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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談平反冤假錯案:我們不下油鍋 誰下油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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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談平反冤假錯案:我們不下油鍋 誰下油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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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談平反冤假錯案:我們不下油鍋 誰下油鍋

2022年01月11日 18:23 最後更新:17:21

胡耀邦

核心提示:因為會期已臨近,耀邦畢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著他說:「你還記得《論語》中的這句話嗎?‘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還有,李大釗同志有一句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你這也是見危受命,去擔起我們黨的道義。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文章摘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在要求複查中央專案和召開全國組織部長會議的問題上,一連碰了幾個大「紅燈」,耀邦把中組部的幾位局長召來開了一個會。

耀邦說:幾個月來,在好幾位老一輩的招呼下和廣大幹部群眾的呼籲與支持下,我們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堅定的,但是實際進展並不像理想的那麼快。第一,中央專案組審查對象的檔案材料都在中央專案組手裏,他們不肯交出,也不讓我們插手複查

;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幹部的案件,我們講話也不頂用,連召開一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組織部長和中央各部委有關負責人會議,以推動一般幹部政策的落實,都得由中央批准,實際上就是不讓開;第三,我們主張辦任何事都得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更得實事求是,有人就打出「兩個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麼實事求是,也只好隨他去。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應該怎麼辦?」

討論熱烈而活躍。最後議決:

第一,不准開百人以上的大會,就分批召開省市區、部委的小會,叫做「疑難案例座談會」;幾個小會加在一起,不是全國也是全國的大會了。過去打仗連死都不怕,還怕多費口舌多勞累?

第二,「兩個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須打破的。如果不打破「兩個凡是」,讓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顯的錯誤想法和做法繼續照樣執行,一切的一切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讓全國人心渙散、相互戒備、相互鬥來鬥去,我們這個國家的任何主義的現代化都談不上。因此,凡是不願意亡黨亡國的同志,都必須挺直腰板與這種錯誤思潮作鬥爭。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長發通知,請他們帶著一些最棘手的疑難案例來開會,一個又一個的小會接連著開,堅決衝破不准開大會的壁壘。

那麼誰來主持這一系列座談會?

耀邦與這幾位局長談話後經過一番思考,決定由中組部調查組的高奇,具體操辦省市區黨委組織部長分批參加的座談會。

高奇是一位中年幹部。耀邦曾啟發他注意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勇於實踐,有空多讀書、多讀歷史,特別要熟悉黨的歷史,「那是現實生活中正確做人的知識寶庫啊!」

這一次,耀邦又把他請到自己辦公室,對他說:「你來具體操辦‘疑難案例座談會’怎麼樣?」高奇說:“我還沒主持過這樣的會,中央又沒有解決疑難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時還沒有,」耀邦說,“這得靠我們去討論實踐。我現在只能給你四個字:實事求是。你就按這個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難色。他說:「您已知道我資歷淺,而座談會要研究的案例,許多都是省部級領導幹部的問題,我……我……」

因為會期已臨近,耀邦畢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著他說:

「你還記得《論語》中的這句話嗎?‘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還有,李大釗同志有一句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你這也是見危受命,去擔起我們黨的道義。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再說,如果以後形勢有了‘重大變化’,首先處分我,然後再處分你,怎麼樣?因為是我叫你乾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動了。他覺得,耀邦的這一言一行,都透現出一位真正共產黨人的非凡膽略和勇氣,對黨對人民的極端負責精神,他應該學習。他霍地立起身,握著耀邦的手:「胡部長!您放心,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見辦好這件事!」

第一次座談會,於1978年2月下旬在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如期舉行。

這是沒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圓桌會議。耀邦就坐在某個省委組織部兩位部長之間的空位上,也沒在他的座位前專門為他放一個寫有「胡耀邦」三字的三棱白牌。事前他安排過:“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親切。”他細心地聽取各地彙報。

第一次座談會結束時,耀邦向參加座談會的以及中組部的全體同志講話。他的第一句話後面是個問號:「為什麼要採取座談會形式?」

有人回答:「這是走群眾路線。」

「對!」耀邦說,“這就是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是分不開的。群眾路線走得好,實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談到會議主題時,耀邦說:“在我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為了革命走到一起來的,怎麼能夠委屈別人呢?每個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問題,一定要聽取本人對有關情況的陳述,任何人不能武斷地下結論。這也是走群眾路線的一個方面。關心和愛護幹部,是我們黨優良傳統。對幹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都講在明處,絕不能搞兩本賬。什麼‘內控’、‘外掛’的做法,在戰爭年代,敵人分割封鎖,交通不便、活動艱難情況下,一時很難搞清問題,迫不得已地這樣做還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時期,交通四通八達,如果還習慣成自然地這麼來,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諒的。至少,這是對革命工作、對革命同志的不負責任。

