中國沿海若干城市並和我們作戰這樣一種可能性，計算在作戰計劃之內的」。後來，局勢的發展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有預見性的。
毛澤東提出，1949年和1950年將是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勝利的兩年。準備於1950年夏季奪取台灣，解放全國。後來，鑒於準備工作的艱難和繁重，主要是空軍和海軍建設要白手起家，頗費時日，而原來希望從蘇聯方面得到的物資援助也需要一定時間，因而將解放台灣推遲到1951年夏季。
鑒於國民黨陸軍主力基本被消滅，餘下的軍隊戰鬥力遠不及人民解放軍，但其海、空軍基本保持完整；而台灣海峽寬大，沒有海、空軍的掩護，人民解放軍不可能渡海攻台，毛澤東考慮應先準備，待條件成熟後，再發起台灣戰役。毛澤東電令三野準備武力攻台
1949年5月20日，我人民解放軍總攻上海的前一天，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就指示陳毅第三野戰軍總部：「解放上海之後，即迅速進兵東南，提早入閩。」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在解放了上海之後，很快就撤出上海，集結於蘇州、常熟、嘉興一帶作短暫休整，進行緊張的入閩作戰準備。
為此，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將其屬下的15個軍、60多萬人的4個兵團進行了戰略區分：第24軍調往山東攻擊由美軍和國民黨軍聯合駐守的青島；第7兵團準備解放舟山群島；第8兵團警備寧滬杭地區並進行剿匪；最強的主力第9兵團，在蘇南休整訓練準備用於以後的渡海攻台；第10兵團則負責進軍福建，佔領攻台出發陣地。
為了給解放台灣準備幹部，中央軍委還在解放軍軍政大學設立了台灣隊。1949年11月1日，軍政大學台灣隊學員畢業，朱德總司令出席了畢業典禮，並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海南島、台灣，這是中國地方，我們一定要全部解放，解放一切領土。」
12月7日，國民黨宣佈「政府」遷至台北。不日，國民黨中央黨部也遷至台北。
12月31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明確提出：1950年的任務就是「解放海南島、台灣和西藏，全殲蔣介石集團的最後殘餘勢力」。毛澤東請求蘇聯援助
1949年5月中旬，黨中央決定由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出發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關於是否向蘇聯提出協助進攻台灣的技術手段問題，建議劉少奇在代表政治局給斯大林的信中，試著提出請蘇聯出動空軍和海軍援助的問題。
報中，要他同斯大林商量，能否「在莫斯科於半年或一年內訓練1000名空軍人員，300名地上機械人員，並賣給我們100至200架戰鬥機、40架轟炸機作為明年下半年我軍進攻台灣之用」。
7月27日，劉少奇拜會了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向斯大林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準備在1950年進攻台灣的設想，要求蘇方提供二百架左右的飛機並請代訓飛行員，爭取在進攻台灣的戰役中使用。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應了中共提出的這些請求。
不過，對於劉少奇帶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提議的，請蘇聯在作戰時提供空軍和海軍支援的要求，斯大林明確表示難以贊同，說這樣做的結果，必定會引起美國的介入，從而誘發美蘇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當天，劉少奇致電黨中央報告了這一情況，說：斯大林、華西列夫斯基、布爾加寧等同志對我方計劃表示贊同，但航空學校不必設在蘇聯，可以在中國設立；他們同意劉亞樓速來莫斯科，以便商談具體計劃。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在12月16日見到斯大林的當天，毛澤東就委婉地向斯大林提出：國民黨的支持者在台灣建立了一個海空軍基地，海軍和空軍的缺乏，使人民解放軍佔領這個島嶼更加困難。我們的一些將領一直在提議，請蘇聯援助，比如可以派志願飛行人員或秘密軍事特遣艦隊奪取台灣。
斯大林婉拒了。他說：這樣的援助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是不能給美國提供干涉的借口；如果是指揮人員或軍事教員，我們隨時都可以派給你們，但其他的形式還需要考慮。
1950年1月5日和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分別發表聲明和講話，聲稱：「美國目前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並且宣稱美國的安全線既不包括台灣，也不包括南韓，美國不會為了保護這些地方採取直接的軍事行動。
既然美國放棄了《雅爾塔協定》劃定的勢力範圍，把中國和朝鮮劃在自己防禦圈之外，這就等於把它們交給了蘇聯。因此，斯大林打消顧慮，同意毛澤東就解放台灣進行必要的準備，答應將蘇聯給中國的3億美元貸款一半用於購買進攻台灣最需要的海軍裝備。
不過，直到最後，斯大林還是小心翼翼地拒絕了使用蘇聯的飛機和軍艦來進攻台灣島。
解放台灣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了起來。蘇聯專家也加緊協助中國軍隊進行裝備和技術的改進工作，人民解放軍的空軍和海軍也迅速地發展起來了。
毛澤東點將，粟裕主持攻台作戰
