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井岡山會師》（資料圖）
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見到了毛澤東，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後，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任江西省委書記，向毛澤東同志彙報江西工作情況的時候，有時也還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
袁、王被殺是我黨、我軍早期革命歷史上發生的一起冤案。建國後，他們兩人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回憶說:「1930年10月，在紅軍最後一次打吉安時，我見到了毛澤東同志，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後，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任江西省委書記，向毛澤東同志彙報江西工作情況的時候，有時也還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還特意會見了袁文才、王佐的遺孀，對袁妻謝梅香說:“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當時造成錯殺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當時黨內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錯殺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通過的《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隊伍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這為錯殺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據。「六大」精神傳到井岡山之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等人，主張把袁、王殺掉；毛澤東等人則堅決反對，最終還是統一到毛澤東等人的意見上來。實際上，“土匪”和「綠林」是有本質區別的。“土匪”是不論貧富，皆為其壓迫和搶奪對象，社會各階級包括貧苦農民都是恨之入骨的。「綠林」則不同，「綠林」本質上是農民武裝，是農民起義軍，宗旨是“劫富濟貧”，貧苦農民是支持和保護他們的，「綠林」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湘贛特委和一些縣委把“土匪”和「綠林」混淆起來，本來就是對袁、王隊伍階級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的影響，是造成袁、王被錯殺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是存在於邊界、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遷移來的客籍人之間有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械鬥。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至鄂南，約有幾百萬人。客籍人來的晚，只能佔據相對比較貧瘠的山地，被佔領平地的當地土籍人所壓迫，素無政治經濟權利。大革命失敗後，在湘贛邊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最為嚴重。
在當時的井岡山地區，大約20%的土籍（原住民）佔據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為佃農，受到土籍豪紳的壓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綠林」，作為客籍民眾領袖和客籍利益的保護者，得到廣大客籍民眾廣泛擁護。可是，由於寧岡的土客籍矛盾由來已久，且結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為客籍革命派首領，在革命初期與龍超清、朱昌偕、王懷等土籍的永新縣委及邊界特委領導人之間關係還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黨介紹人就是龍超清。但袁、龍等人都沒有超脫於當地的土客籍之爭，相處時間長了，他們之間的摩擦與紛爭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說。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後，採取了組織措施，化解矛盾，將龍超清調往蓮花工作;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於1929年初隨紅四軍行動;將何長工調任寧岡縣委書記;同時，對邊界縣、區委幹部也作了相應的調整。毛澤東率主力紅軍離開井岡山後，1929年下半年，湘贛邊界特委與袁、王矛盾開始惡化。
當時在湘贛邊界特委工作的楊克敏在報告中提到：「……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1929年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在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也認為“……照六大會議的指示解決之。”邊界特委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不僅受黨內左的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帶著強烈的個人恩怨與成見，邊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邊界情況的一個報告也說：“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袁、王對我們現在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徵，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的關係日趨惡化。”由此可見，邊界地方黨組織早對袁、王二人深惡痛絕，埋下殺機，邊界特委對這場歷史悲劇應負直接責任。羅克紹事件正好是條導火線，給了邊界特委以借口，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摻雜了地方黨組織領導人與袁、王的個人私怨。
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隊存在的一些不良習氣，是導致事態惡化的主要誘因
袁、王及其部隊雖然已被編為紅軍，但長期的綠林生活對他們的影響很大。許多人過慣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組織觀念淡薄，紀律松馳；袁、王兩人性情高傲，只信仰個人，不相信組織，看不起寧岡當時的縣委書記龍超清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認為他們二人年紀輕，本事不大。因此，他們之間有矛盾，合不來。袁、王曾當著部隊和特委縣委的面說過「毛委員有帝王之相，是個中央才，跟著他是有出息的」、“我只聽毛委員的”，為了把毛澤東留在井岡山，他們主動做媒，促成賀子珍嫁給毛澤東。如今毛、賀結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岡山的著名旅遊景點，庵中一棵古樹上，青年男女把象徵美好愛情的紅綢條掛滿了枝椏。
袁文才本已隨毛澤東率部隊下山，卻中途私自離隊回到井岡山，雖接受了組織處分，但對隊伍仍有影響，特別是對策反羅克紹這樣的大事，既不請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動，是違反組織原則的。當然，這些問題均屬於黨內矛盾，有問題但也不至於要殺掉他們。
1929年2月袁文才從贛南擅自離開部隊跑回井岡山，袁文才、王佐領導的部隊不服從地方黨組織的調派，紀律鬆懈。楊克敏在報告中提到：「袁、王對黨的認識很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個性很強，不接受批評，邊界因此稱為‘特殊黨員’。他們相信自己萬能，槍杆子萬能而已」，最後發展到要武力解決的地步。而且，袁、王作為客籍民眾利益的代表，在處理土客籍矛盾時，始終難以超脫，最後導致與土籍的邊界特委負責人直接對立，也為自己引來了殺身之禍。
四、中央巡視員彭清泉的錯誤指導決策，作出了用軍事手段處理袁文才、王佐的決議，這是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視員到湘贛邊界巡視工作。潘和袁、王都沒有談過話，僅根據他近半個月的巡視，就偏聽偏信邊界特委、縣委的意見，在遂川于田聯席會議上，通過了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的決議。1930年7月22日《贛西南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中記述道：「這一問題是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同志辦理的。」“解決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響，這問題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開會，CY（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縮寫）完全沒有通知，設法把袁、王騙到城裏來”。足見於田聯席會議作出殺害袁、王的決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進行的，表現了當時黨的一些負責同志只知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與決定，不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特別是將柏路會議已經議決過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現出極端的狹隘主義。
五、紅五軍領導人輕信了特委的錯誤意見，未作深入調查便草率派兵解決袁、王，對事件的發生也負有一定責任
當時，袁、王兩部加起來有800餘人槍，其戰鬥力與紅五軍不相上下。湘贛邊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對付，非但達不到目的，弄不好還會反受其害。於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調虎離山，將袁、王誘至永新縣城下手，二是藉助紅五軍的力量。恰在這期間，紅五軍停駐在安福、永新邊界地方。湘贛邊界特委向中央和紅五軍領導人彭德懷反映袁、王的問題，有些問題並不是實事求是，但由於各種原因，彭德懷輕信了片面之詞，同意借兵給特委解決袁、王。
如果紅五軍領導人能深察當時邊界黨和紅軍內的複雜情況，也許就不會聽信特委的不實之詞了。彭德懷後來回憶道：「朱昌偕（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記不清楚了）來我們軍部，向軍委報告情況。他們談袁文才、王佐要叛變，袁、王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 “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與事實不符，那麼我們就犯了輕聽輕信的錯誤。”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文/王洪光（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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