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核心提示：因為會期已臨近，耀邦畢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著他說：「你還記得《論語》中的這句話嗎？‘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還有，李大釗同志有一句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你這也是見危受命，去擔起我們黨的道義。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文章摘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在要求複查中央專案和召開全國組織部長會議的問題上，一連碰了幾個大「紅燈」，耀邦把中組部的幾位局長召來開了一個會。
耀邦說：幾個月來，在好幾位老一輩的招呼下和廣大幹部群眾的呼籲與支持下，我們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堅定的，但是實際進展並不像理想的那麼快。第一，中央專案組審查對象的檔案材料都在中央專案組手裏，他們不肯交出，也不讓我們插手複查
；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幹部的案件，我們講話也不頂用，連召開一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組織部長和中央各部委有關負責人會議，以推動一般幹部政策的落實，都得由中央批准，實際上就是不讓開；第三，我們主張辦任何事都得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更得實事求是，有人就打出「兩個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麼實事求是，也只好隨他去。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應該怎麼辦？」
討論熱烈而活躍。最後議決：
第一，不准開百人以上的大會，就分批召開省市區、部委的小會，叫做「疑難案例座談會」；幾個小會加在一起，不是全國也是全國的大會了。過去打仗連死都不怕，還怕多費口舌多勞累？
第二，「兩個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須打破的。如果不打破「兩個凡是」，讓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顯的錯誤想法和做法繼續照樣執行，一切的一切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讓全國人心渙散、相互戒備、相互鬥來鬥去，我們這個國家的任何主義的現代化都談不上。因此，凡是不願意亡黨亡國的同志，都必須挺直腰板與這種錯誤思潮作鬥爭。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長發通知，請他們帶著一些最棘手的疑難案例來開會，一個又一個的小會接連著開，堅決衝破不准開大會的壁壘。
那麼誰來主持這一系列座談會？
耀邦與這幾位局長談話後經過一番思考，決定由中組部調查組的高奇，具體操辦省市區黨委組織部長分批參加的座談會。
高奇是一位中年幹部。耀邦曾啟發他注意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勇於實踐，有空多讀書、多讀歷史，特別要熟悉黨的歷史，「那是現實生活中正確做人的知識寶庫啊！」
這一次，耀邦又把他請到自己辦公室，對他說：「你來具體操辦‘疑難案例座談會’怎麼樣？」高奇說：“我還沒主持過這樣的會，中央又沒有解決疑難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時還沒有，」耀邦說，“這得靠我們去討論實踐。我現在只能給你四個字：實事求是。你就按這個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難色。他說：「您已知道我資歷淺，而座談會要研究的案例，許多都是省部級領導幹部的問題，我……我……」
因為會期已臨近，耀邦畢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著他說：
「你還記得《論語》中的這句話嗎？‘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還有，李大釗同志有一句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你這也是見危受命，去擔起我們黨的道義。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再說，如果以後形勢有了‘重大變化’，首先處分我，然後再處分你，怎麼樣？因為是我叫你乾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動了。他覺得，耀邦的這一言一行，都透現出一位真正共產黨人的非凡膽略和勇氣，對黨對人民的極端負責精神，他應該學習。他霍地立起身，握著耀邦的手：「胡部長！您放心，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見辦好這件事！」
第一次座談會，於1978年2月下旬在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如期舉行。
這是沒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圓桌會議。耀邦就坐在某個省委組織部兩位部長之間的空位上，也沒在他的座位前專門為他放一個寫有「胡耀邦」三字的三棱白牌。事前他安排過：“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親切。”他細心地聽取各地彙報。
第一次座談會結束時，耀邦向參加座談會的以及中組部的全體同志講話。他的第一句話後面是個問號：「為什麼要採取座談會形式？」
有人回答：「這是走群眾路線。」
