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
摘要：12位中央軍委委員中，除了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元帥。如果劉少奇、周恩來拒絕元帥還可以理解的話，鄧小平在軍中掛名，無論如何應該是元帥吧？
1.沒軍銜，與朝軍聯手抗美有不便
1950年7月4日，在中央軍委會議上，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幹部管理部部長的羅榮桓說：總幹部管理部準備進行軍銜、獎勵的準備工作。同年9月，朱德總司令在總幹部管理部會議上明確提出：「建立軍銜制度，盡量爭取在第二年的服裝上把軍階標出來。」當時，中央軍委為何這麼著急？這是因為沒有軍銜，在戰鬥中就容易發生扯皮現象，所以早在1948年，中央軍委就討論過軍銜的問題。
1950年12月30日，總幹部管理部把籌備軍銜列為該部在1951年的任務。不過，由於受抗美援朝的影響，該工作暫時停止，但這更堅定了中央軍委實行軍銜制的決心。因為在中朝軍隊的協同作戰中，朝鮮人民軍有軍銜，而我軍無軍銜，這在確定指揮關係上帶來了諸多不便。
報中，彭德懷說，由於長期無官階的制度，一時評定官階是困難的，目前宜採取過渡辦法。
1951年10月，中央軍委指示全軍展開幹部評級工作。1952年4月，彭德懷回國治病，中央決定留他在北京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彭德懷對幹部評級的工作抓得很緊，當年基本結束。
2.蘇聯顧問幫著出主意
1952年冬，總幹部管理部討論軍銜的等級設置，請總政、總後、軍務部和蘇聯顧問卡蘇林等對軍銜工作進行了研究，設計出幾套方案，11月26日上報中央軍委。初步計劃軍銜分6等20級：大元帥，國家元帥，兵種元帥三級；上將、准上將、中將、少將四級，這個方案除准上將外，基本與蘇聯的軍銜一致。
1953年1月9日，中央軍委發佈《關於實施軍銜制度準備工作的指示》：「如果可能的話，擬於今年7月全軍實行軍銜制度(後中央軍委決定延遲)。」1月20日，總幹部管理部下發《關於軍銜鑒定工作的指示》，規定軍銜鑒定的內容、基本要求及進行的方法。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1954年實施軍隊改革的決議，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四大制度：徵兵制、薪金制、軍銜制、勳章獎章制。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國軍事系統高級幹部會議在北京召開，決定為適應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需要，實施軍銜制、幹部薪金制、義務兵役制三大制度。
1954年2月17日，中央軍委成立軍銜實施委員會，由總參謀部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為主任，第三副總參謀長黃克誠、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為副主任。
1954年10月21日，在第三次中央軍委會議上，確定1955年開始實行軍銜制，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重大改革。中央軍委任命宋任窮為總幹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長，協助部長羅榮桓，負責授銜和頒發勳章、獎章等。
1955年1月23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和《關於頒發勳章獎章工作的指示》，軍官軍銜分5等15級。因為蘇聯顧問建議，根據他們的經驗，首次授銜應盡量壓低，所以評定軍銜的標準相對較嚴。
3.鄧小平堅持不當元帥
1955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的名義公佈。元帥分大元帥和元帥兩種，大元帥軍銜的五角星有一圈麥穗，元帥軍銜則是黃底國徽和五角星。
8月下旬，毛澤東對彭德懷和羅榮桓說：「你們搞評銜，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這個大元帥就不要了，讓我穿上大元帥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眾中去講話、活動，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評軍銜為好。」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都表示不參加評定軍銜。按照1954年9月組成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看，12位中央軍委委員中，除了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元帥。如果劉少奇、周恩來拒絕元帥還可以理解的話，鄧小平在軍中掛名，無論如何應該是元帥吧？但由於鄧小平的堅持，他沒有被授予元帥軍銜。
