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34年前的今天，1978年農曆十月十五(11月15日)，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歷史開始了新的走向。處在大變革的前夜，人們既對未來充滿企盼，也對過去進行反思。在這新舊碰撞和衝突的過程中，歷史的發展是波瀾起伏的。「四人幫」被粉碎後，在廣大群眾看來，1976年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的四五運動，完全是革命行動，為它平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可是，這種合乎情理的願望和要求並沒有很快變為現實，待到北京市委經中共中央批准，宣佈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時間已經到了1978年11月。這一重大事件的平反過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歷史的複雜性……
1976年清明節的英雄紀念碑前堆滿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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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在天安門前集會，擁護中共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本文選自《百年潮》
沉重而敏感的話題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四人幫」採取斷然措施，實行隔離審查。隨後，中共中央制定“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的方針，統一部署聲勢浩大的揭批「四人幫」罪行的群眾運動，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整頓全國各級領導班子。隨著揭批運動的深人開展，廣大群眾強烈要求平反歷史上的冤假錯案、恢復老幹部的工作。這些要求又突出地表現在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上。而事實上，這兩個問題又是緊密關聯的。
1976年3月底，首都群眾來到天安門廣場，掀起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活動。這個群眾運動在4月4日達到高潮。4月5日，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採取抗議行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把這次抗議行動錯誤地判定為“反革命事件”。4月7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該文說，一小撮階級敵人“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大方向，進行反革命活動”。處於與外界隔離狀態的鄧小平被「四人幫」誣為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
「四人幫」被粉碎後，轟轟烈烈的揭批運動址然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但在指導思想上，這場運動被限制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框架內。
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強調「要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要徹底揭露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滔天罪行，深人批判他們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肅清其流毒。」“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在這種基調下，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的工作自然不可能順利解決。
10月26日，中央宣傳口成立。華國鋒在對其負責人的談話中指出:應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幫」，「四人幫」本質極右;批判中要注意，主席點過頭的不要去批，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的;當前要批「四人幫」可以附帶批鄧，批鄧要按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為準，以四號文件為準(四號文件即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學習的通知》—作者注)。1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規定: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已拘捕的應予釋放;已立案的應予銷案;正在審查的解除審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釋放;給予黨、團籍處分的應予撤銷。但同時又規定:凡不是純屬反對「四人幫」而有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決不允許翻案。被定性為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黨中央，妄圖扭轉“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方向的天安門事件，自然屬於“決不允許翻案”之列。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全國各地都展開了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而一個月後，即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公開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嚴重阻礙了全黨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糾正和撥亂反正的進行。1977年1月，北京市的李冬民等十餘名青年在長安街刷大標語，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根據「兩個凡是」的精神，李冬民等人以“反革命罪”被捕，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個錯案才得以平反。按照「兩個凡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不能改，天安門事件和許許多多的冤假錯案不能翻，這完全違背了廣大人民的意願。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分析、總結粉碎「四人幫」5個月來的工作和政治形勢，並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務。在這次會議上，陳雲、王震等提出要鄧小平出來工作，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3月14日，華國鋒在會上講話說:要高舉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中央對於解決鄧小平的問題和平反天安門事件問題，是堅決地站在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上的，如果不這樣做‘就會發生有損於我們旗幟的問題。他說，在「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壓制群眾進行悼念活動的情況下，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這時候，確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製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但是，應當肯定，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於1976年12月5日發出通知:“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已拘捕的，應予釋放;已立案的，應予銷案;正在審查的，解除審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釋放;給予黨籍團籍處分的，應予撤銷。”應該說，這方面的實際問題已經解決了。
在講話中，華國鋒把天安門廣場事件和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區分開來。前者的性質是反革命事件，因其矛頭是指向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後者的行動是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應予平反。這兩種性質的區分，表明中央對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有了一定程度的鬆動。華國鋒在講話中還表示，鄧小平可以在適當時候出來工作。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5月24日，鄧小平同王震、鄧力群談話，在談到「兩個凡是」時，鄧小平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的決議。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但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卻遲遲得不到解決。
鄧小平寫給中共中央的信(部分手跡)
一封「揭蓋子」的讀者來信
粉碎「四人幫」後，北京市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開展了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但由於受「兩個凡是」的影響，北京市在一段時間內揭批運動沒有能夠深人下去，在組織上也沒有進行調整，許多問題役有揭批，沒有處理。如對北大、清華兩校的清查問題、《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事件(即黃帥事件)、第三次理論討論會等影響全國的問題，沒有及時、徹底地解決。群眾不滿意，心情不舒暢，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決定對北京市委領導班子進行調整。1978年5月，賈庭三從貴州調回北京，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三書記。他到任後當月，成立了落實政策領導小組，開始抓緊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
據那時剛剛調回北京市委辦公廳工作的許孔讓同志回憶:在1978年5月底到6月初，北京市委召開全市落實幹部政策工作會議，在會議開始的工作報告中對七十年代中期以來，以及粉碎「四人幫」後到1978年5月的一年多時間裡北京市落實幹鄭政策的情況做了估計，並佈置下一步的工作。到會的很多同志對報告中關於前一段落實政策所做的不切實際的過高的估計提出不同意見，認為絕大部分幹部落實政策的問題並未真正得到解決。雖然有了落實政策的決定，但對很多人的結論留有尾巴，很不徹底，因此要求會議重新估計形勢。
