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圖為出席會議的部分人員合影。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又稱腳木足，今馬爾康縣白莎寨） 另立「中央」，並自任“臨時中央主席”，揚言要“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秦邦憲） 的黨籍，並下令通緝”。甚至在會場張貼一幅大啄木鳥口含毛、周、張、博的漫畫。張國燾得意地說：“川康省理番縣‘卓木碉’這個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鳥嘛！我們要做一隻革命的大啄木鳥，要把紅軍中的蛀蟲從革命事業這棵大樹中啄出來！”
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都在不同時期擔任過中共最高領導或負過總責，張國燾為何都與他們結怨，耿耿於懷，以至要把他們都「開除出黨」？這四位黨的重要領導人與張國燾之間究竟發生過哪些重大事件呢？
張國燾和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相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
張國燾與毛澤東的第一次相識應該是在1919年。1918年10月，毛澤東經老師楊昌濟介紹，認識了李大釗。當時，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把毛澤東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新到報刊和讀者姓名的登記工作，月薪為八塊大洋。
儘管毛澤東在湖南已有些名氣，而且比張國燾大4歲，但此時張國燾已經是北京大學著名的學生運動領袖了。
有一天，張國燾來拜訪李大釗，正巧毛澤東也在。李大釗向毛澤東介紹說：「這位是張特立，張國燾同志。」
毛澤東迎上前，熱情地同張國燾握手，並自我介紹說：「我是湖南毛潤之。」張國燾向毛澤東點點頭，然後旁若無人地與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
在這之前，張國燾經常去圖書館，在圖書館裏見過毛澤東，知道毛澤東是圖書館裏的職員，但並沒有交談過。因為他根本看不起這個小夥計角色的管理員。
兩人這次在李大釗家中的相遇，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許多年後，毛澤東在陝北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談及自己與張國燾在北大相識那段經歷時，深有感觸地說：「他們看不起我這個鄉下土包子。」而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對這段時間的毛澤東有過一句點評：毛澤東和中共另一早期黨員劉仁靜一樣，或許是思想有些“急進”。
1920年，毛澤東在湖南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很受陳獨秀的賞識。此時，張國燾由於思想先進，也很受陳獨秀器重。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13名代表到了上海。張國燾一見到毛澤東，便高興地問候道：「毛潤之，一路辛苦。」會議期間，張國燾不但主動與毛澤東討論了一些有關建黨的問題，還興緻勃勃地回憶起在北大的情形。
張國燾為什麼一反常態呢？這可能是因為張國燾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而毛澤東只在會上擔任記錄員。張國燾要做出一點領導者的姿態吧。從中共成立之日起，張國燾有較長一段時間居於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
一大結束後，張國燾被選進中央局（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分管組織工作。張國燾後來回憶起在一大時對毛澤東的印象：「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閑談的時候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
1923年，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兩人都是代表，又見了面。在三大上，對國共合作的具體組織形式，發生了爭論。張國燾認為，工人階級只能在自己政黨的旗幟下進行革命，不同意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否則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也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組織。張國燾的觀點成為會議爭論的焦點，多數人不同意他的觀點。毛澤東在發言中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陣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分，和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黨內合作的主張，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仍保持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
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局成員。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共領導核心，剛好30歲。而張國燾則落選了。毛澤東協助陳獨秀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張國燾也注意到毛澤東不是個簡單人物。他回憶說，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一個新問題———農民運動，是「這個農家子弟對於中共極大的貢獻」。