4.周恩來主張陳毅當元帥
1954年9月，作為上海市市長的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和鄧小平一樣，掛著中央軍委委員的名，但已經完全轉業。比照鄧小平，陳毅也是不應該授銜的。
元帥和大將的人選由中央書記處提名，中央政治局審定。周恩來主張授予陳毅元帥軍銜，他從北戴河打電話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說蘇聯的布爾加寧在地方工作，也有元帥銜，平時不穿軍服，必要時再穿。由於周恩來的建議，於是陳毅穿上了元帥服。
1955年9月23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出元帥的標準：創建和領導人民武裝力量，領導戰役軍團作戰，建有卓越功勛的高級將領，可以授予元帥軍銜。
5.三名元帥缺席，而非兩名
1955年9月16日，周恩來將十大元帥的名單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同年9月23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2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簽發命令：「1955年10月1日實施軍銜制，授予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元帥軍銜。」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的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元帥授銜典禮。毛澤東將元帥命令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授予朱德等七位元帥，林彪、劉伯承、葉劍英三人缺席。當時重病的林彪正在青島療養，劉伯承身體不好，又忙于軍事學院的種種事務，分別請了假。
近年來，很多記述授銜、授勛典禮的文章、書籍都採用了「八大元帥」出席授銜典禮的說法。有的文章甚至繪聲繪色地“描寫”葉劍英在授勛現場的幽默談吐。
然而，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據曾在葉劍英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中央軍委決定1955年下半年在遼東半島舉行大型抗登陸演習，由葉劍英擔任總指揮。由於這是解放後規模最大的軍事演習，葉劍英8月就到大連緊張籌備，所以走不開。為此，葉劍英特地向中央寫報告，表示不能參加典禮。經中央軍委批准，工作人員代葉劍英領了元帥服。
6.林彪資歷倒數第二
十大元帥平均年齡57歲，年齡最小的林彪只有48歲。他們憑什麼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脫穎而出？當然他們在長征初期就都有不朽功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又都擔任過中央軍委副主席。但這既不全是論資排輩，也不是簡單的論功行賞，而是綜合平衡的結果。
位列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1928年4月在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支武裝紅4軍的軍長。1930年，他擔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翌年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抗日戰爭中，朱德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
位列第二的彭德懷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上的地位僅次於朱德。他先後擔任紅三軍團軍團長，第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從平江暴動到抗美援朝，彭德懷一直在第一線指揮作戰，授銜時他正在主持軍委工作。
位列第三的林彪在紅軍時期就擅長打仗。他接朱德的班，從紅四軍軍長升到紅一軍團司令員。長征中他率領的部隊一直保護著毛澤東和黨中央，毛澤東提名他當紅軍大學校長。抗日戰爭中，他出任115師師長，指揮平型關大捷。解放戰爭中，他出任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司令員，率領第四野戰軍從東北打到海南島。在元帥中他資歷倒數第二，但戰功第一。
7.羅榮桓讀過大學，學歷最高
