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和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折戟沉沙溫都爾汗》，王海光着，九州出版社出版
林彪經過幾年養病的「韜晦」，觀測研究黨內的政治風向變化，揣摩毛澤東的心理，對進行政治投機的手腕頗有心得。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形成了至高無上的威望，在黨內有不容置疑的領導核心地位。林彪最為關注的政治問題，就是如何投其所好，並視其為玩弄權術、以逞私慾的要訣。
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之後，更加註意觀察分析毛澤東的思想動向和一舉一動，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面目出現，擺出「緊跟」的姿態，以如何獲得毛澤東的信任來決定他的言行。
從1960年到1964年，林彪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包括請人講課和為他摘抄中外名人的語錄)。他讀了許多歷史方面的書籍，像中外歷史書、各朝代的演義、軍閥混戰資料、文史資料以及歷代開國皇帝和一些政治人物的傳記，對曾國藩、袁世凱、張作霖、胡宗南、戴笠等作過研究。他請專人講授歷史上的政治梟雄們的權謀，馭下與奉上的手腕，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讓人給他摘錄了不少學習卡片。林彪對學習政治權謀很有興趣，他和葉群還記了一些筆記。
林彪讀書的著眼處，不是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中汲取正確的治國之道，而是醉心於政治的權謀之術。想以知識來提高政治投機的伎倆，滋養出的只能是權力欲膨脹的個人野心。
在他散記的批註心得中，可以窺見林彪在極力對毛澤東歌功頌德背後的內心世界。摘取幾例：
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造是老東(按：指毛澤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招。
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地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
你先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聽他先說才可一致。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
堅持「左」傾高姿態。
在葉群的筆記中，有對付毛澤東的「應兌(對)法」一項。內有：
面帶三分笑。
三要：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
抓一號(指毛澤東)活思想。
抓苗頭，把他想辦的事列入議事日程上。
從他那裏來(其要求)，到他(向他報告)那裏去。
從這些記載時間不一、閃爍其詞、斷斷續續的小注、眉批、筆記中，隱約而又清晰可見林彪夫婦玩弄權術、陽奉陰違、兩面三刀的陰暗心理。這種陰暗心理加上個人野心的膨脹，必然導致誤黨禍國的結局。
林彪一接手軍委工作，就在神化領袖、製造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上大作文章。
1959年9月，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別出心裁地宣揚：「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志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毛澤東同志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綜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內容。我們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容易學，學了馬上可以用。這是一本萬利的事情。」
1960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進而又提出了「頂峰論」。他說，“現代的馬列主義是什麼？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現時代思想的最頂峰。”
林彪發明了「背警句」、“帶著問題學”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的一套實用主義的方法。
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毛主席有許多警句要把它背下來，恩格斯主張不要死背，但是我主張就是要背一點東西。」 “肚子裏就是要背得那麼幾條。”
林彪還親自下基層部隊宣傳他那一套，說：「帶著問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種方法是有的放矢。部隊學理論就是要有什麼問題學什麼，需要什麼學什麼。」
