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摘要：胡耀邦秘書長在會議講話中談了四點「體會」。他說：我們過去說蘇聯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社會制度變了，現在回過頭來看，提出的理由不充分，這個看法必須重新考慮；蘇聯要打我們，搞大規模的反華戰爭，佔領中國，至少得1000萬軍隊，不是一般的難，而是難上加難。他講了蘇聯人民對我友好之心未泯，相當一部分幹部也是友好的，對他們必須放開手做工作；邊界上我們不能挑釁，那個地方是不能挑釁的；對東歐國家也要做工作。
祝賀他85歲壽辰，隨後又恢復了兩黨關係。南斯拉夫黨是1958年國際共運中第一個被我們指責為「現代修正主義」並被中斷了兩黨關係的黨。這可以說是對外工作第一次撥亂反正，但是很可惜，調整工作沒有繼續下去。
為什麼需要調整對外政策
1977年7月鄧小平同志復出後，在對外工作方面，大力落實毛澤東主席「三個世界」理論、聯美反蘇的“一條線”戰略（毛主席1973年同美國基辛格談：“要搞一條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土耳其、歐洲，共同對付蘇聯。”）。1977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大字體、六整版的綱領性文章《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文章肯定“我們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新的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要立足於早打大打”；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比美國更危險的世界戰爭策源地”，要“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打敗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註：實際上專指蘇聯）和戰爭政策”。
1978年8月，中日雙方經過3年半艱苦談判，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日方一直不願意在條約中寫入「反霸條款」，怕得罪蘇聯，最後同意寫入了“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或其他任何地區謀求霸權，並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中美建交談判從1977年8月開始。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副總理基本同意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提交的建交聯合公報美方新草案，但公報應重申「反霸條款」。在宣佈公報的前一天，即12月15日，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又緊急會見鄧小平，要求澄清：一年後“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後，美國仍將售台武器。鄧小平表示不同意，最後同意把美國售台武器問題擱到以後再討論，不影響發表建交公報。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副總理訪美，回國路經日本又同日本首相會晤。2月17日至3月5日進行了中越邊境戰役，以擴大反霸統一戰線。3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宣佈美國將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
胡耀邦同志調整對外政策的努力
胡耀邦同志從他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時候起，就以無私無畏、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著手調整對外戰略和政策的一些重大問題。現在能看到的中央正式對胡耀邦在這方面的評價是：「為我國對外政策在新時期的重大調整，做出了努力」。以下我試從幾方面來談談這個問題。
（一）蘇聯是不是社會帝國主義，是不是要進攻中國？1979年7月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一些駐外大使對「聯美反蘇」的戰略提出了不同意見。胡耀邦秘書長在會議講話中談了四點「體會」。他說：我們過去說蘇聯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社會制度變了，現在回過頭來看，提出的理由不充分，這個看法必須重新考慮；蘇聯要打我們，搞大規模的反華戰爭，佔領中國，至少得1000萬軍隊，不是一般的難，而是難上加難。他講了蘇聯人民對我友好之心未泯，相當一部分幹部也是友好的，對他們必須放開手做工作；邊界上我們不能挑釁，那個地方是不能挑釁的；對東歐國家也要做工作。
胡耀邦上述「個人體會」被會議的總結報告否定了，報告說：戰爭的因素在繼續增長，戰爭要來只能來自蘇聯，我們要立足於它早來，立足於大打。我們“一條線”的戰略，就是國際反霸統一戰線。所謂“反霸”，就是側重反“一霸”，聯合“兩霸”中間的“一霸”。按照列寧的教導，美國起碼是間接同盟軍。
（二）胡耀邦同志鮮明提出要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1981年3月13日成立了以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為組長包括萬里等同志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3月9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了外交工作。胡耀邦對外交工作做了全面的分析和論述。他這次講話的主題是：要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不跟任何一個國家的指揮棒轉；我們不要提「聯美反蘇」，美國的霸權主義本性沒有變化等等。胡耀邦這次講話的內容很豐富，盛平主編的《胡耀邦思想年譜》有詳細記載。
李先念和外事小組在很多問題上同胡耀邦的觀點是吻合的。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第五節以「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為總標題，提出“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後來他又公開說：“獨立自主就是不同任何大國結盟”。
