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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談平反冤假錯案:我們不下油鍋 誰下油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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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談平反冤假錯案:我們不下油鍋 誰下油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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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談平反冤假錯案:我們不下油鍋 誰下油鍋

2022年01月11日 18:23

胡耀邦

核心提示:因為會期已臨近,耀邦畢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著他說:「你還記得《論語》中的這句話嗎?‘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還有,李大釗同志有一句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你這也是見危受命,去擔起我們黨的道義。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文章摘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在要求複查中央專案和召開全國組織部長會議的問題上,一連碰了幾個大「紅燈」,耀邦把中組部的幾位局長召來開了一個會。

耀邦說:幾個月來,在好幾位老一輩的招呼下和廣大幹部群眾的呼籲與支持下,我們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堅定的,但是實際進展並不像理想的那麼快。第一,中央專案組審查對象的檔案材料都在中央專案組手裏,他們不肯交出,也不讓我們插手複查

;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幹部的案件,我們講話也不頂用,連召開一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組織部長和中央各部委有關負責人會議,以推動一般幹部政策的落實,都得由中央批准,實際上就是不讓開;第三,我們主張辦任何事都得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更得實事求是,有人就打出「兩個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麼實事求是,也只好隨他去。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應該怎麼辦?」

討論熱烈而活躍。最後議決:

第一,不准開百人以上的大會,就分批召開省市區、部委的小會,叫做「疑難案例座談會」;幾個小會加在一起,不是全國也是全國的大會了。過去打仗連死都不怕,還怕多費口舌多勞累?

第二,「兩個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須打破的。如果不打破「兩個凡是」,讓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顯的錯誤想法和做法繼續照樣執行,一切的一切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讓全國人心渙散、相互戒備、相互鬥來鬥去,我們這個國家的任何主義的現代化都談不上。因此,凡是不願意亡黨亡國的同志,都必須挺直腰板與這種錯誤思潮作鬥爭。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長發通知,請他們帶著一些最棘手的疑難案例來開會,一個又一個的小會接連著開,堅決衝破不准開大會的壁壘。

那麼誰來主持這一系列座談會?

耀邦與這幾位局長談話後經過一番思考,決定由中組部調查組的高奇,具體操辦省市區黨委組織部長分批參加的座談會。

高奇是一位中年幹部。耀邦曾啟發他注意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勇於實踐,有空多讀書、多讀歷史,特別要熟悉黨的歷史,「那是現實生活中正確做人的知識寶庫啊!」

這一次,耀邦又把他請到自己辦公室,對他說:「你來具體操辦‘疑難案例座談會’怎麼樣?」高奇說:“我還沒主持過這樣的會,中央又沒有解決疑難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時還沒有,」耀邦說,“這得靠我們去討論實踐。我現在只能給你四個字:實事求是。你就按這個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難色。他說:「您已知道我資歷淺,而座談會要研究的案例,許多都是省部級領導幹部的問題,我……我……」

因為會期已臨近,耀邦畢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著他說:

「你還記得《論語》中的這句話嗎?‘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還有,李大釗同志有一句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你這也是見危受命,去擔起我們黨的道義。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再說,如果以後形勢有了‘重大變化’,首先處分我,然後再處分你,怎麼樣?因為是我叫你乾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動了。他覺得,耀邦的這一言一行,都透現出一位真正共產黨人的非凡膽略和勇氣,對黨對人民的極端負責精神,他應該學習。他霍地立起身,握著耀邦的手:「胡部長!您放心,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見辦好這件事!」

第一次座談會,於1978年2月下旬在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如期舉行。

這是沒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圓桌會議。耀邦就坐在某個省委組織部兩位部長之間的空位上,也沒在他的座位前專門為他放一個寫有「胡耀邦」三字的三棱白牌。事前他安排過:“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親切。”他細心地聽取各地彙報。

第一次座談會結束時,耀邦向參加座談會的以及中組部的全體同志講話。他的第一句話後面是個問號:「為什麼要採取座談會形式?」

有人回答:「這是走群眾路線。」

「對!」耀邦說,“這就是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是分不開的。群眾路線走得好,實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談到會議主題時,耀邦說:“在我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為了革命走到一起來的,怎麼能夠委屈別人呢?每個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問題,一定要聽取本人對有關情況的陳述,任何人不能武斷地下結論。這也是走群眾路線的一個方面。關心和愛護幹部,是我們黨優良傳統。對幹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都講在明處,絕不能搞兩本賬。什麼‘內控’、‘外掛’的做法,在戰爭年代,敵人分割封鎖,交通不便、活動艱難情況下,一時很難搞清問題,迫不得已地這樣做還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時期,交通四通八達,如果還習慣成自然地這麼來,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諒的。至少,這是對革命工作、對革命同志的不負責任。

「請同志們來,目的只有一個:認認真真地平反冤假錯案,切切實實地落實好乾部政策。有什麼十分難辦的疑難案件,擇其典型拿到這個會議上討論研究,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求出一個最妥善的解決辦法,來突破我們面臨的‘哥特巴赫猜想’……」