劉伯承曾留學蘇聯，長征時任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129師師長，第二野戰軍司令員。解放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他在軍事學術上有很高造詣，對中國軍隊正規化的影響最大。
賀龍是南昌起義總指揮，紅二方面軍總指揮，120師師長，晉綏軍區司令員，解放後任西南軍區司令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
陳毅是惟一沒有參加長征的元帥，紅軍長征時，他留在南方領導遊擊戰爭。後來，他先後擔任新四軍軍長兼山東省軍區司令員、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解放後出任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市長，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羅榮桓在元帥中學歷最高，讀過大學。紅軍時期任紅八軍團政治部主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東北野戰軍政委，第四野戰軍第一政委，與林彪搭檔，解放了東北和華北。解放後擔任總政治部主任。
徐向前，黃埔一期畢業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建國後擔任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
聶榮臻曾到法國勤工儉學，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他先後任紅一軍團政委，115師副師長，華北軍區司令員。解放後，他擔任北京市市長，代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科學小組組長，國防科委主任。
葉劍英，黃埔軍校的籌建者之一，軍事生涯僅次於朱德和劉伯承。長征中他接替劉伯承任紅軍總參謀長，解放戰爭任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總參謀長。解放後，他擔任軍事科學院院長，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國防部部長。
軍銜制度是解放軍邁向正規化的重要一步。不過，到了1964年11月，中央辦公會議討論同意軍銜薪金改革小組提出的《關於取消軍銜制度的意見》。1965年5月22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決定取消軍銜制度。因為當時認為軍銜制「不利於幹部和士兵打成一片」。1988年，中央軍委決定恢復軍銜制，但是沒有設元帥和大將的軍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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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文革」結束後，堅冰開始融化。1978年，人藝恢複本名。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譜》是最重要的大戲。6月6日，人藝第一台復排大戲《蔡文姬》開始售票，每人限購四張，購票的人潮勢不可擋，一度擠塌了首都劇場的南牆。人們都在熱情期待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2年第9期（5月上）
【幕啟。背景首都劇場。
【畫外音：
人藝群星璀璨，但屬於他們的黃金時代太過短暫。建院初期綻放光芒後，隨著「反右」和「文革」的風暴來襲，人藝不可避免地捲入政治運動的洶湧洪流。優秀的藝術家們，被裹挾著向前，身不由己。
老舍：少開會，讓我下鄉
解放後老舍回國，他對國內的重大政治題材並不熟悉，接到寫作任務，覺得既然是黨的要求，就應該邊學邊寫。1952年初，「三反」、“五反”運動尚未結束，老舍為人藝寫了反映該運動的《兩面虎》，後改名為《春華秋實》。
當時他看了很多政策材料，家裏還請了個老先生，專門抄文稿。初稿出來後，各方的修改意見紛至沓來，有來自基層的，也有來自「上面」的。《春華秋實》前後寫了十二稿，每次都是從頭寫起，最後定稿時已經完全沒了初稿的樣子。採納的意見太多，劇本像個大雜燴。
老演員藍天野說，讓誰寫《春華秋實》都很難，戲都在資本家身上，工人、幹部形象很難寫。社會上出現什麼大事，老舍很快就有作品出來反映。1955年寫了《青年突擊隊》，1958年趕寫《紅大院》，都是配合一時一事，演完了，戲也就完了。
1956年，中國作協收集會員對作協的建議和要求，老舍就寫了兩句話：「少叫我參加會議與社會活動，允許我下鄉數月。」他曾跟人藝老演員李翔發牢騷：“作家是寫書的，不要參加這會那會，讓我寫不了書。”
焦菊隱：給《茶館》加條紅線
