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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舞是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婚變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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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舞是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婚變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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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舞是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婚變導火索?

2021年09月17日 18:05

毛澤東與賀子珍

本文摘自《賀子珍與毛澤東》,石永言 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3月

賀子珍從「抗大」回來不久,聽女伴們說。毛澤東曾經去王家坪桃園參加過舞會,說是在桃園的壩子裏,跳露天交際舞。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徐海東、左權、肖克等中共黨政軍要人,都參加了這種舞會。那些從上海等大城市過來的女青年,手把著手,教會了毛澤東跳交際舞。賀子珍感到新奇,也有些不解,男男女女在一起,挨得這麼近跳舞,是否會把心跳“花”呢?無產階級有這種文娛活動嗎?老毛怎麼也熱心這個?不安襲擊著她……

賀子珍對延安出現的新生活正感到迷惘的時候,一天上午,她在鳳凰山窯洞接待了一位美國客人。

美國女作家、新聞記者格尼絲·史沫特萊叩響了她窯洞的門,後面跟著女翻譯吳莉莉。

賀子珍打開房門,見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外國女人,好奇地微微一笑。吳莉莉上前當即向賀子珍介紹:

「這是美國女作家、新聞記者史沫特萊女士。」

吳莉莉隨即又向史沫特萊介紹:

「這是」

賀子珍自報家門:

「我叫賀子珍,毛澤東的妻子。」

史沫特萊微笑著友好地點點頭。

賀子珍朝窯洞裏呼喊著正在早眠的毛澤東:

「老毛!老毛!客人來了,還不趕快起來。」並禮貌地請史沫特萊與吳莉莉進窯洞內坐。

賀子珍掀開掛在窯洞門口的一塊棉門帘,史沫特萊便跨進一個黑暗的洞穴。在這一片黑暗的洞穴中,發現粗糙的桌上點著一支細長的蠟燭,若明若暗的燭光,落在成堆的書本和紙張上。

賀子珍在延安毛澤東從裏間的窯洞裏出來,披著一件棉大衣,一手扶著桌子,站在那裏,對進來的客人哈哈一笑:

「是史沫特萊女士嗎?前幾天,我聽說你來了,歡迎你!」

毛澤東隨即伸出雙手握住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借搖曳的燭光,仔細觀察著毛澤東的面龐。

史沫特萊對毛澤東說:

「毛先生,打擾你睡覺,請原諒。」

毛澤東一笑:

「多年養成夜晚工作,上午睏覺的習慣,積習難改喔!」

賀子珍給客人端來兩杯水,毛澤東對客人介紹說:

「這是我妻子賀子珍。」

史沫特萊會心地點點頭:

「知道,你們是井岡山上認識的,她會打仗,很勇敢,是個雙槍女將。」接著伸出大拇指向賀子珍揚了揚。

賀子珍是第一次看見外國女人,有幾分好奇,同時也有此羞澀,對於史沫特萊的誇獎,只是抿嘴笑。

為了使窯洞明亮一些,賀子珍將門帘捲起,用一根繩子繫着,驀地,一縷光線透進黑黑的窯洞。但史沫特萊擺擺頭,用英語對吳莉莉說:

「一支蠟燭給黑暗的窯洞創造出來的一種陰森美,被透進的亮光給破壞了,我喜歡這幅陰森的古畫,在古畫的燭光搖曳中擺談,更饒有情趣。」

吳莉莉笑了笑。

毛澤東問吳莉莉:

「史沫特萊女士剛才說些什麼?」

吳莉莉翻譯了一遍。

毛澤東哈哈大笑起來:

「有意思,有意思!史沫特萊女士很富情趣。」

賀子珍盯著女翻譯,打扮洋氣,輕柔的長髮,曾經燙過,披在肩上,眉毛也描過,嘴唇小小的,略施胭脂,呈淡紅色,櫻桃小口裏有一副潔白勻稱的牙齒,身材窈窕,講起話來,忸怩作態。從山溝里奔出來的賀子珍,從沒見過這樣洋里洋氣的女人。

史沫特萊對毛澤東說:

「毛先生,請你談談個人奮鬥的歷史,好嗎?你們的部隊,是怎樣從江西、福建突圍出來的?聽說一路上許多傳奇故事,我非常有興趣。」

毛澤東說:

「在保安,我已向貴國的斯諾先生談過好幾個夜晚,現在又想起一些,倒可以講給你聽聽,不過,關於紅軍的事,你最好找找朱德,他是我們的總司令,了解的情況比我多。」

史沫特萊點點頭說:

「朱德將軍是一個傳奇人物,他已向我談過許多有趣的故事。將來,我一定要為他寫一本大書。」

毛澤東的話題,從史沫特萊轉到吳莉莉身上。他微笑著問女翻譯:

「請問吳小姐,來延安生活習慣嗎?我們這裏只有小米、高粱、紅豆、蕎面,不像上海那樣的大都會,有大米、牛奶、麵包。」

吳莉莉嫣然一笑:

「毛先生,你真會開玩笑,像你們這樣的高級人物,都吃小米、高粱,我們這些平凡的女子,還講究什麼?不習慣也要習慣,反正時間不長。」

賀子珍在一旁看見吳莉莉與毛澤東說起話來,似乎有些眉來眼去,嬌聲嬌氣的,很不習慣,她心想,這是個十足的資產階級女人。

賀子珍聽說王家坪的桃園露天舞場很熱鬧,毛澤東常去跳舞,自從史沫特萊來了延安之後,好像在這裏開辦了一間舞蹈學校,中央的許多領導人,都來這兒學跳舞,毛澤東便由史沫特萊和吳莉莉教會了,而且還產生了濃厚興趣。她真不相信,像毛澤東這種從山溝里跑出來的人,也學會了「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令她大惑不解。

一天晚上,賀子珍約著鄧六金一塊,想去看個究竟。

賀子珍與鄧六金來到桃園露天舞場,真是大開眼界,見中共和紅軍的要員,都下舞池了,只有彭德懷一人坐在場子邊的板凳上,當看客。

賀子珍躲在看稀奇的人群里,見吳莉莉上前邀請毛澤東跳舞,向毛澤東攤開雙手,微笑著點點頭,毛澤東臉帶微笑伸出手牽著吳莉莉便步入舞池。

鄧六金興緻勃勃地對賀子珍說:

「你看!主席還會跳舞哩,和他跳舞的那個燙髮披肩的女人是誰?」

「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翻譯,名字叫吳莉莉。」

「還蠻漂亮咧!」鄧六金讚美道。

賀子珍不屑地說:

「打扮得妖姿妖嬈的,資產階級。」

賀子珍看了一會,對鄧六金說:

「走,六金,不看了,煩死人。」

「時間還早,再看一會嘛。」

賀子珍一揚頭:

「六金,你不走,那麼我就先走了。」說完一扭頭便離開了舞場。

毛澤東跳舞歸來,看見賀子珍在窯洞的燈下看書,對賀子珍說:

「還在用功。」

賀子珍沒抬頭地回答道:

「我政治上落後,不用功不行,人家看不起。」

毛澤東一聽,不對勁,當即說:

「子珍,這句話,你老記著,要記到什麼時候?」

「唉!」賀子珍嘆了口氣,“形勢不同吶,大家都在進步,過去沒有時間學習,現在有時間了,不抓緊學點東西,危險。”

毛澤東脫下外衣,丟在炕上:

「危險!有什麼危險?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我危險,不進步會被拋棄。」

毛澤東坐在炕沿,點燃一支煙:

「是啊,進了延安,我們要學的新東西太多,比如,今晚跳舞,我就沒有朱德學得快,因為他留過學,去過德國,時尚的東西,比我見得早,學習起來就快。我是個土包子,要加緊學,才能適應潮流呀,你也去看看我們跳舞,學學嘛,挺有意思。」

「你不是不知道,我是個‘石灰佬’,看不慣那些洋玩意。男女那樣摟抱著,不像話。」

毛澤東嘿嘿一笑。

「子珍,這又是你的不是了,這是西方的交際舞,男女在一起跳,彼此之間,既得到交流,又鍛煉了身體,健康文明,你不應該反對。」

賀子珍盯了毛澤東一眼:

「我反對你跟那個妖姿妖嬈的女人在一起跳。」

「你說的是史沫特萊的翻譯嗎?」

「不是她還是誰?」

毛澤東笑了起來:

「子珍,和人家跳跳,有什麼關係?你怕人家把我老毛勾引去了,是不是?周恩來他們,不是也和人家跳了?」

「反正我看不慣。」

「慢慢的你就習慣吶。以後,革命勝利了,還要在全國跳哩!你相信不相信。」

一天,賀子珍照料鍾月林在返回窯洞路上,看見毛澤東的警衛員小李站在一孔窯洞前,心存詫異。心想,毛澤東一定在裏面。而這孔窯洞,她知道裏面住的是史沫特萊,她想進去看個究竟。

賀子珍在窯洞前端詳了一會,很快便推開窯洞的門,小李連阻止也都來不及了。

賀子珍闖進窯洞,見毛澤東與史沫特萊、女翻譯在那兒聊天,三人的關係極為融洽,談興正濃,神采飛揚。

賀子珍臉一沉,氣沖沖地站在三人面前,沒有說話,窯洞裏一片尷尬。

毛澤東問賀子珍:

「你來幹嗎?」

賀子珍白了毛澤東一眼:

「你能來,我就不能來?」

見過世面的吳莉莉從中調解,用手拉了一下賀子珍,示意叫她坐下,站著幹嗎?

氣憤中的賀子珍,本來就不喜歡打扮妖嬈的吳莉莉,便用勁擺脫吳莉莉的一雙縴手,慍怒地大聲說:

「你少來這一套。」

賀子珍心中有氣,這氣自然使在了她的手上,便猛一推,幾乎將吳莉莉掀翻,吳莉莉立刻連哭帶鬧起來:

「你憑什麼打人?誰惹你了?」

史沫特萊看見自己的翻譯在哭,在叫嚷,也不知賀子珍與吳莉莉說了些什麼話,但吳莉莉幾乎被掀倒,她分明看得一清二楚。出於「正義」,她決定為吳莉莉打抱不平,便揚起手,朝賀子珍臉上重重擊去,賀子珍一閃身,躲過了史沫特萊突如其來的打擊。

賀子珍被史沫特萊一拳激怒了,雖然沒有打在身上,但遭受凌辱的一顆心,促使她必須還擊。於是緊握拳頭正準備還手,外面的警衛員聽到窯洞裏一片嚷嚷聲,立刻衝進窯洞,發現怒氣沖沖的賀子珍舉手正欲還擊史沫特萊,趕快勸架,他的手不好碰外國女人,只好把賀子珍雙臂緊緊鉗住,意思要她不要動手。竟導致瘦弱的賀子珍動彈不得,恰好讓史沫特萊一拳打在她的右眼上,眼睛隨之充血,紅腫,周邊黑了一圈。

史沫特萊的盛怒好像還沒平息,打了一拳還不解恨,還準備向賀子珍再作進攻的時候,毛澤東發話了,他先對賀子珍說:「子珍,你幹什麼?你瘋了?」

然後毛澤東轉對史沫特萊說:「你有什麼話,可以對我說,你不能再打。」

吳莉莉翻譯後,窯洞裏的動亂,平息下來。

毛澤東對賀子珍說:「子珍,我們回去。」說完,便揚長而去。

賀子珍紅腫著臉,跟在毛澤東後面,兩人默默走著,誰都不願說話。

回窯洞的路上,賀子珍遇見「抗大」學員或熟人,頗難為情,頭始終低著。

回到自己家,賀子珍不語,一個人拎起地上的雞,朝廚房走去。

毛澤東坐在窯洞窗下處理桌上堆積的文件、材料。

洛甫捏著一份材料進來,遞給毛澤東。

洛甫進窯洞沒有看見賀子珍,問毛澤東:

「老毛,賀子珍呢?」

「在廚房。」

「她臉上的傷怎麼樣?」

「腫消了些,不要緊。」

「關於賀子珍受傷,外面傳聞很多。」

毛澤東將洛甫送來的文件簽字後,還給洛甫。

洛甫離開不久,賀子珍端著一罐燉好的雞,從廚房走到毛澤東身邊,將雞放在小桌上。

毛澤東有些不悅地說:

「又是燉,老是燉來吃,雞肉乾巴巴的,嚼起來味同嚼蠟。」

賀子珍一撇嘴:

「燉雞喝湯不是最有營養嗎?」

毛澤東站起來,在窯洞裏踱了兩步,停下來,大聲說:

「炒來吃,不一樣也有營養?」

「你的牙齒好,喜歡吃硬的東西,當然喜歡炒來吃。」

「你喜歡喝雞湯,用一半來燉,留一半給我用辣椒炒,不行嗎?就喜歡獨斷專行。」

賀子珍的腳跺了一下窯洞地面:

「這叫什麼‘獨斷專行’,你少給我上綱,這隻雞,本來就不大,又炒又燉,有啥搞頭?」

「上個月,為了你,已經吃過燉雞,今天,就不能徵求一下我的意見?」

「什麼事,不管大小,你都要作主,都要聽你的,大男子主義,主觀專斷,一隻雞,怎麼個吃法,你都要管。」賀子珍的情緒來了,激動起來,嘴巴也不饒人。

毛澤東搖搖頭:「好了!好了!我不管,你少扣帽子,今後,你怎麼弄,我怎麼吃,不發表意見啦,一個共產黨員,一點不虛心,聽不進一點不同意見。」

毛澤東來延安後,由於地位的變化,他比過去更忙了,接觸的人更多了,他雖然不是黨中央的第一把手,但在實際上,起著一把手的作用。這樣,他在自己的窯洞裏待的時間,便越來越少了,與賀子珍的交談,也就日漸稀少起來。

賀子珍常常獨居窯洞,感到孤單、寂寞,而身上的彈傷,又時時發作,令她疼痛難忍,她有許多話,想同毛澤東交談,比如儘快去上海醫治身體,取出一塊塊彈片,讓身體早日康復,儘快踏上工作崗位,結束一個家庭婦女的身份。但每當提起此事,毛澤東總是說,條件不成熟,叫她耐心等等。究竟要等到什麼時候?賀子珍面對火熱的生活,怎麼也沉不住氣,不免對毛澤東責怨起來。這樣,生活中遇到一些小事,如果意見不一致,便衝突起來。

一天,毛澤東與賀子珍在窯洞拌嘴,毛澤東大聲說:「誰嫌棄你?自己政治落後嘛?」

賀子珍大聲說:「政治落後,我工作能力差,連工作職務也沒有,還不是你造成的,十年來,我幾乎全在剪刀、漿糊、報紙、材料中度過,為了你,我作了多大犧牲,你也不想想?」

「這也是工作嘛,革命需要,分工不同。」

賀子珍感傷地說:「這些年來,一個接一個生孩子,佔據我多少時間,要不是這樣,我會比其他女同志差?」

毛澤東語塞。

一會,毛澤東說:

「工作!你在‘抗大’學習,都堅持不了,昏倒在廁所,還能幹別的工作?」

賀子珍眼角溢出熱淚:「還不是頻繁生產,傷了身體,又挨了飛機轟炸,你不是不知道,我身子裏,還留著十多塊彈片。」

「既然如此,就應在家裏好好休息,不要想入非非。」

「你不能丟下我不管。」

毛澤東一拍桌子:「誰不管你?」

住在隔壁窯洞的劉英,聽見毛澤東與賀子珍越吵越凶,趕快過來相勸。

劉英邁進窯洞,只聽賀子珍生氣地說:「這樣的日子,我簡直過不下去了。」

「那怎麼辦?」毛澤東問道。

劉英當即勸道:「主席,賀子珍,你們莫吵,莫吵,有話好好說。」

毛澤東對劉英說:「劉英,你看她這個樣子。」

劉英說:「子珍身體不好,自然影響心情,主席,你要多原諒她。」

「原諒,為了一點小事,她就弄得沸沸揚揚的,真難辦。」

賀子珍動氣地說:「你嫌我不好,咱們離婚不行嗎?」

「離婚?」毛澤東看了一眼賀子珍。

「離婚。」賀子珍紅著雙眼說。

劉英趕快說:「不能這樣,不能這樣。」

毛澤東隨手找來一張紙,不以為然地說:

「有啥稀奇,離就離嘛。」

劉英從毛澤東手裏拖過紙:

「不准寫,怎麼能為了一點小事就離婚?」

毛澤東從劉英手裏奪過紙:「她要這樣嘛。」

「還不是你逼出來的。」

「好了,好了,分開了,就不吵了。」毛澤東邊說邊隨手寫了一行字,簽了自己的大名,朝賀子珍面前一推:

「拿去,劉英,你可以當見證人。」

賀子珍憤憤地盯了一眼毛澤東,當著劉英把毛澤東寫的離婚條子撕了。

賀子珍與毛澤東的彆扭,越鬧越深了,兩人一起在窯洞,話好像也越來越少了。毛澤東不在的時候,賀子珍總愛回憶起過去與毛澤東生活的日子,那些溫馨的歲月,透過朦朧的煙塵,時不時走進她感傷的情懷,但更多的,還是那些惱人的回憶,揮之不去……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為防止難民大量湧入,港英政府築起鐵絲網

在深圳蛇口的「海上世界」地鐵站不遠處,有一片宜人的沙灘,邊上是永不打烊的歐陸風情休閑區。坐在那些露天的咖啡館或酒吧里,海風拂面,視野開闊。從這裏,往東南方向遠眺,隱約可見香港元朗。

30年前,無數內地人訣別家人、不顧生死,跨越這看似觸手可及之間,逃赴香港。

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深圳邊境大小規模的偷渡外逃事件屢屢發生。其間,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發的4次大規模逃港潮,逃港人數就達50多萬人。這被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稱為「大逃港」。

事實上,逃港是30年間一直存在的現象。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辦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彙報提綱》,從1954年到1978年,廣東全省偷渡外逃共約56萬人次,逃出14萬人。參與者以廣東人為主。

逃港者多為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據不完全統計,至1978年,深圳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為走路、泅渡、坐船。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由西線泅渡通常是首選。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為「督卒」,借用象棋術語,意即“有去無回”。

一個荒廢的村子,告訴我們這塊土地上曾發生的事

為了解其中真相,現居深圳蛇口的陳秉安在20多年間,採訪了百餘名相關人員,收集了大量資料。2010年10月,藉相關檔案公開與改革開放30周年之機,他的長篇紀實文學《大逃港》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

該書面世後,一度引起極大關注。這本書也為陳秉安個人帶來不少爭議。面對讚譽或是批評,陳秉安說:「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或許將留下一頁空白。」

意識到這個空白,是1985年的一個冬天。當時剛到深圳工作不久的陳秉安,對東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廣袤空地產生了興趣。在手上那本70年代印製的地圖上,他看到那裏被清清楚楚地標識為「徑肚村」。

這位當年風華正茂的記者,帶上地圖,騎上單車,跑到了邊防禁區,試圖一探究竟。在一條長滿野草的小道邊,他發現了地上的磚瓦殘片,撥開密密麻麻的蘆葦,看見好幾截破敗的土牆。這時,他恍然大悟:這是一個荒廢的村子。 這讓他聯想起幾個月前,自己參加的一家酒店開業慶典上的情景:迎賓、入座、燒爆竹,一切都很平常。但在主人致辭時,卻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站在台上念了一半歡迎辭的總經理,突然捧著講稿號啕大哭起來。

台下一片寂靜,人們都望著這個失態的總經理。「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他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只見他用腳蹬了蹬鋪著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說,“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

「逃港深圳河上的逃港!」那位總經理的眼淚、那條無人的荒村……讓陳秉安首次想到了“逃港”二字。

自此,他開始去發現並接觸身邊林林總總的逃港者,或是他們的親人。他開始尋訪這段在廣東人中家喻戶曉、卻失落於公共視野的歷史。在粵港之間,在山脈與河流之間,他尋找那些逃港的親歷者,聽他們講述當年在此岸之輾轉,及對彼岸的寄望。

最早的偷渡,始於1949年

在1949年之前,深圳河僅僅是一條河。在河兩岸農民的生活中,它作為邊境的概念並不那麼明晰。雖然有一條法定通道羅湖橋,但是農民們都習慣就那樣牽著牛涉水而過。沿岸村莊田地犬牙交錯,有時收工晚了,過了境的農民便不再回家,在對岸的茅草棚里過夜。兩地的人,往往是同一個祠堂的分支,各姓聯姻省親,融為一體。

但這一年的10月,深圳河作為粵港兩地的分界線,其標識意義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中國內戰進入尾聲,10月19日,南下的解放軍止步深圳河北岸。港英政府在南方建起鐵絲網。隨即,大量與舊政權有關係的軍政人員及地主、有錢人逃到英國管理之下的香港。這就是最早的偷渡。