（三）在十二大報告中，胡耀邦還指出：「革命決不能輸出，它只能是各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結果。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始終堅持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這是我們黨從1949年建立新中國以來第一次確認“不輸出革命”，否定了“革命外交路線”。胡耀邦親自對一些長駐中國的東南亞國家共產黨領導人做工作，對我們過去要他們搞武裝鬥爭作了自我批評，指出“共產黨必須依靠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口頭上說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在行動上輸出革命，不僅使社會主義形象受損失，有關共產黨的形象也不好”。我們給這些黨充分時間轉變政策，逐步減少援助直至完全停止援助；領導人員離開中國，年老想留在中國養老的不得再參加反對本國政府的活動。可以說我們處理這個問題是做到仁至義盡的。
（四）胡耀邦是最先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最根本問題的領導人。1984年5月，胡耀邦在歡迎聯邦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社會黨國際主席勃蘭特講話中指出：「什麼是當前最重大的國際問題呢？在我們看來，當今世界上最根本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維護世界和平問題，一個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問題，也就是通常所講的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問題。」這是我黨第一次否定沿用了多年的當今時代的根本問題是“戰爭與革命”的論斷。中央後來又概括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
本文沒有談中央正式評價中關於胡耀邦對發展我黨同其他國家共產黨、社會黨、民族主義等政黨關係以及他為增進中國人民同各國政府和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的貢獻，也沒有談他的外交創新包括以身作則學習周恩來總理深入交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外交風格。1983年訪日時，根據中央批准的方案，他代表中國人民和青年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1984年來華，成功地舉行了友好大聯歡，但在1986年底卻被指責為是一個錯誤。從此很久未提到這次影響很大的活動，後續工作停止了。令人欣慰的是胡錦濤總書記批准邀請日本200名友好聯歡的參加者或他們的子女包括原首相中曾根，於2007年6月訪華，成功地恢復了「中日友好聯歡」的後續活動。現在我國領導人同外國領導人都把大規模的青年交流作為發展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的組成部分，胡耀邦同志在這方面可以說是首創的。
胡耀邦同志為我國對外政策在新時期的調整的巨大貢獻應該載入史冊。他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本文節選自作者（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部長）《對外工作回憶與思考》（當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4月版）一書，發表時有刪節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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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資料圖）
從江西調來鄧小平，從上海調來王洪文，從湖南調來華國鋒，從南京調來李德生，這表明毛澤東在考慮中國政治舞台的新佈局。因為在爆發「九·一三」事件之後，他要召開中共十大，以對林彪、陳伯達問題作出決議，對林彪、陳伯達以及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內的空缺，作出組織調整。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晚年異常重視接班人的選擇，這本是作為領袖應當慎重考慮的。可悲的是，他總是由個人決斷，在選擇接班人這個問題上屢犯錯誤。
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剛剛興起。毛澤東在與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胡志明談話時，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天下烏鴉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們有準備。全黨大多數人有準備，我們就不怕。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會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到底是誰？是伯恩施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然而，毛澤東恰恰選定了「喊萬歲」的人作為接班人！
林彪在自己的筆記本中寫下的一段話，曾泄露了他的天機：
「大擁大順，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
毛澤東被這位手揮紅語錄的「跟著轉」的林彪所迷惑，把這個比他小十四歲的「親密戰友」定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白髮驟增，香煙一根接著一根，變得沉默寡言。
他是勝利者。不過，一度大肆宣傳過的他的「親密戰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難堪。他的這位「親密戰友」是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而著稱於世的，他的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載入神聖的黨章的。林彪，曾被宣傳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三位偉大助手”，誠如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偉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寧的偉大助手，當今林彪是毛澤東的“偉大助手”。
歷史無情地勾銷了一切美麗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間放滿直排繁體漢字古書的書房裏，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發，照理會使毛澤東清醒：由他個人選擇、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適？
可惜毛澤東沒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訓，他又一次個人決斷，開始選擇新的接班人。