1961年1月，林彪在《關於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出，學習毛澤東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 用 字上狠下功夫。」這就是後來被稱道的“三十字方針”。
林彪還指示《解放軍報》要逐日在報頭刊登毛澤東語錄。從1961年5月1日起，《解放軍報》每天根據版面內容，在報頭上刊登毛澤東語錄。到1964年，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林彪的授意，又將毛澤東語錄彙編成冊，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本，發給全軍官兵，掀起學「語錄」的熱潮。到“文革”時，《毛主席語錄》成為全國上下人人必備的“紅寶書”。
在部隊建設上，林彪搞了一套突出政治的新東西。1960年，林彪把毛澤東在延安為抗大兩次題寫的校訓「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按照他的“串數字”的習慣，發揮成“三八作風”(三句話，八個字)，作為全軍部隊革命化的標準。
對於如何加強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林彪發明了「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在1960年9月軍委擴大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把「四個第一」作為“軍隊建設的方向”，是林彪“創造性地運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林彪還提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的口號。在林彪的提倡下，全軍開展了“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的運動。
這些形式主義標新立異地「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在全軍上下風風火火地推行開來，令全黨、全國耳目一新。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受到毛澤東的讚揚，從部隊推向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
毛澤東在60年代初對大多數的中央領導人都有所批評，獨對林彪褒讚有加。1961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表揚林彪說：「最近林彪同志下連隊做調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況，發現了我們部隊建設中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幾個很好的部隊建設措施。」
1963年2月，毛澤東在聽取中印邊境反擊戰彙報時說，「看來我們的軍隊還是要抓政治工作，抓四個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強薄弱環節，搞好黨的建設。」
1963年11月16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等人的信中又一次高度評價了林彪的做法，「自從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軍隊的軍事、政治工作都有一個新的發展，軍隊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論化，也更加具體化了。」
林彪所搞的「突出政治」，違背黨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路線，專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為目的，是現代造神運動的濫觴。當他把領袖製造成神時，他也就是最最忠誠的護衛天將了。“螞蟥叮住鷺鷥腳，你上天來我上天”。在他竭力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包藏著極齷齪的個人私慾和野心。「突出政治」既是他迎合毛澤東的手段，又是他製造出來的從事權力鬥爭的棍子，一切不順從他的人，他都可以用這個棍子無情地橫掃之。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林彪的發言，又一次使毛澤東感到了林彪的忠誠。
七千人大會是針對「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困難，總結經驗教訓，統一全黨認識的會議。這是個史稱“白天出氣，晚上看戲”的發揚民主的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劉少奇的講話，分析了幾年來的主要缺點錯誤，提出了兩個「三七開」的觀點。即：總的來講，成績是七，錯誤是三。但有些地方則是倒三七。這對廬山會議後，黨內不敢坦言錯誤的風氣是個突破。同時，也引起毛澤東的不快。
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都在會議上檢討了黨內生活和工作中的問題。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帶動下，各省市主要領導紛紛作了自我批評。
