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張學良（資料圖）
十五年前，當我首次披露張學良曾要求加入中共的問題時，在大陸幾乎沒有引起過任何特別的關注。除了茅海建教授有頗多疑問外，很少有人注意。反倒是台灣國民黨史研究專家蔣永敬教授對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試圖加入中共，並通過中共接通蘇聯，發動「西北大聯合」的情況深感興趣。他還鼓勵我把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內幕具體地寫出來。本文為《西安事變新探》大陸版代序（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五年前，當我在《「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一書中，首次披露張學良曾要求加入中共的問題時，在大陸幾乎沒有引起過任何特別的關注。一半是因為發行上的原因，一半是因為那個時候氣氛有些異樣，因此，除了茅海建教授那樣對傳統的黨史說法有頗多疑問的少數學者以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樣一本突出強調中國革命外部原因的書。這本書被人重視，反倒是因為蔣永敬教授，他專門寫了一篇書評，發表在《傳記文學》雜誌上。不過，蔣教授是台灣國民黨史研究的專家，他重視這本書，其實也不是因為他關心我對中共黨史有著怎樣新的說法，而是對書中談到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試圖加入中共，並通過中共接通蘇聯，發動「西北大聯合」的情況深感興趣。因此，他儘管評的是我的《「中間地帶」的革命》，用的標題卻是《有關西安事變的新資料》。不僅如此，蔣教授還極力推動並鼓勵我把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內幕具體地寫出來。由此也就有了1995年我在台灣出版的《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一書。
報中的不同說法，人們也都在猜測：究竟在事變期間，在蔣介石和周恩來之間發生過什麼，他們兩人的說法誰的更真實一些？而讀過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的讀者，也會或多或少地對事變前張學良與中共的關係問題，發生強烈的興趣。然而，因為缺乏足夠的研究資料，這一切謎團都無從解答。不僅如此，大陸的學者中間甚至還逐漸開始流行起一種說法，即認為中共不僅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毫無作用，就是當時中共自身的政策，也還是受著張學良影響呢。
不用說，《西安事變新探》一書的出版，全面地回答了這一問題。人們從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西安事變之前，在事變期間，以至在事變善後的過程中，張學良和中共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中共對於整個事變起過怎樣不可忽視的作用。而身為十幾萬東北軍統帥，深得蔣介石器重的張學良，何以會冒險與自身尚處於極度危險中、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的幾萬紅軍暗通款曲，甚至於把寶押在中共身上？這裏面究竟有著怎樣複雜的內幕？自然，這本書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兩國檔案中僅存的有關張學良要求入黨問題的幾份珍貴的檔案文獻，並且結合相關史料，具體地介紹了張學良提出入黨要求的經過，和中共中央及共產國際所做出的不同反應。僅此，已足以否定那種關於中共對於西安事變幾乎不起作用的說法。
但是，讓筆者意料不到的是，隨著張學良先生去世，大陸報紙雜誌乃至於網路上卻突然颳起一股旋風，將過去那種否定中共作用的說法颳得無影無蹤。人們迅速開始走向另一個極端，轉而熱衷於談論這樣一個驚人的話題：原來「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由於從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到張學良研究專家張友坤等，先後都出來撰文作證，再加上個別紀實文學作家的渲染炒作，此種說法一時間似乎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而海外一些華文報刊和網站也據此紛紛發表評論，宣稱：“歷史即將改寫！”以往按照大陸史觀對西安事變這一歷史事件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觀點，“會發生根本的動搖和改變”。因為，張學良既然是中共黨員，那麼理所當然西安事變是中共在幕後主導。中共既然推動並主導了事變，自然也就應當與張同進退。然而，當張學良按照與中共的約定發動了事變之後，中共卻迫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壓力改變了對張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諾，把張晾了起來。如此才造成張一氣之下不辭而別，隻身陪蔣介石回南京以領罪，進而慘遭蔣介石軟禁半個多世紀的可悲結果。
問題是，能夠確定地說，張學良是中共黨員嗎？
報，電文內容就是關於中共應該從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裏去擴大自己的隊伍，而不應當靠吸收軍閥入黨來發展黨。他緊接著強調：「以後的事態表明，儘管共產國際明確表示反對張學良入黨，中共中央仍決定發展他入黨。」在這裏，閻所“發現”的電文內容，與莫斯科1986年就已經公開的共產國際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電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共產國際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電中共中央頗讓人懷疑，會不會閻“發展”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電？而其後所謂“以後的事態表明”如何如何，邏輯上更不能成立。因為，共產國際8月15日政治指示電已經明確否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希望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提議，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決定發展他入黨”的措施，也應當是在8月政治指示電到達之後，而斷不致拖到12月初共產國際再來電報反對之後。何況，此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發生不過幾天時間，葉劍英等有資格將此一決定告知張學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實現此一“發展”？當然，閻文對於中共中央是否真的發展了張學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說法是：“現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決定，有沒有通知張學良本人？葉帥同宋黎的談話記錄將會揭開這個‘謎’。”