1958年《茶館》上演，在文藝界引起不小反響。有人說戲宣揚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調子，認為作者有懷舊思想，對沒落貴族給予極大同情。更有甚者說，這是在影射“公私合營”。
7月10日，文化部一位副部長在人藝黨組擴大會上說：「你們現在偏重藝術方面去建立風格，政治靈魂不在意了……焦菊隱是資產階級的教條主義。……生產上我們很先進，比如白薯一畝地產五十萬斤，本身就是很大的浪漫主義。惟獨藝術上，我們還像烏龜一樣在爬。」
不久，《茶館》停演。歐陽山尊后來回憶說：「1958年開始‘左傾’，越來越厲害，一直到‘文革’。」
一次周恩來到人藝看《紅旗飄飄》，散戲後上台和演員合影，突然問身邊的于是之：「《茶館》這個戲，你們為什麼不演了呢？」于是之怔住，半天沒說話。周恩來說：“那個戲改改還可以演嘛！”周恩來說這話之後，人藝專門成立了一個小組，研究《茶館》的改動方案。
1963年，《茶館》重排。「反右」時被保護過關的焦菊隱花了很大力氣抓「紅線」問題，他說：“加的紅線都是主要的戲，是為了提髙戲的思想性。要搞好紅線，才能壓住那些表現舊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戲。”
最後《茶館》加了一條學生反帝反封、反國民黨統治的「紅線」，全劇結尾改為學生上台貼標語，常四爺張羅送開水……當時扮演常四爺的鄭榕說：“這些都是硬貼上去的，和老舍先生的格調極不協調。”
復排演出時，老舍興緻頗高地又看了一遍，但看完後不像以往那麼愛說話了，對《茶館》加紅線問題也不言語。後來他只淡淡地說：「我對這個情況不熟悉，你們看著辦吧。」
1955年2月，趙起揚（右二）與曹禺（中）、老舍（左二）在北京人藝
周恩來：人藝要放個「大衛星」
1958年，「大躍進」高潮來臨，劇院對口支援北京大興，提出創作鼓詞、快板、詩歌、壁畫、舞蹈、歌詞二十萬件，爭取每鄉有一個文化館，每村有一個合唱團，每個生產小隊有文藝小組。當時的口號是：“蓋門頭溝，壓西城區，大幹苦幹創第一。”
8月26日，北京市文化界開展群眾「文化工作躍進誓師大會」，幾十個文藝團體競相做“比武”發言。人藝黨委秘書周瑞祥回憶，當時青藝盯著人藝，舒綉文在台上報數字，放出一年演出九百場這個“衛星”時，書記趙起揚說：“打住了，打住了，不能再上了。”為了湊這個數字，在火車上打快板就算一場演出，下火車在車站再打快板，又算一場。
一天中午，劇院接到上級指示，要求全院立即投入鍊鋼戰鬥，爭取第二天出鋼。院裏馬上找人聯繫鍊鋼爐及原料，成立「鍊鋼辦公室」。院領導分析情況後，認定第二天出鋼不可能。又緩了幾天，終於在劇場後院花房西側建立了鍊鋼爐，碾碎很多水管、通風管和鐵鍋，統統扔進鍊鋼爐。
據歐陽山尊回憶，突擊鍊鋼那幾天，恰逢日本戲劇家千田來劇院訪問。歐陽山尊正跟千田說著話，外面有人喊：「歐陽院長，要出鋼了。」千田很詫異，問明情況，連連說道：“新經驗，我要看看。”到了劇院裏的鍊鋼現場，千田連豎大拇指：“向你們學習。”
劇院快速寫出了反映大鍊鋼鐵運動的《烈火紅心》，僅排了三四天就上演了。周恩來曾問人藝，新作《英雄萬歲》幾天能排出來，有人回答六天，還有的說十天。當時在場的演員李婉芬、馬群、英若誠回憶，那天周恩來興緻頗高，表示：「你們人藝是老劇團了，明年應該放個‘大衛星’吧。」周恩來還引用了當時人藝劇中的一句台詞：“我把這個合同就訂在你們這兒了。”
老舍：祥子能活到現在嗎
1965年，人藝曾把舞台搬到天安門廣場，劇院除了排練革命歌曲大聯唱，演的話劇、快板等，內容都是聲援剛果（布）反帝，還遞交了聲援書。
劇院黨委決定在十幾天內寫出鬥爭戲《剛果風雷》提綱，還沒操作完，市文化局又佈置創作反對美帝侵略越南、支援越南人民鬥爭的劇本。劇院只好在兩個排練廳分組突擊排練，每天分三班進行，五天內排出大樣。緊接著，中央又決定舉行活動支援多米尼加人民反美鬥爭。劇院在當晚十點半召開全院動員會，決定第二天全天突擊排練大型活報劇《反帝怒火》。鄭榕說：那時候一個運動跟著一個運動，躲不過去。往往以運動為主，排戲為輔。
老舍越來越覺得自己跟不上外面轟轟烈烈的形勢了，他已經很少去看人藝的反帝戲，人藝也沒有再請他寫戲。有一次，他突發奇想，對演員李翔說：「你說，咱們的祥子能活到現在嗎？」老舍要創作《駱駝祥子》的續集，讓祥子變成解放軍幹部，領導車夫鬧革命、迎解放。後來算了算，祥子要是活到那個時候，年紀太大，早就干不動了，劇本太不可信。已經寫好的兩幕戲成了永遠沒完成的半成品，被老舍扔進廢紙簍。
有一次看完義大利歌劇《女理髮師》，周恩來留下一些藝術界人士，討論該劇存在的問題。一個個問過去，別人都不敢說話，只有老舍說了一句：「我反正聽不懂。」
文聯組織人員下基層，偏偏不理老舍。他回家後帶著微笑，但是說話非常凄涼：「他們不曉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會寫單弦、快板，當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趙起揚：「好書記」成了一大罪狀
1966年開始，人藝不搞業務，轉而務農搞運動。1月31日，北京市委決定撤銷焦菊隱的副院長職務，勒令《茶館》演員揭發焦菊隱在創作上的問題。4月16日「三家村」被批，北京市委宣傳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馬。
