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與周恩來(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知情錄（三）：共和國外交軼事及兩岸風雲》，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10
那日夜難忘的煩惱總算從心頭消失了。黃鎮從紅旗轎車弓身出來，晚間的冷風削著他的臉，他不覺得冷，反倒痛快。他推開自己的家門，深深呼吸著寒冬冷徹的空氣，像好容易才卸下重擔、恢復了自己的元氣一樣，他舒坦地哼起了黃梅戲《夫妻雙雙把家還》。當他踏著薄雪碴，坦然地邁步前進時，才真正感到這個世界也是自己的世界。
「朱霖哪，今天晚上是不是喝點酒？」黃鎮興緻勃勃地喝著杯里的剩茶，心滿意足地吐氣。
「什麼事兒這麼高興？」朱霖放下手中的書，站起來。
「問題解決了。」黃鎮詳盡描述了客人走後，毛澤東當著他和幾個年輕人說的：“主席說，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青年人對老同志要高抬貴手……年輕人還有些不服，試圖扭轉這句話，追問主席，老幹部是不是要對年輕人高抬貴手呢？毛主席沒有搭茬兒，沉吟良久，才說，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評嘛。”
朱霖也歡暢起來，給黃鎮添上一杯水，又開柜子找酒。黃鎮兩手抱著燙熱的茶杯，像被一股溫暖的潮水所包圍，他回想著說：「主席真是了不起，他要做我的工作，並不直接跟我說，而是讓福特開口……」
正說著，門鈴響了，小兒子和平去開門，回來說：「爸，有人送螃蟹來了。」
「哦，知道我們要喝酒了？」黃鎮高興得雙手攤在兩邊，“誰呀？”
「是王洪文副主席派秘書送來二十幾隻螃蟹。」
和平話音剛落，黃鎮馬上手捂鼻子，表情嚴肅：「告訴他，我傷風感冒了，不能見客！」和平納悶，父親為何一聽王洪文就如此敏感，動作竟敏捷得如同一個年輕人。
「快去呀！」父親催促著。和平到門口一說，秘書只好將螃蟹留下，悻悻而去。和平回到客廳，見父親正在打電話，要外交部辦公廳轉告王洪文，送的螃蟹收到了。“這螃蟹不能吃得不明不白。”他又把螃蟹分給了陳丕顯、孔原等人。
父親為何要這樣做呢？和平到半夜突然明白：父親不接螃蟹會被對方認為失禮，接了螃蟹而又讓外交部打電話表示感謝，是要對方明白，有事請通過組織，決不和你拉私人感情……想著想著，和平撲哧笑了：父親「感冒」得恰到好處。
當時，尼克遜的女兒、女婿也來中國訪問，外交部讓黃鎮夫婦陪同去外地參觀，他們就離開了北京。
話。她聽著，呼吸突然急促起來，眼淚撲簌簌成串滾下。黃鎮有一種預感，在這一片黑暗中，在這不可打破的寂靜中，將要發生一件事。來電話的是好友康岱沙，她說周總理已去世……黃鎮在空地上站著，沒法集中思想。對於在他身上長年累月暗暗積累的情感來說，這簡直是晴天裏的一聲霹靂！再說那些惡勢力，那些身居高位的卑鄙的既得利周恩來逝世，群眾悼念。益者，那些自恃清高的無知者，他們正在勾結起來，使周恩來、鄧小平的一切創議陷於癱瘓……
黃鎮和朱霖一直睜眼等到天亮，早飯吃不下，只好請外賓自用早餐。到機場送走外賓後，他們立即趕回北京，與總理遺體告別。