針對大家的意見，賈庭三同志在做結論的時候，講了一段話。他說:我有一個看法，毛主席當年講:「幹部的大多數是好的」，這一條適用於北京。我想這一條要明確。賈庭三同志的這個說法看起來是一句老話，但是非常重要。對這一條，與會同志都非常擁護。因為在此之前認識是很不一致的，粉碎「四人幫」快兩年了，還是不肯明確說北京市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對許多給予落實政策的人，不說你受了冤屈，還說你有錯誤，甚至還說有嚴重的錯誤。這樣，落實政策的結論留下了很多尾巴。
賈庭三同志接著說:許多同志不同意會議原來報告的估計，大家認為政策落實問題絕大部分沒有完成，我看我們現在不討論這個比例。我們要按照現在的標準，實事求是地重新把落實幹部政策、為受迫害的幹部平反這件工作做起來。賈庭三同志講話前一天晚上，要我找市經委副主任張彭、邢軍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斟酌後才將講話稿定下來。他的話不長，可受到了與會者的擁護。會後，北京市委開始抓緊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2001年5月22日採訪許孔讓)
落實幹部政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糾正冤案、假案、錯案。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在首都體育館召開為原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務集團」冤案平反大會。在「文化大革命」期問被誣陷為“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的原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馮基平，北京市委常委、公安局黨組書記、局長邢相生，兒位副局長等23名局處級幹部得以平反昭魷;在這起冤案中受株連、打擊和迫害的幹警和群眾也獲得了公開和徹底的平反。在北京市委抓大力度落實幾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過程中，人民群眾對揭批運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報》第幾版發表了署名楊西岩的人民來信《捂蓋子的是誰》，不點名地批評在揭批運動中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捂蓋子」的問題。
據楊西岩回憶:當時我是北京市西城區委黨校的教學負責人。「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受到衝擊，下放到農村勞動。林彪事件後，回到北京，被分配到西城區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後改為西城區委黨校)。那時的黨校並不重視學習，主要搞所謂的大批判，從“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對這一套做法，我心裏很反感。
「四人幫」被粉碎後，按理說應該徹底清除「四人幫」的流毒。可是，一段時間內，還在繼續批鄧，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兩個凡是」更是嚴重阻礙了揭批運動的開展〕1978年5月2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揭穿一個政治騙局—
話，問怎麼辦，希望談一下。華國鋒回答說，你們提出的問題是個重要問題，中央常委討論一下，研究個意見再答覆。4日，經政治局討論，一致決定《北京日報》不轉載《人民日報》刊登的楊西岩來信。中央的考慮是，《人民日報》發表這封人民來信，沒有向中央請示，也沒有向中央常委請示報告。《人民日報》有權發表人民來信，但發表這樣的人民來信，牽涉到政治局委員、市委第一書記，實際上是點了吳德同志的名，不請示報告中央是不慎重、不妥當的。因為《人民日報》是黨中央的機關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轉載了，香港《大公報》也轉載了，外國記者紛紛猜測。如果《北京日報》再轉載，市委再檢討，那就證明是政治局、中央同意的。所以，中央決定《北京日報》不轉載。
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消息中可以看出一二。
這則消息在談到中央對北京市的指示時稱:「中央領導同志對北京市的指示是非常符合實際、切中要害的，對於改變北京市目前的落後、被動局面，搞好各項工作，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到會同志發揚整風精神，對北京市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進行了回顧和總結，認真地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一致認為，在華主席、黨中央抓綱治國戰略決策的指引下，經過各級黨組織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北京市的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形勢是好的。但是，與先進兄弟省、市相比，差距很大，距離華主席、黨中央對首都的期望很遠。最大的差距是揭批查沒有搞好。兩年來，廣大幹部和群眾積極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單位的運動搞得是好的。但是，市委對運動的領導只是停留在一般號召上，沒有放手發動群眾，聯繫北京市的實際深人揭批林彪、‘四人幫’，對一些全市性的重大問題沒有很好清查和處理。廣大幹部和群眾心情不舒暢，積極性受到壓抑，影響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幹快上。華主席、黨中央對北京市的重要指示，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的幹部和群眾，決心奮起直追，迎頭趕上全國前進的步伐，使全市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有一個大的發展，以實現華主席、黨中央的殷切希望。」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粉碎「四人幫」近兩年來北京市揭批查運動的情況。正因此，中央要求北京市委進一步深人開展揭批查運動，並決定對市委班子再次進行調整。
北京市工交系統的舉措
在平反冤假錯案的過程中，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和爾後的「四人幫」在北京市公安局幹將的「雙追」(即追查天安門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謠言、詩詞、傳單的製造者)中，共搜集了詩詞、悼文原件583件;強迫群眾交出詩詞、悼文照片和現場照片108加0多件;從中選出重點600餘件編成《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罪證集》，加上其他“重點線索”，總計立案追查1984件。北京市群眾被拘捕388人，至於以隔離、辦班、談話等方式審查的數量更大，全市被觸及的群眾數以萬計。
粉碎「四人幫」後，廣大群眾迫切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可是，華國鋒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仍認為天安門廣場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只是不再把悼念周總理、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按照這個口徑，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期間因悼念周總理而遭迫害的同志進行平反。如1978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為因悼念周總理、純屬反對「四人幫」而受迫害的中國民航總局報務員付酒嚴平反。8月4日，市公安局、崇文區革命委員會聯合舉行大會，為賀延光等人徹底平反(((北京日報》1975年s月14日)。9月19日，朝陽區委召開大會，為周忠銥、劉建英等22人平反(《北京日報》1975年10月7日)。9月20日，市一輕局黨委召開大會，為市自行車一廠的青年工人魏海濤平反(《北京日報》1978年10月9日)。但是，天安門事件是上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群眾性運動，涉及面很廣，只對某些個人進行平反，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群眾很不滿意。
在平反過程中，北京市工業交通系統首先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1978年8月下旬，北京市委在整個工交系統為在天安門事件中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迫害的職工平反，其中以儀錶局、機械局的規模較大。當時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兼市經委主任葉林在市委常委會上提出過工交系統的平反問題，並獲得了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同意。為了解這個情況，筆者致信葉林，請他談談他所了解的北京市委與天安門事件的平反過程，並附上了採訪提綱。收到信後，年近九旬的葉林做了認真的準備，同時還找了當年同他一起處理這件事的北京市經委副主任張彭，就筆者所提的問題進行核實。2001年3月9日上午，筆者專程到北京市委大樓採訪了他們。
葉林對筆者說:我和張彭同志仔細看了你的來信。你給我們出了一個很大的題目。為什麼說是大題目呢?因為我們經辦的只是其中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和張彭同志是老同事、老搭檔了。處理這件事的時候，我是北京市經委主任，張彭同志是副主任。我們在1977年8月下旬恢復工作。在工作期間，我們首先碰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工交戰線和國防工業口的廣大職工，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受到迫害，他們強烈要求平反。我和張彭同志商議，怎麼樣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是影響廣大職工政治生命和工作積極性的一個大問題，必須儘快解決。我們的意見要在工交口進行平反工作。但是，那時我們作不了這個主，所以我就向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同志作了報告，說明廣大職工有這個迫切的要求，希望為在天安門事件中他們受到的迫害進行平反。
吳德同志口頭上說:可以啊，你們可以這麼辦。
後來我和張彭同志又商議:口說無憑，應該寫幾句話，有一個書面東西，最好能在吳德同志主持的市委常委會上獲得通過。我們商議後就由張彭同志執筆，寫了一個東西。我記得那是個晚上，我們倆商議後很快寫成了。內容大致是:「1976年春天，廣大職工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活動，被‘四人幫’誣衊為反革命行動，並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市委認為，廣大職工悼念周總理、反時‘四人幫’的行動是革命行動，決定為廣大職工在政治上進行平反。」
我記得當時我們寫了這麼張很短的紙條。當天晚上開常委會，我就拿著紙條到常委會上和吳德同志說:你同意了，我們寫了一個書面的意見，我是不是念一下?
