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西安事件的第二天,中央商討對策的會議上,出現多數人同意「審蔣」、“除蔣”的局面時,張聞天發表了不同意見。張聞天對蔣用了兩個詞來表達他的判斷,一個是「南京政府正統」,—個是「妥協派」。

本文摘自《領導文萃》2004年第01期,

在中共領導人中,張聞天素以其豐富的國際閱歷和廣博的世界知識而著稱。他早年到過日本和美國,後又留學蘇聯,是早期中共領導中惟一有早年旅美經歷的。這位擔任過黨的總書記的老革命家,在上個世紀許多重大問題上表現出了廣闊的世界眼光。這裏略舉數例。

一戰後的世界局勢

一戰結束後,人們普遍關注會不會再發生世界大戰。1923年2月,張聞天在旅美期間寫了一篇題為《賠款與戰債》的論文,對此作了回答:如果資本主義各國間的矛盾協調得好,可能會「維持二三十年的和平」,但是“二三十年之後國與國還會因為利益的衝突要發生大戰爭”。他預計,戰爭起來之後,革命成功的俄國“將驅其百萬雄兵聯合著歐洲的勞動者為進一步的社會大革命”。有意思的是,作者在這裏卻又說:“我不相信蘇維埃政府—時能(在歐洲)立腳起來。”原因是“歐洲各國的民族性那樣的複雜,社會的習慣那樣的不同,所抱的理想那樣的衝突”。對中國,他指出:“中國如其還是照現在這樣下去,以至經濟方面為列強所管理,那末中國的人民只好做他們廉價的勞動者。”但是文章明確表示:“我不相信中國人會這樣的不爭氣為人家的奴隸的。我相信不久中國將成為一個光明燦爛的大國!”

簡單對照一戰後的歷史,二戰爆發,蘇聯出兵東歐,東歐劇變等等,張聞天80年前所預計的世界大勢,幾乎可以說都大體得到了應驗。雖然作者只是—位20歲剛出頭的青年,但他的世界眼光卻可以說已見端倪。

走出長征天險後的時局分析

里得知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日本為侵略中國製造的華北事變的最新發展「察哈爾事件」,另一件是義大利武裝入侵阿比西尼亞(今衣索比亞)。

對於前一事件,他於10月1日寫了一篇文章《察哈爾事件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并吞華北》,揭露日本對華侵略的野心和它對我國造成的嚴重的民族危機;同時注目於這件事對世界局勢的影響,指出這一事件「進一步的緊張了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與衝突」,“日美的衝突自從‘九一八’事變到現在一天一天走到短兵相接的地步”,“蔣介石雖是以後並不放棄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中間玩弄一些‘以夷制夷’的把戲,然而這種玩弄的餘地,現在已經是非常狹小了”。

對於第二個事件,在中央剛進入陝北,張聞天於10月22日在吳起鎮(今吳旗縣)主持召開的第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次發言,由這件事提出了一個關係世界局勢變動的大問題:「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展開了二次世界大戰問題。」“這將加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其次就是“同時減弱其他帝國主義對中國反革命的幫助”。

基於以上形勢分析,他提出把戰鬥的主要目標鎖定在「反日」上,號召全黨要高舉「反日」的旗幟,不再重提過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口號。並明確指出紅軍下一步“保衛蘇區要變為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實際也就是說要把同國民党進行了將近10年的“內戰”轉變到抗日戰爭的軌道上去。

正是在這樣的戰略轉變的指導思想下,他在率領中央機關抵達瓦窯堡不久,便又在全面考察社會階級變動的基礎上,進—步提出要將「運用廣泛的統—戰線的策略」問題放到全黨中心問題的位置。

巧合的是此時受共產國際派遣回國傳達國際七大精神的張浩經過長途跋涉來到瓦窯堡。張聞天在完全不知道共產國際七大召開的情況下,根據自己對形勢的分析,提出了同共產國際精神基本相一致的戰略調整意見。這樣,國際傳來的指示和國內總書記個人的思想可以說是一拍即合,這也是歷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瓦窯堡會議能夠不失時機召開的一個重要原因。

聯蔣抗日的三次考驗

統觀中共聯蔣抗日方針實施的整個過程,大致遭到三次突發事件的嚴重衝擊。每次黨內都有爭論,難得的是張聞天卻表現了其—貫的堅定。

回溯歷史,中共中央正式確定「聯蔣抗日」方針,是在1936年8月接到共產國際來信,看到蔣有向抗日方向搖擺的跡象之後。然而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個方針剛確定不久,蔣介石便突然向我西北根據地發動一次大規模“圍剿”。就在國共雙方代表還在上海進行談判的11月上旬,胡宗南等部260個團向紅軍發動了進攻。

在蔣介石如此頑固地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的情況下,黨內有些同志對蔣介石究竟還有無轉向抗日的可能產生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在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表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因為“日的進攻,英的態度強,蔣的動搖,走到抗日方面來的較多”。他強調,“現在全國形勢是有利於我們的,不能因蔣的某些搖擺而忽視總的形勢。”“不能因他壓迫我們,我們便輕易估計他是專門來打我們,而會與日妥協。”形勢的發展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計。

第二次則是1936年西安事變。在接到張學良的通報之後,究竟對蔣應該如何處置這個問題馬上擺到了黨中央面前。在事件的第二天,中央商討對策的會議上,出現多數人同意「審蔣」、“除蔣”的局面時,張聞天發表了不同意見。

他對蔣用了兩個詞來表達他的判斷,一個是「南京政府正統」,—個是「妥協派」。何謂“正統”?歐陽修有個解釋:“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斯正統矣。”須知對當時的國民黨來說,不論其內部有多少派系,也不論其內部當時出現多大的離心傾向,蔣已在事實上成為國民黨各派公認的“領袖”,他的這種地位和影響並沒有由於本人被扣而有所改變。如按照「審蔣」、“除蔣”的辦法去做,勢必造成新的內亂,有利的只是日本,有悖於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初衷。因此張聞天提出要“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實際也就是要“保蔣”。

所謂「妥協派」,就是說蔣既非“抗日派”,亦非“親日派”,而是向日本侵略行徑妥協,這應該說是對蔣當時在對日行為表現上的一個比較準確的定位。

報也有不要主動破裂和不另起爐灶的提醒,這些不當的估計和主張方得到及時糾正,而未實施。

鮮為人知的是,張聞天對此次事件同樣表現了冷靜的態度。在反共高潮之初,他就從國際形勢分析上指出這一次不同於上次的特點,是日本、英美、蘇聯等幾方面都在拉蔣,蔣是在「三岔口上進行反共」,而且要人們看到“英美援華積極”的表現和蔣“有加入英美集團的企圖”。認為今後時局的趨勢會是“拖”的局面,但拖的局面也是“一輕一重”。當然也沒有估計會“重”到何種程度。及至突然事變發生後,他通過對形勢的冷靜觀察,堅持認為這次事件的性質主要是“剿共”而不是“降日”。當有人估計國共合作已經完了時,他則認為應該爭取過渡的時間長些,以便“過渡到更有利的時機”,尤其是當有人提出推翻蔣政權、建立國防政府的主張時,他則要人們勿忘日蔣之間的矛盾,英美與日之間的矛盾,特別指出“國際形勢也要延長全國破裂的時間為有利”;認為“暫時不應提出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口號,也暫不提建立國防政府的口號,而應提出改革政府”。

距離張聞天這番講話不到一年,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相繼爆發,國際形勢果然出現了新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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