6月18日，人藝黨委書記趙起揚遭受批判。群眾組織宣佈奪權，劇院領導一律列為黑幫，北京人藝改名「北京人民文工團」，劇院領導被抄家。「好書記」成了趙起揚的一大罪名，這是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上，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對他的評價，當時周揚已被打倒。早在1955年肅反時，趙起揚就力保過一些歷史上有問題的演員“繼續演戲，在工作中教育改造”。曹禺評價趙“敢於作出重大決定”“是個‘頂得住’的人”。但是這次，趙起揚也沒能“頂得住”。
老舍在京劇院裏和馬連良等人一起跪著，看造反派燒戲服，在家中被暴徒打罵。8月24日清晨，他向小孫女告別，說了聲「跟爺爺再見」便一去不返了。後來有人在太平湖畔發現了老舍的一隻鞋，屍體始終沒撈到。
老舍投湖前不久，跟郭沫若和人藝的領導、演員們一起坐船逛頤和園，幾個人下水游泳，歐陽山尊在一旁勸老舍也下水。老舍說：「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來，上來後又白又胖。」這句無心玩笑，竟一語成讖。“這麼大的事，本來大家應該議論紛紛，但沒有。”人藝當年冷漠麻木的氛圍，讓演員英若誠感慨萬千。
曹禺：最大的毛病是聽話
劇作家吳祖光曾說：「萬家寶的最大毛病就是聽話。」萬家寶是曹禺本名，他向來禮數周全，哪怕是小字輩去看他，他也會恭敬地送出門。對周恩來，曹禺更要目送汽車遠去，還要對著車尾鞠一躬。
造反派對曹禺還比較溫和，只讓他每天按時上下班，看大字報，寫大字報，學習政策，準備交代問題。曹禺每天從鐵獅子衚衕三號的住宅，膽戰心驚趕到首都劇場，見誰也不敢說話。有時造反派還要曹禺按照「兩報一刊」的社論，寫出自己的表態文章。
「文革」時期，劇院搞部隊編製，“歷史清白”的梁秉堃當了聯排班班長，曹禺是班員，他管梁叫“老班長”。寫交待材料時，曹禺總過不了關，梁秉堃就幫他寫，從《紅旗》雜誌上抄口號，把自己罵得不是人。曹禺回家難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一天夜裏，紅衛兵破門而入，把曹禺從床上拖下來，押到中央音樂學院小禮堂。屋裏不許開燈，所有人靠牆席地而坐。直到天漸漸放亮，曹禺偷偷一看，發現和自己關在一起的有彭真、劉仁等領導，驚得一句話也說不出。
周恩來聽了有關方面報告，趕到關押曹禺的現場，對紅衛兵頭頭說：「曹禺算什麼呢？他又不是走資派嘛，你們為什麼把他抓來？趕快把他放回去！」
歐陽山尊：不敢和鄧穎超打招呼
樣板戲盛行的年代，歐陽山尊就與話劇無緣了。他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帝蘇修的狗洋奴”、“大流氓壞分子”三個“頭銜”，被罰站小板凳，關進牛棚。他的學生專門去人藝的牛棚看望他，師生靜坐片刻，相顧無言。學生悄悄塞給老師兩包好煙，含淚起身離去。
「文革」期間，周恩來再沒有到首都劇場看過戲。一次偶然的機會，歐陽山尊遇到鄧穎超，他後來回憶這次見面說：“由於我那時尚未‘解放’，不敢和她打招呼，倒是她主動來招呼我，並意味深長地說：‘有一些文藝界的朋友給總理和我寫信，我和總理約好了，在這期間，所有給我們的信都只好暫不作復。’”
1971年，人藝恢復運轉，改名北京話劇團。江青提倡「救活話劇」，於是重新開始排劇。劇院花了幾年時間排《雲泉戰歌》，歌頌農村幹部階級鬥爭精神，導演是歐陽山尊和夏淳。主演鄭榕說：“那時每出一篇《人民日報》社論，《雲泉戰歌》就得改台詞，主角天天背新詞。”
焦菊隱：七塊錢的骨灰盒
1972年，焦菊隱被允許觀看了《雲泉戰歌》聯排。看完戲後有人徵求意見，焦菊隱直言不諱：「政治上剛及格，藝術上只能打二十分。」
很快，劇團臨時黨委決定，把焦菊隱作為「靶子」開展批判，成立專案組。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菊隱被點名批判，並被定為死不悔改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以劇目為綱”和“重用牛鬼蛇神”是他的兩大罪狀。他悲憤地對友人說：“我已經徹底絕望了，今後我再也不能做導演了！”
焦菊隱被抄家後，獨自住在劇院大樓背後一間常年不見天日的小屋裏，靠近公廁，陰暗潮濕。一次他因胸部疼痛住進醫院，經檢查確診為晚期肺癌。他對女兒說，自己在「文革」中寫了幾百萬字，可惜都是交代材料，現在只想把自己多年做導演的心得體會寫下，留給後人。
1975年2月18日，身心備受折磨的焦菊隱，沒來得及留下隻字片語便鬱鬱而終。此時，老舍已去世九年。焦菊隱死時，軍宣隊長宣佈：只能給他買最便宜的、七塊錢的骨灰盒。
1976年「文革」結束後，堅冰開始融化。1978年，人藝恢複本名。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譜》是最重要的大戲。6月6日，人藝第一台復排大戲《蔡文姬》開始售票，每人限購四張，購票的人潮勢不可擋，一度擠塌了首都劇場的南牆。人們都在熱情期待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