「對！」耀邦說，“這就是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是分不開的。群眾路線走得好，實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談到會議主題時，耀邦說：“在我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為了革命走到一起來的，怎麼能夠委屈別人呢？每個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問題，一定要聽取本人對有關情況的陳述，任何人不能武斷地下結論。這也是走群眾路線的一個方面。關心和愛護幹部，是我們黨優良傳統。對幹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都講在明處，絕不能搞兩本賬。什麼‘內控’、‘外掛’的做法，在戰爭年代，敵人分割封鎖，交通不便、活動艱難情況下，一時很難搞清問題，迫不得已地這樣做還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時期，交通四通八達，如果還習慣成自然地這麼來，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諒的。至少，這是對革命工作、對革命同志的不負責任。
「請同志們來，目的只有一個：認認真真地平反冤假錯案，切切實實地落實好乾部政策。有什麼十分難辦的疑難案件，擇其典型拿到這個會議上討論研究，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求出一個最妥善的解決辦法，來突破我們面臨的‘哥特巴赫猜想’……」
後來根據會議不斷提出的一些問題和分歧意見，耀邦的講話越來越深刻，越來越近於同「兩個凡是」的直接交鋒。
據聽過他這些講話的同志回憶，他先後講過這樣一些問題：
全國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個冤案究竟牽涉到多少人？單是波及全國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大冤案，在內蒙古自治區就有三十四萬六千人遭殃，其中八萬七千多人被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一萬六千多人含冤而死……這麼多的冤屈，都有待於大家去申雪。至於佔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級副部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強加的罪名，最輕的也是“走資派”、“執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路線”、“派工作組鎮壓革命運動”，其他的則都是“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的。還有成千累萬的“五·一六”分子。“什麼‘五·一六’？不就是那三個阿拉伯字嗎？有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不但平反這些冤假錯案的進度微乎其微，就是與幹部審查不沾邊的、劫去「五七」幹校勞動尚未分配工作的幹部，全國就以幾十萬計，這怎麼得了？召開這樣的座談會，不但要認真研究解決疑難案件，同時也要研究儘快解決這許多同志的工作分配。關於疑難案件的正確解決，必須打破專案工作的神秘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對於歷史上做過結論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餅的，必須予以精察細看，看看這個“翻”究竟有沒有必要？如果原來的結論基本正確，組織部門理應維持；如果新發現的問題無關大局，也不能影響原來的結論。
「對！」耀邦說，“這就是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是分不開的。群眾路線走得好，實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談到會議主題時，耀邦說：“在我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為了革命走到一起來的，怎麼能夠委屈別人呢？每個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問題，一定要聽取本人對有關情況的陳述，任何人不能武斷地下結論。這也是走群眾路線的一個方面。關心和愛護幹部，是我們黨優良傳統。對幹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都講在明處，絕不能搞兩本賬。什麼‘內控’、‘外掛’的做法，在戰爭年代，敵人分割封鎖，交通不便、活動艱難情況下，一時很難搞清問題，迫不得已地這樣做還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時期，交通四通八達，如果還習慣成自然地這麼來，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諒的。至少，這是對革命工作、對革命同志的不負責任。
「請同志們來，目的只有一個：認認真真地平反冤假錯案，切切實實地落實好乾部政策。有什麼十分難辦的疑難案件，擇其典型拿到這個會議上討論研究，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求出一個最妥善的解決辦法，來突破我們面臨的‘哥特巴赫猜想’……」
後來根據會議不斷提出的一些問題和分歧意見，耀邦的講話越來越深刻，越來越近於同「兩個凡是」的直接交鋒。
據聽過他這些講話的同志回憶，他先後講過這樣一些問題：