哭聲，滿病房的哭聲。黃鎮在放聲嚎哭，朱霖掩著鼻子，泣不成聲。回家的路上，外交部司機楊國恩由小聲啜泣也變成了痛哭……
4月5日清明節，朱霖來到天安門廣場，撫摸著那柏樹上的小白花，想得很多，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黃鎮多想置身於那人海之中，可他的職務不允許他出現在人群之中。但他還是坐上汽車，和朱霖一道開到天安門廣場，轉了一圈。看到群眾海潮般地涌動，他們心裏頓時痛快了許多。事後，發現有人到外交部查黃鎮的汽車號碼，汽車隊的司機胡亂指了一輛吉普車的號碼：「喏，就那輛。」
話要你去一下。”
黃鎮蹙了一下眉頭，跟在座的王海容講了一聲。王海容說：「我已經知道了，你去吧。」
黃鎮來到江青處。江青精神亢奮，抬高聲音說：「今晚我要陪尼克遜看演出，請你講一下主席同尼克遜談話的主要內容，怕晚上要談這些問題我不知道。」
黃鎮眨眨眼：「外交部都作了詳細記錄，你可以……」
江青鼓鼓腮幫：「詳細記錄我以後再看，你先說說吧。」
黃鎮簡要地作了介紹。江青又問：「主席談到國內問題沒有？」
「沒有。」
「一點都沒談？」
「沒有。」
江青懊喪地靠在椅子上，揮了一下手：「就談到這裏吧。我還要去理髮，準備一下。」
20分鐘以後，黃鎮又回到了18號樓。
黃鎮與夫人朱霖和孩子們合影（資料圖）
晚上，黃鎮夫婦陪尼克遜夫婦去劇院，座位上因為不再坐著周恩來而黯然失色。江青要當主角。一首《台灣人民我的骨肉兄弟》演唱完了，江青一躍而起，熱烈鼓掌。帕特·尼克遜隨她站起，開始鼓掌。但是，她注意到她的丈夫只是從椅子上微微欠了一下身，然後又坐下了。於是，尼克遜夫人也突然坐下。
話隨後又找到黃鎮家。她說江青打電話要她告訴黃鎮寫揭發外交部兩名幹部的材料，當晚7時要送到江青那裏，江青說由她送給主席，主席等著看。
黃鎮頓時感到奇怪和不正常，這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
這兩個人是「文化大革命」中外交部的大紅人，他揚了一下手說：“沒有什麼可寫的。我對部里情況了解很少。”
這時，韓念龍也急火火地闖了進來，往沙發上一坐，說他也被通知，要寫這兩個人的材料。
黃鎮和韓念龍對視了一下，轉向翻譯，硬邦邦甩出一句話：「我是堅決不寫的！請你轉告。」
翻譯走後不久又來電話：「江青要你和韓念龍、仲曦東今晚去她那裏談談，並看主席批的一個文件。」
黃鎮約上韓念龍、仲曦東，三人坐一輛車，來到江青處。
江青翹起的上唇和眉里眼裏露出的神氣，表明她正是春風得意。見面後她就拿出一個批件給他們看。內容大意是，根據韓念龍同志來電話要求見江談外交部問題，江還想再找外交部幾位老同志如黃鎮等談談，可否，請主席批示。毛澤東用紅鉛筆在上面畫了一個圈。他們看完批件，江青就說：「我找你們來談談，是得到主席同意的。這兩個人在外交部做了很多壞事，和鄧小平搞到一起，他們之間的關係應該查清！你們應該給主席寫揭發材料，寫好交給我轉主席，不要有什麼顧慮嘛！」
黃鎮首先表態：「我長期在國外工作，對外交部的情況了解很少，沒有辦法寫。」
江青接過話茬：「那你可以寫寫他們在聯絡處怎樣整你嘛。」
黃鎮搖搖頭：「主席對聯絡處的問題已有指示，要我們開一個團結的會議，各自多做自我批評。現在部核心小組已召開了一次會，不久還要繼續開。我相信開完會後，核心組會給主席寫報告。我在主席接見尼克遜女兒後已向主席表了態，主席很高興。現在我不能再寫材料去干擾主席。」