林彪撇開總參謀長羅瑞卿給他準備的講話稿，自己親自擬定了提綱，在會上作了長篇的發言。他的發言和整個大會的氣氛很不協調。林彪說，「現在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我們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
毛澤東當即對林彪的講話稱讚「講的好」，要他整理後，“發給黨內幹部學習”，親自批示：“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為高興。”
林彪處處揣摩毛澤東的心理行事，得到毛澤東的極大信任。毛澤東在1964年2月的一次講話中，再次讚揚林彪的做法。他說：「四個第一好。我們從前也未想到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我們從前是靠解放軍，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
聯想到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尖銳地提出的解放軍跟誰走的問題，再聯繫到毛澤東對中央其他領導人越來越不滿的情緒，表明毛澤東已經擺脫了過去擔憂軍隊出問題的陰影，要倚重軍隊做中國的政壇支柱。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已理所當然地成為他的左右手和護法的尊神。
毛澤東發出「全國學習解放軍」的指示。1964年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號召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四個第一」、“三八作風”，更加無產階級化。
林彪正是在黨內民主毀廢、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個人專斷風氣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玩弄權術，迎合毛澤東的錯誤，大搞領袖神化，在全黨、全軍中製造出了「高舉」、「緊跟」的形象，成為中國政壇上光耀眩目的“新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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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林彪（資料圖）
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裝鬥爭起家的毛澤東對軍事的關心非同一般。中共執政後，他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卻一直兼任軍委主席。軍隊重大工作事項必須向他報告，特別是「文革」期間連調動一個營、一個連都要經他批准。那時像部隊每天搞個五公里越野、不對炊事班搞個野炊訓練都要報告毛主席。「一號號令」絕不可能是背著毛澤東、黨中央擅自發佈的。
本文摘自《往事不忍成歷史 》，閻明 著，文化藝術出版社 2010.9
10月18日晚20時左右在中央軍委前進指揮所住地，黃永勝秘書通知父親到辦事組開會。父親的住所在山下，離開會地點約一公里遠，當他氣喘吁吁趕到時，軍委辦事組成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都已到場。
父親一進門，見黃永勝手裏拿著一張記錄紙開門見山地說：「林副主席有幾點指示，你記一記，給部隊傳達一下！」黃永勝傳達了林彪的幾點指示後，讓父親用電話迅速向部隊傳達，在場的軍委辦事組成員都沒發表意見。
父親隨即走進作戰室，對記錄稿稍做整理修改，他凝視著稿紙，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加個在編號吧！」
「按什麼順序編？」值班參謀問。
父親考慮到這是「前指」開設之後發出的第一個指示，就從一號編起，叫‘一號號令’吧！
就這樣，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曾被說成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預演」的「一號號令」，經父親和一位值班參謀之手產生了！時間是1969年10月18日21時30分。隨後父親要值班參謀將稿子送呈黃永勝審查，但很快被告知，首長這幾天活動多，睡眠太少，又患感冒身體不適，今天已提早服安眠藥睡下了。秘書專門交待，黃平時睡覺困難，全靠藥物入睡且用藥量很大，服藥後休息不宜打擾。
父親考慮到，由於指示來自「林辦」，按規定應向「林辦」報告指示貫徹的執行情況，如果這中間有對林彪指示理解不準確之處，也可及時發現糾正。父親指示值班副處長王憲志首先將“號令”上報「林辦」，檔案記載，「林辦」收到號令的時間是21時44分。上報後，「林辦」沒有新的指示。
父親看了看手錶，蘇聯代表團明天上午即將入境，現在距蘇聯代表團入境只剩十幾個小時了。軍人的直覺告訴他，如果蘇聯真要發動突然襲擊，最大可能是在這段時間。時間緊迫，責任重大，不容延誤，應立即向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和有關機關傳達。為了縮短傳達時間，父親將號令稿複印數份，參加值班的一位副部長、一位副處長和幾名參謀一齊上陣，使用4部保密電話同時傳達。
毛澤東和林彪（資料圖）
「一號號令」的內容大體是：
近兩天來，美帝蘇修等有許多異常情況，蘇修所謂談判代表團預定明（19）日來京，我們必須百倍警惕，防止蘇修搞欺騙，尤其19日和20日應特別注意；