回到北京的張國燾，心灰意冷，與楊子烈結婚。在北京，他與楊子烈一同被捕，並背叛了共產黨，但不為人知，五個月後出獄。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張國燾又被選為中央局委員，重回中央工作；而毛澤東則落選了。
落選的毛澤東有機會深入社會調查，並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1951年，毛澤東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寫了這樣一個題註：「此文是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張國燾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再次進入中共領導核心。毛澤東也參加了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後，1927年7月剛剛經過改組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的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在這個緊急關頭決定了三件事：將中共所掌握或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在秋收季節，組織湘鄂粵贛四省農民起義；召集中央會議，討論決定新時期的新政策。這樣，周恩來、張國燾先後去了南昌，準備起義；而毛澤東則去了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1937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從右到左）在延安合影
張國燾阻止南昌起義，周恩來拍了桌子
大意是要我們停止冒險，主張我們與張發奎一道干，打回廣東，再由南向北發展革命。”
眾人不解。李立三說道：「什麼都準備好了，我們還坐在這裏討論，討論什麼？」譚平山不同意：“要是我們軍中的同志都這樣猶豫，還不能夠干，那麼以前我們的一切工作不是白乾了嗎？這能算是我們黨的軍事工作嗎？”
周恩來聽著幾個人的爭論，並不隱瞞自己的觀點：「還是干！」
張國燾找不到支持者，便沒了底氣，換了一副商量的口吻：「我剛到，還不了解這裏的情況，主要聽你們的。不過國際的電報可是說，要有成功的希望，才贊成干。如果沒有絕對的把握，還是不要乾的好。加倫的意見也是推遲一點……」
此時，誰也沒有料到，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拍了桌子。他站起來，衝著張國燾吼起來：「你說的這些，究竟是你的意思，還是國際的意思？中央派我來是要組織暴動，你又來說國際不贊成暴動，你叫我怎樣執行？我辭職不幹了！今天的特別委員會我也不出席了！」
張國燾不服氣，喃喃道：「這有什麼辭職不辭職的？你怎能不參加特別委員會呢？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忙，你們可以叫一個同志把這裏的情況告訴我，等我看看你們預備好的宣言，再圖計議嘛。」
不知誰衝著張國燾高嚷一聲：「為什麼你要看宣言？究竟你是贊成干，還是要停止我們干？」
張國燾有點招架不住：「我不是不了解情況嘛！如果條件成熟，應當干，我怎麼會不贊成干呢，問題是現在時機不成熟。」他見無人再沖他嚷，口氣又硬了起來：“你們說準備好了，宣言呢？計劃呢？總指揮是誰？”
鄧中夏說：「這些都準備好了。總指揮是賀龍。」
「賀龍？」張國燾反問道，“他能當總指揮？他是土匪出身，難道你們都不知道？”譚平山忍不住了，說：“胡說！你才是土匪！”
周逸群接過話說：「賀龍的情況我了解，他是苦出身，拉起隊伍之後也是仗義疏財，並不擾民。參加中華革命黨後，一直追隨孫中山，他是真心靠近共產黨的，已經多次提出入黨，只是我們沒有發展而已。」張國燾打斷周逸群的話：“現在不要談他入黨不入黨的事，既然不是共產黨員，叫他負責暴動不可思議！”
惲代英說：「共產國際和陳獨秀的錯誤害死了中國革命，葬送了成千上萬的同志，他們的領導完全破產了。現在南昌暴動一切準備好了，忽然又來了什麼國際指示，阻止我們的行動，我是誓死反對的。」
惲代英並不看張國燾，但話卻是衝著他說的：「如果你再動搖人心，就要打倒你！」張國燾隱約記得會議開始時葉挺好像贊成他的觀點，便懷著一線希望，轉向葉挺：“你不是也認為暴動不易成功嗎？你說說看。”
葉挺是有過和張發奎一同回廣東的想法，但聽完大家的發言，打消了原先的想法：「根據實況，只有不顧一切地幹下去！」張國燾見已無退路，只好說：“好吧，我少數服從多數，你們決定吧。”
到了第二天上午，與會者接著再議。開會前，受到抵制的張國燾仍存一念，試圖以個別談話來改變決定。他第一個找大炮一樣性格的李立三講：「賀龍領導不合適，應該換成我們自己人。」
「你不要再這樣說了，」李立三不得不耐著性子勸他，“賀龍現在是決心追隨中共一塊干，我們不能令他失望；我們與賀龍也已信誓旦旦，在形勢上說彼此都已騎上虎背，在決心上說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變都易引起嚴重的誤解……”
周恩來也補充說：「賀龍決心參加暴動，並且秘密徵得他部下各師長的一致同意，整個暴動計劃和發動時間，他們都已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變了。」
張國燾還在啰唆：「把時間往後推遲一下，把握不更大了？」
「這個事情你不要懷疑了，」周恩來對張國燾說，“獲知暴動機密的人，除了中共的重要幹部外，還有張曙時等十多位國民黨左派人物，以及賀龍部的重要將領。秘密已經無法保持或者掩蓋，甚至有些行動已經來不及停止了。”