全國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個冤案究竟牽涉到多少人？單是波及全國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大冤案，在內蒙古自治區就有三十四萬六千人遭殃，其中八萬七千多人被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一萬六千多人含冤而死……這麼多的冤屈，都有待於大家去申雪。至於佔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級副部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強加的罪名，最輕的也是“走資派”、“執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路線”、“派工作組鎮壓革命運動”，其他的則都是“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的。還有成千累萬的“五·一六”分子。“什麼‘五·一六’？不就是那三個阿拉伯字嗎？有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不但平反這些冤假錯案的進度微乎其微，就是與幹部審查不沾邊的、劫去「五七」幹校勞動尚未分配工作的幹部，全國就以幾十萬計，這怎麼得了？召開這樣的座談會，不但要認真研究解決疑難案件，同時也要研究儘快解決這許多同志的工作分配。關於疑難案件的正確解決，必須打破專案工作的神秘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對於歷史上做過結論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餅的，必須予以精察細看，看看這個“翻”究竟有沒有必要？如果原來的結論基本正確，組織部門理應維持；如果新發現的問題無關大局，也不能影響原來的結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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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資料圖）
這裏還有一個關鍵性的插曲。耿直的陳耀翰醫師當面向蔣介石陳述病情，建議他應該即刻停止一切活動，休假半年。蔣介石聞言大感驚惶，回官邸即與宋美齡商議，宋美齡唯恐蔣介石一旦請假，豈不大權旁落，立即招來陳耀翰，嚴厲申斥他不該在蔣介石面前「危言聳聽」。宋美齡的態度明顯予人諱疾忌醫、權位遠比健康重要的錯覺。
宋朝詩人黃庭堅曾經寫過一首《清明》，詩謂：「佳節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驚天地龍蛇蟄，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公侯。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
動升降病床上。蔣介石這天的精神不錯，他呼喚值班的台北榮民醫院護士羅小姐。蔣介石說，過兩三天就清明了，你替我念幾首描寫清明節的古詩吧！羅小姐翻開蔣介石常看的那部《唐詩三百首》，從目錄中找尋與清明有關的詩句。她起先念的是唐朝詩人杜牧寫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蔣介石對這首詩熟悉的詩句，沒有太特別的感覺，所以，只讓羅小姐念了一遍，就轉念別的詩句了。接下來念的是黃庭堅寫的《清明》，當護士小姐念到最後一句——「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蔣介石臉上的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兩次，他說，這首詩寫得好，你多念幾遍。羅小姐起先還不太懂詩里的意思，一邊念，一邊看書里的語譯，她才曉得，這句「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意思是說，人活著的時候，不論你是聖賢還是平庸之輩，生命結束的時候，留在人間的都不過是長滿野草的小土堆。
蔣介石的病體，從體弱多病到昏迷卧床，繼而蘇醒持續卧床，波波折折，纏綿病榻，已經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時光了。他身體一蹶不振的起因，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時發生的一場車禍。發生這場意外之前，蔣介石的車隊甫自市區兜風歸來，正返回陽明山官邸上山途中，說巧不巧，一位少將師長剛結束軍事會議，從陽明山開著軍用吉普車一路往山下市區方向疾馳，蔣介石車隊最前方的前導車，見到這部吉普車跨越中線疾馳而來，前導車趕緊煞車，雖未與吉普車碰撞，可是緊隨其後的蔣介石座車，司機竟一時失神，反應不及，該踩煞車的時候竟踩成了油門，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導車，故而發生禍事。
「總統」座車向來穩妥安全，行經各地路段，路口交通燈號全部開綠燈，故而蔣介石、宋美齡坐車從不系用座椅安全帶，哪知禍從天降，碰撞如此猛烈。據座車侍衛人員事後追述，撞車瞬間，由於突如其來的力道過激，坐在后座的蔣介石、宋美齡冷不防都從椅子上彈了起來，兩人身體先是往上衝擊，繼而往前衝撞。宋美齡疼得在車裏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雙腳受重創，幸未骨折。蔣介石雖然力持鎮定，但也撞得不輕，初步檢查，只發現下體有紅腫現象，起先以為沒有大礙。兩三個月後，榮民總醫院心臟科大夫為蔣介石作健康檢查時，發現了車禍後遺症的徵兆，醫師發覺蔣介石心臟大動脈發出不尋常的雜音，證實其心臟主動脈瓣膜，可能在車禍中受傷而未及時察覺。
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年年初，尚看不出問題的嚴重性，到了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蔣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紅燈。「總統府」在這天要召開例行月會，在體力不濟的情況下，蔣介石本想支撐前往，“秘書長”張群勸阻再三，才勉強決定請假，會議也因之停開一次。五月三十日，蔣介石甚至陷於低度昏迷狀態，被緊急送進榮民總醫院其專用之「第六病房」。這次病情尚稱輕微，兩個禮拜左右即漸趨穩定。
舊社會中國文人都拿毛筆寫字。蔣介石終生只用兩種筆，一種是批示重要公文、發佈命令、寫正式書信及日記時使用毛筆；一種是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寫便箋（即：下條子）時，偶爾拿紅藍鉛筆寫字。看一個人健康好壞，從寫字的字跡最能見微知著。
一九七○年六月十五日，病況漸有起色的蔣介石，用毛筆寫了一封信給蔣經國。從字跡明顯看出，他握筆時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厲害，與往昔筆力之逎勁，不可同日而語。蔣介石在信上告訴蔣經國：