江青嘟起扁扁的嘴巴，一手打著膝蓋骨，又轉了個話題：「你與鄧小平關係怎樣？」
黃鎮摸了一下頭髮，壓壓頭頂，不遮不蓋地說：「很早就在一起工作。抗日時在太行山又在一起。他任八路軍前方總政治部副主任，我先任宣傳部副部長，後任民運部長。以後他調到一二九師任政委，我先任晉冀豫軍區政委，後又任一二九師政治部副主任，師長是劉伯承同志。我到外交部以後，同他見面的時間就少了。」
江青很快拿出一份某人在政治局批鄧會上的發言，指給他們看，並對黃鎮說：「你看他們要把你和鄧小平連在一起呢。我在那次會上還批評了他們，我說黃鎮這樣大年紀，在國外工作那樣久，是很不容易的。你應該寫揭發他們的材料。主席在上面畫一個圈，對你就很有好處。」
黃鎮依然如故：「肯定他們不可能把我同鄧小平連在一起，因為我沒有做過某人講的那樣的事情。」
「哎呀，你怎麼這樣自信呢？」江青有些不耐煩，又催促著，“你還是寫一點吧。”
「我按主席的指示辦，我不能寫材料去干擾主席。」
立刻，江青的臉色變了，她嘟著嘴，把兇狠的目光轉向韓念龍、仲曦東，威逼著：「你們應該寫，非寫不可！」
從釣魚台出來，韓念龍恨得怒目切齒：「這完全是江青搞的鬼，耍的手腕，欺騙主席。其實，我是被通知給她打電話的，她拿我當擋箭牌，實在可怕！此人整起人來是很厲害的，我是知道的！」
仲曦東也是跺腳咒地：「她就是耍手腕欺騙主席。這材料怎麼寫呀，唉！」
回到家裏，黃鎮把帽子甩到桌上，邊解大衣扣邊對朱霖說：「叛徒出賣黨也就是寫幾個字，我一個字也不能寫給江青！她想利用我對幾個青年幹部有意見而達到她自己的目的，那是妄想！」
韓念龍來到仲曦東家裏，兩人邊喝酒邊流淚。一個說：「這是逼我們上吊啊！」另一個說：“我們就敷衍她幾句吧。將來要是出了事，就讓黃鎮給我們作證，這都是江青逼的！”
過了幾天，北京空軍的馬芳曉打電話給朱霖，讓她馬上到她家去一趟。朱霖一進門，就看見等候在那裏的卓琳。卓琳握著她的手，動情地說：「是我通知你來的，我們告個別吧！今天小平同志到葉帥家去告別，我就到這裏與你們見面。看來，我們是又要被打倒了。」
朱霖眼裏含著淚花，說道：「那毛主席他老人家可是犯了大錯誤了。」
卓琳點點頭，反過來勸慰朱霖：「批鄧時你們還是要批，隨大流吧！否則，都倒了對黨也沒有什麼好處。讓黃鎮同志多保重……」
朱震噙著熱淚，想說話，但嘴角抽搐幾下，說不出一個字。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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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廣西公安廳崔副廳長，像站崗似的立在門的中央，他神情凝重，嚴肅地囑咐我：「等首長來了，你要第一個請他跳舞。記住，要左腳起步，跟你跳舞的首長習慣右腳開步。」對這樣違反常規的「指示」，我感到奇怪，也稍稍有些反感。
本文摘自《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