這時傳來張發奎要來南昌的消息，所以一切都再無討論的必要，只有三個字：立即干！起義日期開始定在31日晚、張發奎到來之前，後經周恩來與葉挺、賀龍等人商量，起義時間改在８月１日凌晨４時。毛澤東稱讚博古「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周恩來、張聞天與項英為書記處書記，博古任總書記。博古與張聞天都是江蘇人，經歷相似，相識很早。1926年，他們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張聞天以學識淵博著稱，博古以能言善辯出名。張聞天溫文爾雅，博古激情四射。也是在那裏，1928年夏，他們認識了來開中共六大的張國燾。張國燾是大會的執行主席，博古是大會的翻譯，張聞天沒有參加六大，在會外做些文件的翻譯和複製工作。
1934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立即決定戰略大轉移去湘西，開始了長征。1935年1月15日，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博古提出總結湘江戰敗之事。張聞天與周恩來主張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訓，博古服從多數，同意議題改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教訓。17日的會議，博古同意張聞天起草的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的軍事領導三人小組，由朱德與周恩來任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軍事指揮最後下決定的負責人等。
2月5日，周恩來找博古說：蔣介石文武雙全，知識面廣，又有政治手段，中國革命要打倒蔣介石，我們必須要找個比他強的人領導。我考慮了很久，這個人是毛澤東。現在我們商量由張聞天接替你當總書記，也是過渡的。博古立即交出了相關印章，同時提出要他與王明約定的聯絡員潘漢年去向共產國際報告，爭取共產國際批准。
1935年6月16日，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張國燾與陳昌浩分別來找博古，了解遵義會議情況，說遵義會議的決定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博古是共產國際批准的合法總書記。但是，博古是非分明，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為此，毛澤東向周恩來說：「博古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關帝廟的大殿裏召開了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張聞天、博古、劉少奇等人。周恩來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作報告。他著重分析了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認為在川、陝、甘開創革命根據地是比較有利的，因此兩大主力會合後，應當繼續北進奪取甘南。他在講話中還強調，為了高度機動大量殲滅敵人，在指揮上的問題是必須集中統一，要把指揮權集中到軍委，並且強調這是最高的原則。
接著，張國燾發言。他先介紹了川西北的情況，提出了三個計劃，認為「川陝甘計劃」沒有可靠的後路，而“北進計劃”會受到胡宗南的阻擊，消滅不了胡的主力，在甘南很難站穩，而且陝甘北部地廣人稀、糧食困難，所以仍主張以西康為後方，南下成都，在川康立足，如果不行再北進不遲。張國燾曾問過周恩來：“你們有多少人？”周恩來反問道：“你們有多少人？”“我們有10萬。”“那我們只有3萬。”其實，一方面軍這時剩下的人數不到1萬。當然，張國燾也無法精確計算，因為毛澤東已把兵力分散到各地去了。四方面軍的勢力要比一方面軍大得多，他認為四方面軍兵強馬壯，一方面軍應該聽他的指揮。
在彭德懷、林彪發言，表示支持北上後，博古講了話。他說，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根據地，做出模範，現在川陝甘的計劃很好，首先是在甘南，充分做好群眾工作，發展游擊戰爭，就會影響到全國的革命形勢。現在我們的戰略方針應是：奪取松潘，打擊胡宗南的軍隊，這是實現戰略方針的樞紐。他的講話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周恩來的北進計劃。最後，周恩來作了結論。張國燾在會議上陷於孤立，不得不暫時接受中央北上建立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
晚飯後，博古找到張國燾一起交換對軍隊政治工作的意見。博古提出中央在軍隊的建設中改變了舊軍隊那種長官與士兵的關係，目前紅軍官兵之間都是同志關係，這是革命軍隊不同於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博古直率地提出了四方面軍中仍沿用伙夫、馬夫等名稱，是保留了過去軍閥的觀念。
張國燾聽了十分不耐煩，認為沿用舊稱呼不一定就是保留舊觀念，並且以中央沒有明確規定來開脫。
博古在談到部隊中的民主作風時，特別提出要防止指揮員打罵戰士，並且舉出他看到四方面軍一個連長高聲怒斥一名士兵的例子。張國燾聽後十分惱火，認為這只是個別現象，甚至說一方面軍也有這種現象。他懷疑博古是來指責四方面軍的，兩個人談得很不投機，不歡而散。
張聞天要讓出總書記，毛澤東考慮還是周恩來讓出總政委好些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決定在一、四兩方面軍會合後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事實上，張國燾對兩河口的決議採取了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態度。回到雜谷腦以後，他立即召開會議，散佈不滿情緒，挑撥一、四方面軍之間的關係。