吳德說:好，常委都在這兒，你念一下。
這樣我把我們起草的這個東西念了一遍。吳德同志當時表示:可以吧。當時市委常委還有些同志講:可以。我記不清楚是誰了‘。其中有一個大概是李立功同志，因為他坐得離我比較近，其他人我就記不得了。我來北京工作的時間比較晚，常委的有些同志我還不認識。
張彭在一旁補充道:我是在1977年8月前後調回北京市機關，解放後十七年長期在原北京市委工作的。葉林同志過去在國家經委工作，也在那時調到北京工作，主管經委、國防工辦、全市工業系統的工作。當時許多職工對天安門事件的定性意見很大，有些同志還因此受到迫害，始終未得解脫，要求時這個問題有個說法。後來，葉林同志提出，這個問題是不是給大家有個說法。我們商量應該對在天安門事件中受到迫害的職工予以平反。
有天晚上，市委召開常委會，葉林同志去參加了。那天晚上我沒走，就是想聽聽常委會對這個問題到底有個什麼說法。在開會途中，葉林同志出來了，對我說:口說無憑，咱們是不是擬幾句話，在市委常委會上講一下。他們認可了，咱們好辦事，有個憑證。我們商量後由我執筆寫了幾句話，那幾句話的內容就如葉林同志所說。
據葉林、張彭回憶，這次市委常委會召開的時間約為1977年冬或1978年春。在葉林的提議獲得市委同意後不久，葉林受市委委託，召開了一個有各工業局參加的大會，宣佈了市委的決定。據葉林回憶:大會在首都體育館召開，國防工辦、工交口的同志都參加了，約一萬多人。會前按那時開大會通常的做法，我們以工業局為單位，根據體育館的方位，事先在草圖上劃定各個局的位里。會上，我宣佈了市委的決定，為天安門事件中受迫害的人平反，大家反應非常熱烈。
張彭說:當時的這些事情，還不能說是市委為整個天安門事件平反，而只是給工交口在四五運動中受到迫害的職工平反。
葉林對筆者說:當時我們經手的就是這麼些事情。解決這些問題，主要是根據廣大職工的要求。主要是政治上平反，生活上也沒有提解決什麼待遇問題。至於你提到的北京市委與天安門事件的平反這個大問題，我想許孔讓同志會T解其中的情況，他當時在市委辦公廳工作。1978年5月賈庭三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三書記，對天安門事件的平反過程，參與甚多，可惜他去世了。你可以再找一下許孔讓同志。
根據葉林、張彭提供的線索，筆者仔細查閱了1977年至1978年的《北京日報》。1978年s月31日《北京日報》載:8月23日，市儀錶局黨委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鄭重地為因悼念敬愛的周總理遭受「四人幫」迫害的魏傳軍、呂德俊等10多名同志平反，恢複名譽。“大會最後，市委負責同志講了話。他受市委、市革命委員會委託，在大會上正式宣佈，為在1976年中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受迫害的魏傳軍、呂德俊等ro名同志平反，恢複名譽，並對他們及其家屬表示親切的慰問。他說，對這些同志問題的處理，市委是有錯誤的，這個責任主要由市委承擔。他指出，廣大群眾對‘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感到無比義忿，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他們深切悼念周總理，忿怒聲討‘四人幫’，這完全是一種革命行動。這充分反映了首都廣大革命群眾是有高度的政治覺悟的。”
與葉林、張彭的回憶大致相同，但時間、地點有出人。經多方查證，葉林是1978年5月擔任市委常委和書記處書記的，他參加的這次市委常委會議的準確時間是1978年8月22日晚。出席者為吳德、賈庭三、葉林、毛聯汪、李立功、王笑一、劉堅夫、白介夫等市委主要負責人。關於葉林的提議，當時的會議記錄很簡單。葉林在發言中說:儀錶局明天要開個大會，對天安門(事件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一是講承認是革命行動，悼念總理受迫害，代表市委(市)革委(宣佈)，市委是有責任的，機械局後天開會。吳德說:可以吧?
