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前唯一一次造星運動：新中國22大明星

「22大明星」部分演員在上世紀90年代的合影。劉 澍提供

新中國電影「22大明星」誕生50周年主題影展將於9月在中國電影博物館拉開帷幕，帶領觀眾重溫那一段段斑駁卻又親切的光影記憶。

影》雜誌等公開報刊資料中找尋「22大明星」相關記載時，卻找不到任何線索。

「22大明星」是真實的嗎？它是如何誕生的？

這是一張薄薄的名單，上面的名字卻光彩耀目。

50年前，風華正茂的他們是當之無愧的明星。在那個沒有電視和互聯網、媒體屈指可數的年代，電影令億萬中國人渴望、痴迷，銀幕上那些放大了若干倍的人物光影，成為除了政治領袖之外，最令人熟知的中國面孔。

可以說，1962年「22大明星」的誕生，是新中國在“文革”之前唯一一次“造星運動”。

周恩來與「新僑會議」

新中國成立後，「明星」一詞漸漸淡出公共場合，“演員”和“電影工作者”成為正式的稱呼。“電影明星”一詞容易引起“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豐富聯想。

然而，事實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複雜。

影故事片創作會議)上，周恩來總理作了長篇講話，對文藝界的「反右」擴大化和“大躍進”進行了反思，同時他提出，“群眾看戲、看電影是要從中得到娛樂和休息，你通過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於其中，寓於娛樂之中。”“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眾回答，而不是由領導回答。”

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員、好鏡頭、好音樂」的“四好”原則，“好演員”赫然在列。

周揚在「新僑會議」上也有這樣的言論：“我們反對明星主義，但還是要有明星，在觀眾中，還是老演員的名聲比較大，白楊、趙丹、秦怡……這當然是我們寶貴的財富。”

在「新僑會議」推動下，中國電影繼新中國成立10周年之後再次掀起了創作高潮。出現了一部部萬人空巷的經典之作，也推出了一批為全中國觀眾熟悉和喜愛的電影演員。

為何沒有我們自己的明星

「新僑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邀請文化部副部長夏衍、電影局局長陳荒煤以及各電影廠的廠長、編劇、導演和演員共30餘人做客中南海西花廳。當時參加會議的長春電影製片廠女演員金迪清楚地記得，在會客室，周恩來對夏衍說，夏衍同志，新中國成立十多年了，為什麼我們的電影院裏還掛著蘇聯人民演員和功勛演員的明星照片，為什麼沒有我們自己的明星？夏衍說，總理放心，我們下去一定辦。

直到1962年到天津演出話劇《霧重慶》，在電影院看到自己的大照片懸掛在入場處的大廳里，金迪才明白，去年年底廠里安排她拍的照片原來與總理的上次談話有關。

八一電影製片廠女演員田華也並不知道有關「22大明星」遴選一事。她只記得廠里曾通知說，奉上級指示，讓她去中國照相館拍照，做什麼用，田華當時並不知道。不過為了這次拍照，她還特意去燙了頭髮。這個造型就出現在她後來看到的「22大明星」照片中。

作為「新僑會議」所呼籲的“藝術民主”的實踐和產物，“百花獎”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群眾電影評獎活動應運而生了。1962年4月28日，“百花獎”評獎結果公佈，獲選最佳配角獎的陳強與獲得最佳男女主角獎的崔嵬、祝希娟以及票數相當可觀的於藍、王玉珍、秦怡、王心剛、梁波羅、趙丹中的大半都入選了「22大明星」。

「明星」照片的隱秘流傳

影》等公開發行的報刊也尋不到22人名單的蛛絲馬跡。可以確定，當年這個22人名單並沒有公開頒佈甚至公之於眾。

對於全國觀眾和演員們而言，只是他們在1962年的某個時間來到各大中小城市的電影院或工人俱樂部，突然看到大廳里懸掛著22位電影演員的大幅照片。

影院懸掛電影演員照片，是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以下簡稱「中影公司」)提出，經司徒慧敏、袁文殊、夏衍同意，於1962年4月由該公司印製並通知各地懸掛的。

至於如何確定這份名單，《永恆的星辰：新中國「22大電影明星」畫傳》作者劉澍介紹說，中影公司向當時電影“四大廠”(北影，上影，長影和八一)徵求意見，根據四大廠上報的六七十人名單再次圈定。也有回憶文章寫道，這份大名單由文化部上報周恩來總理，22人系周總理“親自圈定”，但這個說法目前還缺乏一手材料證實。同樣，圈定22人，到底以什麼為標準，也難以得到明確說法。

就人選來看，「反面角色」陳強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因《武訓傳》而遭到批判的著名演員趙丹能夠入選，可以看出這份名單主要考慮到演員的影響力和知名度。上影7人，北影7人，長影4人，八一廠3人，名額分配上也考慮到各廠的實力和演員陣容。這份22人名單當然也難免有遺珠之憾，許多知名演員由於各種原因和名額限制沒能入選。