1950年7月,為整頓邊境治安,中國政府決意對粵港邊境實行封鎖。除建立全新的嚴格過境程序、清理「不可靠」人員外,1951年,當地還實行“鎮反”。

鎮上每條街道每十戶居民組織起來,成立小組,每5天開會對號點名,登記情況。在構建嚴密的控制網路後,政府著手建立邊防區,在邊境一帶划出一塊空地,作為「安全保護區」。相關文件顯示,最初的「安全保護區」東起大鵬灣,西至矛洲河,南從深圳河起,北至山廈,長91公里,深19公里。其中包括三道防線,從荷槍驗證,到警犬巡查,戒備層層升級。

1951年2月15日,廣東省政府下令,即日起封鎖河口,凡私自進入三道防線,均視為「叛國投敵」。自此,牽牛涉水、草棚過夜、聯姻省親這樣無拘束的兩地往返自由不復存在。

大陸第一次政策「放寬」

港英當局立即反對

雞蛋撞高牆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一演就是30年。

1956年前後,深圳地區已基本建立起完備的邊防管理體系,包括軍事警衛制度、清理並遷離邊境地區危險分子、劃設邊防區、實施邊防區居民證和通行證制度等。但粵港兩地多年來的天然聯繫仍持續不斷。

1957年春節期間,粵北大水。邊境地區成千上萬港澳同胞「衣錦還鄉」,對內地受災群眾刺激很大。這對飽受整風整社、開會鬥爭之困的廣東農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偷渡外流漸成趨勢。

由於當時粵港兩地實行對等限制入境,使得以陶鑄為首的廣東省委感到非常為難:「本來香港殖民者限制入境是人民與香港殖民者的矛盾,反而造成我們與人民群眾的矛盾尖銳化。」

6月,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王志向省委呈遞報告,認為應該從寬對待,報告還提出設想:「目前國內尚不能完全消滅災荒和失業,我們既然不能包起來,去香港打工這條路就不應該堵死。」

於是,廣東省委決定大膽制定放寬群眾出境赴港的政策。該報告很快批准了:允許群眾自由選擇沿邊、沿海的適當地方出口。這是自新政府成立以來,大陸第一次向香港實行「放寬」政策。據省公安廳提出的“意見”,放寬範圍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門地區,包括廣州、佛山、珠海等11個縣市”。

但由於保密措施不嚴,東莞縣提前透露了這一消息,並迅速蔓延至寶安縣、惠陽縣等邊境地區,掀起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群眾偷渡外流的第一個高潮。這就是「大放河口」事件。

僅僅兩三天的時間,各地群眾蜂擁來到寶安,情況變得不可控制。福田上沙農業社第一生產隊,15個男人跑了13個,不久連剩下的兩個也逃了。在最為嚴重的7月,東莞每天成群結隊的人向邊境偷渡,晚上更達上千人。兩個多月時間,內地外流勞動力6千餘人。

港英當局迅速表態反對,英國政府向北京發出「照會」。北京當局因此直接命令寶安縣委“從速反映情況”。

由此,不足4個月的放寬政策被收回,另一邊,又號召群眾「堅決打退外逃風」。

1962年,大陸難民在香港的簡陋居所

1962年,一輪大規模的逃港潮驟然而至

「大放河口」的潮水退去不久,接下來的大饑荒,使廣東省企圖偷渡的人數再度激增。雖然寶安縣1959年糧食豐收,並無饑荒之虞,但是全縣副食品供應不足,與香港居民生活差距較大。

1961年6月,寶安縣呈遞報告,申請允許組織群眾將柴草出口香港換肥料。時值中央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報告獲廣東省委批准。8月,寶安縣再度呈遞報告,申請進一步對港開放,允許居民“每月去港不超過5次、每次每人帶出農副產品價值不超過5元、帶入物件重量不超過5市斤或價值不超過5元”,獲得省委再度批准。

事實上,陶鑄在6月兩次視察寶安縣時,認為適當放寬邊防,對搞活地方經濟有好處。”同年9月25日,廣東省委又一次同意放寬邊境。

次年3月,廣東各地開始出現饑荒,同時,「英國女王登基周年大放(入境)三天」等謠言四起,一輪大規模的逃港潮也驟然而至。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寶安縣由東至西150多公里長的公路上,外逃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