經兒：余體力已日漸康復，惟拿筆反不如病中之穩健，其他一切體操行動如常。湯太夫人余當親自弔祭，故你可在金門多住幾日休養至廿一日回台北為宜，千萬聽從勿違 父示 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這封字數不過八十餘字的家書，據說花了蔣介石近半個小時才寫好。不過四個月前，一九七○年的農曆春節（陽曆二月六日），蔣介石還寫了一段話，作為他的春節感言，聲稱：「今年要在世界局勢重大變化混亂與我國最險惡艱難中，積極奮鬥，打破這一難關，光復大陸，拯救同胞，以湔雪恥辱，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蔣介石寫這段文字時，筆力仍然遒勁，可見當時蔣介石的精氣神尚稱充足。
但是，對照兩個月前（亦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祝賀即將新婚的次孫孝武的家書，則在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這可能是蔣介石最後幾封寫給孫輩的毛筆信了。
武孫：你來信與長詩英文信皆已接到，甚為欣喜。祖母病後右手尚不能握筆寫信，故未能作覆，但近日來，日有進步，勿念。你們在外國結婚，未能親臨主持為念，惟望你們能早成婚，回國相見為盼。特趁你母來美主持婚禮囑其帶此一函作賀，甚盼一切歡樂，為祝 祖父母示 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蔣介石身體真正出現較嚴重惡化，是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他住進了新落成的陽明山「中興賓館」，許多侍從人員都傳說這裏的風水不佳。某次，蔣介石在賓館走廊上散步，直喘大氣，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動了。當時還沒準備輪椅，醫官只好拿來一張椅子，讓蔣介石扶著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鑒於蔣介石心臟毛病癒來愈惡化，由蔣經國及宋美齡授權，派遣榮民總醫院醫師盧光舜到美國延請華裔心臟科權威余南庚，到台灣主持蔣介石的醫療小組任務。余南庚系江西人，解放前卒業於上海醫學院，接受庚子賠款獎學金資助，先後深造於英國熱帶病學院，研究學習傳染病學，後來又到劍橋大學專攻心臟學，最後轉至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醫學中心深造。余南庚之所以慨允赴台，主持醫治垂危之蔣介石，據說與其曾在“中央訓練團”受訓，感念蔣介石有關。
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他就任第五任「總統」後兩個月，蔣介石在中興賓館呈現昏迷狀態。
這裏還有一個關鍵性的插曲。早在蔣介石昏迷前一個月，榮民總醫院曾經為蔣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檢查，陳耀翰醫師從儀器數據報告中，驚覺蔣介石的心臟擴大現象較前更加明顯，如果再不善加調養，恐怕發生不測。耿直的陳耀翰因而當面向蔣介石陳述病情，建議他應該即刻停止一切活動，休假半年。蔣介石聞言大感驚惶，回官邸即與宋美齡商議，宋美齡唯恐蔣介石一旦請假，豈不大權旁落，立即招來陳耀翰，嚴厲申斥他不該在蔣介石面前「危言聳聽」。宋美齡的態度明顯予人諱疾忌醫、權位遠比健康重要的錯覺。從此，醫官裏邊再也沒人敢開口要蔣介石休息，終至鑄成一個月後蔣介石之昏迷意外。
蔣介石這次昏迷病情嚴重，醫師不敢輕易移動他，只得將他留在中興賓館就地治療。一支由十二位榮民總醫院醫師為主力的醫療小組正式成立，並且在余南庚趕到台灣後，由余南庚指揮醫療小組，於八月六日夜間九時四十分，趁蔣介石熟睡後，將他抬上一部進口全新救護車，沿途交通管制，禁止人車通行，以時速二十公里慢速度駕駛，將蔣介石送進台北榮民總醫院「第六病房」。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點鐘，余南庚在榮民總醫院主持醫療會議，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齡，坐次位的是蔣經國。余南庚彙報，蔣介石心臟恢復正常，但肺部有積水現象，體力衰弱。當時，蔣介石雖已恢復進食，但體重僅有四十六公斤，較前直線消瘦近十公斤。
為了全力挽救蔣介石健康，榮總奉蔣經國、宋美齡之命，投入了巨大的人物、物力等醫療資源。一位孔宋家族延聘的美國名醫，親見台北榮民總醫院專供蔣介石使用的「第六病房」，集合島內名醫與護理人員組成醫療小組，二十四小時全天候輪番照護，當局更投入了眾多先進設備儀器，陸續將中興賓館、士林官邸改裝成一座“小型醫院”，這位美國醫師感慨系之地說，全世界大概只有台灣會投入不可估量的醫療資源，用在一位老人身上。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蔣介石重病剛滿一周年，島內小道消息盛傳蔣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間。蔣經國為掃除外界各種謠諑，趁蔣孝勇（蔣介石之么孫）剛巧於當天在士林官邸凱歌堂舉行婚禮的時機，安排蔣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榮總第六病房，與蔣介石、宋美齡合影留念。攝影官胡崇賢洗出照片後，由宋美齡、蔣經國挑選蔣介石看來神情最健好的一張，交付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向全世界發佈，印證蔣介石尚很健康地存活於世。
拍照之前，隨從人員發覺，暫時脫離重病階段的蔣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動能力也尚稱靈活，惟獨右手因纏綿病榻，又長年接受注射輸液，肌肉已嚴重萎縮。坐在古董紅木椅子上，左手尚可勉強握住椅子把手，右手卻因嚴重萎縮，不僅無力握住把手，更因不聽使喚而頻頻垂落。為不讓人看出蔣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齡外甥女孔令偉命侍從以醫藥膠布，將蔣的右手固定粘綁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時露出破綻。