此外，儀錶局8月23日召開平反大會的地點在工人體育館，而不是首都體育館。8月31日，《北京日報》登載了儀錶局召開平反大會的消息。
與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華國鋒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講話比較起來，1978年8月31日《北京日報》的這段話有三點突破。第一，不再提及「確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製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第二，高度評價了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的活動。華國鋒的講話說:“應當肯定，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北京日報》則認為“這完全是一種革命行動。這充分反映了首都群眾是有高度的政治覺悟”。第三，對過去受迫害同志的錯誤處理，市委主動承擔了責任。
話，說明了要採訪他的意思。許孔讓同志對這段工作情況有較清楚的記憶，當即在電話里與筆者談了有關情況。提及葉林、張彭請示吳德，要求給工交口職工平反的事情，許孔讓回憶說:那時候，工業系統幾位主要負責同志葉林、陸禹(國防工業辦公室負責同志)、張彭、邢軍的態度都是比較明朗的，都積極推動解決這個問題。
那時，我從基層調回機關工作不久，我所在單位也存在著因類似情況迫切希望徹底得到平反的問題。葉林、張彭同志把這個問題正式提到市委常委會上，吳德同志主持的市委，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主動做這件事。葉林、張彭同志提出了明確的解決辦法，他當即同意了。葉林在會上簡要講了一下，吳德說:可以吧。會上沒有不同意見。這個過程看似簡單，可解決了一個重大問題。工交口、國防工業口解決為天安門事件受迫害群眾平反的問題走在了前面。機關里關注這個問題的少數同志逐漸了解了解決問題的經過。
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
在1978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見北京市委常委並作出指示後，北京市委決定召開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並獲得中央的批准。經過了必要的準備，直到9月22日才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市委委員和市委各部、委、辦，各區、縣、局和直屬大廠、高校的主要負責人，共300多人。
會議又分兩段進行。第一階段的會議從9月22日至9月27日，主要學習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5日接見市委常委時所作的指示，吳德作初步檢查。9月27日休會。休會期間，與會代表主要討論、學習華國鋒在1978年國慶招待會上的祝酒辭，以及《人民日報》國慶社論《萬水千山只等閑》。
話，讓我馬上到北京去。我說:我正在開會，開完會再去吧。可是，不行，要我馬上到北京來。(作者注:經查，此事發生的時間應在1978年9月，最晚不超過9月中旬)
到了北京，華國鋒同志找我談話。大概在玉泉山。他對我講:剛剛到天津，現在又調你到北京。我說，屁股還沒坐穩呢。他說:北京市正在開三級幹部會議，有的幹部時吳德同志有意見，有些問題要讓他講清楚。吳德同志又講不清楚。他怎麼能講得清楚呢?那個時候是上面命令的，他是奉命執行。吳德同志覺得自己沒有辦法主持工作。
華國鋒同志還說，你過去在上海，現在在天津工作。粉碎「四人幫」後，恢復城市各方面的工作是當務之急。中央研究的意見，認為你到北京工作比較合適。
我說，天津的工作到現在還焦頭爛額，沒什麼頭緒。北京的情況我接觸很少，我原來在計委工作過幾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在浙江被關了5年，很多情況不了解。地方部門現在都是初步地應付局面，還不能說已經走上軌道。華國鋒同志說:不但城市，全國也都是這樣。中央考慮過了，已經決定了，你不要再提了、去天津的那些話，大家都講過多次了。他還說，你有什麼事情打電話找我。我的意見是，明天找中央幾個同志一起，你把困難擺一擺，大家聽一聽〕
第二天，在人民大會堂，我把華國鋒同志找我談話的情況以及面臨的困難跟小平同志、葉帥、先念等同志說了。
先念同志講:哎呀，這些事情我天天都能碰到。你解決不了，你找我，我給你想辦法解決你過去在計委工作過，有什麼問題你自己去和計委打交道，大事你找國鋒同志、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講:大家都熟悉了，都知道了，有事商量就是了。
在我沒到北京以前，中央已經調了賈庭三同志從貴州到北京當第三書記，實際上是，他主持工作。他也是個老北京了，以前也跟我一起在「小計委」工作過兩年。我想有事的話，我和賈庭三等同志商量解決吧。(2001年2月21日採訪林乎加)林乎加到職後，主持聽取了各方面的工作彙報，了解情況，研究問題，為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復會做了準備。11月2日至11月11日，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會議主要討論和部署揭批查運動、進行大搞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動員以及對當前工作的安排。吳德到會作一補充檢討。
11月3日，賈庭三代表北京市委做了《分類指導，加快步伐，搞好揭批查運動》的報告。賈庭三說，兩年來，北京市揭批查「四人幫」的鬥爭是有成績的，但總的說來，是落後一r。長期以來，對運動的領導只停留在一般口號上，沒有放手發動群眾，聯繫北京市的實際揭批「四人幫」，特別是一些對全市以至全國有影響的重大問題遲遲沒有清查，甚至採取了定調子、劃框框、設“禁區”的錯誤做法，束縛了群眾的手腳，壓制了群眾的積極性，致使北京市的運動冷冷清清，揭批查運動沒有很好開展起來。針對這種現狀，賈庭三講了今後的部署:第一，為了加快首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前仍然要緊緊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幫」這個綱。第二，要抓緊把清查工作搞好，搞到底。第三，結合揭批查的鬥爭，調整好各級領導班子。第四，要認真抓緊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參見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報》)
會議各組討論賈庭三的報告時，代表們反應熱烈。建委口的同志建議，在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結束後，由市委直接為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財貿口的同志說，加快揭批查運動，當前需要抓的幾件大事，其中之一是為在天安門事件中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恢複名譽。有的代表說，賈庭三同志在插話中講了這個問題，希望在文件中明確寫上，不然我們回去講多講少，不好掌握。廣大群眾很關心這件事，這個問題早講比晚講好，早講早得人心。這次會議最好能把市委的態度傳達下去。其他各組的同志也表示了類似的意見。
11月11日，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閉幕。此後，北京市委將常委擴大會議情況上報中央。北京市委認為，這次會議著重討論和明確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要加快首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前最迫切、最關鍵的問題仍然是緊緊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幫」這個綱。為此，要切實加強黨的領導，放手發動群眾，對各單位的運動，區別情況，分類指導，加快步伐，爭取在今年年底，多數單位揭發、清查的群眾運動基本上告一段落，以便為明年大幹快上做好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市委並決定今年內要開幾次全市性的批判大會，批判梁效和洪廣思、第三次理論討論會、反“右傾回潮”、黃帥事件等問題，以及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等所謂“五大領袖”和嚴重打砸搶事件的首惡分子。第二，要加快首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抓緊解決一批群眾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按照中央領導同志指示，堅決落實作為向建國三十周年獻禮的搞好治安、交通和市容衛生這三項綜合指標。第三，要加快首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開展一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思想大發動，並立即著手制定規劃，培養人才。第四，要加快首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轉變領導作風，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就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閉幕前一天，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林乎加、賈庭三、王磊(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參加了這次會議。