寶安縣委於1962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這樣敘述:「這次大批的群眾外流是從4月27日開始,5月中旬達到高潮,5月22日採取‘堵截’等措施後,至月底基本平息。由於持續時間長,波及面比較大,不僅惠陽、東莞、寶安三縣外流成風,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12個省的群眾亦相繼聞風而來,寶安境內通往邊境的公路上,外流的群眾成群結隊,絡繹不絕,一時鐵路、公路客運頓然緊張。從4月27日以來,外流人數不下十萬人次。」

事態愈演愈烈,已經超出控制範圍,超出1957年的狀況。到港人數的增加,引起港英當局,甚至國際上的關注。周恩來總理對此作重要指示。1962年5月22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把被港英政府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逃群眾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

而此時的國內政治形勢已發生了變化。1962年4月,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縣發生6萬餘居民逃蘇事件,下半年,中央再次提出狠抓「階級鬥爭」。深圳河邊放寬政策再度收緊。

「反偷渡的紅旗村」,青壯年逃了大半

從1963年搞「四清」運動開始,到1976年“文革“結束前,偷渡問題開始越來越多地跟“階級鬥爭論”掛鉤。

在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背景下,結合到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問題,寶安縣決心在梧桐山上的西坑村裡,「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裡掀起了一輪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連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

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這裏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此外,文藝工作者還排演了戲劇《仇恨》,講述一位少女偷渡香港後與流氓結婚,最後染上梅毒慘死街頭的故事。在場觀眾無不被之感動,這時候,事先安排好的人就會出來,帶領觀眾高呼口號:「逃亡香港死路一條!」

可是,口號喊完了,肚子的問題還是要解決,知青的困頓仍然未解開。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最終還是守不住。

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在一次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的演出中,帷幕拉開,竟找不到飾演主角李玉和的演員。事後一查,方知其人原來已經跑了去梧桐山的那頭香港。

等待難民的命運,是被遣返回大陸

從大逃港到大開放,外逃人群消失了!

「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在深圳特區成立10周年慶典上,陳秉安採訪國家領導人習仲勛,他這句意味深長的話讓他印象深刻。

隨著「文革」結束,政策再次鬆動。1977年夏至1978年春節前後,邊境地區偷渡潮再度持續升溫,揭開了1978至1980年前所未有的偷渡潮的序幕。據寶安縣不完全統計,1978年1月至11月20日,全縣共外逃過萬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後外逃1萬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縣逃出大、小隊幹部121人,黨員29人,團員161人。另據有關方面不完全統計,這一年在寶安一地堵截收容外逃人員萬多人。

「(當時)對於民眾來說,改革開放的直接字面意思就是可以到香港去。」對此,陳秉安這樣解釋。對一般民眾而言,他們不是用理論分析出來的,只是肚子指揮腳。

而在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看來,「只要有港澳這種特殊地區存在,而我國‘四化’又未實現,就會有外逃問題」。在一輪輪的治亂循環後,當局開始找到了逃港問題的癥結所在。

1977年11月,廣東的偷渡問題擺到了剛剛復出的鄧小平的面前。聽完各人的彙報後,鄧小平連吸了幾口煙,平靜地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生產生活搞好了,就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橋頭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負責廣東特區籌辦、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回憶道:「在特區條例公佈後的幾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如今,這裏已是一個吸引人的旅遊點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殘垣斷壁被德國的年輕人畫上各樣塗鴉,成為那個古老城市的記憶。2007年,深圳邊防部隊將沿海邊防區的鐵絲網全部拆除,在2.5公里長的海岸邊修了一條木製棧道。從俄羅斯購買的「明斯克」航母就停在這裏,成為中國最著名的主題公園之一。

位於蛇口半島的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已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那裏的鐵絲網也在同年被拆除。這片紅樹林長在深圳灣大海與陸地接壤的地方,遙望香港的沙橋。由於植物茂密、地形複雜,當年是最多逃港者匿藏、入海的地方之一。

而在那片距離地鐵站不遠的沙灘附近,一個個碼著「135-175平方米精裝修山海大宅」的樓盤已拔地而起,而那位當年風華正茂的記者已然兩鬢斑白。他在地圖上尋找的「徑肚村」,如今成為了一家工廠。

「徑肚村」,只在羅湖通往沙頭角的公交車站站牌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它將長久安靜地守望著蜿蜒的深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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