報，只提到張學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也只提到我們「將來擬許其入黨」；8月15日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也只是說明：對“你們關於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我們感到特別不安”，強調“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等。
有學者說，在共產國際回電之前，張學良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已有電報開始以「同志」相稱，由此可以看出雙方關係已進到組織關係的程度，這種說法更不能成立。不錯，7月3日張學良有信稱周恩來為「同志」，強調此間必須有6個月準備工夫；8月9日毛澤東等也有信稱張學良為「同志」，並肯定“八個月來的政治關係，證明了你我之間的完全一致”。但以「同志」相稱，即使在當時也並非就是共產黨人之間的一種專利，它充其量只能表明雙方之間進一步的信任，何況，雙方之間的來往信件，直到西安事變，更多的也還是在使用“兄”的稱呼。這和共產黨人之間內部通信的習慣也不盡相合。
有位作家推測說，共產國際回電距離中共中央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的7月1日。已過去一個半月。這一個半月中，張學良與中共中央聯繫密切，商量了許多大事。因此，以當時的境況，是不可能拖到一個半月後再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去答覆張學良的，也不可能在作決定讓張學良入黨之後，又勸其退黨。因此，他的結論是，張學良肯定已經被正式發展入黨。此說顯然不僅讀丟了張聞天7月2日電中那個「擬」字，而且對7-8月間張學良與中共中央之間關係複雜微妙的情況毫無了解。而更重要的在於，他甚至不清楚當時中共中央是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和張學良發生關係的。他不知道。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高度機密，斷難通過電報轉達，非有專人前往西安向張學良傳達中共中央的正式決定並履行適當的形式不可。此時，唯一得到中央指派準備前往西安且能夠擔此重任者，只有葉劍英，而葉卻到10月初才得以到達西安。至於說張6月30日提出要求入黨，7月3日就獲知中共決定，然後即對中共領導人改稱「同志」，在時間上也說不通。這更足以說明.「同志」之稱不可以用來證明張與中共的組織關係。
前，他已受命前往西安，已經了解了中共中央對此事的態度，然而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因為擔心拒絕吸收張入黨可能對紅軍與東北軍的統戰關係造成十分不利的後果，故未能就拒絕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葉因此在由陝北動身前往西安時也並未得到確切的拒絕吸收張入黨的指示。就我而言，我相信這種可能性未必一定是不存在的。但問題是，我們也不能否認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性，即由於共產國際是中共中央的上級指導機關，且這時的中共中央和紅軍要想根本改變自身危險處境和取得蘇聯援助，也必須要指望共產國際的支持與援助。在這種情況下，當共產國際明確表態反對吸收張學良入黨時，以留蘇學生為主的中共中央領導層很難陽奉陰違，抗命不遵，擅自秘密接受張學良入黨。可為有力佐證的如中共中央此後發展新疆統治者盛世才的例子。與張學良不同的是，盛世才因為治疆以來即奉行親蘇政策，一直頗得蘇方好感。故當其向中共中央提出入黨要求時，中共中央自然認為莫斯科同意的可能性較大，故準備接受盛世才的要求。不意，在徵求共產國際意見時，共產國際同樣表示反對。儘管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此並不十分理解，他們還是派任弼時當面向盛世才婉轉地表示了拒絕的態度。
當然，不論張學良入黨問題之謎能否徹底揭開，我都不認為「歷史即將改寫」的說法可以成立。這是因為，即使中共中央具體實施了吸收張學良入黨的行動，張學良也得知了這一決定，它也不能改變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實質。即張學良至多不過是一個所謂的“特殊黨員”，而非一般意義的共產黨員。換言之，兩者無論就政治標準、思想意識、組織關係，還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實與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前，都沒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變。事實上，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依舊採取的是毛澤東2月間“依據實力原則”提出的，一旦雙方共同行動，“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的方針，公開奉行以張為首的政策。在整個西安事變策劃和實行的過程中，張學良也依舊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並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揮。這也正是為什麼當事變結束，張學良被囚之後，儘管身陷囹圄，命運未卜，他第一位考慮的仍舊是東北軍的前途問題，生恐東北軍繼續與紅軍保持統戰關係，會造成難以預測的嚴重後果。故他明確建議蔣介石把東北軍儘快調離陝甘地區，脫離中共與紅軍。由上不難了解，不論是從中共中央的角度，還是從張學良的角度，張學良入黨與否，都不可能改變這一時期雙方關係的本質。
至於此說是否能夠言之成理，相信讀過本書之後，讀者自會得出自己的答案來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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