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雖然閉幕了，但由於與會代表對天安門事件問題的反應強烈，會議的報幾經修改，仍未敲定。11月13日，市委進行會議總結。晚上，最後擬定會議公報，並在公報中添加上了後來眾所周知的實際上是宣佈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一段文字。當時在京西賓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林乎加、賈庭三、王磊回市委，參加討。11月14日上午，林乎加、賈庭三又將事情原委以特急件方式上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獲得同意。11月巧日，《北京日報》刊出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消息。
據許孔讓回憶:我是作為工作人員市委負責同志到中央工作會議工作的。林乎加同志是會議華北組第一位召人，我是華北組聯絡員二北京市委常擴大會議基本結束了，但會議還沒有總結。11月13日，也就是林乎加、賈三、王磊同志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兩天又回市委一次，進行會議總結。我記那天晚上還開會討論了公報稿，後來表在11月15日的《北京日報》上。關於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已經搞過好幾次。工業系統的如葉林、張彭等同志，高校系統的如劉達同志都很著急。林乎加同志到任後聽取意見時，其中就包括幾個大學的彙報。在我的印象中，劉達同志講的最鮮明。他說清華大學這樣一個重災區，十年中這麼多人受迫害，應該儘早徹底解決遺留問題。所以，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整個過程，是水到渠成，並不是到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時才研究這個問題。工業系統和若干大學早就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市級機關在四五運動中被定成反革命的並不多)。(2002年2月19日採訪許孔讓)
據林乎加回憶:關於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事情，這已經不是新題目，而是個老題目了。兩年了嘛。北京市委在吳德主持工作時，已經討論過為工業系統平反的問題，還寫成了文字。我在市委常委擴大會上看過這個東西，認為可以，這就是後來公佈在《北京日報》(1978年11月15日)的那個稿子，基本上是原來市委討論的意見。我問過毛聯狂，他都一五一十跟我講了。他說，當時工廠里鬧起來了，反映到市委來，都去找市委管工業的葉林同志，葉林主張支持群眾的意見。後來葉林代表市委宣佈為工業系統的同志平反至於吳德同志是否向中央報告過，我不知道〕我估計這麼大的事情，吳德同志不會不向中央反映的。(2001年2月21日採訪林乎加)
林乎加的這段話，正好和前文葉林、張彭的回憶相吻合。林乎加所說的「葉林代表市委宣佈為工業系統的同志平反」，即是上文提到的1978年8月31日《北京日報》所刊載的那一段內容。毛聯壓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文教工作。林乎加還說: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結束時(11日)，會議的公報已經改了四五遍。會議結束前一天，中央召開工作會議(10日)，我和賈庭三同志都參加。拿到公報最後修定稿後，我和賈庭三同志商量，覺得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個問題需要向中央報告。
稿。由於到會同志強烈反應，要求在報道中加上一段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話。這段話的大意是:「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於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心愿。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相比、又有所不同。後者提及四五運動時，說這是「廣大群眾對‘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感到無比義憤，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他們深切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這完全是一種革命行動。」林乎加、賈庭三向中央請示的報告中，又加了兩句重要的話。一句是“它反映了全囚億萬人民的心愿”，另一句是“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複名譽”。這表明北京市委對天安門事件認識的進一步提高，以及為其平反的力度和決心。
北京市委14日的請示很快獲得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准，並於巧日見報。11月25日下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講到「天安門事件」問題時說：粉碎「四人幫」以後不久，中央就著手解決在天安門事件和這一類事件中革命群眾被迫害的問題。隨著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深人，這方面的問題大都陸續得到解決。但是，問題解決得還不徹底，還沒有為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平反。中央認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佈: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複名譽。江蘇、浙江、河南等省的省委，對同類事件，也作了類似的處理。
寫到這裏，筆者想再附加一筆。對「北京市委與天安門事件的平反」這一問題，年事已高的林乎加同志在兩年前就接受了筆者的採訪，審閱核實了採訪記錄，並說沒有意見。根據林老提供的線索，筆者又採訪了葉林、張彭同志。他們看過採訪語錄後表示，可以發表。但由於某些史實，特別是葉老參加吳德主持的市委常委會議的時間需進一步考證，文章遲遲沒有面世。直到本文發稿前夕(2003年8月)，林老這一時間(1978年8月22日)最後查明。當把此事告知葉老、張老時，他們非常高興，並說對他們的採訪記錄，在使用時就以本文為準。
新華社電訊稿的發止
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消息。在這篇近7000字的報道稿中，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一段文字很快引起了新聞界的注意。據林乎加回憶:我們這個稿子在《北京日報》刊登後，曾濤、胡績偉同志找過我。他們也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但我跟他們不熟。他們問:你們這個稿子是不是中央批准的?我把經過跟他們講了，並說在《北京日報》公佈前，我們已經請示了中央。他們說:是不是讓我們在全國發?我說:那是你們的事情了。他們研究後認為可以發向全國。據參加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周鴻書回憶: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吸收了很多部門負責人參加。我也參加了。當時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空缺，我是副社長。本來社長由李普同志兼任，當我調任北京分社任副社長時，中央組織部已任命李普為新華總社副社長，因此，分社的工作由我主持，並參加市委的常委擴大會議。這個會議從1978年11月初開始，14號結束，開了一個多星期。當時議論最尖銳的一件事是天安門事件的問題。在清查工作中，各單位都會遇到天安門事件問題。當時聽說工業系統如機械局、儀錶局內部有個傳達。大家說，天安門事件應該有個新說法。當時誰也沒有說「平反」兩個字，這兩個字太敏感了。乾脆用“新說法”。對這個問題，在會上反應很強烈。我記得開會的頭一天，大家誰也沒有回家，關起門來議論紛紛，誰也不睡覺。在會議期間，我還將與會代表對天安門事件的強烈看法發了個內參。