1957年秋，我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成為廣西話劇團的一名演員。沒有想到的是，在其後的幾年中，我竟有機會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劉亞樓等首長跳舞。
一、毛主席的舞步隨心所欲，不受任何規則的約束
我們生活的年代，無論哪行哪業，勞動都是必修的課目。1957年冬末，我與劇團同仁到南寧郊區勞動，挑了一整天石頭，腰酸背痛，回到宿舍正想休息，突然接到團領導的通知，要我立即隨女團長柯丹參加舞會。
我心裏雖然不樂意，可也不敢違抗「命令」，只得匆匆換上當年唯一的一套出客冬裝，跟著女團長到了當地專門接待貴賓、素有“小紅樓”之稱的明園飯店。
踏進舞廳，只見燈火通明，滿室輝煌，挨牆排列的椅子上座無虛席，但氣氛卻有些異樣：除了樂隊發出低沉的調音聲響，全場悄無聲息。廣西公安廳崔副廳長，像站崗似的立在門的中央，他神情凝重，嚴肅地囑咐我：「等首長來了，你要第一個請他跳舞。記住，要左腳起步，跟你跳舞的首長習慣右腳開步。」
對這樣違反常規的「指示」，我感到奇怪，也稍稍有些反感。
崔副廳長讓我在長沙發上就座。正對面，與我相隔兩米多的寬敞單人沙發，顯然是為首長安排的。靜候一個小時後，突然，門外傳來一陣匆促的腳步聲，先進來的，是幾個穿呢制服的年輕小伙。少頃，「唰」的一聲，大廳雙門齊開，一個高大偉岸、神色從容的“巨人”，向我們緩步走來：他身著米色中山服，皮膚呈古銅色，遠遠看去，眼中射出威嚴的光芒。我為之一驚，還沒定神，他已然如一座大山般地聳立在我的眼前他竟然是領袖毛澤東！
全場有片刻的「停頓」，而後爆發出一片歡呼，人們高喊口號，跳躍，跺腳，那聲響似乎能把屋頂掀掉。我和同去的夥伴激動的相互捶打，猶如在夢中見到了“神”，恍恍惚惚地處於暈眩狀態。毛主席在我對面的沙發上落座，樂聲響起，足足奏了十幾個節拍，我明知負有第一個請首長跳舞的任務，但心慌得就像要跳出嗓子眼，腿在發抖，軟軟的怎麼也站不起來。這時，比我年長的演員楊玉楠女士為我“救場”，她站了起來，請主席下了舞池。
第二支舞曲響起，我方從「夢」中驚醒，走上前去鞠躬，說：“毛主席，我請你跳舞。”
毛主席個子很高，我這一米六三的身高，踮著腳也只看到他下巴上的那顆黑痣。我牢記著要左腳開步，低下頭看到那雙寬大的棕色皮鞋，生怕踩了他的腳。與其說毛主席在跳舞，不如說他在走路。他的褲腿寬鬆肥大，隨著節拍邁出的舞步拖沓、沉重。除了右腳開步，還不遵守慢四步舞第三、四步合併為一拍的規則。每步都是從容的一拍。顯然，他自由駕馭，不樂意受任何規則的約束。
我屏住呼吸，不敢說話。毛主席開口問我，叫什麼名字，是哪裏人？讓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嗓音又細，又亮，帶著濃重的湖南鄉音。他伸出手，讓我在他的掌心寫上我的名字。看到這隻又厚又大的手，頓時想起這是億萬人想握的手啊，我慌張得不敢觸碰。毛主席的笑容鼓勵了我，便在他的手掌中比划起來。他又問我，哪個學校畢業，院長是誰？當我告訴他院長叫熊佛西時，他長長地「喔」了一聲：“勇佛西（湖南人熊念勇）啊”，“西”字帶著齒音，看來他熟悉戲劇界的元老，也知道熊老。我們一直跳到舞曲終止。場上請主席跳舞的女士已經排起長龍般的隊伍，但每人只能跳兩、三個節拍。於是，我成為被大家羨慕的“幸運兒”。
午夜回到宿舍，我激動得整夜無眠。
