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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大抓「五一六」分子:他們要毒害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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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大抓「五一六」分子:他們要毒害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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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大抓「五一六」分子:他們要毒害主席

2021年09月28日 18:18 最後更新:11:21

王震與許世友

1969年初,中央專門開會解決浙江問題。

1月8日,毛澤東召集有關方面領導談話,確定了會議的指導方針:「各自多作自我批評,不要批評對方。」毛澤東指出,「地方的問題在軍隊,軍隊的問題在於做工作。」為了減少矛盾,甚至考慮將駐浙某軍和空軍某軍調離浙江。會議期間,黃永勝和吳法憲三次找南萍、陳勵耘、熊應堂密談,說「我們是支持你們的」,「在會上不好講,我們的插話是有意義的」。他們尤其害怕許世友做南萍等人的工作,特別囑咐道:「你們要團結,不要被他們各個擊破。」「你們代司令員、代政委的大權不能旁落。」會議的結果可想而知。支持許世友的陳德先等人被留在北京參加學習班挨斗、作檢討,南萍和熊應堂由代司令員、代政委變成兼司令員、兼政委。浙江省軍區領導班子由此徹底改組。許世友氣得直喘粗氣,一言不發。

南巡談話中,毛澤東問許世友:「怎麼又談到‘五一六’啦?」

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南巡到南昌時談的許多話,顯然是有針對性的。因為在座的幾位司令員當時都掌握著軍隊,並且有的是四方面軍的人。全黨要團結,不要搞分裂。毛澤東是希望、並且提醒他們注意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時許世友轉換了話題。他對毛澤東說:「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麼辦呀?」

毛澤東一愣,不很高興地說:「怎麼又談到‘五一六’啦?」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許世友在江蘇大抓「五一六」分子,還是重重地傷害了一大批人。許多人對許看法的逆轉皆出於此。

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原指北京一個的人數很少的極左小團體。他們打著貫徹中央1967年5月16日《通知》的旗號,建立秘密組織,進行秘密活動,散發並張貼反動傳單和標語,惡毒攻擊周恩來總理。北京廣大群眾對他們的惡行極為憤慨,紛紛自發予以反擊,要求嚴懲這批「歹徒」。沒用多久,這個反動組織就被清查出來,為首分子被公安機關逮捕,問題基本上解決。中共中央1971年2月做出決定,統一部署清查所謂「五一六」問題,把清查活動推向了全國。經毛澤東批准,中央成立了「聯合專案組」,用以統籌全國清查「五一六」的步伐。許世友聞風而動,抓得很緊,抓得很兇。

大抓「五一六」分子,果然抓了一大批所謂的「反軍派」頭頭。人們同時發現,所謂的「擁軍派」頭頭,也抓進去不少。還有穿軍裝的。軍區司、政、後機關抓了,所屬的一些部隊也抓了。「大抓」之後,來了個「深挖」。從上到下,層層清查,一直搞到基層單位。關押、毆打、逼供……有整殘的,有整死的。「五一六」分子一時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詞。

在這次清查中,江蘇省和南京軍區到底錯整了多少人,這可以從許世友1971年給毛澤東的彙報信中得知一二,他在信中寫道:「在‘一打三反’中,發現我們這裏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僅地方有,軍隊也有。據不完全統計,本人已交代參加‘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有1190多人,嫌疑對象2000多人。」在「批林批孔」中,省革委會常務副主任吳大勝作檢查時講道:「前後隔離審查了一萬多人。」還有文章寫道:「據最保守的估計,總數有二三萬人之多。」「僅南京軍區軍職以上的領導幹部,先後就有一百人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或者與‘五一六’有牽連的嫌疑分子。」

毛澤東對許世友抓了這樣多「五一六」分子是不滿意的。

但許世友堅持說:「‘五一六’在南京相當厲害。文鳳來是‘五一六’分子,這個人到上海,要毒害主席。」

毛澤東問許世友:「毒害我的事,你們查清楚了沒有呀?」許世友回答不出來。毛澤東說:「這件事,你們要查清楚,不忙作結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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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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