這次會議還有一個背景。北京市原由吳德同志主持工作，後來由林乎加同志主持。大家對林乎加同志寄予厚望，希望市委能對天安門事件有個新說法。會議期間，市委沒有表態，很慎重。會議結束前，市委才定了調子。
11月14日下午，開總結會。每個正式代表發了一份報告。第三書記賈庭三同志講話。講到後邊，他離開了講稿，從桌邊拿起一張紙，念了一段話，大意是說: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於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心愿。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複名譽。我聽後非常激動，心想，這段話實際上是為天安門事件平了反。(2000年2月20日採訪周鴻書)
從周鴻書的回憶可以看出，他參加了第二階段的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始於11月2日)，所以，他說「會議從11月初開始」。常委擴大會議在11月11日結束。根據林乎加、許孔讓的回憶，市委在11月13日晚進行會議總結並確定公報稿;14日上午，林乎加、賈庭三就公報稿中關於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那一段內容緊急上報中央並獲批准在此之後，周鴻書的回憶又提供了一個細節，那就是市委在11月14日下午召開了有全體代表參加的總結會。
周鴻書還說:一散會，我坐車趕到了總社。本來想找國內部副主任馮健，他不在，於是我找到國內部主任杜導正。這時已經是14日的傍晚了。我跟杜導正談了會議的情況。我問他，能不能將這一段內容單發。他說:定要爭取。我說:爭取吧。我回到沈京分社，心裏老在琢磨這件事。如果爭取不成，單發給否了，就沒有希望了。如果放在大稿子裏，還有這份材料。14日晚，我們決定先寫成一個2000多字的長稿子，把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那部分內容放在稿子裏;同時盡量爭取單發。
由於當時市委第一、二、三書記都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所以我在送審稿上還給毛聯狂同志寫了一段話:聯妞同志:此稿(指長稿子)總社有關領導看過，關於天安門事件那一段，建議拿出來單發。妥否，請你審定。
話。他說:老周，你送的會議消息我看過了。如果就照這樣來發，我這裏通過了。關於天安門事件那一段拿出來單發，我定不了。這得諸示乎加同志。他又說:恐怕他也定不了。
接著我給杜導正打電話，告訴他大稿子的方案已經定了，並把前後過程跟他講了一遙
杜導正沉吟一下說:那就算了吧。
這天晚上10點以後，我給國內部政治組打電話，對他們說長稿子已經通過，你們處理吧。對方說:好吧。
第二天(15日)早上，我聽廣播，沒有聽到有關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消息。我覺得很奇怪。這麼重要的一個消息，新華總社卻沒有採用。然後我到分社上班。走到大門口，傳達室遞給我兩份報紙，是當天的《北京日報》。我掃了一眼，看到上面登載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閉幕的消息，並從一版轉登到了第二版。
早8時許，總社國內部的莊重同志來電話說:請你馬上到總社來，研究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消息問題。昨天夜裏曾濤從京西賓館打來電話，他說，要告訴北京分社，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消息要突出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那一段內容。於是，我坐車趕到總社國內部，先到杜導正的辦公室。老杜和國內部值班室的舒人、莊重等同志在崖子裏坐著等我。
中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內容抽出來單發，又可不送審，因為這是市委同意的稿子。大家說:是個好主意。
最後老杜拍板:咱們做兩個方案，一個是放在導語裏，把稿子整個調整一下。第二個方案是拿出單發。最後由穆青來定。
開完會，我們從六樓往五樓走的時候，莊重時說:老周，你比較熟悉情況，你寫個單發稿吧。我原稿上調整。
到樓下，他給我找了一張桌子，我動手寫單發稿，最重要的是把導語擬好。寫完後，我交給莊重。他看後說:可以了。走，咱們找舒人去。他放下還沒有弄完的稿子，和我一起去找舒人。舒人看完稿子後，把導語改了一下，加了個標題:中共北京市委宣佈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標題寫好後，我重抄了一遍。我和莊重送到穆青處。穆青在導語部分又做了幾處改動。
幾經折騰，穆青頓了一會兒，說:就這樣發吧。
當時我很奇怪，這兩個方案，我們爭來爭去，就這麼簡單決定了?就不必討論了?我問穆青:這稿子還要送審嗎?
穆青說:不用了。曾濤昨晚來電話了，我們商量過了。
我回到北京分社，把事情經過跟分社的兩個記者說了。他們說:「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在語法上是不是有點不通?事件是行動，能不能簡單化一下?
於是我又打電話給穆青。他說:「天安門事件」得上導語，“革命行動”也得上導語，就這麼定了吧。11月16日，各報都廣泛採用了新華社的這則電訊稿，就連《北京日報》也在一版採用這條新聞。這條轟動中外的重大新聞，為平反冤假錯案起了推動作用。(2000年2月20日採訪周鴻書)
訊。電訊的內容沒有變，但標題做了改動，比原來的更鮮明了。(2000年12月18日上午採訪杜導正)
據原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回憶:當時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周鴻書參加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11月14日晚上他拿來一個稿子，裏面提到了天安門事件的問題。國內部的同志覺得應該突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搞成一個短新聞。當年我是副社長兼總編輯，主管國內部。他們向我請示。我把這東西看了以後，很贊成他們的想法。我說，你們摘，現在就摘出個兩三百字的短新聞，其餘的通通不要。我當時想，這是個大事，這樣做有.點風險。但是，這是全國人民都非常關心的事情，我們從政治上來考慮應該這麼做。方案就這麼定下來了。
本來，我是主持工作的，稿子我定了也就可以發了。但是，涉及到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麼件大事，為慎重起見，我必須與曾濤同志商童，他是一把手。當時曾濤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我把這個意見通過電話告訴了他，並說，你現在正好在會上，可以徵求其他同志的意見，聽聽可不可以這麼做。
0新華社電訊稿《中共北京市委宣佈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原稿影印件（1978年11月5日） [保存到相冊]
關於電訊稿的標題是再三斟酌的。國內部曾定過一個長標題，這個標題是確切的，但不醒目。幾經反覆，最後確定了《中共北京市委宣佈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這個標題。這個標題一加上後，把這件事情的政治意義完全突出了。我們決定下來後，把稿子送給了曾濤。此後，我和曾濤通了十多次電話。曾濤也跟我提到，他和楊西光、胡績偉、于光遠等同志商童過這件事情。曾濤同志還給我透了個底，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和很多同志都提出來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看到這麼多老同志這麼高的呼聲，我們想這麼做沒有錯。
話給我，說:怎麼樣?穆青，下決心就這麼發好不好?我說: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麼發〕
曾濤像是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著我一塊兒去。我說:行，我跟你一塊兒去。