1950年夏天，海南、舟山群島解放，割斷了台、澎的手足，人民解放軍下一個目標自然是台灣島。解放台灣，除了需要空軍、海軍配合和爭取國民黨軍及島內人民的內應之外，主要依靠陸軍，派誰去完成呢？毛澤東點將粟裕。毫無疑問，擔負解放東南地區任務，並作為防止美國武裝干涉的主要戰略力量的第三野戰軍，在攻台作戰上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粟裕自然成了指揮解放台灣戰役的最佳人選。
報，第一次明確提出攻台作戰問題。這也是粟裕受命主持攻台作戰準備工作的開端。
粟裕等人，指出：不佔領台灣，則國民黨海、空軍基地不拔除，時時威脅上海及沿海各地；不佔領台灣，則數十萬噸船隻不能通行，沿海沿江貿易受制於外商航業界。電報要求夏秋兩季完成各項準備，冬季佔領台灣。
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又指出，建立空軍，掩護渡海，「準備在明年夏季奪取台灣」。
在受命後的整整一年間，粟裕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準備攻台作戰和解放沿海島嶼，剪除台灣外翼上。為更好地完成攻台作戰，粟裕經過反覆考慮，於1950年6月建議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或派大員指揮這一作戰。
6月上旬，粟裕赴京參加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粟裕彙報了解放台灣的各項準備工作並請求由中央軍委直接組織台灣戰役。6月下旬，粟裕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再次提出，由於台灣戰役將對整個太平洋地區和東南亞局勢影響較大，請求中央派劉伯承或林彪主持台灣戰役，他本人作為華東地區的軍事領導全力協助該戰役的組織指揮。
鑒於粟裕在解放戰爭中顯示出高超的指揮才能，毛澤東仍決定由粟裕負責指揮攻台作戰。根據中央軍委部署，攻台兵力中的空軍、海軍主要由中央軍委負責建設和準備，陸軍主要由第三野戰軍負責準備。
粟裕密切注視著敵我雙方戰略態勢的變化以及國際形勢的發展，著重研究現代戰爭中陸海空三軍配合渡海作戰的新戰法，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作戰方案和戰前準備措施。
隨著東南各省的基本解放和對渡海作戰艱巨性認識的不斷加深，粟裕不斷修正了攻台作戰兵力投入方案。是年秋，根據毛澤東「以有力一部取台灣」的指示，第三野戰軍制定了以8個軍攻台的作戰計劃，其中，以第9兵團4個軍為攻台第一梯隊，以另4個軍為第二梯隊。
同年底，金門、登步島戰鬥失利後，對兵力部署作了較大調整，決定增加參戰兵力，三野除擔任剿匪和地方警備任務外，主力12個軍約五十萬人全部參加攻台訓練。第一梯隊在原第9兵團4個軍的基礎上再增加24軍。毛澤東批准了這一計劃。
1950年初，為了更細緻地籌劃台灣戰役的具體事宜，1950年3月，粟裕與新任海軍司令員蕭勁光會商關於攻台作戰的意見。在對東南沿海國共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及渡海作戰可能遇到的問題重新進行估算、分析後，設想以50萬部隊用於渡海攻台，分兩次運送。這與國民黨的總兵力大體相當，雖不佔絕對優勢，但由於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明顯高於國民黨軍，因此，只要登陸成功，勝利是有把握的。中央軍委同意了這一方案。
報中，首次提出歡迎四野3—4個軍參戰的設想。6月23日，他進一步向中央軍委報告，提出為了使攻台作戰更有把握起見，如能從其他野戰軍中抽出4個軍作為第二梯隊或預備隊則更好。這樣，攻台作戰參戰兵力可達到16個軍以上。
大兵團渡海攻台作戰，僅靠海軍運輸船隻是遠遠不夠的，陸軍還要依靠自身解決部隊渡海船隻問題，解決「過得去」的問題。1950年1月，粟裕在一次報告中計算，攻台作戰以50萬人計，所有人員及車馬、武器、糧彈等一切準備，重約13.54萬噸，以每人0.6平方米計，約需船隻載重量76萬噸，需噸位千噸以上的船隻575艘。第一梯隊如以6萬人（突擊隊）計，另需登陸艇2000隻。這樣大量的船隻在短期內是難以解決的。
韓戰的爆發延遲了解放台灣
正當粟裕在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積極準備攻台作戰的時候，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一直視台灣為其保護地，於半年前懾於中國人民革命的威力宣佈放棄台灣的美國，立即又藉機出兵台灣，並把對朝鮮的侵略戰爭擴大到了中朝邊境。兩天之後，一個最讓毛澤東擔心的局面出現了。美國總統杜魯門於6月27日悍然宣佈台灣未來地位尚未確定，因此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任何對台灣的進攻，確保台灣及台灣海峽的「中立化」，防止戰爭蔓延。
毛澤東立即做出強烈反應，號召「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但中央認識到，目前自己沒有與美國現代化海空軍進行海上較量的可能，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台灣添了麻煩，只好把“打台灣的時間往後推延”。考慮到在經濟建設中舉足輕重的東北的安全和整個國家的安全，毛澤東果斷決策，暫停台灣戰役計劃，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三年後，韓戰結束，但時過境遷，武裝解放台灣的某些條件已不復存在。隨後，出現了某些有利於和平統一的因素，中共中央、毛澤東適時地提出了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因而，當年所籌劃的台灣戰役方案便只能束之高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