「請同志們來,目的只有一個:認認真真地平反冤假錯案,切切實實地落實好乾部政策。有什麼十分難辦的疑難案件,擇其典型拿到這個會議上討論研究,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求出一個最妥善的解決辦法,來突破我們面臨的‘哥特巴赫猜想’……」

後來根據會議不斷提出的一些問題和分歧意見,耀邦的講話越來越深刻,越來越近於同「兩個凡是」的直接交鋒。

據聽過他這些講話的同志回憶,他先後講過這樣一些問題:

全國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個冤案究竟牽涉到多少人?單是波及全國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大冤案,在內蒙古自治區就有三十四萬六千人遭殃,其中八萬七千多人被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一萬六千多人含冤而死……這麼多的冤屈,都有待於大家去申雪。至於佔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級副部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強加的罪名,最輕的也是“走資派”、“執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路線”、“派工作組鎮壓革命運動”,其他的則都是“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的。還有成千累萬的“五·一六”分子。“什麼‘五·一六’?不就是那三個阿拉伯字嗎?有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不但平反這些冤假錯案的進度微乎其微,就是與幹部審查不沾邊的、劫去「五七」幹校勞動尚未分配工作的幹部,全國就以幾十萬計,這怎麼得了?召開這樣的座談會,不但要認真研究解決疑難案件,同時也要研究儘快解決這許多同志的工作分配。關於疑難案件的正確解決,必須打破專案工作的神秘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對於歷史上做過結論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餅的,必須予以精察細看,看看這個“翻”究竟有沒有必要?如果原來的結論基本正確,組織部門理應維持;如果新發現的問題無關大局,也不能影響原來的結論。

「對!」耀邦說,“這就是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是分不開的。群眾路線走得好,實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談到會議主題時,耀邦說:“在我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為了革命走到一起來的,怎麼能夠委屈別人呢?每個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問題,一定要聽取本人對有關情況的陳述,任何人不能武斷地下結論。這也是走群眾路線的一個方面。關心和愛護幹部,是我們黨優良傳統。對幹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都講在明處,絕不能搞兩本賬。什麼‘內控’、‘外掛’的做法,在戰爭年代,敵人分割封鎖,交通不便、活動艱難情況下,一時很難搞清問題,迫不得已地這樣做還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時期,交通四通八達,如果還習慣成自然地這麼來,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諒的。至少,這是對革命工作、對革命同志的不負責任。

「請同志們來,目的只有一個:認認真真地平反冤假錯案,切切實實地落實好乾部政策。有什麼十分難辦的疑難案件,擇其典型拿到這個會議上討論研究,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求出一個最妥善的解決辦法,來突破我們面臨的‘哥特巴赫猜想’……」

後來根據會議不斷提出的一些問題和分歧意見,耀邦的講話越來越深刻,越來越近於同「兩個凡是」的直接交鋒。

據聽過他這些講話的同志回憶,他先後講過這樣一些問題:

全國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個冤案究竟牽涉到多少人?單是波及全國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大冤案,在內蒙古自治區就有三十四萬六千人遭殃,其中八萬七千多人被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一萬六千多人含冤而死……這麼多的冤屈,都有待於大家去申雪。至於佔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級副部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強加的罪名,最輕的也是“走資派”、“執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路線”、“派工作組鎮壓革命運動”,其他的則都是“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的。還有成千累萬的“五·一六”分子。“什麼‘五·一六’?不就是那三個阿拉伯字嗎?有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不但平反這些冤假錯案的進度微乎其微,就是與幹部審查不沾邊的、劫去「五七」幹校勞動尚未分配工作的幹部,全國就以幾十萬計,這怎麼得了?召開這樣的座談會,不但要認真研究解決疑難案件,同時也要研究儘快解決這許多同志的工作分配。關於疑難案件的正確解決,必須打破專案工作的神秘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對於歷史上做過結論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餅的,必須予以精察細看,看看這個“翻”究竟有沒有必要?如果原來的結論基本正確,組織部門理應維持;如果新發現的問題無關大局,也不能影響原來的結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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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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