從1963年9月到1964年4月，半年時間裡，僅北京市美術公司一家就印製了演員照片753947張，在全國各地銷售，已售出714638張。算上各種單位和「私商」印製的各種版本，可以想像，數字遠比我們所見的龐大。

影局通知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並抄致各地文化主管部門，立即撤銷在各影院和放映單位懸掛的電影演員照片。至此，公開懸掛了將近兩年5個月的22位演員照片從電影院和工人俱樂部的牆上消失了。

至今，「22大明星」僅余其半：于洋、於藍、謝芳、秦怡、王丹鳳、祝希娟、龐學勤、金迪、王心剛、田華、王曉棠。但那些歷史的光影，都已寫進了所有觀眾的記憶……

(董 陽)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80年，參加審判「四人幫」主要工作人員合影。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蹤報告》，徐焰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去世後，中南海內中央警衛局的領導幹部普遍對江青更感恐懼，一些人還在圈內大膽地發牢騷說「毛主席去了，我們也要完了」。如今新的中央領導人能下達抓捕這夥人的任務，正好遂了心愿。從某種意義上講，「四人幫」的覆沒，也是江青這個早期品質即壞、後期又心理變態的懷疑狂、迫害狂自掘墳墓的必然結果。

此時，汪東興向中南海負責警衛的領導們交代了抓捕任務，到會者都十分興奮，他們馬上研究一個方案，確定要把「四人幫」一網打盡。在討論行動方案時，幾個人考慮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把握「四人幫」的心理狀態。在這段時間裡，張春橋處心積慮想把出版「毛選」的權抓到手。他曾經讓李鑫向他彙報過關於出版毛選五卷的情況，並向李鑫索要過幾份稿子去看。利用張春橋對出版毛選五卷工作的關注，如果把常委會議內容確定為：研究毛選五卷出版問題，應該對張春橋是有極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慣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選的出版問題，特別是涉及稿子問題時，歷來都是在懷仁堂正廳開會，因為中央曾有過規定：凡屬毛選稿件，不得帶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對這些規定，張春橋、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問題，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紀念堂選址問題，作為常委是必須參加的，這樣使張春橋、王洪文不能託詞不到或因故請假。

四是在懷仁堂這裏採取行動，較為方便有利。

在這個方案中確定，解決「四人幫」的順序是：在懷仁堂解決王洪文和張春橋兩個人的問題之後，再依次分別處置江青和姚文元。毛遠新與「四人幫」區別對待，對他採取的處理方法是就地監護審查。在這個行動方案中，還對行動時間、力量的組織、隔離地點、保密措施、戰備預案以及同北京衛戍區的分工和配合問題，都提出了具體明確的實施細則。

對這一行動方案的研究和制訂，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時許才結束。這天晚9時，按約定的時間，汪東興到達華國鋒的辦公室，詳細地彙報了具體行動部署和實施方案。

華國鋒聽完彙報後說：「聽了你們制訂的行動方案，我認為辦法是可行的。我考慮時間是否再縮短一些，爭取提前解決。」他還囑咐：「你再約葉帥談談，看他還有什麼新的意見。如果葉帥先來我這裏，我和他談；如葉帥先去你那裏，你就同他談。」

10月4日下午，葉劍英來到中南海南樓汪東興辦公室，坐在沙發上一邊喝茶，一邊聽汪東興彙報。汪東興把行動部署和實施方案，一一做了詳細彙報。葉劍英聽得很仔細。聽完之後沉思片刻說：「兵法上有這樣的話，‘計熟事定，舉必有功’；‘凡謀之道，周密為寶’。我看這個計劃比較成熟，安排也相當周全了。照這個實施方案執行，必會成功。」葉劍英接著又囑咐：「當然，還要特別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導致失敗的歷史事件太多了。同時警戒要嚴密，無關人員不得進入現場，一定要把緊這一關。」

這天晚間，華國鋒、李先念、吳德、陳錫聯在國務院小禮堂看完電影又繼續開會。華國鋒通報解決「四人幫」問題採取隔離審查的方式和10月6日動手的時機，並講了主要部署，與會者表示一致贊成。隨後，他們又研究了解決「四人幫」在北京兩個親信即遲群、謝靜宜問題的具體措施。

當時特彆強調保密，還有一個上海方面的問題。「四人幫」並非只是一夥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他們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還掌握著部分武力，在北京也有少數追隨者，如果措施不周便會造成流血戰鬥。當然，以人民解放軍的強大力量，粉碎他們還是有把握的，不過若出現國內戰鬥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政治上也會有很不好的影響，因此還要爭取以不流血、不開槍的方式解決這一反革命集團。

為此，需要經過精心準備，以突然行動的方式將「四人幫」一網打盡。

這次行動，已經超出了黨內鬥爭的範疇，因為江青一伙人登上高位本身就是違反黨的組織程序的反常結果，自然也無法用正常的黨的組織手續來解決他們。何況這夥人在上海還掌握「第二武裝」，並緊張地準備暴力奪權。當時唯一的辦法，就是抓捕「四人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