後來根據會議不斷提出的一些問題和分歧意見,耀邦的講話越來越深刻,越來越近於同「兩個凡是」的直接交鋒。

據聽過他這些講話的同志回憶,他先後講過這樣一些問題:

全國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個冤案究竟牽涉到多少人?單是波及全國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大冤案,在內蒙古自治區就有三十四萬六千人遭殃,其中八萬七千多人被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一萬六千多人含冤而死……這麼多的冤屈,都有待於大家去申雪。至於佔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級副部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強加的罪名,最輕的也是“走資派”、“執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路線”、“派工作組鎮壓革命運動”,其他的則都是“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的。還有成千累萬的“五·一六”分子。“什麼‘五·一六’?不就是那三個阿拉伯字嗎?有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不但平反這些冤假錯案的進度微乎其微,就是與幹部審查不沾邊的、劫去「五七」幹校勞動尚未分配工作的幹部,全國就以幾十萬計,這怎麼得了?召開這樣的座談會,不但要認真研究解決疑難案件,同時也要研究儘快解決這許多同志的工作分配。關於疑難案件的正確解決,必須打破專案工作的神秘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對於歷史上做過結論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餅的,必須予以精察細看,看看這個“翻”究竟有沒有必要?如果原來的結論基本正確,組織部門理應維持;如果新發現的問題無關大局,也不能影響原來的結論。

「對!」耀邦說,“這就是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是分不開的。群眾路線走得好,實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談到會議主題時,耀邦說:“在我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為了革命走到一起來的,怎麼能夠委屈別人呢?每個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問題,一定要聽取本人對有關情況的陳述,任何人不能武斷地下結論。這也是走群眾路線的一個方面。關心和愛護幹部,是我們黨優良傳統。對幹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都講在明處,絕不能搞兩本賬。什麼‘內控’、‘外掛’的做法,在戰爭年代,敵人分割封鎖,交通不便、活動艱難情況下,一時很難搞清問題,迫不得已地這樣做還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時期,交通四通八達,如果還習慣成自然地這麼來,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諒的。至少,這是對革命工作、對革命同志的不負責任。

「請同志們來,目的只有一個:認認真真地平反冤假錯案,切切實實地落實好乾部政策。有什麼十分難辦的疑難案件,擇其典型拿到這個會議上討論研究,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求出一個最妥善的解決辦法,來突破我們面臨的‘哥特巴赫猜想’……」

後來根據會議不斷提出的一些問題和分歧意見,耀邦的講話越來越深刻,越來越近於同「兩個凡是」的直接交鋒。

據聽過他這些講話的同志回憶,他先後講過這樣一些問題:

全國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個冤案究竟牽涉到多少人?單是波及全國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大冤案,在內蒙古自治區就有三十四萬六千人遭殃,其中八萬七千多人被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一萬六千多人含冤而死……這麼多的冤屈,都有待於大家去申雪。至於佔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級副部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強加的罪名,最輕的也是“走資派”、“執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路線”、“派工作組鎮壓革命運動”,其他的則都是“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的。還有成千累萬的“五·一六”分子。“什麼‘五·一六’?不就是那三個阿拉伯字嗎?有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不但平反這些冤假錯案的進度微乎其微,就是與幹部審查不沾邊的、劫去「五七」幹校勞動尚未分配工作的幹部,全國就以幾十萬計,這怎麼得了?召開這樣的座談會,不但要認真研究解決疑難案件,同時也要研究儘快解決這許多同志的工作分配。關於疑難案件的正確解決,必須打破專案工作的神秘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對於歷史上做過結論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餅的,必須予以精察細看,看看這個“翻”究竟有沒有必要?如果原來的結論基本正確,組織部門理應維持;如果新發現的問題無關大局,也不能影響原來的結論。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72年3月4日午夜,江青服了第三次安眠藥後,進入卧室準備睡覺。護士小趙(趙柳恩)按照醫囑和江青的要求,把另一份安眠藥放在床頭柜上,以備江青萬一睡不著時順手就可以拿到自己服用。做完這些,小趙回護士值班室準備休息時,已是5日凌晨4點鐘了。

安眠藥引發風波

一個小時後,江青突然打鈴叫小趙,問:「今天晚上你為什麼不給我放備份葯?我只睡了一小時就再也睡不著了,想吃備份葯,結果沒有找到,你給我解釋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小趙說:「那備份葯我給你擺上了,是不是你吃了以後,忘記了。」江青火冒三丈:「難道我一個政治局委員還誣賴你一個小護士嗎?別解釋了,快點把那份葯給我拿來,否則我今天晚上睡不好覺你要負責。」