各軍區特別是「三北」各軍區對重武器，如坦克、飛機、大炮要立即疏散隱蔽；
沿海各軍區也應加強戒備，不要麻痹大意；
迅速抓緊佈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產；
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
參謀人員按照先「三北」、後沿海和內地的順序緊張地向各大單位傳達林彪指示，父親也在緊張地思考。他感到，第一個號令是發給全軍的協同號令。黃永勝傳達的幾條中，有一條是針對“二炮”（戰略導彈部隊）的要求，但過於籠統，只講了讓“二炮”部隊做好戰鬥準備。父親認為，雖然“二炮”剛成立不久，擁有的裝備和作戰手段不是很多，但它掌握的是具有強大殺傷力的戰略武器，如果掌握不好會出大漏子。於是，他專門給“二炮”下達了二號號令。為了調動和組織各種偵察手段掌握敵情，特向總參二部、三部等單位下達了三號號令。為使軍事系統各機關、部門都作好應變準備，又向各總部、各兵總、國防工辦、國防科委下達了第四號號令。幾個號令傳達完畢，時間已過午夜。部隊接到號令後，認真迅速地進行了疏散。
話，說林彪詢問一旦密雲水庫遭到轟炸，溢洪會給北京市區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採取一些預防措施？
父親聽了值班參謀的報告後，因不了解水庫的具體情況，便指示以總參謀部名義與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吳德聯繫，請北京市提出意見。吳德聽了總參謀部提出的問題，感到事關重大，經與革委會主任謝富治研究後，又向周恩來做了報告。周恩來要求北京市革委會派負責幹部到現場實地勘察研究後提出建議。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後，林彪一下子從神變成鬼，他的歷史受到徹底清算，來了個大翻個兒。
父親因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留北京值班未參加會，加上他那種除工作外對其他事情一概不過問不打聽的自我封閉作法，使他對「九?一三」之前中央領導層內部已經出現並急劇發展的反常情況並不清楚，也很不敏感。中蘇關係雖有所緩和，但戰爭威脅並沒排除。作為分管作戰工作的副總長，他滿腦子是戰備工作，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沒人跟他“路線交底”或透風。9月13日10時左右，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向幾位副總長傳達了林彪出逃的消息，父親猶如晴天霹靂，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隨之陷入了迷惘之中。但當時並沒對他進行隔離審查，周恩來還向父親佈置部隊的戒備工作。
林彪
毛主席與林彪一同檢閱紅衛兵（資料圖）
9月24日，父親隨副總理李先念赴越南訪問，他原定的任務是結束訪問後代表團回國，他一個人留下來，赴越南南方考察戰場，學習越南抗美經驗。但到9月28日代表團回國前，突然通知他與代表團一起回國。在機場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找父親談話，讓他揭發黃永勝。從此，父親開始了漫長的隔離審查生活。他在總參工作了2年零4個月，隔離審查時間是7年零6個月。最初的3個月仍在西山的機關住地，從1972年1月之後，便移交北京衛戍區3師看押，地點不詳，事後我們才知道在北京的通縣管庄。
在此羈押的人員不少，幾棟樓關得滿滿的。每個人由一個班看押，關押條件極其惡劣，關押期間不能與任何親屬見面。父親說這些人里，哪條線上的人都有，有的老同志「文革」初期就在這裏了，林彪事件以後許多年還沒有出去。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就是在這裏被折磨至死的。在此期間，父親生死不明，我們承受著巨大壓力。
隨著審查的深入，父親大多數問題被排除了，但在「第一號號令」問題上始終過不了關。被定性為 “林彪政變反革命預演”的 「第一號號令」像一座山似的壓在父親頭上。
1971年底，負責對父親審查工作的副總長張才千、陳繼得同他談話時，鄭重嚴肅地告訴他：「總理已經講了，‘一號號令’是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啊！你要充分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做深刻的反省交待。」
父親問定性的根據何在？
「總理問過主席：知不知道林彪發過一個‘一號號令’？主席說，什麼‘一號號令’？我沒聽說過。」
「這一點也不奇怪，」父親坦然地說：“主席那裏那麼多事情，怎麼會去記一個電話稿的編號？再說林彪向主席那裏的報告根本沒有編號。別說主席不知到什麼‘一號號令’，就連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等人，開始也不知到這個電話稿的編號。”
兩位領導對父親的答辯提不出新的論據予以批駁，談話無法繼續進行。
父親認為自己和林彪、黃永勝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關係，執行公務均有據可查。「一號號令」絕不可能是背著毛澤東、黨中央擅自發佈的。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裝鬥爭起家的毛澤東對軍事的關心非同一般。中共執政後，他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卻一直兼任軍委主席。軍隊重大工作事項必須向他報告，特別是「文革」期間連調動一個營、一個連都要經他批准。那時像部隊每天搞個五公里越野、不對炊事班搞個野炊訓練都要報告毛主席。
