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務處處長蕭澤頤今早（18日）指出，警方一直尊重「專業記者」，並與「專業記者」及團體保持溝通與交流，但記協在「好多情況下」是否專業，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心中有數。他又留意到記協過往對很多與其持不同意見的報章或傳媒，會「選擇性失聰」，即使傳媒工作者受人欺負甚至毆打、襲擊，記協都沒有出來作檢證。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
警政界高人話，想起了反修例風波期間的一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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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協2019年8月14日的聲明。記協Facebook圖片
許智峯2020年8月14日晚涉嫌非法禁錮《大公報》記者。大公報圖片
加拿大籍華裔網紅Toby Gu到示威現場拍攝。大公報圖片
2019年8月4日晚，《大公報》記者在銅鑼灣採訪時，被一群激進示威者圍攻、毆打和搶劫，同日，《無綫電視》記者到觀塘採訪期間，新聞車多處遭損毀，司機及記者身體多處被人打傷。其後，《大公報》及《無綫電視》發聲明譴責暴力行為，又要求警方嚴肅追究，記協至8月5日晚仍未發出聲明，譴責暴力。
相比之下，2019年8月11晚，網媒《立場新聞》及港台記者在北角採訪時遇襲，記協翌日便發表約400字的聲明，內文提到記者遇襲過程、譴責暴力，以及要求警方交代和徹查。
記協2019年8月12日的聲明。記協網站圖片
2019年8月14日，記協發聲明，稱過去一周，前後發生《中通社》記者被示威者要求刪片及《環球時報》記者被示威者圍困、搜身及綑綁事件。雖然內文有譴責暴力，但聲明亦指兩名記者事發時沒有配戴記者證。
記協2019年8月14日的聲明。記協Facebook圖片
2020年8月14日晚，時任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涉嫌非法禁錮《大公報》記者長達四小時之久。當時的記協拒絕發聲明，譴責許智峯的行為，建議相關記者召開記招講述事件，認為「大家有各自講法，怎可以隨便譴責報館、議員或警方呢」。
許智峯2020年8月14日晚涉嫌非法禁錮《大公報》記者。大公報圖片
值得注意的是，由Spackman夫婦於1968年成立的記協（香港記者協會），多年以來被指會員人數不足業界十分之一，而且有相當一部分是非從業人員。除正式會員外，記協還容許公關會員（受僱於公共關係行業及資訊服務的僱員），以及學生會員（接受新聞工作培訓或為學徒者）加入。2021至22年度，11名執委之中，有兩名並非正式會員。
陳朗昇當日在警察記者會請願。
去年8月10日，警方以涉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串謀詐騙及煽動等罪，拘捕黎智英及四名壹傳媒高層，記協主席即日走到壹傳媒大樓外發聲；2019年11月，記協等人戴上寫有抗議標語的頭盔，闖入警方記者會，警方要求六人離場，但事件最終擾攘約20分鐘，而警方記者會亦被迫改為網上直播
劉康被指假扮記者拍攝警方。文滙報圖片
加拿大籍華裔網紅Toby Gu到示威現場拍攝。大公報圖片
記協一直指，香港沒有「假記者」問題。不過，警方曾在西環「國難五金」店鋪內檢獲12張假記者證，更有傳媒揭發鄭偉成和劉康等政治人物曾假扮記者拍攝警方，加拿大籍華裔網紅Toby Gu以反光黃背心和自行印製的假記者證到示威現場拍攝。
高人話從以上的事件，記協是否專業，相信市民自有公論。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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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黑暴之後，中央推出《港區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的組合拳，香港由亂及治，然而組合拳還有重要的一招，就是中央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
據《堅雜誌》報道，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指出，香港未來的新管治形態，是中央對香港積極行使權力，並認真監督特區政府。
他說，中央將會主導建設一支幹練的「愛國者管治聯盟」，透過不同渠道物色政治精英，形成一股長遠而穩定的政治勢力，不會因特首換屆而有所動搖，而選舉委員會組成的改變，正是精英政治的體現。
劉兆佳指出，建立香港管治聯盟必須是長期的政治勢力，只有共產黨勝任。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提出明確的「愛國者治港」要求，包括必須立場堅定，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又要貼基層、接地氣，善於團結各方力量，並要善於履職盡責，有責任心等等。