那天，我整整擔心了一夜。但是，第二天也沒有什麼事，而且是一片歡呼。11月19日，華國鋒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天安門詩抄》題寫的書名發表後，我們心中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2000年12月18日上午採訪穆青)
採訪中，穆青告訴筆者，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所長李年貴手土還有當年的電訊稿原件。筆者來到新華社報刊樓，見到了李年貴。他告訴筆者，因這篇電訊稿被別的同志拿去了，答應過幾天將原稿的影印件寄給筆者。他還說，原件有穆青和瑪健同志簽發的筆跡，建議筆者找馮健同志談談。
走出李年貴的辦公室，筆者採訪了馮健。
據馮健回憶:我當年在國內部負責發稿11月14日晚上，周鴻書根據記錄寫了兩千多字的稿子，送到總社政治組。政治組負責處理稿子的是莊重。他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老同志。政治組的同志覺得把關於天安門事件這麼重要的問題，放在這麼長的稿子裏不突出，是不是可以抽出來單發，於是就找到了穆青。曾濤、穆青和杜導正商量。這件事情政治組商量過，但不是在政治組決定的。
於是，巧日早上我們把周鴻書從北京分社找來，讓他重新寫一個短稿子，寫完以後就直接送到我這裏，因此我拿到的是一個短稿子。國內部值班的編輯是舒人(他已經去世了)，很有經驗。他先看，改過個別詞句。我在稿子上也改了個別字，都是技術性的。因為這是件大事，既然決定要發，就要早發。新華社那時的發稿和現在不一樣。當時叫「模寫」。由模寫員用正楷字在紙條上「模寫」出稿子後，送往模寫機，再發往全國。稿子要事先寫出，一旦要發，就馬上可以發出去。為了爭取時間，我在稿子上寫了這樣的意見:“請先模寫，等通知再發。”
稿子模寫完了，穆青一回來，我就把稿子送給他。穆青在上面簽字:發。(2000年12月18日下午採訪馮健)
這次採訪結束後不幾天，筆者收到了李年貴的來信，信中還附上了當年新華社電訊稿原件的影印件。李年貴在信中說，此稿的手跡是北京分社周鴻書的。在影印件的左上角，穆青批示:發。穆(「發」字的左下角還有一個“省”字，也是穆青的筆跡，意思是發首都中央級報紙和全國各省報)。“15/11稿”是當時國內部值班室主任舒人的手跡。影印件的右上角是馮健的筆跡:“請先模寫，等通知再發。馮15/11。”
應該說，在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過程中，北京市委功不可沒。新華社正是在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公報的基礎上，向全國發出電訊稿，推動了冤假錯案的平反。因新華社電訊稿的措辭與《北京日報》略有不同，事後中央向北京市委問明原因，市委還向中央作了簡單的說明。
標題用了「中共北京市委宣佈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文字表述上同《北京日報》就不完全一樣了。新華社的新聞見報後，11月16日這天夜裏，北京市委又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說明情況，大意是:今天各報刊登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市委沒有宣佈這個題目，特此報告。
這份報告內容是當晚林乎加同志口授，由我記下來，又經林乎加、賈庭三同志審定的。當時中央工作會議正在召開，中央負責同志有的在會上。林乎加同志要我抄清後，就同賈庭三同志一起簽發了報告，還要我就送交中辦在會上的負責同志。我說明送中央文件要送一定份數，是否排印後送出。他當時較著急，說:那不又得幾個鐘頭。我說文件很短，拿回機關找印廠馬上就辦。他說:那索性交給毛聯狂同志看一下吧，隨後雖經毛手，還是手抄的立即送出了。
11月16日新華社的消息見報後一兩天，林乎加同志邀請了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幾位負責同志，還請了喬木同志，談了一下。賈庭三、王磊同志也參加了。這次談話很簡單，沒有討論，主要是新華社負責同志講了一下編髮這篇短稿子的過程，其他同志沒說什麼。林乎加同志說:我們的消息已經發了，新華社發這個稿子我們確實不知道。中央問我們，我們說明了這個情況，今天把大家找來的意思，就是打個招呼吧。當時我們幾位工作人員都沒覺得有什麼問題，新華社和市委兩個新聞稿講的不完全一樣，有點出入，所以市委負責同志同新聞單位負責同志溝通一一。(2002年2月19日採訪許孔讓)
北京市委加緊為天安門事件徹眾平反
天安門事件得以平反，是歷史走到轉折關頭的必然，是諸多因素相互交織的結果。廣大群眾的熱烈呼聲，北京市委的帶頭作用，社會輿論的浩大聲勢，陳雲等老同志的有力推動，匯成一股扭轉乾坤的強大合力。更重要的是，黨中央順應民心，作出決定，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了過來。
1978年11月巧日，就在《北京日報》發表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消息的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文章指出，在落實幹部政策、糾正冤假錯案的工作中，「有一種看法:凡是上了文件的，或者高級領導人說過話、作過批示的案子，即使錯了，也不能動。現在有一些‘複雜’案件，並不是因為案情本身多麼複雜，難以弄清，而是由於上述原因，一拖多年，不能解決。這種不從實際出發，只從文件出發的看法，根本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是完全錯誤的。」文章指出，關鍵在於能不能實事求是。只有實事求是，才能有錯必糾。
視機前，觀眾與演員一起悲哀、流淚、焦急、憤怒，和著男主角歐陽平的聲音，喊出震憾天地的「人民不會永遠沉默!」的話語。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確實是民心所向。
經過大量調查證明，天安門事件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實說明:在這個事件中被捕關押的388人中，沒有一個人是反革命分子(只有3人因當時犯有偷盜等罪行，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北京市公安局和有關部門為這些因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而被捕的同志進行平反時，都在結論中充分肯定了他們的革命行動，為他們徹底恢復了名譽。」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天安門事件真相—把「四人幫」利用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對1976年4月8日該報發表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進行了批駁，向世人澄清了天安門事件的真相。
為徹底解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11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1978年第302號文件:《關於抓緊解決為天安門事件中受迫害的同志徹底平反及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發至工廠、企業、公社，傳達到職工、群眾。通知要求:
(一)對在天安門事件中被捕關押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徹底平反，恢複名譽，凡尚未宣佈平反的，都要在一定範圍內公開宣佈平反，充分肯定他們的革命行動，表彰他們的革命精神。凡在關押期間被扣發工資的，要一律補發;補發工資時扣除了在公安局關押期間伙食費的，應退還本人。凡調資、就業、升學等受到妨礙，造成損失的，應一律改正，合理解決。凡家屬和親友受到株連的，應由公安部門和有關單位負責消除影響。
(二)天安門事件後，市委1976年26號文件(即《關於進一步發動群眾深人批鄧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通知》作者注)是錯誤的，市委已決定撤銷。根據這一錯誤文件，在所謂「雙追」中受到迫害、審查的同志，要一律宣佈徹底平反，恢複名譽。並按照上述規定，做好善後工作。
(三)1976年清明節期間，市委由有的領導同志出面，借口清明節是「鬼節」，清明掃墓是“四舊”，限制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敬愛的周總理，這完全是錯誤的。因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悼詞、詩文等而受到審查的同志，要按照上述規定，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四)天安門事件後，經市委批准，由當時的首都工人民兵總指揮部、市公安局、北京衛戍區分別召開大會，表彰、獎勵在天安門事件中「立功」的集體和個人，並為他們“記功”、“授獎”，這些都是錯誤的，應一律撤銷。此後，又組織了所謂天安門事件的巡迴報告團，同樣是錯誤的。要在深人揭批林彪、「四人幫」及其黑幹將劉傳新的鬥爭中，肅清流毒和影響。