考慮到主席日理萬機，軍委辦事組經研究後報主席批准，部隊在營區五公里以內的軍事訓練報總參作戰部備案即可。可想而知，像發佈「一號號令」這樣的大動作如何能瞞得住他？林彪“玩弄”這樣的“反革命政變”豈不是引火燒身，自取滅亡？“號令”既然未經毛澤東批准和同意，他知道後又為何不予撤銷而仍讓其繼續執行？況且，從1969年4月黨的“九大”後到當年12月，經軍委和總參向全軍發佈內容相近的戰備命令不止一個。拿一個戰備命令的編號大做文章，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期間對專案組提出的問題，父親憑著記憶，對每個問題的來龍去脈都能說得清清楚楚，所以經常與專案組“頂牛”。
9月15日下午1時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我使館，溫都爾汗地區氣象好轉，專機2時30分以後可以起飛。我的岳父、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和孫一先、沈慶沂、王中遠三位同志帶著應用物品匆忙動身。
2時45分他們乘坐的伊爾14飛機起飛，航程300公里，目的地是鄰近中央省的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從飛機往下望去，烏蘭巴托東北烏蘭花的北山上，蘇軍的幾部遠程警戒雷達正在不停地轉動著，當飛機飛經烏市東南那來赫礦區上空時，一個蘇聯空軍基地盡收眼底。
下午3時45分，飛機在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簡易的機場降落。在蒙古，肯特省以水草豐美而著稱，肯特省的肯特縣是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故鄉。該省一位副省長和機場場長前來迎接。大家寒暄了幾句後，蒙方說，中國飛機墜毀現場離這裏還有70公里，趁天氣尚早，可換乘汽車去看看，晚上回溫都爾汗休息。在徵得中方同意後，大家匆匆改乘兩輛嘎斯69和一輛大轎車向目的地出發。
汽車沿著克魯倫河前進。克魯倫河是蒙古境內的一條大河，它向東匯入中國境內的呼倫貝爾湖，注入黑龍江，流進太平洋。
三輛汽車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顛簸了近兩個小時，下午6時左右抵達現場。在一片漫坡上，黑乎乎一條燒焦了的草地和一個高高翹起的噴氣飛機尾巴映入眼帘。失事現場邊緣上，有蒙古哨兵在遊動。
飛機失事現場位於溫都爾汗西北70公里的蘇布拉嘎盆地。這是一塊不太規則的長方形丘陵間的盆地，沙質土壤，南北長3000多米，東西寬800多米，地勢開闊平坦，牧草茂盛，有膝蓋那麼深，踩下去軟綿綿的。飛機是由北向南降落，著陸點正好是盆地中央，墜毀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燒面積長800米，寬度由北的50米擴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形。許大使環顧了一下現場，在蕭瑟的秋風中，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著大大小小的飛機殘骸，覆蓋著白布的屍體分外顯眼。
勘察從現場北端看起，飛機著陸點以南約30米長的草皮被機腹擦光，西側平行處，是右機翼划出的深約20厘米的一道槽溝。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進入燃燒區，飛機碎片越來越多，越來越大，面越來越廣。至200米處有一段帶舷窗的機身，其東南20米左右處有一段左機翼，上有「……56」號碼；至320米左右處有一扇艙門，門上釘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門東南30米處有一發動機；約400米處有三個連裝座位架和座墊，其東側40米處有一段右機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國”二字；機頭在530米處猛烈燒毀，只剩下鑲嵌儀錶的空架子和殘碎機件，機殼都已化為灰燼；機頭正東20米處有一段右機翼的內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邊有一個直徑約40厘米的大洞；機頭以南80米處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燒的草叢中躺著一個完好的輪胎；機頭西北60米處是斜卧著的機尾，它的正南和東面20至40米處各有一個發動機，機尾上的五星紅旗和機號“256”等標記清晰可見。這些標誌明白無誤地顯示這是我國民航256號飛機。