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中央考慮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必須解決兩軍的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問題，中央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
為了加強與四方面軍的團結，傳達兩河口會議精神，中央決定組成一個慰問團到雜谷腦慰問四方面軍。張國燾對任軍委副主席一職並不滿意。他對秘書黃超道說：「中央見我隊伍過於強大，不得不給我一個副主席，其實我一個副主席在開會時又形成不了多數。」當慰問團在雜谷腦期間，他煽動一些人向中央提出讓徐向前任紅軍副總司令，陳昌浩任總政治委員。而陳昌浩又致電中央，要求讓張國燾任軍委主席，目的是將一、四方面軍統一交張國燾指揮。
為了解決組織統一問題，7月18日，中央在黑水縣蘆花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研究如何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務，一、四方面軍很難擰成一股繩。」毛澤東找張聞天商量。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由朱德擔任，張沒有資格，也沒有理由代替；只當軍委副主席，他又肯定不願意與同為副主席的周恩來、王稼祥平起平坐。
張聞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軍北上，說：「把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
「不行，」毛澤東斷然拒絕，邊搖頭邊分析，“他要抓的是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
經過權衡，毛澤東、張聞天建議把總政委的職務讓給張國燾。當時擔任紅軍總政委的周恩來正患重病，發高燒，整日咳嗽，卧床不起。毛澤東、張聞天來到周恩來住所，同他商量。周恩來絲毫不計較個人職位，同意讓出總政委之職。
經過反覆研究，大家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並以軍委主席朱德及副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王稼祥的名義向各兵團首長發了通知：「奉蘇維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仍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同志兼總司令，並任（由） 張國燾同志任總政治委員。」
張國燾對博古惡語相向，毛澤東斥責其為「潑婦罵街」
1935年7月28日，毛澤東等來到了毛兒蓋。在這裏，張國燾要求中央解決「政治路線」問題，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與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工作”。為了統一思想，8月4日至6日，中央決定在毛兒蓋以南20公里處的沙窩召開會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張聞天、博古等人參加了會議。
張聞天作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草案）》的報告。在討論今後行動方向時，中共中央堅持一起北上，張國燾則主張南下，雙方相持不下。毛澤東說：「川康地區各方面的條件都比較差，不利於駐軍，而且那裏還有大量的敵人部隊沒走，如果南下，一定會遇到許多麻煩，弄不好就會自投羅網。」
張國燾說：「北進有很多不利因素，一則缺少群眾基礎，二則部隊長途跋涉，已呈疲勞態勢。南下川康則可抓住當前紅軍會師的有利時機，建立川康根據地。」毛澤東解釋道：“北進計劃是根據共產國際的來電指示制定的，去年紅軍撤出瑞金之際，共產國際就來電指示，如果紅軍到了萬不得已的地步，可以北進蒙古，靠近中蘇邊界，他們會相機給予支援。”
張國燾說道：「我主張南下川康，如果一方面軍要北上，則四方面軍單獨南下。」
博古一聽，氣憤地嚷了起來：「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鷹鑽進了山溝，想飛也飛不起來。」
不料，張國燾騰地一下站起身來，指著博古的鼻子道：「你這黨的敗家子，配談什麼軍事！」
毛澤東再也忍不住了，厲聲斥責道：「國燾同志，這是黨中央的政治局會議，你這樣潑婦罵街似的惡語傷人，哪點還像個共產黨人的作風！」
「老毛，」張國燾似乎余怒未消，“你們丟掉了中央蘇區，把中央紅軍也搞得只剩下萬把人，這表明不但是軍事路線的錯誤，而且最重要的是政治路線的錯誤。”毛澤東被激怒了：“現在不是總結這些的時候，實際上此前的遵義會議已有過總結。當務之急，紅軍要團結北上。這才是唯一的出路。”
張聞天見雙方爭執不下，便以黨內總負責人的身份宣佈舉手表決。結果，只有張國燾一人反對北上。
最後，在沙窩會議上，中央決定兩個方面軍混編，分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中央機關隨右路軍行動，張國燾率左路軍行動。因在討論組織問題時，張國燾要求把他手下的人更多地補進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毛澤東批評張國燾：「你這是開督軍團會議！」同時，又對張國燾作了一些讓步，補選了陳昌浩和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此後，毛澤東等幾位中央領導人對張國燾進行了耐心細緻的說服和爭取。但是，毛澤東、張國燾兩人每次都以大吵一架而結束。朱德前去看望張國燾時，張國燾便數落起毛澤東。他說，在中央蘇區，老毛就愛表現得與中央格格不入，處處要顯示自己高人一等。既如此，為什麼在遵義會議上還要把他推進來。這個人渾身上下透出一股霸氣，今後與之共事，須練就容天下難容之事的肚量才行。朱德不這麼看，他再三開導張國燾，張國燾根本聽不進去。