二、神色疲憊的劉少奇舞步輕盈，溫和的笑容和長者風範令人感動
也是在那個舞會上，我和劉少奇同志一起跳舞。那年，他已是滿頭銀絲，一身淺灰色的中山裝，更顯出他臉色的灰暗，眼中流露出疲憊的神色。同樣是領袖人物，和他在一起，我卻並不膽怯。我說：「您臉色不好。」他回答道：“我睡得太少。”少奇同志問我，白天在做什麼？我就像對朋友那樣向他訴說，我說在挑石頭，肩膀好疼啊！他安撫我：“挑久了，磨出繭子來就好了，要有個鍛煉的過程啊！”他說話隨和，語氣親切，短暫的問答讓我感受到長者對後輩的關愛。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少奇同志跳舞，純熟、規範。我們跳的是中速三步，他以精確的節奏，邁出了三節拍的重、輕、稍輕的舞步，轉圈時柔和、輕鬆，與他共舞，沉醉在美妙樂曲中，是一種真正的享受。應該說，他對音樂的感覺很好。
第二天早上，南寧公園舉行群眾集會，在擁擠的人群中，少奇同志認出了我，他像見到熟人那樣向我招手，這一剎那連同他親切的笑容，永遠地「定格」在我的記憶之中。
文革時期，大街上貼滿了醜化劉少奇的漫畫，我從心裏無法接受。我悄悄地對親人說：他給我的印象是溫和的。
三、外交家的風度滲透在細節中，周總理的舞步體現了精神的力量
那個難以忘懷的舞會上，唯獨沒有見到周總理。
事隔多年後我才知道，這場舞會，是1958年初中央召開南寧會議期間舉行的。就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嚴厲批評了總理提出的各種「反冒進」舉措，為之後的全國“大躍進”做足鋪墊，而總理未作辯解，在發言時承擔責任，表示犯有“方向性的動搖和錯誤，在思想上沒能跟上毛主席的步伐”。如今，史料還原了歷史的真實，我不禁浮想聯翩：或許，當我們在歡快的旋律中起舞的時候，總理正為次日的檢查苦思冥想！
有幸見到周總理並且與他跳舞，已經是60年代初了。為歡迎民主德國總理格羅提沃，南寧舉辦一場文藝演出，由我擔任報幕。那天，表演藝術家紅線女在粵劇現代戲裏扮演主角劉胡蘭。演出結束後，是一場小型的舞會。
偌大的舞廳，只有不多的人，我榮幸地被安排與周總理跳第一支舞。
與我同時代，凡親眼見過總理的人，無不為他的風度所折服。南國的冬日，沒有絲毫寒意，總理身著淺湖綠色薄中山服，依然緊緊地扣著領口，淺棕色的涼皮鞋一塵不染。他款款地向我們走來，目光所及，讓所有在場的人都似乎感覺到：總理注意到我了！
沒有任何的拘束，只有親近與平和。總理一見我，就笑著問：「你是寧波人吧！」我驚訝不已：我出生上海，祖母卻來自這座江邊小城。父母也是在那裏成家立業。母親雖然是杭州人，但家裏的飲食、語言還保留著寧波特色。而我，一口受過訓練的普通話，總理怎麼能看出我和寧波之間的天然聯繫呢？我由衷地欽佩他過人的洞察力。總理見我愣愣地沒有回答，便哈哈大笑起來。
自小我就愛看上海滑稽戲，學會了蘇北方言，記憶中，總理祖籍淮陰，因為他的隨和，我幾乎忘了在我眼前是位領袖級人物，便用蘇北腔與總理對話：「聽人嘎（家）說，你是蘇北人。」熟悉的鄉音又拉近了我們的距離，總理也和我一起開心地笑了。