機頭以北50米處散佈著九具屍體，屍體中間有一炸壞的方形食品櫃，旁邊堆放著蒙方收集起來的死者遺物。屍體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開，頭部多被燒焦，面部模糊不清，難以辨認。許大使將屍體由北向南編成1至9號。並讓孫一先等從各個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後鑒別確認。根據事後查證，5號屍體是林彪，瘦削禿頂，頭皮綻裂，頭骨外露，眉毛燒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燒焦，牙齒摔掉，舌頭燒黑，脛骨炸裂，肌肉外翻。8號屍體是葉群，是惟一女屍，燒灼較輕，頭髮基本完好，左肋部綻裂，肌肉外翻。2號屍體是林立果，個子較高，面部燒成焦麻狀，表情痛苦，死前似在烈火中掙扎過。現場遺物中有林立果空軍大院0002號出入證。此外，1號屍體是林彪座車司機楊振綱。3號屍體是劉沛豐。4號屍體是特設機械師邵起良，身穿皮夾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被燒光。6號屍體是機械師張延奎。7號屍體是空勤機械師李平。9號屍體是駕駛員潘景寅。這些屍體和一般飛機失事的屍體不一樣，並非個個焦骨殘骸，而是驅干都完整，大多數皮肉挫裂，骨骼折斷，肢體變形，燒傷嚴重，系飛機墜毀時摔撞燃燒所造成的。由於燃燒時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屍體皮下呈櫻桃紅色，加之停放時間過長，個個僵硬腫脹像蠟一樣。值得注意的是，視察完現場後，天色逐漸灰暗下來。雙方人員站在已化為灰燼的飛機機頭旁討論屍體處理問題。高陶布司長一再強調蒙古沒有火化習慣，而且已裸屍三天令人不忍，必須立刻土葬。許文益大使觀察了一下現場，也覺得當地根本沒有火化條件。根據國內提示，便同意了按蒙方意見進行土葬。蒙方建議，失事現場不宜讓死難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習俗，墓地要選在高地上，面向東方，從早到晚都能見到太陽象徵著吉祥。
桑加上校帶著大家踩著沒膝的茅草，先是向東走去，然後又折回來，最後來到飛機主機西北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說：「這裏地勢較高，向東可以看到失事現場。而且每天迎著剛升起的太陽，葬在這裏好。」他的一片好心不應辜負，許大使決定照他的意見辦，並表示感謝。
桑加上校隨即調來一個班士兵連夜挖墓穴。此時已是晚上8點多鐘，天完全黑透了，氣溫降到2℃左右，冷風刺透衣裳。在汽車大燈的照射下，許大使接見了前來挖坑的士兵。這班士兵還穿著夏季軍裝，在寒風中凍得瑟縮發抖，嘟嘟囔囔頗有怨言。許大使讓孫一先拿來隨身帶來的兩瓶二鍋頭送給他們。蒙古民族是一個好飲酒的民族，烏蘭巴托酒廠生產的白酒不好喝，而蘇聯的伏特加度數又不夠，見到有度數這樣高的好酒，戰士們立刻精神抖擻，嘰嘰呱呱興高采烈地開始連夜幹活了。
回到溫都爾汗已是晚上10點多了。中蒙雙方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魯倫旅館。洗漱完畢便下樓與蒙方人員一起用餐。由於對方白天在現場態度友好，大家雖然鞍馬勞頓，但心情還算舒暢。蒙方準備的飯菜比較豐盛，為了酬謝蒙方人員的合作，許大使又拿來幾瓶汾酒、一聽罐裝中華香煙和一些罐頭助興。蒙古朋友非常喜歡這種高度數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便活躍起來了。席間高陶布司長說：「我們已經看了現場，現在應該寫個正式文件，這個問題飯後商量。」許大使趁機詢問他們是否知道飛機失事的具體情況和原因，高陶布說，飛機在空中時沒人看到，但燃燒時火光衝天，有人看到了。至於飛機迫降原因，也許是發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對於第二天安葬事宜，許大使提出四項建議：
1.墓旁立一塊碑，上寫「中國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難九同志之墓，」下寫“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大使館”。
2.按照蒙古習俗，在墓頂放一件失事飛機的殘骸，如標有「中國民航」字樣的機翼。
3.請蒙方把遇難者的文件和遺物交給中方，我們寫張收條。
4.請蒙方人員幫助畫一張飛機失事現場圖，註明出事地點的經緯度。
高陶布表示他們要研究一下，還要向上級請示。
這頓晚餐吃到將近午夜，中方人員正準備就寢，蒙方又提出馬上商談飛機失事的正式文件。9月16日0時25分，雙方開始第一輪會談，談到凌晨3時結束（談判部分見後）。雙方協議當天為死者舉行安葬，然後雙方回溫都爾汗繼續會談。
9月16日上午10時許，蒙古士兵抬來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屍體旁。大家對九具屍體從不同角度拍照，然後按編號順序入殮。9號屍體因身驅高大而兩手上舉，裝進棺材不能合蓋，蒙古士兵請示是否可以折斷。高陶布司長用目光徵詢許大使的意見，大使痛苦地點了點頭。只聽喀嚓喀嚓的骨折聲入耳森然，之後兩個士兵用勁按住棺蓋釘上釘子，裝殮後由蒙古士兵運往墓地。
墓地位於飛機失事現場西邊1.1公里處，在一塊高地的東坡上。墓穴長10米，寬3米，深1.5米。正準備下葬時，高陶布司長指著剛到的卡車對許大使說，按蒙古習慣，應在屍體上覆蓋紅布、黑布，現在汽車來遲，屍體已經入殮，是否可以把紅布，黑布鋪在棺材上。許大使表示同意，並感謝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後，許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後執鏟做象徵性填土，接著使館其他同志填土，最後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隨後，許大使帶領使館人員站成一排，懷著難言的心情，畢恭畢敬地三鞠躬，向死難者致哀。每具屍體腕上都無手錶，腳上沒有鞋子，看來飛機緊急降落前，為避免衝撞扭傷，機上人員是做了些準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