毛澤東在思索著，斟酌著。當年，在他第一次選定接班人時，確定劉少奇是因為非他莫屬；在他第二次選定接班人時，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擺著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選擇接班人，卻不那麼容易，沒有一個人是「呼之欲出」的！
雖然江青自以為這第三個接班人非她莫屬，但毛澤東的視野里卻沒有她。毛澤東早在中共九大前，當江青想當黨的副主席時，就明確地說：「江青不能當副主席！」
也正因為這樣，當劉松林後來問及江青會不會成為黨的副主席時，毛澤東一口否定：「不會的，她不行！」為此，儘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劉松林投入監獄，毛澤東仍不改口。
毛澤東深知，不論是就理論水平、領導能力、革命經驗、個人品格，江青都夠不上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第三次遴選接班人時，根本沒有考慮江青。何況江青是他的夫人，就連有人提議江青擔任政治局常委，毛澤東都未同意。
當然，除了江青之外，張春橋也是很有可能入選的人物。他在黨內的地位緊挨在江青之後。
就連張春橋本人，在當時也儼然以「接班人」自居。張春橋比毛澤東小二十四歲，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屆政治局委員中，刷掉了林彪集團的陳伯達、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之後，周恩來、朱德、康生、葉劍英、劉伯承、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謝富治，年紀都與毛澤東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張春橋“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畢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資歷比張春橋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廬山，張春橋是林彪集團重炮猛轟的目標，林彪的倒台成了張春橋的“光榮”。
完全出乎張春橋的意料，也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料，毛澤東並沒有選擇張春橋為接班人。
關於張春橋沒有成為接班人，有人猜測可能由於張春橋與江青的政治關係太密切了。
也有人以為，毛澤東向來善於玩弄政治平衡術。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兩大勢力。江青集團一下子戰勝了林彪集團，這時毛澤東便對江青集團採取遏制政策。不然，江青集團的勢力會過於強大，以致難以控制、駕馭。
不管怎麼說，毛澤東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排除在接班人名單之外！
鄧小平得到毛澤東重新起用
毛澤東在著手做各種調整工作。
林彪倒台後，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強調「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於是，1972年8月1日，在國防部舉行的慶祝建軍四十五周年的招待會上，陳雲、王震顯眼地露面了——他們“下放”到江西，已經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陳雲、王震露面後的第四天，毛澤東接到了一封從江西寄來的信。這封信使毛澤東的眼睛忽地一亮。
那封信來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縣望城崗原步兵學校一座小院裏。小院裏有一幢兩層紅磚小樓，本是步兵學校校長住的。自1969年10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歲的老人成了那裏的新居民。這位老人是從北京用專機押去的。從此，他默默地「貶居」於這座小院裏。
他，便是中國當年「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
鄧小平和妻子卓琳、繼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壯勞力」，掃地、劈柴、砸煤之類活兒，都由他“承包”。他還“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
每當黃昏來臨，鄧小平總是在小院子裏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鄧小平在小院裏走出了一條「鄧小平小道」。他一邊散步，一邊沉思。他在思索著中國的未來，思索著中國共產黨的未來。
終於，發生了「九·一三」事件。當鄧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聽完中共中央有關「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傳達，鄧小平回家後說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難容！”
林彪的倒台，給了「左」派們沉重一擊。
差不多同時跟鄧小平來到江西的陳雲和王震，被調回了北京。那些日子裡，陳雲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調查」，王震則在東鄉紅星墾殖場「蹲點調查」。
1972年「五一」節前夕，鄧小平的身患殘疾的兒子鄧朴方獲准去京就醫。鄧小平的女兒毛毛陪同哥哥鄧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託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詳細詢問了鄧小平的近況，他對毛毛說：「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書，讓你父親出來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鬍子叔叔」王震的話，轉告了父親。
周恩來更是關心著鄧小平。最初，在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突然出現在陳毅追悼會上。毛澤東那天在與張茜的談話中，提及鄧小平，說鄧「屬人民內部矛盾」。在側的周恩來注意了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澤東已原諒了鄧小平。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在那小院裏寫了給毛澤東的信。此信很快地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轉給了毛澤東。
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語：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亦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多次，現在再說一遍。（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年版。）