我和總理跳的是快三步，他以傳統的歐式舞步，踮著腳，把我的右手舉得很高，向右方旋轉著前行。我的舞技笨拙，退著轉，跳久了便有些累，總理卻比我這個年輕人更經得起考驗，從他快速、有力的舞步中，我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當年的南寧，還沒有空調，舞廳里只用幾台吊扇降溫。熱了，當地首長往往會當眾寬衣，總理卻不然，他去更衣室脫下外套，穿著白襯衣步入舞廳。即便是休閑式的娛樂活動，他依然一絲不苟，儒雅、外交家的風度滲透在些微的細節中。他走到樂隊前，柔聲地提出請求：「請奏些慢步舞曲，老了，跳不動了！」
紅線女剛卸完妝，快步走進大廳，她伸出雙手，向小鳥般地「飛」到總理身邊，小巧玲瓏的身材，一頭劉胡蘭式的短髮，用清脆動人的嗓音，喊著：“總理”！我為之心動，看得出，她為初次在現代戲中演英雄人物，又能被總理欣賞而興奮不已。她和總理翩翩起舞，親昵地向他傾訴，猶如見到了久別的親人。
總理尊重藝術規律，尊重、愛惜藝人，這在文藝界早已口口相傳，此刻，我是親眼所見，更是感慨無限。
四、空軍總司令劉亞樓善舞、善談，性情豪放，為人平和
1961年冬，中央軍事會議在南寧召開。我軍高級將領雲集於此，晚間常有舞會。我為舞會主持節目。
有一次，我和葉劍英元帥挨著坐。葉帥說他不想跳舞，想聽評彈，可當地沒有人會唱。說著，他便自吟自唱，有板有眼地哼起了評彈的調門。他那自在的神情，讓我很放鬆。
當時我年輕無知，對國家政要和軍隊首長以及他們的職務渾然不知。每當與他們跳舞，便直白地問他們的尊姓大名。一位中等個頭、身板壯實、神情威武的中年軍官請我起舞。他膚色黑里泛黃、目光機敏，帶著工農的粗獷氣質。我們跳起了慢三步，在舞曲伴奏下，他引著我向前、向右旋轉，他的俄式舞步讓我適應自如。軍官精力充沛，不停地轉著圈，即使跳快步舞時，也喜歡聊天。他說話的嗓音有些沙啞，帶點閩西口音，他告訴我，他叫劉亞樓。
我並不知道眼前這位首長的職務，回團後才知道，他是當時的空軍司令員。
因為我們配合默契，這一晚上除了報幕，幾乎都在為他伴舞。他問我，是否發覺他的一條腿有點短？我搖搖頭，說感覺很好啊！他說，那是紅軍時代打仗中了敵人的子彈，因為醫療條件差，取彈片的時候，沒有用麻藥，他是咬牙挺過來的。我對他肅然起敬，抬頭仰望，看著他佈滿血絲的雙眼，心想，這也是艱苦歲月留下的痕迹吧。曲終，細看他邁步時的動作，雙腿確實有些微的差異。
跳累了，我們坐下隨意交談。劉亞樓告訴我，他是在蘇聯當紅軍時學會跳舞的。當年，伏羅西洛夫元帥訪問歐美，西方人用漫畫諷刺他，嘲笑蘇聯軍人缺乏文化，連國際通行的交誼舞也不會。回國後元帥下令，讓全軍將士必須學會跳舞。於是，他也練就了規範的俄式舞步。恰好，我上戲劇學院時的舞蹈教師是個俄國人，難怪我們的風格如此協調。
回到劇團，老演員汪欽順問我，今晚你和誰跳舞了？我說一個叫肖華，一個叫劉亞樓。他說，哎呀，劉亞樓是空軍司令員啊，肖華也是我軍的高級將官。汪提醒我，你要乘此機會向劉司令提出要求調北京，解決和你愛人分居兩地的難題！我心想，要有這個能耐，我也不至於被「發配」廣西了！
與劉亞樓司令員連著跳了兩個晚上的舞，再叫我去，真有些不大樂意。原因說來也簡單，當年供應緊張，營養不良，我的腿有點浮腫，舞會以後雖然有夜餐，但也很難彌補體力的消耗。領導找我談話，說你是劉司令員親自點的名，必須去。我只得遵命，於是，我又第三次與劉司令員相聚在舞會上。