(五)各單位對有關同志的檔案材料，要認真清理。已平反同志的人事檔案中，只保留平反決定，其它誣衊不實的材料，一律要當面銷毀。公安部門的預審檔案，由市公安局負責清理。所有在審查中被迫交出的詩文、筆記本，被迫寫的「檢討」，凡是保留下來的，均應退還本人。上述問題，責任在市委。下邊的幹部和群眾執行了市委的錯誤指示，是沒有責任的，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對他們不要歧視。通知還要求，各區、縣、局接到通知後，應抓緊把這項工作做好做細。有些單位，過去平反不徹底，善後工作未做好，應進行檢查，加強領導。通過為天安門事件中受迫害、受審查的同志徹底平反，做好善後工作，深入揭發、批判「四人幫」，使廣大幹部和群眾都受到教育，提高覺悟，增強團結。
11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團中央幾位負責人彙報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群眾的反映和北京街頭出現大字報的情況。鄧小平說: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群眾反應強烈，大家很高興，熱烈擁護，情況是很好的。當然也出現一些問題。我們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積極引導群眾，不能和群加寸立(《鄧小平思想年潛》，第91頁)。
關於這次聽取彙報的情況，林乎加回憶說:報紙公佈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後，大家議論紛紛。全國各地很多人要求平反。比如說，湖北方面就要求為武漢七·二0事件平反等。我們事先對這些問題沒有估計到，事先和各省打招呼就好了。當時，西單也出現了大字報。這些情況，中央都知道了。那段時間裡，華國鋒同志每天打電話問我情況。後來我把問題集中歸納了幾條，在電話里和他講了。我說，中央最好能有個態度，這樣我們好講他贊成。
11月25日，華國鋒同志、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找到我、賈庭三和團中央的韓英、胡啟立，聽取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群眾的反應和北京街頭大字報的情況。我彙報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公佈後，群眾的反應以及群眾要求解決的問題，並說我們需要中央的明確指示，答覆群眾。小平同志有一番講話，講得很好。我做了記錄。小平同志說，現在，有的人提出一些歷史問題，有些歷史問題要解決，不解決就會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輕裝前進。有些歷史問題，在一定時期內不能勉強去解決。有些事情我們這一代人解決不了的，讓下一代去解決，時間越遠越看得清楚。有些問題可以講清楚，有些問題一下子不容易講清楚，硬要去拉，分散黨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些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毛主席已經提出了要糾正“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錯誤。我們現在時冤案、錯案、假案平反，就是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我們相信，毛主席如果在世的話，這些問題也會逐步解決的我們要準確地、全面地去理解毛澤東思想，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他說，毛主席的偉大，怎麼說也不過分，不是拿言語可以形容得出來。毛主席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但與他的偉大功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們不能要求偉大領袖、偉大人物、思想家沒有缺點錯誤，那樣要求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小平同志還說，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中，中央和各省市都在抓緊處理冤案、錯案、假案。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宣佈給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湖北省委提出為“百萬雄師”平反，中央已經批准了、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緊處理，都是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的。群眾要求解決的問題，都有解決的果道，可以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來，可以寫信、來訪。林彪、「四人幫」破壞造成的一些遺留問題，都可以逐步解決，解決這些問題是為了創造一個安定團結的穩定局勢，把各種積極性調動起來，把各方面的人都團結起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小平同志還提出，有些問題和中央各部門可以研究一下。如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要肯定，要保護，也要幫助這些青年人，做些思想工作，使他們按照中央的部署來辦事。還有些受迫害的人沒有平反的要很快平反，有氣的，應給他們一個講話的機會。要研究一下怎麼做思想工作，怎麼解決他們的問題。
小平同志對我們說，一定要把首都的工作做好。要愛護群眾的革命熱情，要把這種熱情引導到搞社會主義現代化上來。不做工作，不向正確方向引導，就要陷於被動。
接見結束後，根據我的記錄，並以賈庭三同志的記錄為補充，將小平同志的講話進行了整理。我和賈庭三同.態把記錄上報中央，並報告了華國鋒和小平同志。我在電話里跟華國鋒同志講，我們準備開一個三級幹部償行義，傳達小平同志的指示。各組要求看這份稿子，我們的意見是給池們。華國鋒同，志說，那當然給了。
很快，我們在11月29日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有465人參加。賈庭三同志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主要是小平同志的講話，還由趙鵬飛同志宣讀了小平同志會見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的談話和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的談話。小平同志在11月26日就國內形勢回答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子提出的問題時，談到了天安門事件問題。他說：過去對天安門事件的評價是不對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廣大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是革命行動，這是我們中央批准的，實際上就是我們中央表示的態度。不久前，《人民日才時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國際上反響很大。這篇文章主要是針對天安門事件講的。有錯必糾是毛主席歷來提倡的。對天安門事件處理錯了，當然應該糾正。如果還有別的事情過去處理不正確，也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糾正……
這些講話宣佈以後，全國逐漸穩定下來。
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我想，華國鋒同志內心是支持的。但天安門事件的定性是毛主席批准的，華國鋒同志的「凡是」觀念束縛他〕天安門事件能夠平反，主要是人民群眾的功勞。(2001年2月21日採訪林乎加)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公報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志、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共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這是對歷史作出的公正、有力的評價。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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