講到蔣介石的右手，在他肌肉萎縮之前，他曾經掙扎著以毛筆寫了一幅字，書謂：「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這筆字，應該是蔣介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興賓館昏迷蘇醒以後的作品。這幅字完成以後，交給了蔣經國，蔣經國立即差人把這幅字框裱起來，掛在自己堂屋內，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審視反省。
蔣經國在乃父去世之後，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經如此評說這幅字之深意：
先君在病中曾手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十六字，付經國保存，此為經國敬謹奉藏先君遺墨最後之一件。先君崩逝，舉世同悲，經國五中哀慟，實所難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讀，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實以此為日不去心徹始徹終之志事，謹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佈於世，誠不知哀涕之何從也。
職是觀之，蔣介石給蔣經國的這十六字箴言，應該就是父親送給兒子兼具公私意義的遺囑。
蔣介石於中興賓館陷入半昏迷狀態後某日，侍從醫官察覺蔣介石口中念念有詞，聲音十分微弱，而且蔣的寧波口音不好懂，侍從醫官立刻請值班的侍從副官翁元，耳朵貼近蔣介石嘴巴，仔細聆聽他在說些什麼。翁元仔細聽了一兩分鐘後告訴醫官，「總統」說的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大陸……救中國……”
蔣介石是否意識到自己陷於性命交關，故而以其微弱的叼念，交代最後遺言？不得而知。
擊，蔣介石的脈搏、血壓均已無法量出。急救了三個多小時，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蔣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臟猶有微弱跳動。醫師最後以電極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臟，但仍屬無效。宋美齡最後命令放棄急救。醫師宣佈死亡的時間為四月五日晚間十一時五十分。蔣經國觀察急救無效後，當場痛哭失聲，宋美齡則始終力持鎮定，兀自靜坐一旁流淚。
從蔣介石醫療報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當晚，蔣介石是在睡夢中心臟停止跳動，因而最後臨終之際，並未留下任何口頭遺言，逝前也沒有命令文書侍從（如秦孝儀）作任何書面遺囑。
秦孝儀奉宋美齡急召趕到士林官邸，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時許，蔣介石逝後近三小時了。秦孝儀當時奉宋美齡之命，連夜趕寫一份遺囑，純系枱面上官方版「政治遺囑」，不是真正的遺囑，更不是蔣介石留給親人的「家事遺囑」。
秦孝儀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連夜撰寫這份「政治遺囑」，初稿寫就後，送交宋美齡過目，宋美齡特意交代秦孝儀，你應該再加上一句話，強調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蔣介石的「政治遺囑」開頭即言：“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這份蔣介石死後才“補寫”的遺囑，備受時人爭議的，有幾個問題：遺囑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寫的，遺囑的末尾卻寫成“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儀承命受記”，尤其最後那句「秦孝儀承命受記」，被視為畫蛇添足之作，因為，秦孝儀抵達士林官邸已是蔣介石死後三小時以後的事了，何來“承命受記”？即使是承宋美齡之命，也不合遺囑系記載死亡當事人遺言之通則。
侍從人員為此緩頰，認為是參考汪精衛寫孫中山先生遺囑之手法。這說法更是不通，畢竟蔣、孫遺囑兩者情況大不相同。汪精衛為孫文寫遺囑，一是遺囑內容完全系孫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精衛本系孫中山屬意的重要骨幹，何況汪氏是在遺囑供黨政要人簽名的區域內，註記「筆記者 汪精衛」六字，而不是把名字註記在遺囑本文內。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蔣經國下令編印的《總統蔣公哀思錄》裏頭，蔣介石這份政治遺囑的「秦孝儀承命受記」及首長簽名字樣，全部不見了，但是“耶穌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內，遺囑日期依舊是寫“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於蔣介石的「家事遺囑」，應該早在其晚年時期，在蔣氏父子及蔣宋夫妻之間，在日常生活點點滴滴的過程里，已經作了完整的交代。綜觀而論，真正算得上是蔣介石親自授權的遺囑，還是蔣介石病中，以危顫顫的右手寫下的那十六字——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在蔣介石最後的日子裡，他似乎冥冥中對清明節感觸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讀黃庭堅那首《清明》詩句：「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他應當早已體悟，此生功名塵土、榮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遺囑不遺囑，對蔣介石已不是那麼重要的事了。( 本文摘自《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王豐著，九州出版社，2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