舞會休息時聊天，劉司令員問我在演什麼戲？我正在阿爾巴尼亞話劇《漁人之家》中扮演謝婭，而這正是空政話劇團的首演劇目，他熟知劇情，告訴我，謝婭的戲很感人，他對空政話劇團的情況也很了解，說扮演謝婭的是位老演員，演得很好。
他又問我，愛人在哪裏，做什麼工作？我說是清華大學的助教，現在外語學院學習，正準備去瑞典留學。「哦。你愛人是組織上信得過的人哪！」劉司令認真地下了結論。我們劇團的女演員吳桐華走來，要聽劉司令員講過去的故事。劉說起一則真實的趣事：蘇聯電影《攻克柏林》里扮演男主角安德列的演員，請求劉的幫助，為之引見領袖斯大林。而當斯大林站立在他眼前的時候，這位著名的功勛演員卻嚇得一步步地直往後退，連一句話也不敢說出口。以後，這個情節便沿用到了電影中。劉司令員說，可見，藝術是來源於生活的。他還告訴我們，其實斯大林本人很衰老，背有點駝，頭髮白了，還謝頂，才不像油畫和電影裏那麼高大、漂亮，“是畫家和導演把他美化了”，他說。言談間感覺得到，行伍出身的劉司令員還是藝術的“內行”。
五、越南總司令武元甲當「學生」時靦腆而謙遜，流利的普通話與我溝通自如
舞技平平的我，還曾教過越南總司令武元甲跳舞，也是在上世紀60年代的南寧。
一個明朗夏天的上午，明園飯店的舞池上，只有我和司令員兩人，陪伴我們的除了龐大的樂隊，還有廣州軍區司令員。他對我說，武司令要去蘇聯訪問，學習交誼舞是其中的一道課程。我明知水平有限，心裏不免發憷，但既然是任務，只好硬著頭皮充當一次不合格的「教授」。
儒雅、帥氣的武元甲司令並非想像中的「武將」，他身材適中，體態挺拔，有一雙越南人烏黑、明亮的眼睛。學舞時，他像小學生那樣地聽我調度、指揮。讓我意外的還有，他能用流利的漢語與我溝通，發音準確，吐字也清晰，說話時語氣溫順，使人感到親切。
我從基本舞步教起：抬頭，挺胸，舉手，按音樂節拍邁步，不停地喊著：「一、二、三、四」他吃力地隨著我邁步，雙手因為緊張而變得僵硬，看得出，他確實是初次學舞。大廳里雖然有電扇，但沒多久，我們已經汗流浹背，武司令身上那套卡其布的淺色軍便裝，也已濕透了。我年輕急躁，教舞的時候，忘了我的「學生」是位鄰國的首腦，總是數落他“不對、不對”，而他，則羞愧地朝我憨笑。休息時候，廣州軍區司令員提醒我說：“小郭，你要耐心點，客氣點，多鼓勵他，他去蘇聯的一路上還有機會再學，這兒是他的第一站。”
大約兩個小時，武元甲司令員掌握了交誼舞的基本要領，他連聲向我道謝，那謙遜、恭敬的神情令我至今難忘。
六、同齡人格列朗傑的舞步具有藏族特色，散發著青春的活力
在南寧期間，我還和西藏自治區領導帕巴拉·格列朗傑跳過舞。
他是來參加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慶典的貴賓，但年齡與我相仿，當時都是二十剛出頭的年輕人，這使原本陌生的我們變得親近，一邊跳舞，一邊笑著無拘無束地交談。他以藏人善於舞蹈的特長，領著我在快三步舞曲中起舞。在不停頓的旋轉中，除了看到他身上潔白熨燙過的衣領，嶄新的藏青色中山裝和一頭濃密的烏髮外，周邊的一切都變得模糊。而他，踩著強勁的舞步，已然談笑風生。他說，他是共青團員，又指著坐在一旁、身披金色袈裟、目不斜視的年輕班禪，告訴我：「他，是不可以跳舞的。」
格列朗傑的舞步，具有一種獨特的彈跳力，這可能是受藏族踢踏舞的影響，使年輕的他張揚著青春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