劉兆佳表示，夏寶龍主任提出的要求，是因應香港過去管治失效而提出，作為對未來治港者的期望，一方面是中央對日後揀選、提拔、培訓人才時可有所依循，另一方面亦給予治港者準則來鞭策自己，同時更可以作為中央向治港者問責的準則。但這些要求並非固定不變，是會因應事態發展和形勢變化而改變。
劉兆佳指出，現時特區政府倚仗主要官員和政治關係密切的人，作為管治上的密友，支持特區政府的管治和各種政策主張。但中央亦同樣有自己的政治夥伴，要在香港接觸各方面的人才，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從中物色日後的治港者，過程中會考察其公開表現，也會私下聽取其意見。
劉兆佳相信以上這兩班人現時未必重疊，但將來必須做到高度重疊：「這班治港人才要同樣得到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器重，而又有相當大的穩定性，一定不會因特首的變動或管治班子的變化，而出現人事和政策重大變動。」這股政治勢力，將會是長遠的管治聯盟，為香港提供穩定的人才供應基礎。
過往特區政府每次換屆，新上任的特首往往會推翻前朝政策，譬如前特首梁振英在任時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作房屋土地用途，但林鄭月娥接任特首後便將該研究擱置。劉兆佳指出，這些情況導致政府政策欠缺延續性，對凝聚香港社會、 穩定人心，構建有社會支持的強勢政府，非常不利。
劉兆佳認為，管治聯盟的建設，亦有助嚴格執行問責制：「以前之所以不敢隨便替換官員，因為無人才給你選擇，但多了人才願意參政時，你就可以提出很嚴肅的問責要求。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四中全面講到明，要完善一個對特首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否則如何督促他們奮發有為？」
劉兆佳透露，中央不滿現屆特區政府官員在過去幾年香港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態度閃閃縮縮。
以往特區政府以公務員為主的班底，劉兆佳感到與中央政府班底多少有點「貌合神離」。他認為管治聯盟可建立一套類似「旋轉門」的制度去支撐、鼓勵人才以政治作為終身事業，做完官都不怕無後路：「譬如公務員退休後，可以做人大、政協，人大、政協也可以加入特區政府做主要官員，也可以游走於政府與其他管治聯盟的機構之間，就如美國的政治人才也可以出出入入政府幾次，智庫就是最重要的一個人才儲水池。」
劉兆佳強調，中央在管治聯盟中將會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如果要建立長期管治聯盟，支撐的力量一定是長期的政治勢力，我從不認為特首和特區領導班子可擔當這角色，特首最多只能做10年，而且至今未有人可以做到10年。共產黨才是長期的政治勢力，日後你想參與香港管治工作，就不能不跟中央建立某種政治學關係，得到中央信任。」
香港回歸祖國邁向25年，中央何以到今天才開始建立管治聯盟？劉兆佳坦言，中央以往不太願意承擔這工作，也未下定決心打擊敵對勢力：「因為這是巨大的政治工程，需要長期投入。今時今日中央已調整了對香港的政策，因應中美大國較量的大環境，香港成為美國和西方遏制中方的棋子，要防範外部勢力在香港制造動亂，確保本地反對勢力不會構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2019年黑暴之後，中央推出《港區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的組合拳，香港由亂及治。
在實施《港區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的「組合拳」後，香港成功遏制反對勢力，政治條件變得比以往好，更多不同背景的愛國者願意參與香港管治工作：「以往敵對勢力阻撓和破壞管治聯盟的建設工作，很多潛在的愛國者都不想冒風險參與政治鬥爭，被人詆毀抹黑，即使勉強參政亦不能集中精神參與實務工作，而是天天處理政治鬥爭問題。風險大、代價高、得益少 ，誰會參加？但現在形勢不同，中央會更願意推動人才領導建設工作，更多人願意出來參政，對建構香港管治聯盟，成功機率更大。」
劉兆佳表示，在香港目前尚未有足夠具威望的愛國者領袖去統領管治聯盟之前，中央的參與必不可少，直到幹練的香港管治聯盟逐步成形，而且裏面出現一個領袖的等級序列（Leadership Hierachy），有些是最高領袖，有些是次高領袖，中央才可逐步退出，依靠支持中央的管治聯盟來管治香港，駕馭大局。
回顧香港過去10年，曾發生過不少動亂事件，由2012年的國民教育風波、2014年的違法佔中、2016年旺角暴動，以至2019年的反修例暴動，一次比一次激烈，使香港內耗嚴重。劉兆佳認為，這10年來中央雖然看來付出了不少代價，但同時又給予中央一個機會，考察香港各類政治精英的政治能力和立場。
劉兆佳解釋：「有一位中央官員跟我說，過去幾年的動亂，發揮了一種『大浪淘沙』的作用，令很多人將自己的政治立場、政治姿態和作風表露了出來，尤其是他們對中央的忠誠度、政治擔當有幾大，如何處理和反對派的關係，令中央對於日後哪些人較可依賴信任，哪些人不可依賴信任，看得比較清楚，這是最大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