報去找張聞天、博古。當時周恩來卧病在床，因為事情緊急，當天晚上，就在周恩來住處召開會議。博古和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陳昌浩、徐向前一起參加。會前，毛澤東已草擬了一份要張國燾北進的電文，除陳昌浩外，其他人堅持按中央政治局的決議繼續北上。陳昌浩提出力爭左、右兩路軍一起北上，如果張國燾堅持南下，是否考慮南下再說。因多數反對，陳昌浩只好作罷。當晚，中央即以周恩來、張聞天、博古、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王稼祥等七人名義，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要他們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係上著想，當機立斷，立即北上。
張國燾堅持南下，毛澤東、博古認為已無法說服
張國燾頑固地反對北上，堅持南下。陳昌浩也改變了態度，同意南下。中央接到張國燾來電後，嚴令張國燾立即率部北上。但張國燾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裏，密電陳昌浩。電文大意是：余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來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周、張放棄毛兒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果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
這份密令讓作戰科副科長呂黎平看到了。因為事關重大，呂黎平趕快跑到會議室，這時陳昌浩正在會上作報告，他示意坐在身旁的葉劍英先閱。葉劍英看完電報後，不動聲色地離開會場趕到黨中央駐地，把電報交給了毛澤東。這時，彭德懷已向毛澤東報告了張國燾、陳昌浩的動向，毛澤東沉著機智地找到了陳昌浩。
陳昌浩說：「張總政委來電要南進。」毛澤東順水推舟說：“既然要南進嘛，中央書記處要開一個會。周恩來、王稼祥同志病在三軍團部，我和張聞天、博古去三軍團司令部就周、王開會吧。”
陳昌浩見毛澤東語氣變了，心中很高興，點了點頭，但他沒有想到這是毛澤東的金蟬脫殼之計。毛澤東見到了張聞天與博古，扼要講了事情的經過。博古聽後氣憤地說：「誰也沒想到，張國燾壞到這種程度！」由於情況十分緊急，中央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揭露了張國燾分裂紅軍的企圖和迫害中央的罪行，也分析了當前所處的危險境地。毛澤東、博古等一致認為繼續說服張國燾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還會導致更大的危險，因此馬上作出決定，立即率一、三軍團，軍委縱隊一部，紅軍大學等組成的臨時北上先遣支隊，脫離危險區，到阿西集合，排除干擾繼續北上，向甘南前進。
張國燾，令其率部北上，但張國燾仍堅持己見，再次拒絕了中央的命令。為了讓大家認識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所造成的危害性，確定今後的行動方針，9月11日晚至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了緊急擴大會議。俄界是一個小村莊，最大的一所房子就是藏族的經堂，會議就在經堂召開。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等21人，周恩來因身體十分虛弱沒有參加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毛澤東代表書記處作報告。他回顧了幾個月來的經歷，指出中央北上後，張國燾仍堅持他的錯誤思想，按兵不動，到了阿壩後不肯北上，卻要右路軍南下。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隊要遭受重大損失，中央不能把紅軍帶到絕路上去。
毛澤東表示，不管張國燾本人如何破壞，中央仍然堅持過去的方針，繼續北進。但由於中央僅率領了一、三軍團，兵力單薄了，行動方針也應該有所改變，應該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在陝甘地區求得發展。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又有正確領導，就可以戰勝敵人到達目的地。
博古覺得過去對張國燾太客氣了，應當揭露他違抗中央命令的行為，總政委一職應該撤銷，當然不是今天或明天，這要等到內部認識到他的錯誤危害時再進行，這樣有利於團結爭取四方面軍的全體人員，也關係到許多在左路軍中的一方面軍幹部的安全。經過討論，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俄界會議後，中央紅軍繼續北上，突破了天險臘子口，直搗哈達鋪。9月20日，中央在此召開了常委會，研究組織部工作和整編問題。會後，接到一軍團政委聶榮臻派人送來的一張從敵人那裏繳獲來的報紙，上面登載了關於徐海東與劉志丹會合的消息。當時，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都在場。毛澤東看到了報紙後笑著說：「好了！好！我們快到陝北根據地了。」10月19日，毛澤東隨部隊進駐陝北保安縣吳起鎮，與紅十五軍團會合，紅一方面軍的長征宣告結束。
共產國際裁定「南下北上」之爭，毛、周、張、博從忍讓到鬥爭
1935年9月中旬，張國燾趁四方面軍完全集結在阿壩之際，迫不及待召開所謂「川康省委擴大會議」。會場設在格爾登寺大殿內，經過了精心佈置。會場旁邊一個戲檯子上扯著一條醒目的橫幅，上面寫著“反對毛、張、周、博向北逃跑”。
在會上，張國燾大聲「聲討」：“同志們，今天的會，大家一看標語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軍發生了令人憤慨的不幸事件，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人私自率領一、三軍團向北行動，破壞了中央和紅軍的一致行動。他們開溜時既不報告，也不交防，導致敵人乘虛而入，我紅三十團遭到重大傷亡！”