小趙只能按照醫生的囑咐按時按量伺候江青服藥,不可以擅自給她增加藥量。她委婉地說:「我去問問大夫,看能不能再增加藥量?」江青吼道:「你一個小小的護士是聽我的還是聽大夫的?這根本就不是增加藥量的問題,而是少我一份備份葯,是叫你給我補上。」小趙非常為難,趕緊去請示大夫,又適當增加一點藥量,服侍江青服下。然而,江青長期服用大劑量安眠藥,有了很強的抗藥力,那天晚上她連服5次安眠藥,不但沒入睡,精神反而興奮起來。她想來想去,懷疑是小趙受了小周(護士周淑英,因結婚引起江青不快,一度被關押、審查)的指使給她吃了毒藥。

江青實在躺不住了,起床後橫眉豎眼地問小趙:「我問你,你是從什麼地方調來的?」小趙說:「是從三○五醫院調來的。」江青又問:「在三○五醫院以前你在哪裏?」小趙說:「在廣州軍區。」江青就捕風捉影地說小趙是黃永勝的人(黃任過廣州軍區司令員),吼道:「是黃永勝把你派到我這裏來的吧?」

叫來8位政治局委員

江青折騰小趙到晚上9點鐘,命令我打電話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馬上到17號樓開會。包括周總理和葉劍英在內,一共來了8位政治局委員。江青質問我:「林彪的坐探小周是怎麼調來的?你說!」我答道:「工作人員的調動是上級組織的事,小周是怎麼調來的我不清楚。」江青又把矛頭指向小趙:「你給我吃這樣大劑量的安眠藥,是不是小周指使你乾的?」小趙說:「確實不是小周指使的,吃多少葯是醫生根據你的身體情況和你商量定的。」

江青發難了一遍,沒有問出她需要的東西。周總理很氣憤地對江青說:「你不能對工作人員態度好一點嗎?你用這樣的態度問話怎麼讓人家講話?我都緊張了,他們都是孩子能不緊張?聽說你把小趙的領章帽徽撕掉了,我都替你難過。」葉劍英把江青經常服用的安眠藥單子拿過去看了看說:「你今後不吃不行嗎?」江青說:「不吃睡不著覺。」葉劍英又問:「那少吃點行不行?」江青說:“少吃也不行。”葉劍英走到一旁,往沙發上一靠,呼呼睡覺去了。張春橋、姚文元見周總理批評了江青,又見葉劍英將了江青的軍,也不敢給江青幫腔了。江青感到很尷尬,說:“你們都知道我有病呀,我現在該吃藥了。”她對小趙說:“快給我葯吃。”江青吃完葯,悻悻地離開17號樓大廳到禮堂看電影去了。

第二天,汪東興根據周總理和葉劍英的意見,及時將此事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非常氣憤,說:「江青私設公堂,要拿她問罪。」

讓秘書代筆給毛主席寫信

上午11時左右,江青還沒起床,就打鈴叫我。我讓小趙跟我一起進去。江青穿著睡袍半躺半靠在床上,見我進去後坐了起來。她做著手勢,連聲說:「你過來,你過來,離我近點。」我走過去,她一下子用雙手緊緊握住我的手,連聲說:“我昨天晚上驚嚇了你們啦,驚嚇了你們啦!”我愣住了,江青今天的態度和昨天判若兩人,是怎麼回事?接著,江青說:“我想給主席寫封信,可是我連拿筆的力氣都沒有了,我說你寫。”我明白了,她是假裝給我們道歉,實際上是為了叫我代筆給毛主席寫信。

話,請他們由專人於當天把信傳到中央領導同志手中。

江青寫這封信的目的很明確,是想請毛主席表態,把工作人員打成「現行反革命」,向中央領導同志證明她的判斷是正確的。然而,信轉了一大圈,退回江青。她顯然看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看過信以後都沒有畫圈,遭到了冷遇,有些不高興,但她還是把它當作寶貝一樣,鎖進她自己的保險柜里。

汪東興:是對準我來的

後來有一天,汪東興和我一起回憶起此事,他說:「那天江青打電話通知總理、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吳德、張春橋、姚文元和我,8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到釣魚台17號樓……江青說:‘楊銀祿、周金銘(警衛員)、趙柳恩有問題,我一是要對他們進行審訊,二是叫公安部把他們抓走。’總理說:‘你認為工作人員有什麼問題,我們不能對他們進行審訊,而應該叫談話。’江青不同意叫談話,應該審訊……我認為那是私設公堂,侵犯人權。她表面上是對工作人員的,實際上是對準我來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嘛。當時,葉劍英同志……頭往沙發上一靠睡覺了,還打出了鼾聲。我小聲問葉帥,這樣緊張的氣氛,你怎睡著了?葉帥小聲說:‘我沒有睡著,我是裝睡著了。她這樣鬧,我們不該來。’我說,我們事先不知道她叫我們來有什麼事,總理也不知道。葉帥說:‘真糟糕!這不是為江青助威嘛。’葉帥說得對,是為江青胡鬧起了助威作用,但是,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堅持了原則,才使江青的陰謀沒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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