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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首部憲法誕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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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首部憲法誕生記

2021年12月03日 20:02

1953年12月24日夜,一輛由北京發往浙江杭州的專列穿過平原一路向南疾馳。專列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對隨行人員說:「治國,須有一部大法。我們這次去杭州,就是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這件立國安邦的大事。」

1954年3月23日,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委員合影。

毛澤東說的這件大事就是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為新中國民主與法制建設奠基立業。新中國成立初期,召開由普選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尚不具備,因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便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責,其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發揮著臨時憲法的作用。隨著國家政治社會穩定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加強各項政治建設,進一步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開始提上黨的重要議事日程。

1952年11月,黨中央作出決定,立即著手準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12月1日,黨中央下發《關於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通知》,明確將召開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制定憲法問題列入會議議程。24日,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四十三次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提議由全國政協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議開始進行起草憲法草案的準備等工作,得到與會各委員的一致贊同。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二十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並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以朱德、宋慶齡、李濟深、鄧小平、李維漢等32人為委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為確保憲法起草工作的順利推進,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憲法起草小組,成員有李維漢、胡喬木、田家英等,由毛澤東親自領導。以政務院內務部為主組成的憲法起草辦公室,主要負責收集相關資料。

12月28日,毛澤東率憲法起草小組部分成員乘專列抵達杭州,著手憲法起草工作。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起草小組用了近3個月的時間,數易其稿,寫成了一個「比較成熟」的憲法草案稿本(因稿本誕生於西子湖畔,史稱「西湖稿」)。起草過程中,毛澤東多次在憲法草案的稿子上,注寫批語,改動文字,將自己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頂層設計思考,寓於憲法文本。

1954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修改稿(部分)。

1954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關於《各大區和各省、市對憲草初稿組織討論的情況》。

1954年3月2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會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即印發給各大區和各省、市進行討論。根據1954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關於《各大區和各省、市對憲草初稿組織討論的情況》統計,「各地此次組織參加憲草初稿討論的人員相當廣泛:有各民主黨派主要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科學、文化、教育界、工商界代表人物,少數民族代表人物,人民團體和黨政軍主要負責幹部」。在此基礎上,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並通過決議交付全國人民討論。討論持續了近3個月,參與討論的人數達1.5億人,占當時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累計提出意見共計118萬多條。

正如毛澤東所言,「憲法的起草是慎重的,每一條、每一個字都是認真搞了的」,「這個憲法是適合我們目前的實際情況的,它堅持了原則性,但是又有靈活性」。在毛澤東看來,這次起草憲法草案的一個成功經驗,就是採取了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廣大群眾的意見相結合的方法。他認為,今後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走群眾路線。

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全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它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以來英勇鬥爭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中國近代關於憲法問題和憲政運動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體現了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把中國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政治制度用根本大法形式確定下來,並指明了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奮鬥的正確道路。

文中所示檔案為中央檔案館藏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據米士奇回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56年毛澤東與陳毅、蘇加諾在北京(資料圖)

話。另外,各省、市有事打電話就找你。我說:電話以咱們辦公室的名義打吧。廖說:不、不、不,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打。11日晚和12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閣休息室的一部紅機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打了二十七個電話。”

原來,米士奇電話里所說的「中央領導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米士奇,熟人們喊他「小米」,中南海里的小字輩。他不是高幹子弟,也向來沒有跟中南海沾邊。非常偶然的機會,使他步入中南海中國的政治神經中樞。

那是六十年代初,中南海發生了所謂「竊聽器事件」。其實,那只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認為毛澤東主席在一些會議上的講話很重要,提議裝個錄音機錄下來,以便整理、保存。那時的錄音機很大,顯眼地放在會議桌上,壓根兒不是什麼“竊聽器”。有一回開會,毛澤東看見負責會議事務工作的劉吉順在擺弄錄音機,就問:“這是什麼東西?”劉答:“先進設備,給首長講話時錄音用的。”毛澤東說:“我叫安的時候安,我不叫安的時候不要安。”

這件事就一飛而逝,直至「文革」風起,被林彪、江青利用,演繹成安裝“竊聽器”,變成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一大“罪狀”。

自從毛澤東說了「我叫安的時候安」那句話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意識到毛澤東不大喜歡錄音。為了能夠完整地記錄毛澤東等首長的講話,中共中央辦公廳決定加強速記工作。

於是,著手物色八名速記員。從哪裏物色呢?從北京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八名「根正苗紅」的學生。

米士奇恰恰在1961年從北京二中畢業,正準備報考北京大學歷史系,意外地被中南海選中了!

米士奇確實是「根正苗紅」的學生。他被查過“三代”爺爺是工人,父親是中農,本人是學生,出身河北保定徐水農村,沒有很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學六年,他六年當選三好學生,五年當選優秀團員,兩度當選北京市優秀學生。

像米士奇這樣「根正苗紅」的應屆畢業高中生,最初選了八人,後來篩去一半,剩四人,米士奇仍在其中。這四人被送去學速記,不久調往中南海,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工作,為中央的會議當速記。米士奇還負責整理過毛澤東講話的錄音帶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錄音,大約二三百盒錄音帶。

1965年8月23日,米士奇成為中共預備黨員。他是四名速記員中第一個入黨的。此後,他一直在中辦工作。

1974年,他擔任中辦秘書處文件組副組長時,2月1日被調往王洪文辦公室臨時協助工作。這樣,他成了「王辦」的工作人員。

他跟王洪文,只是一般的工作關係。正因為這樣,在中國歷史大變動的時刻,雖然他曾奉王洪文之命「進駐」紫光閣,但他在王洪文被捕的翌日便寫了揭發材料。在中共中央1976年12月印發的文件上,稱他為“米士奇同志”。

如今「小米」已成為“老米”。當我來到他家,他和妻子張素花(當年在釣魚台工作)笑談往事,頗為感慨。

身為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不知此事。他問另一位副主席葉劍英,葉劍英也不知此事。於是,華國鋒馬上要秘書以中央名義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打電話,發出通知,發生重大的問題,應向華國鋒請示。

王洪文不得不縮回已經伸出來的手。

毛主席追悼大會上(資料圖)

也就在這個時候,「四人幫」的親信發動了寫“效忠信”的運動,各種各樣的“效忠信”飛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樣的“建議”,說出了「四人幫」不便啟唇說出的一些話: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極其悲痛的心情,向黨中央寫這封信。我們這些小人物最擔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後,黨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什麼人手裏?

我懇切的向黨中央建議:江青同志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增加春橋同志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

這位自稱是「毛主席的共產黨員」,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對於「四人幫」的批判。江青卻把這些信當成了“民意”。

「基地」與「四人幫」保持步調一致。王秀珍和陳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還會有。到底是我們掌權,還是他們掌權,現在還不清楚。中央鬥爭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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