毛澤東提及的「鄧、毛、謝、古」，即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由於支持毛澤東，在1933年4月在中央蘇區遭到王明路線執行者們的批判。
毛澤東的這一批示，是一個重要的信號，意味著將重新起用鄧小平！
周恩來一邊把毛澤東的批語和鄧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廠排印，一邊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對鄧小平的監督勞動，恢復黨的組織生活。
1973年2月20日，鄧小平終於離開了那小院，從江西返回北京。
鄧小平在北京出現，使周恩來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對中國的政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對鄧小平信件的批語，主持政治局會議。會議作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這一決定，意味著鄧小平正式復出了。
4月12日。北京人民大會堂里，中國領導人宴請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鄧小平出現了！這是他被打倒之後，第一次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公開露面。
當時在場的匈牙利記者巴拉奇·代內什這樣描述：
他孤獨一人站在大廳里。他個子明顯矮小，但體肩寬闊，顯得剛毅有力。身著深色的毛式幹部服，但襪子是白顏色的。此刻，他當然知道，從遠處，從人民大會堂大廳里的許多圓桌旁邊，數百雙眼睛正好奇地注視著他，因為他是在消失之後又從被遺忘的角落裏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的……
總局，向全世界傳播一件重大新聞：鄧小平復出！（註：巴拉奇·代內什：《鄧小平》，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
毛澤東調來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
就在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後的二十多天——1972年9月7日，毛澤東從上海調回一個年輕人，說是來京「學習」，連此人自己也一時鬧不清來京幹什麼。
此人只有三十七歲，標準的「少壯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司令”。後來，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於主任張春橋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後，是那裏的第三把手。
毛澤東十分看重這位年輕人，稱他是「工農兵」幹部——工人出身，在農村干過，又當過兵。早在中共九大時，王洪文便躍升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還作為上海工人階級的“傑出代表”在大會上發言。
毛澤東還從湖南調來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歲，名喚「華國鋒」。其實他本姓蘇，單名鑄。1938年參加游擊隊時蘇鑄取了個化名「華國鋒」——取義於“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後來他以「華國鋒」這一化名聞名於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蘇鑄。其實，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蘇姓，並不姓“華”。
華國鋒是山西交城縣南關街人氏。1945年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1949年南下。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縣委書記——成了毛澤東家鄉的「父母官」。由於這一歷史的機緣，他得以結識毛澤東，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1958年，華國鋒任湖南省副省長。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1968年8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69年，當中共九大召開時，華國鋒與王洪文一起進入大會主席團，同時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1970年12月，華國鋒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湖南軍區第一政委、廣州部隊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代理主任。
1971年2月，華國鋒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書記外，還兼任國務院的一些工作，與農業、財政、商業方面的領導，表明他開始邁入中央。
毛澤東還看重李德生。李德生比華國鋒大四歲，河南新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他在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參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來的，從排長、連長、營長、團長逐級提升。解放戰爭時，他已是第二野戰軍師長。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副軍長。回國後，升為軍長，進入高等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後，仍任軍長。因主持總結“郭興福教學法”引起廣泛注意。1968年後，升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北京軍區司令。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他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從江西調來鄧小平，從上海調來王洪文，從湖南調來華國鋒，從南京調來李德生，這表明毛澤東在考慮中國政治舞台的新佈局。因為在爆發「九·一三」事件之後，他要召開中共十大，以對林彪、陳伯達問題作出決議，對林彪、陳伯達以及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內的空缺，作出組織調整。
當然，毛澤東也在考慮，從陸續調到中央的鄧小平、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四人之中，選擇接班人。
不過，在鄧小平、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澤東青睞的，還是王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