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將審議通過《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這是中共百年黨史上第三份「歷史決議」。依照慣例，能冠之以《決議》之名，都是歷史轉折關頭極其重要的文件。
中共曾經通過兩份歷史決議。
中共黨史上前兩份著名的歷史決議分別是：1945年4月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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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曾經通過兩份歷史決議。
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前夕，新華社特稿評價習近平是「眾望所歸的領導核心」「繼往開來的領航人」。
這兩份《決議》是中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產生的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獻，盡管它們產生的歷史條件、時代背景、所要解決的問題、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任務有所差異，但都是在重大轉折時刻對黨的歷史經驗作出的系統總結，對推動中國歷史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兩個《決議》都是在重大歷史關頭完成的。
第一個《決議》從1941年開始醞釀，到1945年通過，前後歷時四年多時間，貫穿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是在全面抗戰進入新階段、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受到嚴峻考驗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當時錯綜復雜、變化多端的國內外形勢，迫切要求中共黨內形成統一認識，對形勢做出科學的分析，制定出正確的路線和策略。然而，當時中共黨內思想並不統一，宗派主義、經驗主義、教條主義仍然阻礙著中共的正確路線、策略的制定和執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從思想理論的高度加以解決，中國革命就很難前進一步。
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毛澤東的倡議和領導下，《決議》從1944年5月開始起草，成立了由任弼時主持，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等人參加的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毛澤東多次直接主持並參與修改。該《決議》的形成在當時起到了三方面重要作用。
一是盡快破除教條主義。自中共成立以來，黨內對共產國際決議、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傾向隨處可見，教條主義盛行，忽視國情，犯了許多「左」傾錯誤。如何徹底清算歷史上「左」傾機會主義長期統治的惡劣影響，成為當時中共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
二是樹立起中共自己的指導思想，真正走獨立自主的道路。為了鞏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產國際於1943年5月宣布解散，這使得中共必須形成一種能團結全黨的指導思想，走獨立自主的路線，制定出符合中國實際的方針和政策。
三是對國民黨的反共輿論給予有力反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蔣介石依然沒有放棄反共立場，不斷挑起反共事端，鼓吹各種言論。為了達成全黨思想上的一致，對抗國民黨的進攻，《決議》的形成適應了上述問題解決的需要，促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1年的《決議》，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轉折時期形成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改革開放的總方針確立，撥亂反正工作開展，全國出現了思想解放的可喜局面。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與警覺的現像。
一方面，極「左」思潮依然存在，一些中共黨員對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和政策表現出了某種程度的不滿與抵觸；另一方面，社會上有少數人借撥亂反正之機，全盤否定中共的歷史，誇大中共的錯誤，企圖否定中共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在「中國向何處去」的重要歷史關頭，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大無畏的勇氣作出了這份《決議》。
《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起草小組由胡喬木負責。在《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從1980年3月到十一屆六中全會，鄧小平多次談過對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意見。這些意見成為起草決議的“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鄧小平是第二個《歷史決議》的主要發起者、設計者和決策者，在《決議》起草的重要關頭起了關鍵作用。
其次，兩個《決議》都對歷史經驗和教訓進行了深刻總結。
兩個《決議》是中共圍繞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東方大國如何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在革命勝利後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問題展開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反映中共「歷史進程」和「思想進程」的重要成果。正是通過對歷史的總結，獲得規律性的認識，並用以指導實踐，從而在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探索新路。
1945年的《決議》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和軍事上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為中共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做好了准備。
《決議》不是一般性地總結黨的經驗教訓，而是以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為分析視角，從政治、軍事、組織、思想四個方面，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在重大問題上的分歧和鬥爭進行比較分析，指出了「左」傾錯誤路線的主要表現，分析其產生的社會根源及對黨和革命事業的危害。
1981年的《決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在簡略回顧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28年歷史的基礎上，系統總結了中共團結和帶領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四條基本經驗。這一經驗總結較之第一個歷史決議的總結有著更寬闊的視野。
第二部分總結了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共團結和帶領人民取得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十條基本經驗，包括：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狀況，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等。
這十條歷史經驗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完成了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決議》明確提出了要回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上來，並以此為「標杆」不斷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與規律，這是中國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理論基礎。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前夕，新華社特稿評價習近平是「眾望所歸的領導核心」「繼往開來的領航人」。
第三份歷史決議側重在總結中共過去百年奮鬥過程中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
官媒《人民日報》指出，這個決議是要回答兩個重要問題：看清楚過去中共為什麼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中共怎樣才能繼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