「他們為什麼要開溜呢？」張國燾自問自答，“因為他們害怕敵人，要逃跑。他們說北上抗日只是借口、託辭、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毛兒蓋會議是錯誤的，北上是行不通的，還是要南下，建立天（全） 蘆（山） 雅（安） 根據地，相機向四川發展。”
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召開會議，另立「中央」，自任“臨時中央主席”，宣佈“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的黨籍，並下令“通緝”。對葉劍英、楊尚昆“免職查辦”。
正在此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化名張浩） 由蘇聯回國到達陝北，中斷的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又重新建立起來。林育英帶回共產國際的有關指示，表明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信任，稱「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地位， 被稱為除蘇聯外之第一黨」，“全蘇聯全世界都稱讚我們的長征”。
張國燾：「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見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係。我已帶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準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傳達。」
張國燾得此電文後，心情是複雜的。他與毛澤東的「南下北上」之爭，終於等來了可以裁判的關鍵人物。張國燾細細揣度，建黨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漢從事工人運動，對於這種私交舊誼，林育英總不會淡然處之，無動於衷。想到此，張國燾胸有成竹地回復一封長長的電文，分“甲、乙、丙、丁、戊、己”，曆數所謂“機會主義”的表現，將“分裂黨和紅軍”的責任，完全推給毛澤東的“北上”路線。這封電文還是以「中央」的名義發出的，其用意無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認或默許。林育英接電後即複電說：“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的政治路線”，“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並且指示：“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讀著態度如此鮮明的電文，張國燾頓感失落和無奈。可是，他仍然不甘心，又給林育英去電：「浩兄：是否允許你來電自由？」他懷疑林育英已失去自由。此時，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電令“張國燾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傾向”。張國燾孤立了。
朱德、張國燾等，除告之國內外形勢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外，還說：「過去的分歧不必談，唯一任務是全黨全軍團結一致，反對日帝和蔣介石……中央與四方面軍的關係可如燾兄之意暫時採取協商方式。」在內外壓力下，兼之大勢所趨，6月6日，張國燾在爐霍宣佈取消第二「中央」。
張國燾沒有理由拒絕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達北上的命令。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的議程只有兩項：一、國民黨三中全會後中共的任務。二、張國燾的錯誤。
在延安開會批判張國燾時，毛澤東講了很長的話。他特別提到：「張國燾對‘毛、周、張、博’不特筆之於書，而且用在標語、歌謠、遊戲、戲劇中去。這些實際上連國民黨的界限也消滅了。」
張聞天作總結髮言：「這幾天的討論，已將國燾路線表現的罪惡行為充分地揭發出來了。這對全黨及犯這錯誤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博古同志說得正確，他的肅反和一切別的蘇區的肅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張國燾的統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別人調動不了的軍隊的辦法。張國燾建立的軍隊正是這樣的。」
張聞天還說：「犯了錯誤的同志要不走到黨外去，變為黨的叛徒，除非自己下決心同自己的錯誤作鬥爭。不改正自己的錯誤，堅持自己的錯誤，結果必然會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1935年9月的俄界會議上，張聞天曾預言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不幸而被言中。這次張聞天的預言一年後也應驗了。
會議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張國燾知道自己的處境，趕緊寫了一份《我的錯誤》的聲明，過關了事。1938年清明節，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際，叛逃到了國民黨方面。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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